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客家先贤黄慕松入藏致祭的治边策略

　　1933年12月17日（藏历水鸡年十月十三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地方报禀中央政府，依照历史的惯例，国民政府决定特派黄慕松任专使入藏致祭。黄慕松于1934年8月28日抵达拉萨，于当年9月23日在布达拉宫举行了致祭大典及国民政府册封十三世达赖为“护国弘化普慈国觉大师”的典礼。11月黄慕松一行离开拉萨，经印度返回南京。黄慕松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进藏的地位最高的官员” ，通过他的努力，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直接联系得以恢复，在中央和西蔵的关系史上树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关于黄慕松入藏致祭的过程和意义，已经有数篇论文和回忆录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或记载。 笔者感兴趣的问题在于黄慕松出生和成长的家庭背景，以及他为何能够被国民政府选中作为专使入藏解决棘手的边政问题，还有他个人接受的中西方教育对他的治边策略有何影响？为了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笔者首先系统阅读了当时涉及黄慕松的各类文献资料和档案记录，并利用地缘优势到他的祖居地梅县松源宝坑村进行田野调查，试图通过他的客家文化背景，剖析其边政思想，揭示客家文化的外向性。

　　一、黄慕松生长的客家文化背景

　　根据笔者在广东梅县松源镇宝坑村的田野调查，当地黄氏宗族最早源于开基祖万五郎公，以其作为一世开始计算，黄慕松已经是第十九世。“至七世祖德、珍公，于明朝正统至景泰年间（公元1436年至1450年）迁至广东嘉应州堡坑乡（今广东梅县松源镇宝坑村）开基。尊他们的曾祖父万五郎公为始祖，称一世。并在宝坑建造万五郎公始祖墓。所以，黄万五郎公是宝坑黄氏始祖，德、珍公是宝坑黄氏开基祖。迄今历五百五十余年，世代繁衍，现已传至二十四世。”

　　黄慕松（1883—1937）原名汝海，讳承恩，梅县松源镇宝坑村人，少年随父亲黄壁池住在广州。黄慕松的胞弟黄汝燊（1884—1951），字焯南，祖居宝坑田心沙坝堂。黄汝燊长年在广州、汕头、贵阳、连平和香港等地经商，从事工业实业，并在广州创建万昌隆、亿昌隆染布厂，拥有彩虹纺织整染工厂一座，销售商店数间。万昌隆、亿昌隆在上世纪40年代曾是广东省内规模最大的企业，其曾任广州市纺织行业理事长，是当时广东有名的实业家。黄汝燊热心家乡教育事业，1931年为明伦公学（宝坑小学）捐建一厅四间总面积为150平方米的校舍。黄慕松二子黄维恕为陆军中将，三子黄维亷为空军少将。黄慕松“一门三将军”，虽然从黄慕松那一代就离开了宝坑村，当地客家人对此却仍津津乐道。

　　1、黄慕松个人的政治生涯

　　黄慕松早年肄业于汕头岭东同文学堂，后入广东武备学堂，毕业后选派去日本留学。在此期间，他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炮工学院，并通过客家宗亲纽带结识孙中山而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黄慕松任广东黄埔陆军小学教官、校长。1911 年10月武昌起义后，他担任民军参谋长。民国成立后，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总统府军咨府（后改参谋本部）第五局局长、北伐军南京站副站长。1912年冬，他任外蒙考察团委员，奉命规划国防军事，考察完成后，得悉袁世凯谋辟帝制，他不为袁世凯所利用，再次东渡进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13年任国防考察委员，曾赴蒙古、新疆实地考察。回京历任陆地测量总局局长。1916年1月再赴日本以陆军工兵中尉身份入日本陆军大学31期深造。当时，其同学包括覃师范、陈仪、王孝缜、朱绶光、张华辅、王树常6人，1919年11月26日毕业。该校教师对黄慕松的评价为“具有独自创造性，性格诚实。热心钻研军事学术。成绩优秀、战术技能卓越、日语表达流畅，精通俄语。该学生将来具有很大的前途。身高约172厘米，体重约59公斤。属于体形较大、健康良好的学员。”

　　1920年，黄慕松以中国军事研究员身份赴欧州，在英、德、法游历考察了3年，研究各国军事战略器械。回国后被任为中俄界务公署参议兼中俄会议专门委员。1924年5月，他又兼任交通部路线审查会主任。1925年5月，黄慕松任军务善后委员会委员，南下广州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师师长，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其后广州国民政府移师武汉，黄慕松任粤军总司令部编审委员会委员长兼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高级班副主任。1928年至1930年间，他先后担任军官团副团长、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还被任命为参谋本部测量总局局长等职。1930年再次代理陆军大学校长。不久奉派去英国出席万国航空会议、第四届万国测量家联合会会议、第三届万国航空摄影测量会议，并作为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出席国际军缩会议。1931年12月26日，黄慕松任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先后担任过中国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被推选中央海外党务委员。1932年9月26日，他担任参谋本部第一厅厅长。1933年4月28日特任新疆宣慰使，处理新疆事变，9月任陆军大学校长，同年底任新疆省党部指导委员长。1934年1月，黄慕松奉派赴西藏任致祭达赖专使并主持册封大典。1935年3月15日，黄慕松任蒙藏委负会委员长，4月4日任中将，同年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

　　1936年7月29日，国民党政府免除陈济棠的广东省省长职务，委派黄慕松接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他到任后，下令禁绝烟赌，此一政策很得全省民心。其时，广东全省各地纷设“禁烟局”、“戒烟（指鸦片烟）医院”，收到一定效果。黄慕松担任国民党广东省主席仅半年多，就因肝病复发，于1937年3月20日在广州病逝并葬于番禺黄家村。其后，国民党政府追赠他为国民党陆军上将，并在广州举行追悼仪式。林森、蒋中正、于右任、孙科等政府要人均亲书吊唁词。蒋中正题词为“党国宣勤”，于右任题词为“南疆迭枣”，孙科题词“长

　　2、民国时期影响黄慕松的客家精英

　　黄慕松最初入读的岭东同文学堂，是由嘉应州（今广东梅州）镇平（今蕉岭县）人丘逢甲创办于1899年秋冬。1901年春该校迁往汕头，地点在外马路原汕头绅商集资兴建的“同庆善堂”旧址。 丘逢甲自任监督（校长）。这是丘逢甲独立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同时也是潮汕地区出现的第一所新式学堂。关于创办该学堂的宗旨，丘逢甲在《创设岭东同文学堂序》中说得很清楚：“国何以强？其民之智强之也；国何以弱？其民之愚弱之也；民之智愚乌乎判？视其学之有用无用判之也。”他认为，西方列强和东方日本正是“以学强其国”、“以有用之学傲我”；而我国却“乃群然习为无用之学，鄙弃西学不屑道，或仅习其皮毛，于是遂驯致贫弱，而几危亡……故思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爰忘绵薄，广呼同类，拟创设岭东同文学堂。”关于教学内容，《岭东同文学堂教程》规定：除一般文史课程外，还开设格致(物理)、化学、生理卫生、算学等西方引进的自然科学。其中尤重算学，因为“算学所用最广，天文、地理、历律、兵法、制器、一切测量之法、绘图之法，莫根于算。”该学堂特别重视外语，尤重日语。此外，还特设“兵式体操课”，练习实弹射击，以期增强学生的体质和实际本领，准备将来担当重任。在教学方法上，岭东同文学堂因材施教，提倡自学、讨论，意在活跃学术气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规定“本学堂分班教授。而学生外另设一讲习班，凡未为学生而愿与本学堂切磋者均可先行挂号，时到堂中，研究一切……每日课程但随所看之书有不能尽解者，可相质问。诸生遇有各门疑义，准其问于师长。”

　　丘逢甲不仅积极创办新学，同时还勉励有条件的青年学生赴东西洋留学，尤其鼓励他们留学日本。他说：“各国教育设施迥非吾国所能企及；日本，吾国仇也，然日本之所以能侮我者，由学术胜尔。欲复仇而不求其学，何济？”为此，他亲自出面做学生亲属的工作，帮助他们解决赴日留学的经费问题。在丘逢甲等人的积极倡导鼓励下，“当时岭东留学日本者，达数十人。”重要的是，这些青年到日本后，受到民主革命思潮的熏陶，纷纷走上反清革命道路。1905年8月，中国革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时，岭东同文学堂出身的留日学生大多参加了同盟会。当时与丘逢甲“深相结纳”的着名革命党人至少有邹鲁、姚雨平、谢逸桥、谢良牧、朱执信、陈炯明、林修明、李次温、黄慕松、邓铿、林云陔、温翀远、林震、古应芬、高剑父、高奇峰、赵声、饶景华、叶楚伧、梁千仞

　　二、黄慕松在入藏致祭的前因后果

　　1、选派黄慕松入藏致祭的原因和意义

　　南京国民政府为何历史选派黄慕松，而不是主管蒙藏事务机关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或其他人？这主要是黄慕松具备别人没有的条件。其一，从所属派系来说，黄慕松属于蒋介石的黄埔系，1925年担任过黄埔军校高级班副主任。在国民党政治中，派系关系十分复杂，派黄慕松入藏，蒋介石比较放心。其二，从地域政治关系来说，国民党中央要人主要分为蒋介石为代表的浙江派和以胡汉民、汪精卫、孙科为代表的广东派。黄慕松是出生于梅县的客家人，蒋介石以他出使，广东派自然会支持。其三，从人生历练来说，黄慕松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懂得军事和国防，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多个要职；而且熟悉边疆政治、经济与地理状况，“深得边陲同胞之信赖” 。国民政府1933年派他入疆，设法利用盛世才推翻金树仁造成“不稳之机，直接统治新疆” 。

　　正是由于黄慕松具备了这些条件，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讨论人选时，他的提名获得一致通过。 1934 年1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特派黄慕松为致祭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达赖喇嘛专使。” 蒙藏委员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查达赖大师圆寂，政府笃念勋劳，备极褒崇，并特派专使入藏致祭，借谋旧有关系之恢复，杜绝觊觎，固我边围。筹边大计，莫逾于此。” 因此给黄慕松的具体使命是“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政府直接协商解决西藏问题，外人不得干涉；中央政府按前例在藏设立驻藏办事长官，西藏地方高级官员须呈请中央任命；西藏地方军队由中央派员训练，机械由中央发给，专负维持地方治安之责；西藏西南边界之国防建设及国防军之统率由中央统筹办理。”

　　黄慕松入藏，不仅打破了西藏地方自辛亥革命以来同内地的对立隔阂局面，而且使双方关系从对立转为协商，这就为1939年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作为中央专使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而使“中央在藏主权业告确立” 奠定了基础。黄慕松针对噶厦政府内部分裂分子的强硬决不退让，针锋相对进行驳斥，指出“中华民国与西藏政教制度之无抵触，且中央将许西藏以适当之自治权，不夺藏人之权利，不改西藏之制……无论在法理上、历史上，西藏均是中国不可分离之一部。西藏同内地的关系自唐以来，已具亲密，降及元明，益臻良好，至逊清，更形融

　　黄慕松到藏伊始即与僧侣上层接触，充分利用各种力量之间的制衡争取谈话空间，前往三大寺布施熬茶，用怀柔的手段消除西藏对中央派员的戒备和防范，特别是黄慕松对佛教的优崇从认知的角度赢得了有利的商洽契机；在致祭典礼之前出现波折，黄慕松力主先完成致祭大事再言及其他，稳定了西藏的政教局面；谈判过程中，民族的危机感促使黄慕松坚持主权问题的原则性和具体措施的可变通性相结合，在西藏地方的实际情况和中央的政策之间寻找合作的融洽点；噶厦最后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央可派驻官员进藏、遵照中央的法规等方面都与国民政府的既定政策接近；还“为蒙藏委员会在拉萨设立办事处，恢复中央政府驻藏机构奠定了基础。”
　　黄慕松对西藏的地理、地方制度、政治派别、军事编制和武装、财政收支、农牧业和商业的实际状况、交通运输、邮电、寺院教育、宗教信仰、生活习惯、风俗礼节，以及与英、俄、不丹、哲孟雄（尼泊尔）的关系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察。黄慕松关注到处于西藏社会底层的人民的生活状况，深刻了解到藏族同胞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诚挚心情。黄慕松回南京后向国民政府报告“藏族同胞诉苦及盼中央派人治理藏地之请求，无日无之，无地无之。”对近年来由于边界纠纷和战事而对社会经济、民族心理和汉藏人民的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了调査，这些都给以后西藏问题上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和依据。

　　黄慕松入藏途中注意考察沿途的地理风情，并宣传国民政府的政策，在对西藏进一步了解的基础上，积极寻求与噶厦就诸多历史问题在协商中推进。从总体上看，他虽然没有促成问题的根本解决，但从双方存在的历史性分歧来看，已经超越了谈判的实际步骤，是中央治藏过程中较为成功的范例，是一次具有历史时代性、借鉴性和转折性的政策实践。黄慕松入藏扩大了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影响，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了解，还密切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联系。

　　2、黄慕松应对噶厦的立场与措施

　　噶厦之所以欢迎中央大员黄慕松入藏吊唁、册封，主要是要求新的中央政府承认西藏的现况，并解决康藏边界冲突。这与国民政府给黄慕松训令所要求的相去甚远。但就当时涉藏事务的复杂形势而言，黄慕松据理力争，态度坚决达到了基本的目标，使噶厦承认了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一，在册封致祭仪式与协商西藏同中央关系问题的时间安排上,黄慕松坚决主张前者，以表明他入藏的目的是在册封、致祭。噶厦借口说西藏僧俗官员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圆寂异常悲哀，不宜举行册封盛典这种喜事。首席噶伦泽墨（khri

　　噶厦见黄慕松的说明无懈可击，只好答应先举行册封致祭典礼。册封、致祭大典分别于1934 年9月23日与10月1日举行。这两日，黄慕松率随员着中央政府规定的礼服，西藏地方僧俗官员着西藏最新礼服，齐集布达拉宫，按照清例举行盛礼。与此同时，南京市及国民政府各机关悬旗庆贺。典礼的顺利举行，表明噶厦拥护国民政府追封十三世达赖喇嘛“护国宏化普慈圆觉大师”的封号，从行动上承认新的中央政府；也说明国民政府派黄慕松入藏册封决策的正确性。

　　黄慕松在不拒绝进一步谈判的基础上首先完成致祭典礼一事，遵循历史旧例，同时在谈判的过程中争取一定的缓和空间，以免出现因谈判僵持或停滞而拖延或无法完成致祭一事的局面，造成西藏政局的混乱，使英国有机可乘，直接影响到中央政府在西藏人民中的地位和对中央政策的信任。在枝节问题上以弹性的谈话口吻和原则性的立场相结合，不给对方转移重心的余地，但又不失融洽的商谈气氛，尽可能早日安排致祭一亊而后言及其他。对西藏方面拟请其他第三国的主张，黄慕松以中国内政不允许其他国家干预为由，回绝了这一提议，始终坚持“中国内部事务应由中国政府依照国内的实际情况自己解决，是各项政策的前提和谈判的依据” ，并表示没有任何的伸缩空间。

　　致祭当天，噶厦因布达拉宫“系达赖大师坐锡之处，向无外人悬旗之例” ，反对在祭堂悬挂旗帜。黄慕松的随行人员向噶厦解释悬挂党旗、国旗代表了全国人民对达赖喇嘛的景仰，南京国民政府复电说：“致祭日可在专使行辕高悬国旗、党旗，但不得悬别种旗为要。” 黄慕松经噶厦同意，决定致祭当天在专使行署大门上方悬挂中华民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同时将国旗和党旗抬至布达拉宫祭堂，但不悬挂。黄慕松就悬旗问题请示中央并陈述不再坚持悬旗，一方面防止是为了维护和尊重西藏的宗教信仰和历史成例，不引起不必要的猜忌和分歧；另一方面也是他持有族群文化多元论的体现，噶厦的说法上是基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而产生的不同认识，在宗教意义上符合藏传佛教教义的合理要求，与中央的民族宗教政策并不抵触，而且是中央既定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主动调整和适应西藏具体情况的灵活表现。噶厦政府对中央特派专使入藏册封致祭表示感谢，认为“中央对藏亲爱之意，至深至厚，感慰莫名。”

　　致祭典礼之后，黄慕松继续留在西藏就中央和西藏关系问题与噶厦进行协商。当时，中央和西藏关系失和，边界冲突导致地区问题的扩大化，噶厦的视线集中在边界冲突问题上，试图在维持西藏现实局面的前提下，不改变与现

　　黄慕松考虑到西藏的地缘政治、当时英国对西藏的影响、西藏政教的发展及诸因素交织将形成对西藏形势不利，明确指出确定双方关系问题是解决各项亊务的中枢，是减少问题中间波折的关键。 黄慕松客观地分析和推断西藏完全自治将使西藏完全处于孤立自闭的境地。行政院致电黄慕松指出，解决康藏界务须与恢复中央政府与西藏的关系并行，对于积重难返的中藏问题必须在具备一定条件下进行，而不仅仅停留在双方空泛的口头合作上。黄慕松随后与噶伦会谈时，分析五族共和的实质是实现中国内部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和团结，这和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在民族问题上的最终实现目标殊途同归，并不存在抵触；并且允许西藏在不改变政教合一制度和其他社会政策、机构组织的运作下，实现西藏地方自治。

　　三、黄慕松的治边思想与客家文化的关联性

　　1、黄慕松的治边方略

　　1935年3月27日，黄慕松在蒙藏学校讲演时，提出“过去我们国家之所以不团结，就是由于不尊重国家，不明民族构成的原因所致……本来中华民族是一体的。如西藏民族都是由昆仑山而来的，同时西康亦然。至于汉蒙回满也是由昆仑来的，后来因地不一，而名称也就有别了。其实我们五族完全是一体的，是源于一种族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结合是自然构成的，向来彼此就未用过如外国那样的武力侵略的，而均以礼对人。” 由此可见，黄慕松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认识已经有了“多元一体”的雏形，而且他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是建立在“五族”文化差异的基础之上。这显然与他在20世纪初留学日本的经历有关，日本在19世纪末就开始引介欧洲和美国的文化人类学，

　　1936年2月25日，黄慕松在西北问题研究会上发表演讲，在谈到“今后治边之方策”时，提出“汉藏关系有三个优点，其一是西藏与内地有2000年的悠久历史，过去感情甚佳，所以内向情切；其二是中国历代治边政策，多取宽大扶植主义，宽厚的边疆政策令藏人十分感激；其三是五族一律平等的精神，更足使藏人坚心内向。”不过，他认为“但边疆问题不能即算此解决，吾人应一方面将此良好的历史关系、建国精神和治边方策，继续的保存恢复、发扬光大；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做到能以实力扶助保护边疆的，民族，使不致因感受外力的压迫而生其他的顾虑，则内向之心自可永久坚固。” 黄慕松提到扶持边疆民族的发展，与当代共产党政府大力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事实几乎一致。就当时历代封建统治者留下的大汉族观念遗产而言，黄慕松的治边理念已经跨越了几大步。

　　1936年5月3日，黄慕松在电台发表演讲时提出：“边疆二字，普通多指四周接近邻国之地域，其义广；而在本题则仅指远离中原，既接强邻，又与内地情形稍有差异之领土。盖我国之边疆，含有特殊行政区域之意旨，故不可以泛指四境之地，而当观其地带气候民族语文政俗诸端为何以决定之。如此数者，均与中原相同，则虽在极边而不视之为边疆，如闽粤诸省是。否则，虽不在边徼，亦可视之为边疆，如青康诸省是。本此意义以定我国之边疆，自当以蒙古西藏新疆西康为主，察绥宁青等省次之。此外如东三省云南两广及沿海诸省，虽处边境，或则向与内地无异，或则早经开发，列为行省，其民情风俗，一如中原，法令规章，普遍适用，已失去特殊行政区域之性质，故不能与边疆同视。”

　　黄慕松的“边疆”概念，大致有三层含义：其一，认为边疆从广义而言为四周接近周边邻国的地域。这是从地理层面的意义来考察边疆概念，是边疆的初义，与内地相对而言。其二，指出中国的边疆含有特殊意义，不能完全用地理层面的概念来诠释，应综合地理、民族、文化、政治、民俗诸层面进行考虑，并举例具体说明。其三，他明确指出中国的边疆“以蒙古西藏新疆西康为主，察绥宁青等省次之”，“东三省云南两广及沿海诸省，虽处边境……故不能与边疆同视”。

　　他在《我国边政问题》一文中阐述了六个方面的问题，包括边政的意义、我国边疆的现状、掌管边政之机构、治边原则和国民对于边事应有之认识。他在演讲中特别谈到新疆和西藏的重要性，对藏传佛教也有独到的见解，“其人不分老幼僧俗，无不崇信佛教，无论政治法律风俗生活，莫不表现佛化精神，凡法律政令所不及者，宗教即可辅助之，是种政教杂揉之制，久行西藏，甚为适宜。蒙人信佛，亦与藏人无异，王公民众，礼佛布施，多唯力是视。故佛教寺

　　在论到治边原则时，黄慕松提出了“福利边人”的思想，指出“在消极方面，维护其固有之政治社会组织，尊重其风俗习惯，保卫其权利，非确有改良变更之必要，勿轻予更张，并当循序渐进；在积极方面，则尽量谋精神上之物质上之福利，如能于保存其固有文化之美，徐徐灌输之现代所需之文明及国族所重之思想；于体验其原始生活之艰，徐徐开启以物质之增进，方式之改良，持以恒心，假以岁月，则边民自可享受实益，国家亦克奏治边之虞功矣。”

　　2、强调国家认同的客家传统

　　国家必须建立在其成员的共同性之上，无论这共同性属于历史传统，还是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历史传统与生活方式都基于实在的社会进程；传统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建立在历史继承之上的扬弃。从一个国家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政治认同是最基本的政治文化现象。人们一旦形成对特定对象的政治认同，就效忠于该政治对象，并愿意为维护该政治对象的利益而奋斗。在人们所有的政治认同当中，对国家的认同处于最高层次。

　　“崇尚统一”是客家文化价值体系中最显着的特征之一，并沉淀于客家文化价值体系的最深处，主导着客家人的主流价值观念。客家人经历了以文化认同作为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为基础的价值取向，在国家遇到危难时挺身而出，将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统一视为己任。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前，许多客籍华侨积极捐款捐物给“兴中会”、“同盟会”，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前述蕉岭籍客家人丘逢甲在台湾陷落内渡后，深刻认识到国家要免受列强欺负，务必推广新式教育，为国家培养元气。他在岭东同文学堂向青年学生介绍新思潮和东西方文化，对培育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人才产生较大影响，而且终其一生始终对国家抱有高度的期望，具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

　　黄慕松从进入岭东同文学堂开始，便有机会和一半热血青年接触到丘逢甲的国家认同思想。这在他的边政思想中也有很多体现，黄慕松作为新疆宣慰使到新疆后，就采取果断的措施制止内乱，改革金树仁留下的“一切不良政治”，逐步推广教育、复兴农村、发展交通、整顿金融、兴办实业等。黄慕松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宣慰新疆，新疆“各方”表现出对中央极具“信仰”，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保证了国家统一。

　　黄慕松入藏到达川藏交通枢纽江达，藏军楚葛代本举行了欢迎宴会。黄慕松传达了国民政府关于五族共和的精神及保护佛教、让藏民安居乐业的政策，反复申明西藏只有依靠中央才能生存和汉藏民族团结起来抵御外侮的道理。楚葛代本深受感动，推心置腹地对黄慕松说&am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民族构成复杂的民族国家来说，如果国家认同的程度较高，各个民族就能主动维护国家的利益，使民族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在国家统一、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上争取、实现维护民族利益。反之，如果国家认同弱化，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就可能会面临威胁；如果哪个民族的国家认同出现了问题，就会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的根本问题上发生犹豫和动摇，给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留下可乘之机，甚至会有意无意地助长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发展，导致相关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频发。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认同是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心理基础，也是彻底战胜和消除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必要条件。国家认同的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稳定，关系到国家的安全，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黄慕松使藏后，英印政府开始对西藏问题感到忧虑和担心，他们害怕中国恢复在西藏的完全主权。随着黄慕松使藏后中国政府在西藏影响力的扩大，英国想把西藏变成一个介于中国和英印政府之间的缓冲国的传统政策发生了动摇。印度事务部不安地指出“如果黄慕松访问拉萨是中国人逐步将他们在西藏的宗主权上升到主权计划的第一步的话，这将直接威胁英印政府的边境政策。”

　　面对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黄慕松的随员孔庆宗在《黄慕松入藏纪实》一文中以另种感受写道：“西藏地方当局更与英印政府订立秘密换文，规定凡内地人入藏，必须取道印度前往，其过境护照的考核签证则完全取决于驻华英领，总遭明拒暗阻，鲜有能达入藏目的者。于是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之正常交通，遂一度为英帝国主义侵华势力与西藏上层亲英势力所阻隔。因此，内地与西藏间没有正常往还者逾二十年。” 在黄慕松入藏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多部门联合拟定了“大员入藏训条”，其中第一条就是“西藏为我国领土，所有应行解决的各种问题，均属内政范围，应由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直接交涉，避免外人干涉。”

　　3、客家文化对黄慕松的影响

　　客家传统文化兼具了中原汉文化和南方山地民族的文化特点。这种多元文化的开放性，使从小接受家庭文化濡化的黄慕松能够接触较多的客家精英。而这些客家精英要么有志于改变清末民初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要么就是不恋故土敢于冒险远赴南洋寻求发展的客商。

　　其一，客家人有崇文重教的传统，黄慕松祖居地梅县松源镇黄屋（学堂坪）十三世祖仰成公太（字纯官、讳仰成）是清朝中后期进士。他在族谱中专门为黄氏后裔撰文：“传家二字，曰读与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