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以来，对客家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大抵集中在中原文化的渊源，以及客家人南迁后与当地土着文化的交融，而对于西方文化对客家文化的交流及影响，却鲜有涉及。历史上，深圳的李朗村和梅州的樟村，成为中国最早开放的客家村庄。西方文化通过传教的方式与客家人结缘。从1846年到1949年，瑞士巴色差会向广东客家地区派遣了一批批基督教传教士，兴办了一所以客家话教学为主的现代学校，给封闭的客家山村带来西方的文化和现代教育的启蒙。然而，由于“文革”劫难等原因，这一历史真相被过早地失落了，没有留下任何可以佐证这段历史的图片。2013年，深圳文化工作者王艳霞、唐冬眉，以敏锐的目光和文化担当意识，从深圳的大浪，到万里之外的瑞士，在瑞士巴色差会档案馆像探宝一样发掘出保存完好无损的上百张老照片：从瑞士到香港的西营盘，到深圳的浪口，到河源的荷树湾，到梅州的黄塘；古朴学堂墙上的十字架，金眼碧发的传教士与客家孩童游戏，洋人编撰的《客话词典》，身穿新式服装的客家女孩，荷树湾过新年表演的舞龙舞狮与中国功夫……一帧帧老照片，挟着来自大洋彼岸的风，生动地展现出一百年前的客家倩影，披露了巴色差会与客家人百年的文化情缘。百年前，瑞士传教士在客家地区办客语神学院1842年鸦片战争后，国门被打开，西方传教士开始纷纷涌入中国。来自欧洲的基督教信义宗之三巴——巴冕、巴色、巴陵传道会，就是其中一支相当重要的力量。在1846年至1949年之间，来自瑞士的巴色差会向中国广东客家人区域总共派遣了62批188名传教士（不包括传教士的妻子，另有两名不是由差会派遣、志愿到梅县德济和河源仁济医院的欧洲籍护士尤丽书乐姑娘和柯尼逊姑娘）。  河源仁济医院（广东河源，摄于大约1909-1913年间） 同样，22岁的黎力基，在1846年漂洋过海从德国来到中国。不久，他的未婚妻也追随而来，并由此开始了他这一生与中国的情缘。黎力基牧师在中国传教48年。曾任巴色差会驻华总牧师；在香港西营盘创办华人女子首间西式学堂、在李朗创办巴色差会第一所以客家语言为教学语言的神学院，将香港巴色义学搬迁到新安县浪口村，在粤东北山区办起了数量庞大的乡村小学、两所中学。在传教办学间隙，他先后编写了《客语德华词典》、《潮语德华字典》，《巴色会崇拜礼仪》，以罗马拼音翻译成客家话的《马太福音》。他在晚年以中文出版了一本小型的儿童客语歌谣集。  黎力基夫妇（广东兴宁坪塘，摄于大约1888-1899年间）可见，在一百多年传教办学的岁月中，巴色差会派遣的传教士们与客家人一道经历了中国最动荡不安的时期，而他们的历程，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李朗、樟村，中国最早开放教会的客家村庄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虽然明确了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被迫开放的五大口岸通商、居住、办校、 行医、传教，但当一些传教士试图由此进一步向内陆省份扩展时，却遭到民众抵制甚至被当地政府驱逐。大约在1850年，新安县布吉李朗村里有一户江姓人家的男子江觉仁，在香港谋生期间接触了基督教，并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江觉仁回到家乡李朗村时，向村民传播《圣经》。久而久之，围绕着江觉仁的十几个乡亲，都有了信基督教的想法。于是，江觉仁再次回到香港，找到了巴色差会的传教士韩山明。此时，巴色差会在华传教士正在为寻找一个内地落脚处而着急。于是，韩山明、黎力基、韦永福牧师很快来到了李朗村，并在此购买地基筹建福音堂和男童学校。总面积600多平方米的李朗教堂于1855年3月11日开幕，布吉聚会所迁至李朗。因此，李朗成为巴色差会在中国内地的第一个基督教根据地，也成为中国内地对外开放的第一个村庄。1864年，从德国武腾堡来的传教士贝德明抵达李朗，创办存真书院——中国内地第一所以客家方言授课的中文神学院。李朗因此成为培养传教人才的教育中心。神学院在李朗时间长达61年，它无疑是深圳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它为教会培养了许多传道和教育人才，早在咸丰七年（1857年），巴色差会就选派新安县布吉李朗村人江云章、观澜樟坑径人陈乐真、李承恩3人赴德国柏林神道大学留学。新安县这3名赴德留学学生，不仅是新安县私人到欧洲留学之始，也是近代中国官费、私费到欧洲留学之始。色差会在毗邻香港的新安县一带立足之后，又将目光投向客家人最集中的嘉应州（嘉应州即是今天梅州市的绝大部分地区），开始了一个多世纪向客家人居住的珠、东、梅三江流域传教办学活动。而长乐（今梅州市五华县）的一个偏僻山村樟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樟村不单是粤东北客属第一间教会所在地，还是第一间“现代小学”和第一间“女子学校”开办的地方。抗日战争时，又是梅县黄塘教会“心光盲女院”四十多个盲女避难、学习的地方。   1.荷树湾教堂，龙凤贺新年，鼓乐响起来（广东河源）2.荷树湾教堂，闹新年的大狮（广东河源）3.荷树湾教堂，闹新年，中国功夫（广东河源）4.荷树湾教堂，闹新年的表演者，一个舞狮，二个扮孙猴，二个大头娃（广东河源）5.荷树湾教堂，闹新年，舞龙（广东河源，摄于大约1904-1920年间） 从1855年开始，教会以樟村为为起点迅速扩展至元坑（1866年）、粘坑（1867年）、紫金县的古竹（1873年）、龙川县的博石下（1877年）、鹤树下（今鹤市1886年）、老隆（1898年）、兴宁（1882年）、梅县（1887年）、河源（1901年）、和平、连平（1909年）等地。至1919年时，在广东省已有36个布道区、130间教堂、领圣餐的基督徒1874人、小学72所，还有中学2所（梅县黄塘乐育德文中学、紫金古竹乐育中师学堂），医院2所（梅县德济医院1893年、河源仁济医院1907年）。  黄塘河的西岸是德济医院（摄于大约1914-1925年间）兴办学校和教堂是传教士的两大使命清末民初，由于国内广泛开展的洋务运动及洋务学堂对人才需求的刺激，形成重视教育的兴学运动。巴色差会开始在客属地区创办现代学校，实行男、女同校，开了男女平等接受教育的先例，小学开始教国文、算术、圣经、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体育等。中学时加教德语、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生物，还有管风琴、五线谱。1848年，韩山明在新安县沙头角设立了第一个客籍学校，并组织神学训练班。1862年，黎力基在香港西营盘建教会新楼，随之兴办巴色义学（女校），这是香港第一间女子学校；1879年，龙川县鹤树下墟博石村办日校，招收成人和小孩，以教授基督教教义为主。1889年，龙川县鹤树下教会办小学。到19世纪末，鹤树下的9座村庄里都办有学校。1891年，香港巴色义学迁址到新安县龙华墟浪口村福音堂左侧，更名为虔贞女校（1913年改为男女生混校，更名虔贞学校）。1881年，巴色差会在荷树湾设宣道所。1892年，梅县建校舍办黄塘乐育女子学校。1899年，龙川老隆建男童学校。1904年，长乐县元坑村东南4小时步行路程的梅林开办英文授课的“中英书院”。1906年，梅县设乐育中西学堂等。   1.梅县黄塘乐育学校正面（广东梅县）2.梅县黄塘乐育女学校的北面（摄于大约1920-1926年间）3.梅县黄塘乐育女学校师生合影其中，鹤树下自1889年办学后便成为人才荟萃之地，培养了民国时期广东省教育厅长黄麟书、教育家张道隆、医学博士曾宪文和刘学贵及着名中学校长黄崇礼、张学文等。而虔贞女校里则走出去五名革命军军官（四名黄埔军校的军官，一名保定军校军官），参加了北伐和抗日战争。虔贞女校的教育功能一直延续到1985年，在六七十年代，从这所小学毕业的学生在成年后有四十多个校长、老师、工程师及商人。   1.浪口虔贞女校（广东深圳，摄于1878年）2.深圳浪口虔贞女校师生合影（广东深圳，摄于大约1921－1928年间）3.深圳浪口虔贞女校师生合影（广东深圳，摄于大约1921－1928年间） 得益于教会首先开办现代学校，粤东客属之地成为十九世纪下半页至二十世纪上半页人才荟萃之地，前期的才子、文人、教育界、军政界、实业界的名人大多出于教会所办的现代学校。教会学校除了文化知识之外，还将现代体育运动也带到内陆山区来了。瑞士籍牧师万保全原是德国国家队足球队员，中国近代第一份足球比赛规则，也是由万保全制定的。1914年，他到梅县乐育中学任校长后，将学校门前草地开辟为足球场，并亲自教学生踢球，引起其它学校纷纷效仿，使梅县成了中国有名的足球之乡。传教士开启了客家人面向世界文明的窗口C·C·基尔佩在《客家话读本前言》中写道：客家人有自己的方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这就给外国人学习这种方言造成了困难。满足布道工作的需要，不能有任何学科的不足，刚开始布道者就意识到有必要通过帮助来弥补这个不足。这个客家读本应该执行和补充这项工作。它的任务在于，尽可能介绍更多的词汇和家宅话的句子结构。由韩山明主持编写、黎力基完善的《客语德华字典》，应该是巴色传教士为客家人所做的第一件伟大的工作。韩山明遗稿影印件16开本共180页。该字典按照客家方言声、韵、调的顺序编排，同一声母的按照不同韵母的顺序排列，同一韵母的字按照不同声调的顺序排列。据有关学者介绍，黎力基编写的《客语德华词典》是按照客家方言音节的音序编排的，与韩山明编撰的《罗马字客语德华字典》相似并加以完善。读音、意义相同的音节为同一个字头（语素），用罗马字拼音的大写形式打头，然后用罗马字拼音的小写形式罗列含有这个字头（语素）的词语，接着对每个词语在客家方言中的用法加以解释。  梅县黄塘乐育女学校简章、教材和书除此之外，在瑞士巴塞尔使命21档案馆里，收藏着大量百年前客家地区的教会学校所使用的教材。差会档案馆的馆藏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当年全国通用的国民教材和大清时期的教材，这一部分收录得十分齐全，有学生使用的课本，也有老师使用的教课书，国文、算术、地理、音乐均有收录；二是巴色差会编印的宗教读本，多以客家话写作，有适合各种程度学生阅读的读本，甚至有专门为女生编写的《女徒镜》，其中对于男女平等，女性素质决定民族未来等普世价值的阐述；三是巴色差会编印的客话国民教材，这是让人十分钦佩的做法，将全国统一的国民教材（普通话）翻译成适合客家地区使用的客话版本，这即使在现代教育中也不多见。可见当年这些传教士是秉承着尊重当地文化的理念来进行传教和授课的（这种观点在档案馆馆藏文献中有多处体现）。由此也不难推测，一个外来宗教能在相对传统和保守的客家地区生根、发芽，乃至结出果实的原因了。 （原载于《客家人》杂志，有删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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