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客家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发轫于客家祖地，厚积薄发展新姿！ ...

　　客家研究自19世纪末始，到20世纪上半叶有过一次高潮，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是其代表作。20世纪50年代起，海外及台湾、香港的客家研究继续前行，中国大陆一度沉寂。至80年代中后期，与台湾大学邱荣举等人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掀起的“还我母语”运动几乎同时，中国大陆也乘改革开放的春风掀起了客家研究热潮。

　　福建客家研究在这一时期发轫，龙岩师专学者在时任校长李逢蕊带领下，从胡文虎研究开始，同时涉足客家学研究，成绩斐然。

　　其后，福建龙岩、三明等地相继举办客家学研讨会。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等高端科研机构的学者也介入客家研究。1995年，福建教育出版社推出《客家文化丛书》。自此，谢重光、张佑周、刘大可、刘善群等一批丛书作者一直活跃在客家研究领域，不时推出自己的新著，成为福建客家研究的佼佼者和领军人物。

　　福建省各地客家联谊机构也是客家研究的主力军，近年来更是向客家民众文化、客家生态文明、客家文化产业诸方面进一步深入，取得丰硕成果。

展望未来，福建客家研究还需在那些继续努力？还能在哪些方面实现突破？笔者以为必须在深入发掘客家民俗文化、保护客家古村落和做大做强客家文化产业几方面下功夫，才能取更大成绩。

　　客家作为中华汉民族大家庭中一支脉络分明的独特民系，其鲜明的汉民族共性和作为民系的特殊性都是显而易见的，博大精深的客家文化作为汉民族文化的子文化，其所具有的中原传统文化的共性和作为民系文化与地域文化的特殊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如此，近百年来，有关客家问题的研究，出现过多次高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最早关注客家人，将其作为一支特殊民系（或被称为民族、族群）来研究的是西方人。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便从历史学、民俗学、人种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多种角度对客家人进行过考察和研究，写出诸如爱德尔（E·J·Eitl）的《客家人种志略》（Ethnological sketches of Hakkas Chinese）和肯贝尔（G·Compoell）的《客家源流及迁徙》（Origin and migration of Hakkas）之类的著作。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以罗香林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学者掀起了又一次客家研究热潮，他们试图从田野调查入手，通过对各地客家人的族谱、语言、民情习俗等研究，理清客家源流、迁徙及其分布等问题，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如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客家的语言》、饶芙裳的《客语源流》、廖奋前的《客家民系之演化》等专著相继推出，为客家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上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特殊的原因，海外及台湾、香港的客家研究继续前行，如台湾陈运栋先生就在70年代初推出论著《客家人》，成为继罗香林《客家源流考》之后的扛鼎之作，而中国大陆却一度沉寂。直到70年代末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被罗香林先生称为客家大本营的闽西龙岩师专和粤东嘉应师专的学者，才掀起新一轮的客家研究热潮，受到著名史学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吴泽先生的关注并首先提出“客家学”这一学科概念，建议把客家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构建，呼吁构建系统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从此，中国大陆的客家研究跟上了时代的步伐，并且以其地域优势、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而走在国际学界的前列。

　　一、当代福建客家研究发轫于闽西

　　福建虽然是客家大本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海内外客家各姓氏都将南迁入闽西的始祖称为客家始祖，如入迁上杭的李火德是李氏“闽粤大始祖”，张化孙是张氏“鄞江始祖”，丘三五郎是丘氏大始祖等等，闽西于是被公认为客家祖地。然而，福建包括闽西地区的客家研究却起步很晚，在罗香林等人发起研究的时代几乎是一片空白。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与台湾大学邱荣举等人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掀起的“还我母语”运动几乎同时，龙岩师专学者在时任校长李逢蕊先生带领下，从历史学、客家学和华侨史学的角度对颇具争议的现代著名侨领、成功的华侨实业家、大慈善家、永定籍客家人胡文虎先生进行研究，福建客家研究这片未开发的处女地，才开始有熙熙攘攘之人声。

　　1985年初，龙岩师范专科学校成立中国大陆第一个客家研究机构“龙岩师专胡文虎研究室”，李逢蕊亲自兼任研究室主任，组织校内外专家学者对胡文虎进行专项研究，以大量的事实推倒了一个时期以来强加给胡文虎的污蔑不实之词，为政府及有关部门后来给予胡文虎先生公正评价，恢复其爱国侨领的历史地位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1987-1988年，《龙岩师专学报》三次将研究成果结集出版增刊《胡文虎研究》，其中李逢蕊的《胡文虎在抗日战争时期》是评判胡文虎功过是非的扛鼎之作，张佑周的《胡文虎的成功与悲剧——简论传统文化对胡文虎的影响》则试图从客家人传统文化心理的角度分析胡文虎事业的成功及其将“爱国”与“忠君”等同所带来的悲剧。

　　在胡文虎研究取得阶段性研究成果之后，李逢蕊敏锐地发现作为客家祖地闽西唯一的高校，深入开展客家研究将大有可为，提出对客家史和客家人进行专门研究，建议吴泽先生领衔的华东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成立“客家人研究室”，后更名为“客家学研究中心”，李逢蕊被聘为研究室主任和副研究员，龙岩师专学者张佑周、吴福文等被聘为助理研究员。其后，龙岩师专也成立“客家学研究室”，1989年11月研究室推出一份新成果《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第一辑），以华东师大《历史教学问题》增刊形式出版，1990年12月，由吴泽先生亲自担任主编，以龙岩师专学者为骨干参与编辑的《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第二辑更名为《客家学研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至1993年就已推出3辑，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为进一步团结、联合本地学者，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专题地进行客家学研究，1990年11月，李逢蕊发起成立中国大陆第一个客家研究学会“闽西客家学研究会”，并主编《客家纵横》杂志（至今已出版82期）。1991年5月由华东师大与上海市侨联主办，闽西客家学研究会参与协办的“上海首届客家学研讨会”在上海举行，首次有海外及台湾学者参加大陆举办的客家学研讨会。1992年2月，闽西客家学研究会独立举办的“首届闽西客家学研讨会”在龙岩举行，来自海内外客家乡贤及专家学者、新闻记者150多人参会。这是闽西举办的首次有外籍人士参与的研讨会。会议收到论文140多篇，“李逢蕊的《三江文化的时空差异——客家文化的时序性与区域性研究引论》，从宏观上比较赣江、汀江和梅江流域客家文化形成的不同历史时序及其表现差异，概括出客家文化的总体特征，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张佑周的《闽西客家生殖崇拜事象举探》，从文化人类学的全新角度，通过对闽西客家人的文化心理、客家民系迁徙形成过程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扬弃等问题的研究剖析，列举了永定土楼的文化事象，对闽西客家文化在近代的转型、积淀作了全新阐释，引起与会专家学者的关注。”（钟德彪、苏钟生：《闽西近代客家研究》，燕山出版社，2005年，页6）1992年9月下旬，香港“首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闽西学者李逢蕊、张佑周、吴福文、王增能、张鸿祥等五人应邀出席并成为国际客家学会创会会员，张佑周在全体大会上作《客家民系的形成及客家人界定试论》引起巨大反响。张佑周提出的关于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界定客家人的方法被美国学者钟嘉谋列为自罗香林以来的第四种客家人定义，并被命名为“张佑周定义”。此前李逢蕊提出的以客家精神界定客家人的方法也被钟氏列为第二种客家人定义，被命名为“李逢蕊定义”。闽西的客家研究于是受到国际客家学界的瞩目。

　　1993年9月，闽西客家学研究会主办的“首届客家方言学术研讨会”在龙岩举行，国内著名语言学家铙长溶、罗美珍、黄雪贞和闽西学者郭启熹、熊金丰、林清书等出席，会上决定编撰《客家方言词典》。2004年，这部以闽西地区客方言为主的词典出版（主编饶长溶、罗美珍）。其后，客家方言研讨会分别在两岸各地举行，已举办八届，两岸著名语言学家李如龙、罗肇锦等相继参加。

　　二、龙岩、三明两地举办的客家学研讨会

　　1995年，闽西客家联谊会成立，曾耀东任会长，李逢蕊等任副会长，设立学术研究部，闽西客家学研究会继续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协助客联会举办重要的客家学研讨会。1997年10月，闽西客家联谊会在龙岩举办“闽台客家关系”学术研讨会，台湾各姓渊源研究会理事长林瑶棋先生与会并发表主旨发言。会议论文由闽西客家学研究会主办刊物《客家纵横》以“闽台客家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发表。

　　2000年11月20日，世界客属第十六届恳亲大会暨第六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在龙岩举行。研讨会收到学术论文132篇。时任香港崇正总会会长黄石华、香港国际客家学会会长郑赤琰，日本著名学者中川学、钟清汉，美国学者钟嘉谋，韩国学者文智成，法国学者郑瑞贞，马来西亚学者刘崇汉，加拿大学者甘·保尔，新加坡学者梁伟青，台湾学者曾喜城，香港学者郑良树、刘义章及大陆学者李逢蕊、孔永松、罗美珍、谢重光、刘大可、郭华榕、饶长溶、谭元亨、邱权政、许怀林、王东、罗勇、张卫乐、陈世松、孙晓芬、刘丽川、刘善群、张佑周、吴福文、严雅英等均在大会发表讲话或宣读论文，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其后，闽西客家联谊会先后主办或协办在龙岩举办的多场客家学研讨会，将闽西推向世界。

　　2007年9月，由厦门市政府台湾中华海峡两岸客家文经交流协会主办的第二届海峡两岸客家高峰论坛在厦门市举行，闽西客联会组织闽西学者多人参加。

　　2008年7月，闽西客家联谊会主办“定光古佛与客家民间信仰”学术研讨会，为武平县定光佛文化节的举办及后来定光佛巡游台湾提供了学术支撑。

　　2008年11月，由国台办《两岸关系》杂志社和龙岩市委、市政府等单位主办的“客家文化与两岸和平发展”研讨会在龙岩举行，台湾著名客家乡贤饶颖奇、著名客家学研究专家邱荣举、徐胜一等应邀出席并发表演讲。

　　2010年6月，由龙岩市政府和台湾中华海峡两岸客家文经交流协会主办、闽西客家联谊会承办的第四届海峡两岸客家高峰论坛在龙岩举行，海内外学者数十人再度聚会龙岩，对闽西客家祖地的方方面面进行更深入的研讨，龙岩学者张佑周等在大会作主旨发言。

　　龙岩学院（前身龙岩师专）作为福建客家研究的先锋和重要基地，三十年来始终有一批学人在客家学研究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客家文化课程已成为学校人文社科专业的特色课程。2008年，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客家学研究中心在龙岩学院设立；2012年11月，龙岩学院客家学研究中心与福建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客家文化龙岩研究基地等单位共同承办了海峡论坛分论坛“客家文化与闽台文化关系研究”；2014年10月，龙岩学院闽台客家研究院挂牌成立。2015年5月，龙岩学院闽台客家研究院举办“客家祖地·闽台客家”研讨会。

　　近年来，在闽西客联会、闽西客家学研究会和龙岩学院客家学研究中心的协助下，包括永定、长汀、连城、上杭、武平等客家县分别举办了各种类型的客家文化研讨会，客家学研究已深入基层，深入民间。

　　作为客家祖地重要组成部分的三明市，尤其是宁化县的专家学者也在客家研究领域辛勤耕耘，独树一帜。早在1990年闽西客家学研究会成立之初，宁化学者张恩庭、刘善群就参与其中担任理事，并成立宁化客家研究会和宁化石壁客家宗亲联谊会。他们努力撰写研究论文，出席了1992年9月香港首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1995年，宁化石壁客家公祠建成并举行首届“世界客属宁化石壁祭祖大典”，宁化石壁声名雀起。1997年10月，宁化客家学研究会举办“宁化石壁与客家世界”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宁化石壁与客家世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其后，宁化多次举办此类研讨会，并于2013年开始定名“首届石壁客家论坛”。2014年10月，“第七届海峡两岸客家高峰论坛暨第二届石壁客家论坛”在宁化举行。

　　2012年11月，世界客属第二十五届恳亲大会暨国际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三明举行。至此，被全球客家公认的客家祖地所在地龙岩和三明两市，都主办过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国际客家学术研讨会和海峡两岸颇有影响的海峡两岸客家高峰论坛。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等高端科研机构的著名学者就介入了客家研究。时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孔永松教授最早关注并参与龙岩师专胡文虎研究和客家研究，并在厦门大学成立了客家研究中心，厦门大学于是有包括蒋炳钊、陈支平、石奕龙、邓小华、张侃等著名学者参与客家研究。福建省社科院也成立了客家文化研究所。1995年，由福建省社科院谢重光博士领衔主编，由曾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闽西连城客家乡贤项南先生作序，福建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客家文化丛书》面世，包括谢重光著《客家源流新探》、郭丹、张佑周著《客家服饰文化》、王增能著《客家饮食文化》、黄汉民著《客家土楼民居》、汪毅夫著《客家民间信仰》、刘善群著《客家礼俗》、罗美珍、邓小华著《客家方言》、王耀华著《客家艺能文化》、孔永松、李小华著《客家宗族社会》、刘大可著《客家之光》等十册，融通俗性与学术性于一炉，标志着福建客家研究由分散的、个案的、地域性研究走向系统的、全面的、普遍性研究，朝着客家学学科建设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套丛书的作者后来大多都成了福建客家研究界的佼佼者和领导人物。

　　主编谢重光博士在其后的近二十年时间里，以其深厚的历史学功底，在客家研究这片土地上纵横捭阖，游刃有余。除较长时期主编福建客家研究会刊物《客家》外，还以每年一本的速度出版专著：《海峡两岸的客家人》（台湾幼狮文化出版社，2000年）、《客家形成发展史纲》（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年）、《乡土中国——闽西客家》（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闽台客家社会与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福建客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客家文化与妇女生活——20世纪客家妇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客家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闽粤台民间信仰论丛》（海洋出版社，2011年）、《客家、福佬源流与族群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等等，为福建客家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刘大可博士发挥其田野调查的学科优势，以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的视觉和方法深入研究客家社区，连续推出《闽西武北的村落文化》、《传统的客家社会与文化》、《闽台地域社会与族群文化新探》、《传统与变迁：福建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心与边缘：客家民众的生活世界》等，表现出年轻学者卓尔不凡的功力。

　　在龙岩师专发起客家研究初期就积极介入其中的张佑周教授也一直笔耕不辍。作为客家人聚居地高校的老师，张佑周较早关注客家祖地研究、客家学研究的学科建设和客家研究的后继有人，2000年成功将客家文化作为地方特色文化课程列入龙岩师专汉语言文学和传媒专业的培养方案后，张佑周与陈弦章、徐维群一起编撰出版了专用教材《客家文化概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2005年，张佑周出版《客家祖地——闽西》（作家出版社，2005年），提出客家民系及客家方言都形成于闽西汀江流域的观点，引起较大反响。其后，张佑周连续出版《闽西客家传统社会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2012）和《客家之子论客家》（四川民族出版社，2012年）等专著，表现出生于斯长于斯的客家之子研究客家的热情。

　　《客家文化丛书》作者中还有两个像张佑周那样在客家祖地上生于斯长于斯的作者王增能和刘善群。他们都参加过1992年9月在香港举办的“首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开拓了学术视野。他们既有深厚的客家文化底蕴，又有独特的视觉，他们所撰写的《客家饮食文化》和《客家礼俗》其实就是他们信手拈来的生活体验。

　　来自宁化的刘善群长期立足石壁，深耕石壁，试图创立其所谓“石壁学派”。于是，在写出第一部系统研究石壁客家史的专著《客家与石壁史论》之后，与来自石壁的石壁客家宗亲联谊会会长张恩庭合作主编了一套《客家祖地石壁丛书》；于是，他殚精竭虑，成功主持举办了三届“宁化石壁与客家世界”学术研讨会；于是，从2013年10月“首届石壁客家论坛”开始，宁化有了自己一年一度的品牌学术论坛——石壁客家论坛。2014年10月举办的第二届石壁客家论坛与第七届海峡两岸客家高峰论坛合二而一，使石壁客家论坛更具影响力。

　　客家民系的独特魅力和客家文化的丰富多彩也吸引了一些在其他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的非客家籍著名学者参与其中。早在1997年，厦门大学学者陈支平就出版专著《客家源流新论》。福建省社科院客家研究中心主任杨彦杰研究员，更是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法国著名学者劳格文先生为总主编的《客家传统社会丛书》的编撰之中。他深入客家地区调研，于2002年出版了由他主编的《长汀县的宗族经济与民俗》。其后，在各地举行的客家学研讨会上，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其有关客家民间信仰的研究，总是能独辟蹊经，见解独到，让人耳目一新，如《三明客家的女神崇拜——以清流东坑陈氏的宗族文化为例》。

　　福建各地的客家联谊会虽然是以联络乡谊、亲情为主的客属社团，但也很重视学术研究。福建省客联会全称改为“福建省客家研究联谊会”，从而突出其学术研究功能。一个时期以来，前任会长林开钦先生亲自撰写的《形成客家民系的四个特征》、《论汉族客家民系》专著和《客家简明读本》，成了《客家》杂志和全省各地客联会学术研究的指南。

　　闽西客家联谊会和龙岩市各县客联会是市、县两级客家联谊会学术研究的佼佼者。除了积极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外，还出版了大批客家研究书刊。闽西客联会编撰了《客家文化论坛》丛书、《闽西客家大典》、《闽西客家祖地文化丛书》等多种著作。长汀、连城、上杭、永定、武平等县客联会都出版了大量的丛书或专著，培养出大批研究人员。如长汀已出版张鸿祥著《长汀县城关传统社会研究》（劳格文主编《客家传统社会丛书》，2003年1月）、李文生、张鸿祥《客家首府汀州揽胜》、李文生、张鸿祥主编《长汀客家文化丛书》8本和《守望客家》、《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丛书3本、张鸿祥著《大美客家山歌》等；连城客联会罗土卿等人也推出多批客家文化研究丛书。此外永定胡大新、苏志强的永定土楼研究，上杭严雅英、钟巨蕃的客家族谱研究，武平林善珂的定光古佛研究等，也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丰硕的成果。

　　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福建客家研究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由庙堂走向田野，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有些方面诸如客家源流及其迁徙、海峡两岸尤其是闽台两地客家关系的研究甚至走在学界前沿，也令学界瞩目。今后，福建客家研究还需在哪些方面继续努力？还能在哪些方面实现突破或取得骄人的成绩？笔者以为如下三个方面既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也是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挖掘的丰富宝藏。

　　独具特色的客家民俗文化，包括语言、民情、习俗、民间信仰、民间文艺等等，既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客家文化之所以成为独特文化、客家民系之所以成为独特民系的理由。

　　比如客家民系的最重要的标志客家方言，它是以中原古汊语为底层语，吸收了中原汉人南迁沿途及闽粤赣地区尤其是闽粤地区当地土著的语言因素融合而成的。笔者曾经认为，“作为某一种语言的分支，方言是随着社会的分化和语言的发展演变而形成的……如果不同的人群彼此居住和活动的地域越来越分散，相距越来越遥远，互相之间的交往由于山河阻隔交通不便变得越来越困难，……不同地域的人群之间的语言交际频率很低，甚至变得难以发生，一个地域内的语言发展演变也就难以借助言语交际的力量扩散到其他地域，各不同地域的人们使用的原本相同的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其共同点会不断减少，不同点会不断增多，时间一长，不同地域的语言就会各自形成一系列自己的特点，不同的方言分支于是形成。”（《客家祖地——闽西》，作家出版社，2005年，页107-108）客家方言就是因为作为先进文化代表的南迁汉人来到闽西这个远离中原山河阻隔交通不便的地域后，其使用的中原古汉语在推行过程中吸收了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当地土著语言因素后发生变异而形成的汉语方言。它既保留了中原古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等诸多因素，是古汉语的活化石，又增添了许多南方的山水特色，如将土楼的二楼、三楼等称之为“二棚”、“三棚”，岂不是因为闽西土著原先筑巢而居时有凌空搭起的竹木棚子？

　　再如民间信仰，闽粤台地区山村随处可见的公王和伯公，笔者也以为是中原汉族民间信仰中土地神和山神、河神等神灵的混合体。因为闽粤台客家地区的公王坛和伯公坛，都处于自然村落的水口或山下，而不是像北方土地神那样处于村子的中央。而公王和伯公所司职能，也被无限扩大，成了万能神祇。此外，闽西客家地区节庆民俗活动中经常出现的游大龙、闹花灯，笔者也以为是中原汉民族崇拜的神龙与闽越土著所崇拜的蛇的结合，因为除了龙头像传说中的龙之外，龙身、龙尾都像蛇，长长的游龙和花灯也被称之为长蛇。

　　福建客家地区的民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仅各地的迎神赛会活动中的民俗活动就数不胜数，如游龙活动的火龙、稻草龙、板凳龙、纸折龙、布袋龙……五花八门，其他如扛菩萨、打菩萨、犁春牛、游大粽、走古事、作大福等活动，应有尽有。如何深入挖掘这些民俗文化活动？如何保护与传承好这些民俗文化活动？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

　　福建客家祖地山清水秀，不是桃源，胜似桃源。在客家祖地的崇山峻岭中行走，到处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许多千年古村百年古宅，虽历经风雨，甚至显现断壁残垣，却都是海内外客家人尤其是迁离祖地的客家人的历史文化记忆，是海外游子走遍天涯海角都要回来寻根谒祖的原动力，是永远挥之不去的一缕缕乡愁。如宁化县一些山村至今仍存的古戏台，长汀、连城等地的古廊桥，许多村庄的九厅十八井、五凤楼、方圆大土楼等古民居，各姓氏的宗祠、各地的寺庙宫观等等，构成了一个个风格各异的古村落，构成了诸如永定土楼那样的物质的世界文化遗产。

　　然而，随着人口的增殖，曾经蛮荒的地区得到深度开发，地狭人稠的局面渐成常态，人们对于大自然的索取也渐趋大胆乃至贪婪、疯狂。尤其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包括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高楼大厦等等也进入山乡。于是，山体被挖，山林遭毁，江河改道，水土流失，有的地方甚至田园荒芜，村落搬迁，人居环境越来越恶劣。笔者曾去考察过的一个很著名的古村落，发现破坏严重，面目全非，为之惋惜，于是将马致远的《天净沙》戏改为“枯藤，老树，没昏鸦，小桥，流水，无人家，古道，西风，缺瘦马，断肠人不再浪迹天涯。”配上古桥照片，发至微信朋友圈，友人读后一笑，笔者却心情沉重。随着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福建客家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也在快速推进。有些地方有很好的规划，但也有的地方大破大立，古村落被推倒重建。幸好从中央至地方都有有识之士提出很好的建议。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地的城镇化建设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无人合一的理念，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往乡悉”，颇有见地。福建省也有官员指出，对于福建来说，保护历史文化街区、村镇也是保护台湾同胞的祖地根脉，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台湾的闽南人、客家人回到福建，能抚摸故乡的老房屋、漫步故乡的老街巷，凭吊祖宗留下的古祠、古井，会有莫大的感情安慰。如果古街区、古村镇都破坏了，来寻根认祖的台湾同胞就会乡心无寄，会觉得陌生、隔膜，那就是我们这些故乡人莫大的罪过。说得也很实在。

　　既要保护好客家古村落，又要进行美丽乡村建设，让山村的客家人也跟上现代化的步伐，过上现代化的美好生活，确实是一个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这就需要深入进行研究，摸清每个古村落值得保护的传统文化资源，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做好科学的规划。如古村落聚族而居的村落文化如何保护？现代化高楼大厦的单元式居住模式无疑要对古村落同宗聚居模式形成冲击，兄弟姐妹都散居在城镇化高楼大厦所组成的社区中，宗祠祭祖、公厅聚餐等等活动如何保留和传承？都很值得研究。

　　当代客家研究除了继承弘扬客家文化，光大客家精神之外，为了繁荣客家文化而做大做强客家文化产业，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

　　福建客家地区有丰富而不可再生的原生态客家文化宝藏，是发展客家文化创意产业的源泉。台湾著名文化产业营销策划专家邱英政先生说：“客家文化能成为大生意”，他指的大生意就是客家文化创意产业。台湾“客家桐花祭”的成功运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台湾的油桐树据传是闽粤客家人渡海入台时从大陆引种的。其后榨桐籽油、做油纸伞等产业兴起，成为台湾许多客家庄的支柱产业之一。台湾苗栗公馆乡等地客家人有在油桐树下进行祭拜以表达客家人对山林的感激与崇拜的习俗，“客家桐花祭”创意团队敏锐地抓住这个习俗，选择桐花盛开的时节发起集体祭拜活动，并邀请文学大家李乔和客家研究大佬陈运栋先生共同起草祭文，提炼出桐花与客家文化的关联性，并推动以桐花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活动，让桐花来诉说客家的独特故事，表达台湾客家人创业的艰辛和感恩情结。桐花于是逐渐被塑造成台湾客家人的精神象征之一，桐花祭于是成为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民俗文化活动，台湾客家的一张文化名片或文化符号于是诞生。“客家桐花祭”的创意理念和运作手法，真正达到了创办之初提出的“深耕文化、振兴产业、带动观光、活化客庄”的目的。随着活动影响力的逐年扩大，观光人潮不断增加，与桐花有关的文化创意产品陆续被推出，地方产业持续发展，一笔笔大生意被做成，经济效益年年递增，客家文化也得到传承，桐花祭也成了客家文化符号向文化产业渗透转换的成功代表。

　　福建客家地区诸如桐花祭这类文化资源异常丰富，能够成为文化符号的客家文化事象也俯拾皆是。能否将这些资源既得到有效的保护，又成为能变成生意的产业，关键在于客家文化研究者与文化创意人员的深入研究，成功开发，既要注重保持客家文化的原生态面貌，又要融入客家文化的现代化元素，既要凸显客家文化的特性，又要符合当代人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气息。比如如何打造包括世界文化遗产客家土楼在内的客家民居旅游观光的文化名片，如何将土楼旅游与其他文化产业结合起来，都是可供开发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