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锡昌：我的人生哲学是适者生存

客商 | 2015-8-3 11:23| 查看: 3597| 评论: 0| 原作者: 梅州日报

摘要: 你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其实去年你们完全可以采访我，因为那时我已把危机处理得差不多了，完全有信心来面对媒体的各种询问；况且，不管有多大困难，我这个人心态好，不喜欢绕开困难走，愿意面对现实，从容乐观。 ... ...

邹锡昌先生近照。（李锦让摄）

　　“我这个人面对现实能从容乐观”

　　记：邹先生，您好！去年我们本来计划要去采访您，因为您是中青年客商的标杆性人物之一。但当时基于金融危机影响房地产业的原因而推迟采访，如今，这个时候采访您也许更合适。

　　邹：你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其实去年你们完全可以采访我，因为那时我已把危机处理得差不多了，完全有信心来面对媒体的各种询问；况且，不管有多大困难，我这个人心态好，不喜欢绕开困难走，愿意面对现实，从容乐观。

　　其实，我一直很重视跟媒体人、文化人打交道，我也很敬佩媒体工作者。你看，有两个客家人在当今新闻界是值得我们骄傲的标志性人物：一个是原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另一个是原南方报业集团老总范以锦。在广州，我跟新闻媒体长期都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尽管他们会从不同角度来解读或报道我的公司，但好话、批评的话我都不会介意。

　　“年少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饿’”

　　记：令人钦佩的是，在公司最困难的时候，您仍然情倾教育，包括坚持资助特困生上大学，是不是从这些贫困学子身上看到了您当年的影子？

　　邹：我确实从这些学生身上看到了我当年的影子。我成长的过程刚好是文化大革命从爆发到结束的过程。我是1970年上的小学，那是文革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国民经济快崩溃了，加上因为“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导致家里生活十分困难，我记得年年家里分到的口粮仅够维持三个月。许多人问我，对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觉得那就是：饿！我去联合中学读书时，每天要步行一个多小时，早上八点十五分上课，七点之前就要出发，早上起来就喝两碗粥，很稀的那种。上完第二节课后，人就已经饿得没力气了，等到第四节课的时候就已经饿得头昏眼花，根本不知道老师在那里说些什么，就老是盼着铃声一响就冲去饭堂。年少的贫苦经历令我终生难忘，后来我特意叫厨师按照当年的情况做了一份“忆苦思甜粥”，重温那时的艰苦岁月。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是长子，耕田、砍柴、周末去扫碳等苦累活，我都得帮着家里干。比如扫碳，当年梅隆铁路从我们村子里经过，且设了一个站，当年的火车是烧煤的，它燃烧的煤渣会掉出来，这些煤渣是没有燃尽的，我们就到铁路边收集起来运回家里烧。我每个周末去扫一次，去那里蹲一个晚上，只经过一辆火车，掉下来的煤渣收集起来大概也能烧上几天。

　　“用感恩的心珍惜现在，成就未来”

　　记：以您的切身体会，对今天的大学生特别是受助贫困生有何诫勉？

　　邹：我很羡慕今天的青年学生，他们现在有困难，可以及时向社会求助，而那时我们却不一样，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社会团体或机构来支持贫困学子，只有靠亲戚这个送2元钱，那个送5元钱来凑足。我清楚地记得，考上大学那年，家里没有钱可以供我上学，爸爸东拼西凑一共才凑了25元。

　　我想说的是，年轻人踏入社会后首先要学会做人，做人的第一个要义就是要懂得感恩。我想，出身贫穷是一个人没办法选择的，但我告诉那些受捐助的同学，要记得帮助过你们的人，只有用一颗感恩的心珍惜现在，才能成就未来。

　　记：您不仅帮助需要帮助的学生，而且还教他们如何做人。常言道：会做人才会做事。您认为呢？

　　邹：是的。人的一生有三个“恩”是不能忘的：首先是父母的养育之恩；其次是师长的培育之恩；第三是政府和社会的关爱之恩。这三个“恩”一定要铭记在心，知恩图报，这也是支撑人生和事业的无穷动力。

　　“不能意气用事，要做有把握的事”

　　记：有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就是前年次贷危机的时候，您的事业遇到了比较大的难关，中山广场贱卖，公司香港上市计划也被搁浅，媒体上对此报道得比较多。

　　邹：首先我想更正一下的是，那时上市的失败和借了一大笔短债对公司不是致命的，只能说可能会丢掉中华广场。中华广场是我的“大本营”，也是我花了大部分心血的项目，我一直都不愿意卖中华广场。因为它是我的“现金奶牛”，或者说是只会下蛋的“金鸡”，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有惊无险地渡过难关。

　　对于这件事我做出了一些总结：起因是我一时意气，超出自己的承受底线以远远高出底价的价格竞买下中山广场的项目。作为一个公司来说，稳健经营是最重要的。之所以会造成中山广场的错误，主要是因为这个项目我接触了两年，奠基了、设计了，当时政府突然说要挂牌拍卖，当时另一个老板和我争着竞拍，争得白热化，一共举了300多下，一个多小时，我几乎失去了理智，最终以高出底价3倍多的价格买了下来。我去香港筹资的时候用了两个月的时间，那两个月的时间恰恰就是黄金时间，等我筹足资金交了地价钱的时候，谁都想不到全球金融海啸就来了，导致我公司香港上市失败，我借的6个亿是短债，半年就要还，最后只好卖掉中山广场项目。

　　记：最大的光荣不是一次也不失败，而是在于每一次倒下去的时候能够站起来。现在回过头来看，您会怎样吸取教训？

　　邹：一个人不能超出自己的能力做事，要做有把握的事。所以，现在做可行性报告，我都让我的团队把最好的情况和最坏的情况都写上去。这两年，我会静下心来，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做，没有胜利在望，我绝对不会开始另一个项目。要切记，一个企业，如果过度负债一定会死。

　　记： 16岁那年您考上了中大哲学系，作为一个高材生，毕业时怎么没进机关事业单位，而是踏入商海，是时代大潮把您席卷进去的吗？

　　邹：我那时也到了机关工作，是深圳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团委，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那时全国的经商之风吹进来，团委也成立了一个贸易公司，我当时就被派去做副经理。当时的蛇口是特区中的特区，稍微有点头脑就能赚钱，到了1986年年底，我才正式开始自己经营纸箱厂。那时有个客家人经营得不好，以70万元的价格卖给我，现在深圳纸箱行业的许多人才都是我那时培养出来的。

　　记：那您的第一桶金是做纸箱赚来的？

　　邹：不是的，应该是做贸易赚来的，按现在的话说就是转手倒卖的意思。比如说一台电视机，特区内和特区外，利用价差，在深圳用港币进行结算，卖到关外用人民币结算。

　　“眼光独到源于平常博闻善思”

　　记：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关键的只有几步。从办纸箱厂的成功，到进入广州房地产，成功开发中华广场，然后再进军北京等地，都取得了骄人成绩。这一路走来，哪一段最刻骨铭心？

　　邹：我想最关键的是1989年的时候，我首次踏足房地产，第一次做的是工业厂房。当时做工厂并不是我的本意，我只是出钱投资。1989年蛇口周边许多土地拿来做工业厂房建设，我当时在蛇口办厂也小有名气，有关方面就找到我，要和我合作。当时是我出钱，他们出地，我一签就盖8栋厂房，有7栋是归我的。但受到当时一场风波的影响，外商在深圳投资减少，盖好的厂房无人问津。那时候真的很困难。当时我反复思考，中国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是不可逆转的。果不其然，1990年清明节前后，我一连卖了4栋厂房，单是定金都收了五六百万，到中秋节前后，只剩下一栋半了，1991年我就跑去广州开始做天秀这个项目，所以真正的节点是1989年。

　　1989年的时候我全部放下了做纸箱的工作，认定房地产业特别是商业地产将会是未来的发展亮点，我认为我的眼光捕捉得很正确。我之所以能较正确的判断，是因为我关心国家时政，并且喜欢思考。

　　但唯一不足的是，我难以克服客家人做事不够胆量的弱点。我做中华广场前后花了10年，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直到2000年才把中华广场做好，然后我就马上跑到北京，拿了一块住宅用地，还是胆量不够大，才拿了一块地，现在觉得可惜。

　　记：您认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应具备哪些素质？

　　邹：成功企业家首先要有战略眼光。比如进入一个行业，你心中要对这个行业有一定的认识，对未来的形势也要有深刻的认识；二是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如果一遇到困难就放弃那注定要失败。

　　“读史明智，我喜欢历史胜于哲学”

　　记：您是学哲学出身的，敢问您的人生哲学是什么？

　　邹：我的人生哲学就是“适者生存”。为了求得生存发展，任何人都要适应这个环境。这个社会没有说出生下来你就做皇帝，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我学哲学其实是被动的，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历史。从历史中你能感悟很多，我很喜欢看春秋战国这段历史，我向你推荐作家贾志刚写的《说春秋》这本书。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很特别的历史时期，我觉得那个时候百家争鸣，各个君王和卿大夫都想出人头地，所以他们都尊重人才，在为政、为官、为臣，为人等方面，诸子百家都有着深刻的阐述。看看那时的历史，你会感到，一个小小的念头可以打下一个江山，也可以毁掉一个江山。

　　记：历史使人明智。作为一个企业家，能从历史上来吸取养分，视野胸襟会变得更宽阔。

　　邹：没错，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到了现在的电脑手机时代，人的秉性还是一样，只不过是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我十分喜欢看历史剧，如以朱元璋为题材的剧本有三个版本我都买回来看。好多老板约我打麻将，我说不行，我要看历史剧。每次去出差，到了机场我第一件事就是去小书店看书，买杂志，所以我的书包里面总放有书。

　　我感觉我们这一代人比较有爱国热情，民族情怀很强烈。我现在关心国家时事比关心自己的生意更多。我一向积极支持民间“保钓”运动，我还曾专门成立一间公司来设计制造大飞机。在这件事上，许多人说我傻，因为我投入了很多钱，现在也关掉了，国家没有接纳我们的团队。中国最早的大飞机设计师大部分在我这里。我最后悔的就是这件事，如果当时我们的团队被国家接纳的话，我肯定会把一些飞机的安装拉回梅州来做。

　　“对客家文化不能只唱赞歌，要去劣存优”

　　记：您担任过嘉应商会会长，对客商这个群体有较多了解，如何评价“客商”？

　　邹：客家商人比较实干，不浮夸，当然也相对保守，所以客商在各个行业中少有做得特别大的。因为客家文化的思想，客商最愿意去做慈善。当然客家人是有缺点的，我做嘉应商会会长的时候，深刻体会到客家人不团结的弊端。为什么不团结？我认为这是围龙文化的自我封闭造成的，客家人的包容心不够。所以我说客家文化是好的，但也有挺多缺陷。对于文化不能成天唱赞歌，美国文化、日本文化也是不断在危机中发展的，甚至通过制造危机来发展自身，所以对于不好的客家文化不能规避，要去克服，这个民系才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