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侨与海上丝绸之路⑥　几行家书抵万金，一纸侨批家国情

　　泛黄的信纸上，清秀的字迹饱含深情：有铿锵的爱国之情，也有对妻儿的浓浓思念，更有远在异国他乡的华商对诚信经营的坚守。一封薄薄的侨批，一头牵着羁旅异乡的海外赤子，一头连着翘首以盼的故土亲朋。

　　著名的国学大师饶宗颐认为，侨批可以媲美“徽州契约”，并题词以“海邦剩馥”誉之，又言“盈天地间之一切资料，无非史也”，其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不言而喻。

　　侨批为海外华侨搭建了一座与家乡父老沟通的桥梁，也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华人华侨与家乡之间紧密的人文交流。

　　走进梅州市侨批档案馆，三面墙上都分类装裱着来自不同家族的侨批。这些侨批，字迹有的洒脱、有的工整，行文有的朴实动人、有的文采飞扬，每一封侨批的背后，都有一群人的家国故事。

　　有侨才有批，侨批的产生与水客的出现原因相似。“早期的海外移民，出国前都生活在以家族为中心、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伦理社会，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和小农经济的影响，普遍存在‘百善孝为先’和敬重同族同宗长辈、亲人的孝悌观念和血缘意识。”梅州市外事侨务局副局长邓锐说，正是基于此，他们对父母、妻儿和其他亲人的责任的一种具体体现就是——源源不断地向家乡眷属提供养家和其他各种生活费用。

　　据历史记载，为了从道义及行动上承担起对家庭、亲人的责任和义务，许多初抵南洋谋生的移民，当其到达目的地以后，不管自己境况如何，都首先要给家里寄平安批，侨批里既用文字向家人禀报平安，叮嘱家人保重身体，和睦相处，共渡难关，同时会附上一点钱或物品，用文字和钱物来传达信息。

　　“侨批业是由水客业发展而来的，一般说来，侨批业的出现是在水客产生之后。”邓锐介绍，明、清时期，沿海人民出洋谋生多，他们与家乡亲人联系及寄送安家费，多靠随轮船往返的水客代带。随船的水客数以百计，代带的信款成批到达家乡，使“批”成为华侨寄信款回乡的代名词。时人称寄款为“寄批”，回执就称为“回批”。

　　看着一张张侨批，眼前变浮现出这样的场景：水客一户一户登门向华侨揽收现款，在各乡亲委托交银款时，清楚地写明所交家属姓名、地址及银数若干，并加上简单附言，往往是万缕思念化为寥寥几句。

　　侨批寄抵国内后，由熟悉可靠的“批脚”逐户按址送交，及时收回批，寄返海外，仍然是一户一户地登门交还。“所有这些服务既非银行繁琐的手续所能办理；还由于其书信书写简单，荒村陋巷，地址之错杂，也非邮政所能传递。”梅州市侨批档案馆馆长魏金华说。

　　因此，侨批的出现，带动了许多行业的产生与发展，侨批业主要承寄的是信、物和侨汇为主的行业，因此，侨批业也是侨批衍生出来的行业。

　　广东侨批主要由五邑银信、潮汕侨批、梅州侨批三部分组成，其中，五邑地区拥有4万多封银信，潮汕地区10多万封，由于梅州的侨批大部分在民间，数据较难统计，其中集中的有2万多封，大部分收藏在梅州市客侨博物馆内。

　　在《潮州志》中，侨批业被归入了“商业”，它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其背后更有复杂的体系和机构，侨批是华侨“商业”思想的衍生物。

　　在学术界广泛流行的基本演变是：华人向东南亚移民—移民向中国汇款—水客出现—侨批业市场出现—侨批局产生—侨批局兴盛—侨批局被取消。侨批业经历了从民信局、水客、侨批局、邮政、银行五个阶段。

　　15世纪初，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南方沿海、沿江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镇，出现了少数专门收寄商民邮件、办理汇兑等业务的民信局，并陆续扩设于内陆各地。至光绪年间，全国大小民信局已发展到数千家，并随着沿海居民出海者日众，出现了侨批，出现了专门办理华侨书信、汇款的侨批局。

　　侨批局是顺应市场需求的产物。清代开放五邑商埠以后至民国初期，出国侨胞激增，侨胞需要回寄的款项、物品数量也越来越庞大，侨批成批地增加，单靠“水客”操作已经让人感到不便，于是产生了侨批局。据1993年版的《平远县志》记载：1900年，平远富商姚德胜开设“大和当”兼办侨汇解付，1905年丰顺汤坑镇的“协记”也有侨批业务，不过两家都不是专营侨批业。据史书记载，1914年，梅县有5家批局，到1920年发展到40多家。

　　侨批局，是经营侨汇业务的行业，它在海外坐庄收汇，在国内有联号（或代理店）解汇，它的经营网络也具有明显的国际性。商办“批馆”或“批局”受“批”业务日益发展，机构也逐步完善，在海外及国内各设分号，在海外他们通过多种形式收批，在国内亲手将信件送到收信人家里，并等待“回批”，将回批送回寄批者。

　　“在海外，各个行帮有各个行帮的侨批（信）局，不少还兼营了旅业，行帮的侨批（信）局凭借乡谊进行招徕或延揽水客，水客与侨批（信）局互相吸引，开展合作，以此扩大业务。”邓锐说，侨批局除了传统的业务外，还开展“赊借”业务，就是相当于现代的借贷。垫汇的时间为三天，即先付汇，三天后收钱，若汇款人与信局往来悠久，还可以将除汇“正期”延续到15天，即先付汇，半个月后收钱，不另收利息，不需文字凭据，口讲为凭。

　　随着侨运的不断振兴，尤其是商业、海运业迅速兴起以后，世界真正进入了货币流通时代，侨批已完全变为金融流变的一种渠道，华侨商业思想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出现了如红头船主本身就是经营侨批业的大户；做南北交通生意的也是经营侨批业的大户；东南亚各地的批馆，利用侨批金融扩大商业贸易；不断壮大自身的财力，使不少小批馆摇身变成了大批局……

　　据魏金华介绍，在20世纪初叶，海外做侨批生意要能成功，必须守信，诚信经营，一般须备足三笔本银：一笔由银行押底，一笔预先垫付批银，一笔在货物销售以前，先发批到侨眷家里，只有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才经得起激烈的商业竞争。

　　2012年，侨批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侨批得到海内外专家的高度赞誉，著名的国学大师饶宗颐认为侨批可以媲美“徽州契约”，他评价侨批是“继徽州契约文书之后在历史文化上的又一重大发现”。

　　有人将侨批与欧洲的书稿进行对比，认为两者均是保存记忆文化的载体，是宝贵的遗产，但欧洲的书稿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写成的（例如莎士比亚的作品），侨批则是由一群人共同书写的。

　　侨批不仅是一张张汇款凭证，而且是历史真实的见证，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华侨史的重要文献，为海内外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学者提供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对梅州人民来说，则是了解家情、乡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侨批所维系的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关系，同时也是一种亲情关系。”专家表示，侨批有信、有钱、有物质，钱和物是汗水换来，信是真情写就，反映中外历俗、乡思亲情、侨汇金融，内容甚丰。

　　在梅州市侨批档案馆内，右边的墙上挂着梅县华侨杨露义的侨批，经魏金华介绍，他的侨批一共有87件，里面记录着从1918年至1946年长达28年的时间里，他对家嫂和侄子的照顾，虽然在这期间他没有回过家，但他从未停止对嫂子一家的经济和精神支持，“他的哥哥很早就不在了，但他没有就此放弃照顾哥哥的家人，以此为己任，体现客家人不论身在何处，不忘家人、有情有义的传统美德。”

　　侨批创造了三个“世界上独一无二”：一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侨批的历史之长，规模之大，浸润着中华文化，其文化色彩之浓郁，世界上独一无二；二是从数量来看，侨批的数量之多，侨批的经营者数量之多，侨批局的数量之多，世界上独一无二，只有广东、福建、海南等省特有；三是从侨批的解送情况来看，侨批不仅有水客单独解送的私人行为，有几个水客组成的小集体的解送行为，更有侨批局的有组织的解送行为，他们在海内外民间创办的侨批特殊邮路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侨批不仅具有历史价值、现实价值，还有审美价值、伦理价值。过去出去的华侨很辛苦，但是他们仍不忘寄钱回乡帮补家中生活，侨批上有各种各样的邮戳、批号、货币等，都是非常特别的，另外，侨批都是用毛笔字写的，侨批中优美的毛笔书法，很好地展现出中国的书法艺术。”邓锐说，侨批中的许多价值仍有待开发。

　　侨批对金融、邮政、海内外交通、华侨史的研究都极其重要，尤其是金融和邮政。在银行和邮政没有出现之前，侨批其实就具备了这两项功能。侨批是银和信合封，银即是金融，信则是邮政，可以说侨批的出现推动了国际金融的发展。　

　　钟银昌出生于1910年，幼年丧父，从小便尝到了失去父爱的痛苦。母亲一人含辛茹苦，拉扯兄弟姐妹五人，生活十分艰辛，经常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12岁时，钟银昌经亲友介绍到汕头市一间杂货店学做生意。小小年纪便出外谋生计，担起了养家的责任。到了店里，刚开始只是做些烧水煮饭、打扫卫生等杂活儿，但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伺候老板，对待顾客彬彬有礼，勤学苦练，不懂就问，深得老板和邻里的赞许。

　　有一天，钟银昌对老板说，他想读书，将来好帮老板记账算账。老板也很喜欢这个聪明好学的孩子，支持他读夜校。勤奋好学的钟银昌在夜校就读期间练得一手好字。不久，老板看他人缘好，又可信可靠，有能力，有信用，便叫他单独到湖南长沙、上海和香港等地采购商品。十多岁的钟银昌毫不犹疑地接受任务。在各地办货的过程中，他结识了不少政界、商界和教育界的朋友，这也为他今后的经商事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此后，钟银昌在汕头杂货店经营中全力协助老板，从外出采购、进货、验收、发货、算账以及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等方面，都学到不少东西，开始了他人生的另一个征途。通过不断的探索，他瞄准了道路，经营侨批业。

　　在抗日战争期间，钟银昌与账兰、孙城曾、刘锦鸡和林季植等好友在部关创办了“侨兴行”公面，利用东兴邮路，在广东、广西、湖南等省设办事处或商号。由于钟银昌诚实守信，热爱祖国，中共地下党组织经常将掩护地下党撤退，资金转移等秘密、复杂、繁重的任务交给钟银昌。

　　有一次，地下党组织要将一笔银元从韶关转移到重庆急用，当时的地下党组织找到钟银昌，钟银昌找到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一个梁姓的军需处长，由于一直有商业往来，他们深深了解钟银昌的为人，同时又是老乡，军需处长给他开具了介绍信和军服。钟银昌冒着生命危险，为了不暴露目标，将所有银元用胶布缠在身上，开始了危险的押“钞”行动，从韶关—湖南—广西—云南—贵州—重庆，在重庆上船后，搭乘人力车时还闹了一个笑话，到达目的地时，人力车夫认真地端详了钟银昌说：“老哥，你人又不是那么高大，为什么那么重呢？”一句话使原本高兴的钟银昌将心都提到了嗓门上，非常担心，幸好接头的人到了，钟银昌心里的那块沉重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钟银昌等人结束了侨兴行的经营。不久，钟银昌又与孙城曾、黄开万、谢淡秋、刘锦鸿、李喜渊、林季桢等好友创办“正丰庄”，总部设在香港，在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以及毛里求斯设立正丰庄分公司，经营侨批业，开展收汇活动，在省内侨属较多的汕头、梅县地区设立分公司，进行侨批的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