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按 今天为大家推荐一篇“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张家纶博士的文章，探讨台湾地区“客家”族群的认同是如何形成的。在中国大陆的南方地区，也有人數众多的“客家”人，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信台湾学者的研究会对我们认识“客家”带来新的启发。 什么是客家？问起这个问题时，大家脑中可能浮现硬颈精神、克勤克俭、客家小炒、客家粄条、擂茶等各种特性或元素，只是，这些乃是历史演变后的结果，我们只是参与了或正在参与这个历史形塑的过程。因此，应该要问的是，在甚么样的背景下，是甚么样的力量引领了这个过程。换言之，客家如何形成，或者在甚么情境下开始，这个提问，应是更好的问法。
当然，不能以现在对于客家的论述或印象套用于过去，以「客」此词而言，两百年前的「客」和今日的「客」涵盖不同概念，也非指涉相同范围的人群，更遑论纷杂多元难以捉摸的认同问题。 那么，该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 林正慧和陈丽华分别用两种不同的视角提供了一些线索。 1 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的林正慧博士，自踏入研究以来，即关注台湾客家族群之议题，在本书《台湾客家的形塑历程：清代至战后的追索》出版之前，已出版根据硕士论文改编之《六堆客家与清代屏东平原》。
这次她跳脱地域，从国家分类族群的角度谈论台湾客家之塑造，旨在说明「方言」是确认族群认同的显性标志，然而在国家力量的介入下，混乱了以方言为中心的族群分类，进而影响了族群的自我认识。这样的结果，若追溯起源头，必须回到明清年间的华南一带。
嘉庆13年（1808）年，身处「边缘客域」的文人徐旭曾，在当时广东土客械斗的背景下，发表了一篇〈丰湖杂记〉，拟构出一幅以方言为界线的客人分布图。开港通商后，外国传教士以Hakka称述客方言族群的用法也影响客方言族群，促使「客家」变成自称。与此同时，广东也于同治年间发生土客大械斗，其中「客家」也用以指涉客方言族群，这些便成为同治6年（1867）林达泉〈客说〉的论述资源和形成背景。 不同于徐旭曾，处于「中心客区」的林达泉完成横跨多省的「客家论述」，促使「边缘客域」论述回流到了「中心客区」。其中基督教巴色会（BaselMission）对客家的溯源，以及「中心客区」中其它的客人论述，不仅促使林达泉接受了「边缘客域」论述中的客家称谓，并丰富了客家论述，进而有利于凝聚客家人的认同，甚而有之，形成客家意识进而其它地方传播。 到了1930年代，客家不仅在进化论下被模塑成优良特性之种族，加以民初以来客家在党政军方面渐具实力，已可掌握我族论述的话语权，在一切水到渠成之势之时，1933年罗香林出版了《客家研究导论》，将原本备受排挤与鄙视的客家族群请进了学术庙堂。  图片说明：罗香林 相对于华南客人论述之发展，清初台湾文献虽然已经出现「客」的书写，但却有不同发展。以往研究大多从「闽主粤客」之土地承租关系，或者闽粤分别的科学名额分配制等官方划定的界线，阐述客家认同的形成，但这忽略了方言问题，亦即：虽然「粤人」和「客人」代表的人群意涵可能大部分重迭，不过，由于南部有大量的粤籍福佬，因此「粤」和「客」并不等同于客方言族群。 那么该如何解决此问题？作者认为，客家话是认同的标准。她先透过嘉庆到道光年间分类械斗之分析，说明粤人有逐渐聚拢之势，重要的是，粤省福佬潮州人与闽人之结合较为少见，反而闽省汀人附粤之现象颇为显著。
在这样的观察下，她分析各类「客」移民之发展，其中闽籍汀州客，以跨省方言认同出现「汀附粤」之情况，相较于华南以汀州视为客家祖源地，台湾由于有闽主粤客之行政框架，加以汀、粤都是外来者，其中粤又多于汀，因此汀州人仅能因应时势选择依附。位处客话和闽南交界地带的闽籍漳州客，因语言差异性大，加以「闽主粤客」之框架，故少出现「漳附粤」。 而处于双语言交界地带的粤籍潮州客和粤籍海陆丰客，皆因应语言和拓垦环境之差异产生不同的人群结合。相较于语言歧异较大的上述客群，粤籍的潮惠嘉客，由于方言互通，加以开垦环境之恶劣，促使其形成凝聚力强的移民社会。 1895年日本统治台湾后，或许受到华南和西人的论述，以方言为标准调查当时的客家，并赋与「哈喀」、「喀家」或「客家」等称谓，当时纷杂多陈的客家论述，伴随旧惯调查之展开而定着，其根据清朝闽粤分籍之概念，并以近代人种学给予「广东人」称谓。结果，原本以方言分类的客家，遂与省籍界线迭合，影响所及。 其一，日后以「粤即客」、「闽即福」之标准进行户口调查、国势调查和乡贯调查时，无论是以方言或祖籍为分类基准，均促使溢出此定义之外的闽籍客方言人群和粤籍福佬落入身分选择的窘境，然而，也在国家力量的介入下，已有人自称为「广东人」或「客人」。 其二，相对于当时仍强调我群为汉人之华南客方言族群，日本殖民者已将台湾客方言人确定为汉人，并将「客」称之缘由，定论为闽粤移民来台先后之不同，于是「闽主粤客」成为台湾「客」称之主要说法，影响直至战后。此外，在福佬人优势之情况，加以殖民者压迫下，客家人陷入了双重疏离的状况。 战后，不仅国民政府承袭了日本时代的分类基准，原本中国的客家人也随政府迁台，与本土客家结合，继承了华南「中心客区」的位置，并参与中华民族的建构工程。其以罗香林的客家论述为中心，嫁接起台湾客家的源流，不同于清朝到日治以方言为中心的族群意识，形塑出具中原文化的客家意识，其中包括《苗友》、《中原》杂志之创刊，以及同乡会之创设，均参与了这次的国族建构运动。 虽然台湾客家因此提升了地位，不过，这却使其过往历史只能任由负面评价，夹处于福佬人和中国客家之间的台湾客家，因此让自己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直到1980年代以降之民主化浪潮下，本土族群的反抗意识苏醒后，才终于选择与中原客家论述道别。 “由上文观之，林正慧尝试以国家分类族群的视角，配合方言为认同基准之出发点，提供了影响客家认同的另一种可能。这样的国家介入甚至扰乱了后来客家的记忆，使得族谱上出现「福建省潮州府饶平县」或「福建省漳州府饶平县」（作者按：饶平县应该是位于广东省）等记忆错觉的状况,，而此处无疑是书中最精彩的一段论述。” 文末，作者留下了一个伏笔，足供后来者继续研究，相对于依附中原客家论述的《苗友》和《中原》，1970年代起六堆地区的客家论述却强调本土客家的特征，究竟为何如此，实是值得探究之处。 2 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的陈丽华博士，亦长期关注台湾客家议题，近年从客家塑造问题转而深入探讨客家认同之问题，《族群与国家：六堆客家认同的形成(1683-1973)》一书乃是以六堆客家为分析个案，勾勒出清代到战后其认同的转变。
六堆位于现今高雄、屏东境内，乃清代以客家族群为中心的自卫组织，自清代六堆地域社会形成以来，其透过尝会、忠义亭祭祀、语言和风俗文化聚合，并以粤籍和义民身分表达群体认同。 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不仅以广东人之种族观念，重新分类了客家族群，并透过调整行政区域、安抚地方仕绅、改变祭祀对象、消灭大租权，消解原有的闽主粤客承租关系，最后将六堆地域社会整合进国家。 之后，从传统迈向近代化中，六堆呈现几个近代化的面向：教育上，孕育出新式菁英，得以进入城市浸染近代社会的变化；经济上，将六堆社会引领入资本主义的浪潮中；宗族上，追溯传统并参与同姓仕绅阶层合族组织；信仰上，忠义亭功能弱化，并演变成祭祀明治天皇的场所，代之而起的是内埔天后宫和昌黎祠，促使当地居民重新演绎了六堆的认同。 日治后期，又有一些变化。六堆经济实力增强后，培养出新兴的中产阶层，在地的他们建祠堂、修族谱，并且强调地方庙宇与华南一代悠久之传统联系，以及其与日本帝国之间的关系，结果不仅创造出新的地方文化，并且以运动会取代传统拜祭活动，表达包含地方意识和帝国认同的六堆地域认同。至于不在地的那些人也透过同乡会等组织强化客家人的同种族意识。 然而，进入战时体制后，由于皇民化运动之推行，六堆地域认同被压抑。到了战后，在中华民族的建构工程中，六堆透过运动会和圣火形式，以及忠义亭改称忠义祠之转变，唤起地方民众对于新国家的热情。那些日治时期的菁英持续改造地方文化，并透过强调与中原客家血统之关联，将地方意识融合进新的国家意识中，进而得以延续其地域认同。
陈丽华不仅以其历史学训练，建构出六堆地域社会的历史，并以人类学训练，从时代背景中分析田野经验，以拼凑出其认同演变之图像，给予读者另一种观看客家的视角。然而，谈论认同并非易事，且认同是甚么认同，各种认同之间是否相互影响，又，认同之中是否有阶层、性别、年龄或教育程度的差异，在在都是不好回答的问题。书中虽然运用了一手文献，并走访乡间，以人类学训练观察认同之形成，但是因史料之限制，以及认同定义不明，导致论述有些混乱。 首先，就史料来说，例如第二章提到，清代六堆客家地域社会的客语群体，以籍贯和义民身分表达群体认同，而祭祀中心忠义亭，乃是表达语群意识的场所。但是，文中仅描述忠义亭之祭拜过程，并无充足一手史料印证六堆客家如何透过籍贯、义民或祭拜表达认同。 到了日治时期，作者又指出，「地方领袖阶层热心参与后堆内埔天后宫及昌黎祠的重修活动，便是这一认同的再次演绎」，然而，从文中引用证据来看，仅是一段重修过程，让人无法理解「认同」要如何「再次演绎」，如此论述过程，书中并不少见，反而让人感觉这样的论述需要一些想象力。 整体而言，虽然为了适切论述认同之演变，作者用心描述六堆社会的历史背景，及其影响认同的各种因素，但由于史料之缺乏，导致相较于认同议题，本书其实比较偏向六堆地域社会史的研究。
“六堆天后宫” 其次，就认同而言，从题目「六堆客家认同」看来，会有两种谈法：一是「具有六堆特色的客家认同」，二是「六堆客家人对六堆的认同」。从文中论述看来，作者比较六堆客家与其它地方客家，让读者了解到六堆客家之特色，应属于前者。不过，当谈及后者时，却有语言、国家、祖籍等各种认同，其都涵盖于地域认同，或许这些认同相互影响，惟由于无一主轴清楚地说明其形成，导致阅读起来不免有些混乱。 以第五章为例，作者谈到运动会取代传统拜祭，成为贯穿地方意识与帝国认同的主要活动，乃表达六堆地域认同延续之主要手段，接着又说，在外地的六堆客家参与了都市等地客家人传播客家自觉意识之潮流。换言之，这段的客家认同不仅包含了帝国认同和地方意识，同时也被广泛的客家自觉意识影响。虽然这同时也显示出影响认同的多种因素，但不禁让人想问，究竟是要谈论六堆客家的什么认同？还是，这样的认同系其特色？ 从两书皆试图谈论影响认同的可能性看来，证明「认同」乃是族群史的重要议题之一。近几年，施添福在《全球客家研究》连续发表了数篇文章，清楚地用本贯主义和方言主义勾勒出通用名词「客家」如何变成专有名词的客家，在官方史料的辅助下，可以了解国家对于一个族群分类的影响。只是，客家人如何自称客家，乃至其认同之形成，是一个可以持续追问的问题，目前其正持续关注此课题，读者可以拭目以待。
文末，用一个例子结束这篇文章，如果各位到具有代表性的客家庄时，或许会体验客家传统饮食擂茶的活动，擂茶的同时，你可能不知道自己也正在参与中华民族的建构工程。细究起来，「客家传统饮食擂茶」这样的认知没有错，但不够精准。维基百科说「客家擂茶随着客家移民传入台湾的客家地区」，只不过，到底是何时的客家移民，并未明言。 研究者黄智绢发现，擂茶很有可能是战后随着外省客家人进入台湾，在地化后，从咸口味成为甜口味的台湾客家擂茶，商业化后，从家庭饮食变成大众消费饮食。换言之，这是一种被外省客家传统嫁接于台湾客家的饮食文化，透过政府的宣传和广告，让我们以为这是台湾客家的传统饮食。这一段过程展现了国家力量的影响，其创造出来的符号，透过各种管道，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常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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