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

　　刘亚楼，福建武平人[按语:武平县是闽西客家核心区,长汀南,上杭西,会昌东,蕉岭平远北]。 1910年4月出生，1929年8月入党，同年加入红军。历任连长、营长、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师长。参加过中央苏区的第四、第五次反“围剿”，率红2师参加长征。1939年人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并于次年9月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1945年8月回国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后改名为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协助东野首长指挥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担任天津前线指挥部总指挥。1949年3月，被任命为四野第十四兵团司令员。7月，受命组建空军，任空军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空军上将军衔。1965年病逝于上海，享年55岁。

　　在历史上并不引人注意的闽西山区，却走出了一位叱咤风云的高级将领——共和国第一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 在刘亚楼的军事生涯中，有很多诸如激战湘江、突破乌江、巧夺遵义、强渡赤水河、拿下腊子口的传奇故事为人们乐道，但最能体现刘亚楼大智大勇风范的，莫过于平津战役中智斗陈长捷的故事。 辽沈战役后，东北野战军奉命人关，发起平津战役。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长官陈长捷指挥的六十二军、八十六军等10个师，共13万人，以“大天津堡垒化”自居。我军担任天津前线司令员的刘亚楼认为，如果能把敌军的主力调到城北，造成中心地带兵力空虚，从东西方向把天津拦腰折断，解放天津就轻而易举了。但狡诈的陈长捷也非等闲之辈，不会轻易上当。刘亚楼思前想后，设了一计。他先将大口径的火炮、坦克和装甲车全部调到城北，做出从城北强攻的架势。陈生性多疑，命令手下组成“工商联合代表团”，以谈判的名义前往天津西郊的杨柳青，刺探我军的主攻方向。刘亚接将计就计，让参谋通知对方说，刘亚楼正在路上，25分钟后赶到。事实上，刘亚接的司令部就设在杨柳青，他就坐在隔壁的屋子里。20分钟后，刘亚搂穿好大衣，从后门出来，坐上吉普车，绕天津发电厂转了～圈，又掉转车头，“风尘仆仆”赶回司令部，会见“谈判代表”。“谈判代表”们回去向陈一汇报，陈赶紧调城中心的主力部队151师驻守城北。狡猾的陈长捷终于上钩了。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陈长捷拒不答复我军提出的“24小时放下武器的警告，刘亚楼发出了向天津总攻的命令，结果29小时全歼守敌，等陈长捷明白过味道时，我军的枪口已顶住了他的脑袋。

毛泽东要他组建空军

      1949年1月31日，随着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进入北平接受防务，历时64天的平津战役宜告结束。 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刘亚楼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司令员。 4月中旬，四野各兵团由平津地区南下。在此之前曾任东野第一参谋长的刘亚楼，因东野司令部的移交和十四兵团机关组建等工作暂时未随大军南下。 5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正当刘亚楼打点行装，准备投入解放中南地区的战斗时，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让他火速赶到毛泽东主席住地，受领新的任务。

　　一听说接受新任务，刘亚楼就感到有点纳闷儿：前不久刚刚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毛泽东主席还就当前的革命形势、进军江南和接管新区的方针政策都做了重要指示，而且自己刚刚被任命为十四兵团司令员，还会有什么新的任务呢？ 刘亚接坐在吉普车里猜了一路谜。到了毛泽东的住地，刘亚楼喊了声“报告”后，急匆匆地跨入毛泽东的办公室，谁知敬礼的右手还没有放下来，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地说：“刘亚楼，你仗打得不错，又在苏联吃了几年面包，要你从陆地上天，负责组建空军怎么样？” 正欲雄心勃勃挥戈南下的刘亚楼一下子就愣住了，吃惊地答道：“主席，我在苏联是学陆军的，怕做不了。”刘亚楼还在想着亲征沙场解放中南。 毛泽东似乎早就猜过了刘亚楼的心思，边笑边用手指点着刘亚楼的脑袋说：“好嘛，我们已经研究过了，就是要你这个自认为做不了的人做。” 紧接着，毛泽东又说：“就这么定了，这次请你来，就是和你研究一下组建空军的事，如果你想不通，可以去找周副主席。” “那我就只有边干边学，边学边干了。”刘亚楼说。 从此，刘亚楼离开四野，担负起了组建空军的重任。10月25日，刘亚楼被任命为空军司令员。11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各军区、各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宣布成立。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空军进入全面建设时期，虽然年轻的人民空军在抗美援朝、国土防空作战期间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但刘亚楼还是高瞻远瞩地认为，为把空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要做的工作千头万绪，最重要的是开展正规的军事训练，提高空军部队的战斗力。刘亚楼经常下部队检查训练情况，深人飞行员中了解情况。特别是他历时5年多的时间，亲自主持编写了空军条令教材，使空军部队的训练走上了正规的轨道。 刘亚楼对待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在他的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压着这样几行字：交待事项要汇报，发出电报催时间，件件事情有着落。不仅他自己做到，还要求秘书及机关人员都要做到。有一次，秘书张克里出去办事，由于走时很急，没来及和刘亚楼讲。回来后，刘亚楼没说什么。过了不长时间，刘亚楼出去时，也没有告诉张克里。恰巧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来电话说，主席要会见外宾，请刘亚楼参加。张秘书急得满头大汗，也找不到司令员。待刘亚楼回来后，张秘书和他讲了叶子龙来电话的事，刘亚楼严肃地说：“你不和我讲，我也不和你讲。”后来才知道刘亚楼到前门饭店拜访从上海来京开会的柯庆施去了，难怪秘书到处找不到呢。紧接着，刘亚接告诉他们，以后不管我去哪里，我都会和你们讲，你们到哪里去，也要告诉我，不允许我的手下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1963年5月，空军在上海召开一个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代表一个一个地汇报，刘亚楼非常认真地做着记录，不时地询问一些细节问题。当时的空军青年部部长汇报时，说到一个飞行大队有问题，刘亚楼问：“那个大队的大队长叫什么名字？”这位部长没有回答出来，刘亚楼毫不客气地对他说：“算了，你不了解情况，下去吧！” 《人民空军》杂志创刊后，刘亚楼多次指示把《人民空军》杂志办成空军党委和领导机关的政治思想指导与工作方法指导的刊物。连什么该登，什么不该登，都要亲自过问。《人民空军》创刊一周年时，刘亚楼提出要设立“批评与建议”专栏，主张所批评的问题要有真人实事，以增加说服力，对一个问题，要抓住不放，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基层还可以组织群众性讨论。空军党委根据这个建议，明确规定，《人民空军》杂志每期必须有批评与建议的文章，否则不准出版。 以严肃著称的刘亚楼对官兵和职工却怀有深厚感情。空军机关组建后，刘亚楼提出要在门诊部修一个二层楼，以方便干部战士和职工就医。在他的提议下，二层楼不久就建成了。听说二层楼已经建成，重病中的刘亚楼非得去看一看。秘书和妻子对他说，你不要去了，我们去看看，回来跟你报告一下不就行了吗？刘亚楼说：“你们去，代表不了我，我生病，院长、卫生部长来关心我，但是中下层的人病了怎么办，他们得了病不是小事，要多关心这些人，他们都是家庭的顶梁柱。”不久，机关又成立了幼儿园和学校。空军机关搬到公主坟后，院内有一些职工住房简陋，由于施工任务重，不注意环境卫生，宿舍周围垃圾遍地，蚊蝇肆虐。刘亚楼看到后，马上叫来管理局长和卫生处长，让他们带上门诊部医生，帮助职工整理环境卫生，为他们检查身体。职工们感动地说，刘司令员这么关心我们，我们没有理由不好好为空军干。 刘亚楼对空勤人员的伙食特别重视，在他的提议下，所有航空兵部队的空勤处都配备了营养师，还在许多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地方建立疗养院，供飞行人员疗养。 每次到部队，不管怎么忙，他都要抽出时间来到飞行员的宿舍、训练场、跑道旁，和他们谈心聊天拉家常。很多人都说，以前光听说司令员多厉害，这不是挺随和的吗？当刘亚楼听说有很多飞行员因长年飞行找不着对象时，刘亚接又当起了“大红娘”，他建议部队机关、场站、医院、疗养院招一些女兵，培养成干部，为飞行员找对象创造条件。许多飞行员都通过这个办法，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临终情怀感人至深

      1964年下半年，正在出访巴基斯坦的刘亚楼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回国后体检，医院认为他病情严重，在内部秘密研究时，专家认为：根据多种化验诊断，肝肿大10公分，怀疑肝癌。中央军委当即决定让刘亚楼停止工作住院治疗。但此时的刘亚楼哪里顾得了那么多，美国的无人侦察机不断入侵我国进行骚扰，我方几次出动飞机拦截，均未成功。 10月15日，刘亚楼飞赴广东，与指挥员、飞行员及有关战勤人员分析无人驾驶侦察机的性能情况，给飞行员鼓劲，又和南空司令员聂风智、广空司令员吴富善等人研究方案。11月15日，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在雷州半岛被我机击落。这下，他才遵照毛泽东主席的叮嘱，乘飞机去上海华东医院治疗。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刘亚楼的病情开始好转，不久，医院用同位素扫描疗法进行诊治，由于技术有限，认为不是肝癌，有可以治疗的条件，刘亚楼亲笔写信，报告了毛泽东。刘亚楼的秘书张克里多次到医院看望他，每次刘亚楼都对他说：如有首长打听我的病情，就说我在苏联学习期间曾得过黄疽性肝炎，一个礼拜就好了，现在可能有些反复，病情已好转，请首长放心。

　　毛泽东得知刘亚楼的病情好转非常高兴，让人转告刘亚接，“有病就要安心休养，不要发急，要待病好再工作，当成任务来执行。” 但刘亚楼躺在病床上，心里仍惦记着工作，想着空军建设的大计。1965年1月2日，空1师在广西击落1架美制无人驾驶侦察机，刘亚楼签发了《关于再次击落 美制无人驾驶飞机向罗总长和杨副总长的报告》，指示空军机关要大力推广两次击落无人驾驶飞机的经验。在随后的几天里，刘亚楼又相继对空军训练工作会议、安全工作、年度工作计划、政治工作会议提出了具体要求。3月9日，在病房中，会见了各军区空军的政治委员，就“班子”团结等问题谈了个人的看法。3月下旬，刘亚楼的病情开始恶化。此时，空政文工团的歌剧《江姐》和话剧《女飞行员》正在上海演出，他多次听取演出情况汇报，还找来编导和演员，研究观众的意见，修改剧本。最后一次，他还用手使劲地压迫着肝部，语重心长地对演员说：“你们的戏已经演了不少场了，到处受到好评。我赠你们几句话，算是祝贺吧：谦虚谨慎、重视缺点、保持光荣、发扬光荣。”4月7日，专家张孝骞教授肯定了刘亚楼患的是肝癌，中央卫生部紧急调遣京津沪等地医疗专家。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等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先后来到医院，周总理指示尽最大努力，挽救刘亚楼同志的生命。4月23日，刘亚楼的病情急剧恶化，到4月29日，刘亚楼只能靠静脉输液来维持生命了。他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原本威武强健的将军已被病魔折磨得枯瘦如柴，憔悴不堪。一次，他在长时间昏迷经抢救清醒后，见姚克佑在床前，他断断续续地嘱咐说：“条令……要编…出来……，我的话…… 说……对了……，往八宝山……送……一本……”

　　5月3日，罗瑞卿总参谋长赶到上海，刘亚楼突然清醒过来，罗瑞卿在他耳边轻声说：“亚楼，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都很关心你的病情，你一定要坚持、要斗争啊！”刘亚楼非常吃力地说：“感谢……毛主席、中央首长的关怀，请他们……多保重。现在工作……很紧张，你们都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关心……爱护……自己的……身……体”，说完又昏了过去。

      1965年5月7日15时15分，一代将星刘亚楼在上海病逝，享年5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