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华侨华人从海外带回来的铜鎏金大理石女神座钟
在以前，每逢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在华侨大厦、华侨旅社，总能见到几个梳着大背头、头上打着厚厚的发蜡、穿着光鲜的人在那里与众人谈笑风生，他们的到来总能引起周围人们的低声热议，这群人就是“水客”。 在通信和快递业还不发达的年代，“水客”既是信使，又是快递员，更是将男丁带到南洋谋生的“引路人”。秉着诚信的原则，他们帮海外的华侨带回养家钱照顾亲人，同时也为家乡人捎去思念，慰藉在外打拼的华侨。 在梅州华侨华人历史中，“水客”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群体，它在梅州客属地区侨汇输入、沟通南洋与祖国等方面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在那个年代，正是有了“水客”在从中沟通，使得大量外资注入，家乡的公益事业得以快速发展。”梅州市外事侨务局副局长邓锐说。 往返两地 便利侨民兼利己 “往南洋营生人多，遂有一般来往代递信及资财者，名曰“水客”，不下数十百人，年节定期返乡，日大帮，余不定期日小帮，业此致富者殊不乏人，故咏曰：‘一年大小两三帮，“水客”往返走海忙，利便侨民兼利己，运输财币返家乡。’”梁伯聪的《梅县风土二百咏》一书中是这样介绍“水客”的。 众所周知，选择下南洋的人之所以愿意冒着丢掉性命的危险、忍受着长期的思念之苦在异国他乡打拼，为的就是养活在家乡的一家老小，改善生活。因此，当他们挣了钱，日子安定下来以后，急需与家乡的亲人联系，把钱送回去，这时就产生了“水客”。 “起初这行也是通过个人向亲朋串门联络的方式开展业务。”邓锐介绍，“水客”也是华侨，刚开始他们并不是专业的“水客”，而是趁回乡之便帮人带款带物，会得到一点“红包”。 随着华侨华人数量的增多，有带款带物需求的人也越来越多，一些有经商头脑的人看到其中的商机，开始了一项新的职业——专为旅外侨民带银信回国，每次带款便按规定收取若干佣金，他们同时也就运用身上的部分现款做起生意。这类托带钱银的交收买卖，并不发出收据或任何担保的文件，而是全凭相互信任的关系建立起来的，这种行为逐步在华侨社会形成制度化，这是最早的“水客”。 梅州地区的“水客”以汕头为中转站，再以梅县为据点，往返于兴梅和东南亚之间，据统计，梅州“走大帮”的‘水客’居多。“春节、中秋、端午这些节日“水客”一般都会回来，一般是一年走3趟，回来以后在梅州停留1个月左右的时间，把钱、货、信送到各家手中，顺便也带一些这里的特产回去卖，来回都能赚钱。”梅州市客侨博物馆馆长魏金华说。 据邓锐分析，“水客”这一职业的发展经历了原始期、成熟期、全盛期、衰落期四个时期。 有史料记载，17世纪初，就有“水客”往来于南洋，起初“水客”利用小店铺做据点，凡是要带款回国或要“水客”从家乡带消息的人，都利用空闲时间到店铺询问或委托，有些华工还把钱存放到信誉较高的店铺内，达到一定数量后就委托“水客”把钱带回家乡，久而久之，这些店铺就成了海外“民信局”的前身，专为汇款的华侨服务。 明永乐年间我国民信局正式成立，至清道光年间鸦片战争是“水客”的成熟时期。在这期间，海内外交通、金融业逐渐发展，“水客”从一开始带“人、信、财、物”并重，逐渐变为主要递带“银信合封”的侨批，原始的“水客”便转变为成熟的“水客”。鸦片战争至清末时期则是“水客”的全盛时期，因为出国谋生的人与日俱增，银元和法币相继出现，国际金融的转换也从物物交换变成了钱币转换，产生了大量的侨汇，促进了这一行业的发展。 多种经营 递带人、信、财、物 “下番系有‘水客’转，搭钱搭信报平安。”在那个艰苦的年代，“水客”的出现就像是雪中送炭，给家乡的人们带来了远方亲人安好的消息和维持生活的经费。由于许多“水客”坚持诚信经营，并且热情地提供代写书信、代传口信、代带物品、通报亲人的情况等服务，深受海外侨胞及其在家乡的眷属的欢迎，把他们当成自己的贴心人。 今年已经78岁的陈伯以前家里有亲戚在南洋，通过“水客”搭回了不少的洋玩意，其中几块瑞士出产的手表是他的挚爱，几十年来一直戴在手上不舍得换掉。“这是一种纪念，那时日子过得艰难，亲戚从南洋托“水客”寄一些钱回来帮衬着。”陈伯回忆道，那时全村都翘首期盼“水客”到来的日子。 根据经营业务的内容和地域不同，“水客”大致可分为如下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国外“水客”，被称为“走水”，也被称为“溜粗水”，或称“洋水客”等等，是指来往于家乡与海外，为侨胞携带钱物等的人员；第二种是国内“水客”，来往于国内的城乡之间，替国外“水客”带款携物之人，被称为“吃淡水”“巡城马”；第三种是客头，是指“水客”中专营带人业务的人；第四种是专门往来香港、澳门与内地城乡之间的人员，以“走单帮”的带客货为主，也有受港澳同乡会、社团的委托代带侨汇的，他们所带的款项虽与侨汇有关，但并非在海外直接收汇。 然而，“水客”的分类并非绝对，只是相对而言，为了生存和发展，“水客”一般都是多种经营，是一个多功能型的职业，他们不仅仅是帮助带信、带钱、带物，还带人往返海外与家乡之间；不仅走海外，也走港澳、国内各地。 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水客”，即带人的“水客”——“客头”，他们主要是携带国外亲人要求出洋的妻儿或亲友。“水客”所带的出洋者，少则二三人，多则可达二三十人，也有“水客”把在海外出生的新一代客侨带回家乡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因此，“水客”也时常充任引领、介绍新移民（俗称新客）的角色。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为了语言上的相通和感情上的融和，华侨在当时都愿娶家乡女子，从而出现了华侨到家乡的“娶亲热”，“水客”业便相应出现了“包做媒人，包护送完婚”的“喜事双包热”，“水客”帮南洋侨民回乡物色女子，并带往侨居地成亲。 “……至若佑华哥前月由广济堂寄回国币9200000元，系其娶妻之用，凡事一切均由大人及秦弟主裁，前信谅亦详悉，并新作速娶回，以便同秦弟早日来埠……”这是一封印尼华侨写给其母亲的侨批，里面清晰地表达了这位华侨愿意回乡娶妻的心愿。 “干这一行的‘水客’，必须对我国传统文化伦理和客家的民俗风情有较丰富知识，同时还要品德优良，才能扮演这种角色。”邓锐说，“水客”不仅带妻，还从海外带华侨子女回乡接受传统文化教育。 为了让子女接受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传承中华民族精神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海外华侨纷纷选择把孩子送回家乡，让新生代华侨了解故乡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培育他们对家乡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因此，在海外出生的孩子，在年少时被“水客”带回家乡居住，随母亲生活，入塾读书，到一定年龄时再出洋，俗称“割尾巴”。 沟通海内外 促进侨汇增长建设家乡 “水客”常年奔走于各地，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这行业也不是人人可做的。据一位印尼华侨回忆，他小时候有几位同学的父亲就是“水客”，“需要能吃苦、交游广、人缘好、性格温和低调、诚信可靠，得到亲友（主客）的依赖，具有任劳任怨为人服务心态的人才能胜任”。 诚信是“水客”立足的根本。“水客”大多没有经营场所，他们一般住在小店铺、客栈，其业务的获得大多靠熟悉的同乡或亲戚，因此“诚信”对他们来说尤为重要。 有一位“水客”叫邹天彩，他诚信经营的故事流传至今，他所经营的每一笔侨汇都准确无误，海内外均对其赞誉有加，因此他的业务得以快速发展。 1947年，邹天彩带着有身孕的儿媳回家，由于当时战乱，加上国民政府的腐败，从马来西亚到达汕头，上岸时海关人员对邹天彩进行了搜身，邹天彩所带的港币被查出来没收了，所幸藏在儿媳身上的钱没有被搜出来，但他也损失巨大，不仅亏了业务费，还要赔偿，如果是一般的“水客”，碰到这种事情，都会开溜，但邹天彩没有，回到家的第二天，他就卖掉了自己在梅城的店铺，还清了所有的钱。 “水客”不仅要有诚信的品质，还要具备健壮的体魄、丰富的知识和较强的应变能力。 “梅州地处内陆，在以水上交通为主的时代，这是非常不便的。”邓锐说，往来于梅州和海外的“水客”比潮汕地区的“水客”更添几分艰辛，他们一般沿着梅江、韩江顺流而下出海，在茫茫的大海上颠簸数日，然后才抵达目的国。 据史料记载，当时华侨所乘坐的轮船体积小，速度慢，船体摇晃厉害，从汕头到新加坡需要10多天，而且在船上的生活条件也不好，大家吃住在一起，通风不好。不仅旅途艰辛，在国外收取钱物的时候“水客”也是风餐露宿，走到哪住到哪，一点一点地把当地华侨的钱物搬到旅馆，当有赢利时便踏上返乡之路。 “水客”的个人行囊就是一个背包，里面有被子、换洗衣物、小铁锅、炭炉、饭甑等炊具，再加上一个行军床，这些是他们在海上度日的必需品，回乡后看似光鲜的“水客”在旅途上过着流浪般的生活，与此同时，他们也要忍受着思念家人的痛苦和海上的大风大浪。 在那个通信业和金融业并不发达的年代，一批又一批的“水客”是沟通侨情、畅通汇路的重要力量，“水客”业对于“疏通信息，引导新客出洋，密切华侨与祖国的联系，沟通侨汇，繁荣乡梓”起到积极作用。同时，“水客”也是华侨，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们也和其他的爱国华侨一样挺身而出。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东南亚各处海口交通几乎宣告断绝，侨汇路线受阻，梅州旅居南洋群岛者众多，因为交通断绝，人员不能往来，信息不能沟通，不能接济家庭，人人都焦急万分。就在这时，不少梅州“水客”海外送子回国参加抗日。据有资料可查，旅泰梅县籍华侨钟镜泉，1940年6月送其子钟志坚随“水客”返国投军。 “水客”对侨汇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由于早期的水客没有纳入国家体系，所以难以统计具体的输入侨汇数目。据1941年《梅县建设》记载：“往来南洋每年三次“水客”约有三四百人，代侨胞带回汇款每次在200万元以上。”据1988年版的《梅县市金融志》记载：每次年关如遇“水客”汇款未到，市面冷清萧条；“水客”一到，则市面顿时活跃，各行各业均呈兴旺景象。 链接 梅州登记在册的“水客”累计达822人 1950年1月20日，省政府为保护华侨及“水客”的正当利益，公布《“水客”管理暂行条例》，各县银行开始对“水客”进行登记管理，并成立“水客”公会。梅州各级人民政府公布“水客”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凡经营“水客”之业务者，均需办理登记、具保、批准、发证，未经批准不得经营。据统计，梅州各县经营此业者先后累计达822人。其中：梅县447人，兴宁34人，大埔296人，蕉岭45人，诚然也不排除还有一些兼职或者不是经常经营的“水客”没有登记。 轶事 诚信“水客”邹天彩 邹天彩从事“水客”业的第一站是在马来西亚怡保。这位踏实肯干的客家人到达怡保后，便马上开始了深入的调查访问。经过了解，邹天彩得知怡保有大量的客家人，特别是梅州平远人姚德胜在怡保就有大矿山，根据以亲托亲的惯例，姚德胜的周边有不少平远人以及平远周边的客家人，但是，他们主要散居在锡矿山、农村等地。 权衡利弊后，邹天彩决定在怡保梅州人士较为集中的矿山、农村找一个较为便宜安全的旅馆，然后提着袋子，像乞丐一样，登门拜访当地的知名人物，获得信任后，才开始挨家挨户地自我介绍，询问登岸准证情况。 一开始时邹天彩主要是帮忙带钱回乡，后来帮带一些衣服回乡，类似现在的快递和银行，他对这些钱物进行造册登记，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后来邹天彩的业务发展了，不仅带钱物回乡，而且还从家乡带人出国。据统计，邹天彩累计带有近千位家乡人到达海外与家人团圆，或者在外谋生。 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加上日益丰富的人脉资源，邹天彩“水客”经营的范围不断扩大，信誉度和名气也不断增大，业务步上了正轨，经营资本也不断扩大。后来，邹天彩的业务发展到了马来西亚的其他地方，还有印尼和泰国等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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