三明客家源流

　　中国大陆东南，福建省西北部，武夷山、戴云山脉之间，有一处海内外客家人魂牵梦绕的锦秀山川。二十万年前，这里是福建史前人类生生不息的热土；千余年间，这里是唐宋时期中原汉民大南迁的择居地和中转站；近百年间，这里是全球大多数客家人寻根溯源的客家祖地。这里，就是三明。

　　
　　客家民系诞生的重要地区

　　客家是汉民族当中一支独特的民系，她形成与流变的历史，沉淀着太多的艰辛磨砺，也回荡着令人仰慕的慷慨悲歌。

　　在三明客家博物馆《客家祖地》展厅前言中有这样的描述：唐宋元初，因避战乱和灾荒，中原汉人大南迁其中一部分：“进入赣南、闽西的主要四条路线，即：一是出鄱阳湖溯赣江而上进入赣南各县；二是出鄱阳湖后溯抚河、盱江进入赣南的宁都、石城等县或闽西的宁化、长汀等县；三是越仙霞岭沿武夷山东麓南下，进入闽西北地区；四是沿闽江上游支流溯江而上进入闽西。其中进入三明地域后分布于闽江上游的沙溪、金溪和尤溪流域，面积达2.29万平方公里。”

　　三明是客家民系形成的重要地区之一，正如省客联会林开钦会长所说的那样：“唐宋后，遂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客家民系，其涵意主要体现于以下四个方面：有脉络清楚的客家先民；有特定的地域条件；在特殊的历史年代；有独特的客家文化。”　　三明地域是中原南迁汉人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的好地方。他们千百年来与百越等原住民相融合，诞生了客家民系，以宁化古石壁为核心，涵盖三明地域，被世界客家人认同为重要祖地。其丰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民系方言、淳厚的乡土民俗、奇特的土堡建筑，构成了客家祖地文化的基本内涵和特点。 1995年11月28日，世界唯一一座客家公祠在三明石壁村的土楼山上落成。公祠正殿玉屏堂内，供奉着近二百位客家入闽始祖的神位，客家姓氏分播于世界五大洲近百个国家和地区，人口约一亿二千万。

　　北方汉人，客家先民，血脉相连。

　　建县于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的宁化县，据清以前迁入的119姓统计，实际迁入总数为198姓，因有些姓氏迁入年代不清，只以119姓计。即隋以前7姓，唐28姓，五代8姓，北宋27姓，南宋38姓，元以后11姓。南宋以前共迁入108姓，占统计数的91%。

　　清流县，是宋元符元年（1098年）析宁化六团里和长汀二团里设的县，其客家先民的迁入、人口的增长与宁化基本相同，唐与宋迁入16姓，占80%，主要是唐、宋年间由江西辗转迁入，或经宁化，或经延平府之沙县等互动迁入。

　　明溪县，是明成化六年（1470年）析宁化县的柳杨、下觉里，清流的归上里、归下里，将乐的中和、兴善里及沙县的沙阳里合置设县，其姓氏也大多数是唐、宋时期因避乱由北向南迁入的，唐与宋迁入24姓，占75%。

　　建县于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年）的将乐县，建县于东晋义熙元年（405年）的沙县，建县于宋中兴元年（958年）的建宁县、泰宁县，其迁入的姓氏亦大都是中原汉人—客家先民，将乐县19个姓氏开基祖是唐至元迁入的；《建宁县志》载59个姓氏源流调查80%姓氏是唐至元迁入的，其子孙、族人先后与宁化间互动迁移。

　　《将乐县志》载,西汉时,东越王在此先后营建乐野宫,其时闽北地区有闽越族人口约20万人。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因闽越王数次举兵反汉, 故“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 大批闽越族人被强制迁徙到江淮地区,只有少部分闽越族人逃入深山老林。其大片的原始森林、肥沃的土地无人开垦、砍伐，为客家先人的到来、族群的繁衍生息和民系的孕育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唐宋之际,由于客家先民的大批到来，使得这一地区人口发展迅速。宁化县在北宋时期（1080年）人口仅一万五千多人, 至南宋宝祐年间（1253年）急剧增加到十一万多人, 人口增加了九万五千人, 并非是靠自身繁衍所至, 显然是大量中原汉人迁入才有可能; 这一时期, 泰宁、建宁、尤溪、沙县、将乐等县人口同一原因也迅速增加, 全境域人口达到五十余万人。

　　自安史之乱到靖康之难的三四百年间，客家先民高度聚集于闽粤赣边地区，在与当地的土着居民相互在生产、生活中交往、竞争、学习、融合，而逐渐孕育出一种语言、文化和经济生活形态，其新的语言、文化和经济形态的诞生，宣告和标志着汉族又一民系——客家民系从此诞生！

　　宁化、清流的语言，是闽西客方言的母语，闽西客方言是宁化、清流方言的演绎和发展。

　　诚如许多专家、学者到石壁采风调查后所得出的结论一样，在石壁等周边，你会发现这里的客家人所操的方言，是晚唐五代之间与中原汉语分手南下后，经湘赣一带的动荡，宋时在这里形成定型的。

　　由闽赣两省边界实地考查来看，从赣东南到闽西北，有一条赣方言和客家方言的过渡带。江西省的宁都、石城县，闽西的宁化、清流等县可以认为是一个语言差异很小的语言小区，其方言多唐宋语言特点。

　　郑州大学中文系崔灿教授在文中说：“宁化方言继承的是唐宋时期的中原古音。宁化石壁在客家方言整合统一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它同时也基本具备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共同心理素质等特征……既然如此，宁化石壁就不仅仅是在客家方言的整合统一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客家民系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厦门大学中文系方言专家黄典诚、周长楫等教授核对宁化、清流等地方言，分别在《宁化县志》、《清流县志》的前言中这样写道：“宁化通行的方言是客家话，属闽西客话的一种土语。”“清流县主要说的是汉语的客家方言，属以长汀话为代表的闽西客方言的一种土语。闽西客方言大抵是唐末客家人第二次南迁时由江西移居到闽西的宁化、清流、长汀、上杭、武平、连城等地后形成的。”由此导出宁化、清流的语言，是闽西客方言的母语，闽西客方言是宁化、清流方言的演绎和发展。

　　这一时期，采矿业、冶炼业、建筑业、制陶业等都得到了前所末有的空前发展，尤其是石壁的陶瓷业在唐代就具有相当规模。据出土文物的考证，在古石壁地区有唐窑二处，一处是距淮阳村只2公里的蚕坑窑，另一是距淮阳村2公里的翠子岭。此外，还有宋代济村的碗窑。其生产工艺既有中原文化色彩，又较粗旷、古朴，由标本可以看出中原文化与当地土着文化的交融结果。

　　在长达三、四百年的时间里，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中原汉人与当地土着居民共同交融，一块生活，一同交流，逐渐地孕育出了有别于汉民族其他民系的又一民系，他就是闽赣边地区的客家民系。其中，以宁化石壁为中心的社会地理环境、人口聚集程度、语言的交融与形成、文化心理的滋生和经济生活发达等，为客家民系由“胚胎”到诞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客家文化发祥地

　　客家文化的形成，是与客家民系形成同步的。是客家先民在生产、生活中产生的，继而由客家人在传承、演绎之中发展和成熟。

　　走进三明各地村落，你会发现有许多村庄是以姓氏来命名的。据明崇祯《宁化县志》载：全县农村11个里中，有261个村，而以姓命名者有133个村，占一半多。如宋代李氏由永安迁居石壁后，便把自己居住地命名为“李家坪”。再如宋天圣年间（公元1022—1031年），刘东生于南剑州沙县徐兰角里携家眷避乱到今宁化延祥地，辟地垦荒，建家立业，把始居处命名为“刘源”。

　　客家村落何以会有如此多的姓氏村名？追根溯源便是当初迁入时，这里是“地旷人稀”，而为了生存和发展，各姓迁入者便需要聚族而居，共同合力披荆斩棘的开垦土地，种植庄稼，求得生存，然后再谋发展。而居住一地，开垦一地，自然而然地将此地以自己的姓来命名此处。

　　祠堂的建造是宗族奠基立足的宣言

　　厦门大学孔永松教授到宁化考察时曾剖言道：“祠堂是宗族历史与荣誉的象征，是供奉祖先神主牌位和举行祭典的圣地，又是宗族议事、执法的场所，可以说是宗族的标志。祠堂的建造是宗族奠基立足的宣言，祠堂的兴衰与昌败是宗族势力的表征。”

　　在三明各地村落就有许许多多的宗祠和香火厅。如石壁镇的张氏宗祠就有十几个，仅石壁村就有2个张氏宗祠。再如曹坊乡的黄坊村，村中有四座黄姓宗祠，彼此紧挨着，本是同宗同祖而不同支系的。

　　一座座飞檐斗拱、气势不凡的宗祠，演绎着承袭中原古风的客家人宗族情结。在这里，宗祠是祭典、议事和执法的圣殿，同时也是族人喜庆寿宴、观戏娱乐、修谱上册的活动中心。由宗祠所引发的诸多事项，透视着客家人的宗族意识、宗族信仰、禁忌和独特的风俗礼仪。

　　崇先报本，启裕后昆

　　在《客家祖地》展厅陈列的第二部分，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三明木活字印刷，客家人修族谱就靠木活字来印刷。修族谱可以说是客家人尤为重视的一件头等大事，客家人常说，族谱如祖宗，如全族人的生命。修族谱时，首先要举行各种祀祖仪式，谱中要记载本族世系源流、支派辈份、族规祠约、全族名单、族人的婚配、生育情况、祠庙墓图、族内名人传记、播迁分衍情况，有的还记载本村建村历史和发生的大事等等。谱修竣后，要择吉日吉时举行盛大的祭祖仪式，正所谓“崇先报本，启裕后昆”乃以族谱为依托。

　　族谱的代代传承、修继，使今天的客家后裔子孙们，即使播迁到了天涯海角，不论时间长短，仍能从族谱中知晓自已从哪里来，根在何处，又怎能不对族谱顶礼默拜、谒祖追宗呢？

　　冒险进取，硬颈精神

　　在《客家祖地》展厅第二部分展柜内，陈列着由三明两溪流域飘洋过海到台湾的客家人，有定居台湾的各姓族谱，还有在台湾已被尊崇为神祗的信仰神巫罗俊、邹应龙、慈航菩萨等。

　　客家人民性中最重要、最本质、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应是冒险进取的精神，即敢于到新的领域去开创新生活、新事业的精神；善于适应新环境，保存旧传统的同时吸纳一切有益的新文化的精神。

　　客家先民作为汉民族的一支民系，出于战乱、饥荒等原因，不得已背井离乡，在颠沛流离中辗转于大江南北，为了生存、发展，勇于冒险、奋斗，在披荆斩棘中逐渐适应了“四海为家”的生活方式。同时炼就了敢于和善于冒险进取的特性。并淘汰了固步自封和不善进取的弱者，造就了经大浪淘沙后最终进入闽粤赣边的客家先人，从今天客家后裔在世界各地都能开拓出一片新天地的实际来看，客家人的这种冒险进取精神仍在发扬光大，一代一代相传不息。

　　客家人代代相传至今的“硬颈精神”，也就是硬骨头精神，也就是冒险进取民性的一种表现。客家人硬颈精神的始成，当可追溯到隋大业年间宁化开山祖巫罗俊。五胡乱华时，其祖巫暹由夏县避乱兖州转徙福建南平，数传后，至隋大业间，巫昭郎率子罗俊迁居黄连峒（今宁化），当时“土寇蜂举”，罗俊“就峒筑堡卫众，寇不敢犯，远近争附之。”又聚民众“开山伐木，泛筏于吴，居奇获嬴，因以观占时变，益鸠众辟土。”

　　事实上，客家人依靠这种硬颈精神，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世界各地也能生根开花，结出累累硕果。翻开中国近代史，有大批漂洋过海在各地打出一片新天地、创立了辉煌业绩的客家杰出先贤：罗伯芳、叶亚莱、胡文虎、谢枢泗……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三次重大革命运动，无不闪烁着大批客家人的身影：洪秀全、孙中山、朱德、叶剑英……

　　崇文重教，耕读传家

　　客家先民以“中原衣冠”为主体，其儒家风范，薪火相传，“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使得中原汉人在闽粤赣边地区生存安定下来后，仍继承着这一优良传统，即崇文重教，耕读传家。

　　三明最早的书院可追溯到北宋时期。清《宁化县志?政事部》载：“宁（化）自天圣始有学”天圣是北宋仁宗年间，即公元1023年至1031年。清流于宋元符元年（1098年）建县，首任县令刘叙在县城南雷氏祠创办儒学。据新编《宁化县志》载：北宋时，宁化有进士13名，清流有进士2名。宁化伍氏家族五代三进士，反映了唐末北宋间宁化这一地区教育出人才的情况。

　　号称“汉唐古镇，两宋名城”的泰宁县，两宋时期科举之盛，甲于一方。当时曾有“一门四进士，隔河两状元，一巷九举人”之说。叶祖洽和邹应龙就是当时的隔河两状元。

　　沙县在宋朝时，全县考取进士的达129人，并出现了闽学四贤之一的罗从彦以及以直谏和诗文名闻朝野的陈瓘、邓肃等一批学者名臣，曾有“五步一塾，十步一庠”胜景。

　　永安市贡川镇，历史上仅在两宋三百年间，贡川陈氏就为朝廷输送了12名进士，受赐“大儒里”牌坊，博得“九子十登科”的美名。

　　奇特的客家建筑——护佑客家人的土堡

　　在《客家祖地》展厅第二部分里，观众对土堡这神奇的建筑会会有一定的了解。

　　客家传统民居中的种类主要有土墙屋、椿凿屋、封火屋，其建筑类型又多种多样，如殿堂式、五凤楼、府第式、围龙屋、走马楼、方堡（二点金、三点金）、圆堡等。尤其客家土堡（土楼）闻名海内外，其建筑外部的粗犷、朴实、雄伟、壮观之美，内部的“三堂两横”、富于变化的大小天井布局、私密性，与环境的完美结合、遥相呼应、融为一体，及极为丰富的故事、传说“一夜成高楼”等人文景观，堪称福建民居之最。既饱含着深邃、博大的客家文化的独特内涵，又浓缩了客家民系的文化意识、生活习惯和建筑技能。

　　宁化等地的土堡以方型为多，规模大的土堡，屋宇参差，内有水井、粮仓、猪牛栏等设施齐全，外观雄伟，还有角楼、壕沟等防御工事，易守难攻。永安市的安贞堡，又名池贵城，建于清光绪11年(1885年)，历时16年竣工。占地15亩，大小房间350间，正堂、下堂18处，厨房12间，水井5口，练兵场可容数千人。环堡走廊宽3米、长数百米，墙上布满枪眼和泻水管，屋檐上有《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等人物主体浮雕，还有飞禽走兽、牡丹吐艳、腊梅迎春等壁画，并设有客厅、卧室、书房、粮仓、天井、下水道等。整个建筑前方后圆，符合中国人“天圆地方”的哲学思想，土堡前方两侧有“炮楼”。象两只眼睛环视周围，这是典型的客家建筑。到此参观者无不为其高超的建筑艺术和别具一格的巧妙布局叹为观止。天津大学高级建筑师陈瑜等经过长期考察和比较，在他们编着的《福建民居》一书中称：“安贞堡是福建最罕见、规模极其雄伟的大土堡。”

　　汉畲融合，客家饮食南北兼容

　　客家人的饮食习惯是多元化的，有着南北兼容，以南为主的特点，可以用粗、野、肥、清、陈来形容。粗指不讲究加工、精制；野指采集的食物以野生的为多；肥指用油重，肉食多选肥；清指清淡，喜欢清炖、清蒸，原汁原味；陈指喜吃干、腌食品，如腊肉、腌菜等。

　　对吃的变通，则是客家人对中原饮食文化的发展和继承。如传统名菜中的“烧卖”、“韭菜包”等，中原人习惯吃水饺，迁徙到南方后，没有小麦，面粉奇缺，为了过瘾，权用米粉代替。另一类的传统名菜，如鱼生、田鼠干，则是接受了当地土着一些吃生习惯而成为客家名菜。客家人四海为家，几乎没有不能吃的东西，如狗肉、蛇肉等，其实用性十分突出，腌制很多腊味，也是从当地土着学来的，尤适合山区的生存。

　　说到饮食，不能不提到饮料，客家人的饮料是最有特色的，因为是从当地土着人那里学来后变通的。如糯米酒，亦叫酒酿、水酒。在客家乡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会酿酒，有客人来到，无酒不成招待。

　　客家擂茶也是一道不可少的敬品。说起擂茶，它不是客家人的“专利”，起源于中原地区，三国时就有了，唐代时风靡各地。但元末明初以后，擂茶在中原地区等地逐渐消失，只客家地区和个别少数民族继承下来并不断发扬光大，故而今日客家擂茶声名远播。两溪流域的宁化、将乐、泰宁都有擂茶产业，有擂茶制品销售，将乐建有擂茶文化公园。

　　融中原古风和当地土着于一体的客家风俗

　　在风俗方面，客家先人既传承了中原古风，同时也融合了闽赣边地区的土着风俗，形成了客家风俗。

　　客家婚娶用的“轿封”或“轿联”也是古老的婚俗之一，前者显示家族的声望，标明迎亲者的姓氏，以官位镇邪，保迎亲的顺利；后者表现本族人才和门当户对的佳成，引出一段段的婚姻佳话。

　　丰富的时令、节庆及各种祭祀活动，不仅表现了客家人对未来安定与幸福、健康与丰收的祈盼，同时也表现他们对理想中的超自然力的敬畏、抗争与无奈。当然，透过五花八门的民俗事象，可以窥看到客家人一面用种种手段，企图驱鬼逐邪、消灾避难；另一面又通过祭祀、供奉，以图娱神、贿神，实现吉祥平安的自相矛盾的复杂心态。

　　如过春节，除夕要到厅堂、社公等处杀鸡祀神；炆鸡时，要洗一大把芥菜和一块猪肉与鸡一起炆煮，芥菜不可切碎，整片煮，熟后称为“长命菜”；正月初一，家中所用过的污水不可倾倒门外，必须用陶缸或木桶等容器装起来，待明天方可倾倒于户外；同样，这一天也不可扫地，若非扫不可时，只能从外往里扫，防止把家中的财富、好运无端的驱走。

　　元宵闹花灯，家家点香烛、放鞭炮、拜神祈福。其扎制的花灯愈高愈大，带来的好运也愈多，如宁化县淮土乡淮阳村的高棚灯，其高度可达十几米；有的将花灯的托架做成“T”字型，与“丁”谐音，祈盼人丁兴旺，家族繁盛，如金溪流域的将乐县万全乡、大田县太华乡汤泉村、梅列区陈大镇大源村等皆是如此。

　　端午节门旁“挂青”习俗在客家祖地一带很普遍。“挂青”就是挂葛藤，这是客家人特有的习俗，从这里传至广东等客家地区。此习俗与黄巢起义军经过宁化石壁传说有关：说的是起义军在路上遇见一妇人带二个孩子逃难，妇人背着大的，牵着小的，感到不解就问何故？妇人就说：“黄巢造反，到处杀人。大的孩子是我侄儿，父母已不在人世，惟恐闪失断了香火。小的是亲生儿，现顾不了许多了。”这个起义军正是黄巢，黄巢听后感动，告知妇人不必再逃难，回家后在门上挂葛藤就可保平安。于是妇人回村告知全村人，家家户户都挂葛藤，于是一村人平安无事。在三明各县乡村都流传此传说。据说广东大埔、兴宁也有类似传说，并流传至台湾等地。

　　宁化新编县志“民俗篇”记载：“宁化属纯客县，先民系中原汉族后裔。他们历经战乱，辗转迁徙，不断在新的环境中求生存、图发展，从而既承袭了中原文化，又接受了当地居民的影响。久而久之，便逐渐形成了一种较为独特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意识，养成了克勤克俭、开拓进取精神，形成强烈浓厚的祖宗观念，以及尊师重教、纯朴正直、热情好客等民风。具有性刚毅、重道德、守礼节、讲信义、刻苦耐劳、发奋图强等民俗特色。”

　　民间杂艺绚丽多姿，生生不息

　　客家人几百年来的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民间艺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沿袭中原传统，又在这里找到了适合生存的社会土壤。今天，许多中原民间艺术、戏剧已变化或消失，然而在这里却是经久不变，始终绽放盛开。

　　如傩舞：公元937年，泰宁县大源村由严氏入闽始祖严续公开辟，傩舞也由此传入，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毎年正月十五元宵期间，上大源村由五户值首做东，举行跳傩活动。

　　永安古老的大腔戏：《中国戏剧志?福建卷》载：“明代中叶，江西弋阳腔分两路传入福建（三明）。一路由赣东经闽北传入尤溪县的乾美村；一路由赣南的石城经闽西传入永安的丰田村。”20世纪80年代初，有“弋阳腔的活化石”之称的大腔戏在丰田村被发现，同时发现了有三百多年历史的手抄本剧本《白兔记》，属福建省内至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个古抄本。

　　还有大腔傀儡戏：最早传入的傀儡戏就是永安青水的大腔傀儡戏班，据考，始于明末清初，距今约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此外，明溪、将乐、建宁、宁化等地都有傀儡戏班，大多是清末民初传入，源于江西、上杭一带。

　　在清流县的李家村，每年农历正月期间也有“舞大鬼”（傩舞）的习俗。据考，“舞大鬼”（当地叫“五经魁”）始于明正德年间末叶或嘉靖初期，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泰宁的梅林戏，系清乾隆年间（徽调）传入泰宁县的梅林村，至清光绪年间，梅林十八坊“四季班”改用当地的土官话，演唱中揉进民歌小调，成为“土戏”。每年节假日或婚丧喜庆，梅林戏团不光在当地演出，还在本省和江西黎川、广昌、石城等地演出。

　　客家山歌：是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互相融合的产物，已流传千年之久，尤以宁化、清流等客家县一带为盛。

　　南词：原起源于江苏苏州，是一种坐唱曲艺。清代中叶从浙江传入将乐县，现今的道白采用“土官话”（将乐方言腔普通话），唱词曲调为八韵，乐器有扬琴、三弦、琵琶、钹、渔鼓等；曲会讲究，挂桌帘，摆香案；演唱内容多为折子戏或戏剧片断。如《花亭相会》、《姑嫂打渔》、《花子过关》等片段或小戏剧目。

　　闽学兴起，人才辈出

　　闽学，又称“朱学”、“朱子学”、“考亭学派”、“紫阳学派”。自北宋开始，将乐学者杨时潜心精研理学，上承伊洛，倡道东南，开创闽学，其“程门立雪”的典故流传千载，被誉为“闽学鼻祖”。沙县罗丛彦师承杨时，下传延平李侗。李侗再传授于尤溪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形成“闽学学派”。可见，闽学即儒学体系中最为完备的学说。从南宋开始，理学进入其成熟阶段，出现了主流学派，先是由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创，再由两宋之际杨时、罗丛彦积极传播，至南宋经李侗、朱熹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理学”一派，杨时、罗丛彦、李侗、朱熹被称为“闽学四贤”。

　　朱熹在宋明理学中最重视知识训练，并且把知识的培养与身心的修练结合起来，这些思想为明中叶以后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精神资源。朱熹总结了北宋以来理学的成就，为理学之集大成者。在朱学的思想理论中，不仅熔铸了传统的儒家思想，而且还吸收了佛、道思辩哲学的营养，更富于理论思维色彩。

　　闽学思想脉络上承孔孟及先秦儒家诸子，直续杨时、二程，又融合武夷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正统思想之经典。朱子闽学涵盖哲学、经学范畴，其学问渊博，于学无所不窥。其学说构建了一个规模庞杂而又不失缜密的思想体系，朱熹一生着述甚丰，是中国历史上着作最多的儒家学者之一，谓之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因此有“中原文献，十九在闽”、“朱子门人半天下”之说，达到中国传统思想的顶峰形态。在元明清被奉为一代儒宗，并在全国思想领域居于主导地位，且影响其后数百年的文化、思想甚至科举考试。朱子闽学于宋元之际传播到朝鲜、日本等东南亚国家，之后又传入欧洲，18世纪初已有人翻译了朱熹的一些着作。因而，朱子学术的研究已跨越了国界，成为有国际影响的哲学理论。

　　概而言之，程朱理学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适应了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发展的转变、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增强的需要。他们以儒学为宗，吸收佛、道，将天理、仁政、人伦、人欲内在统一起来，使儒学走向政治哲学化，为封建等级特权的统治提供了更为精细的理论指导，适应了增强思想上专制的需要，深得统治者的欢心，成为南宋之后的官学。

　　信仰以实用为主，能护佑就行

　　客家人的信仰非常广泛，崇拜也多。如天地崇拜、自然崇拜、神明崇拜、祖宗崇拜等等。表现为寺庙多（宁化曾有三百多所），祀神众。尤其是比较重视与祖宗、当地和唐以来的历史有关人物。如“双忠庙”（平唐有功之臣张巡与许远）、“三圣庙”（祀奉唐、葛、周三将军，为天山三镇将）、“汉帝庙”（祀奉刘邦和张良）、“武侯庙”、“关帝庙”等。

　　俗语说，有庙就有菩萨，有菩萨就有庙会。而庙会，客家祖地称“过样”或“样期”、“会期”。“样”是方言，热闹之意；“会期”，即庙会之期。

　　当然，客家人最热闹、最隆重的活动数祖宗祭祀了。1995年，客家人众望所归的世界独一无二的客家公祠，在客家祖地中国福建宁化石壁建峻。至2014年，宁化已经举办了20届世界客家祖地祭祖大典，前来宁化石壁客家公祠寻根谒祖的有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越南、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美国、巴西、巴拉圭、英国、法国、荷兰国家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及大陆各省、市、区计60多万人次。

　　客家民系播迁的源头地区

　　经过两宋三百余年的繁荣稳定，三明客家祖地的人口渐成为人满为患之势，再加上元兵在江南的全面推进，亦打破了闽西的平静，客家人于是迅速外迁……除返赣南外，一是顺汀江而韩江，前往闽南潮汕；二是在三河坝上岸，入粤东……大部分经闽西南部的上杭、永定迁向粤东，至清代再陆续迁往湘桂及西南各省乃至港台和国外，三明祖地成为客家人孕育成熟后，走向更大发展的集散地。所以后世世界各地许多客家人均认他们当年定居于三明特别是石壁的一代为始祖。

　　由三明祖地走出的客家人，其后裔子孙遍及海内外。所以有这样一句话：“有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有客家人”。丘权政先生说：“因唐代发生‘黄巢起义’，战火燃及了整个赣南地区和闽北直到福州沿海地区，惟有宁化等县未受战火波及，从中原南迁的客家先民就沿着江西石城这条通道进入宁化石壁……他们就在这里定居下来，繁衍了共有五代人。之后，先民们再往别的地方迁移，经考证，主要从宁化—长汀—连城—永定—上杭—武平—粤东及至海外……据不完全统计，现已知200多个姓氏当中，有60—70%都是从宁化迁出的……宁化是不折不扣的客家祖地。”

　　中原汉人迁入宁化石壁后又从石壁迁出的时间，始自东晋末年，为个别姓氏；唐末也仅是数姓，直到北宋后逐渐增多，二十余姓；南宋是高峰，有三十二姓。自南宋后外迁六十姓，即进入宁化的客家先民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是在形成客家民系之后外迁的。

　　其他县也是一样。清流童姓始祖太经于元武宗年间由长汀童坊迁居留坑。至21世其裔孙迁至广东、广西、江西、浙江、四川、台湾及海外，仅迁居广东1500余户。明溪客家于明清时期迁居海外国家和地区的有：明末清初，陈启韬（今瀚仙洋龙洋坊村人）侨居暹罗国都，官至暹罗国丞相。清代，明溪籍谢家树、陈光远、陈汝捷、陈连升、余秦传、梁钱、叶时英、冯溶、夏有功、夏辉光等迁居台湾台北、凤山、淡水等地。沙县罗氏迁沙始祖罗周文的后裔分布在连城、上杭及闽南、广东等地。邓光布的后裔迁播至福建省各地以及广东、江西、浙江、江苏、台湾等地，现有总人口达十五万以上。永安陈姓（陈瓘）等都有许多后裔遍布国内各省、港澳台地区，以及世界各地。将乐杨荣（宋代名儒杨时四世祖）后裔先后分别迁徙本省、广东、江西等地29个县，台湾地区的台北、台中、彰化、嘉义、新店、金门、澄迈等7个市、县，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美国等国家。泰宁邹应龙在宋理宗绍定年间与儿子避乱汀州，分散后，有三郎和殿八郎定居连城四堡，数年后殿八郎再迁广东五华华阳，生子7人。殿八郎的后裔分派在广东兴宁、梅县、揭阳以及广西的贺州、博白、北流、北海、台湾，特别是迁台有30位开基祖。建宁客家人迁闽西定居的客家人约有王、李、张、刘、胡、朱、宋、谢等60个姓氏。而后又从闽西迁往海内外各地。

　　从中原到闽粤赣边区，奔腾咆哮的闽江、汀江、赣江，哺育了客家儿女，地理位置特殊的三明地域成了重要的客家祖地之一与“中转站”；南宋末年，祖地又把客家后裔送出山门，走向江南数省与五洲四海。

　　怀着“树叶”对“根”的思念，近年来一批又一批的海内外客家人怀揣族谱，循着祖辈留下的足迹，走进了魂牵梦萦的故乡。

　　对于客家人来说，“根”的意识一直是精神的支柱，不管走到哪里，爱国爱乡的炽热情怀依然不变；不论迁徙到祖国的哪一方土地上，以天下为己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早就深深地渗透进整个客家民系的精神世界中了。

　　全球客家?崇正会联合总会总执行长、会长黄石华先生在85岁高龄时，看到郑州美丽的街景和热情的市民，黄老先生象个孩子似的表示，“如果我还年轻，我一定要在郑州买所房子。我经常告诉我的孩子们，虽然他们已经旅居国外多年，但是根在河洛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姚美良先生祖籍广东大埔。青少年期间曾在马来西亚与中国广东及香港等地接受教育。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经营实业，在其父亲与长兄的支持下在香港创办南源永芳集团公司。中国的改革开放给姚先生的事业带来了发展机遇，他独具胆识，在广东、上海、北京、吉林、武汉、沈阳、扬州、山西、哈尔滨等地投资数十项，投资额超过十亿人民币。在致力于发展实业的同时，姚美良先生十分热心地赞助中国的文化与教育及公益事业，数度捐出巨资。自一九八七年以来，已捐助中国大陆各地的文化、教育、体育及社会公益事业近二百项，捐资总额达一亿多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