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球王李惠堂

　　（二）

　　李惠堂不仅是优秀的足球运动员，而且是足球运动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曾任上海复旦大学体育系主任、中国国家足球队教练，香港华人足球裁判委员会主席，并曾获英国足球总会教练文凭，荣膺亚洲足球协会秘书和副会长、国际足球总会副会长等职，是我国足坛和亚洲足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对推动我国乃至亚洲足球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国际上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李惠堂又是著名的足球理论家，除驰骋绿茵外，积极探索足球理论，有《球圃菜根集》、《杂果盘》、《足球裁判》、《鲁发卫吟草》、《南游散记》等足球论著问世。李惠堂认为，足球训练要从少年儿童抓起，“从小要有对足球发生兴趣，口不离足球，耳不离足球，目不离足球，食不离足球，睡时也不离足球，有如此兴趣而无大成者，未之有也”。李惠堂极为重视团队精神，他说：“现代足球之成败，关键不在于得球的人，而于没有球的人，这话骤然听起来，觉得有点惊奇，但仔细思想，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足球队中人选，一定各有专长，主事者一定要晓得人尽其用，用尽其才的妙着，为全队谋福利。”“足球运动决非个人能力所为的，任你是世上首屈一指的球星，如果没有10个队友帮你的忙，11个敌人与你对赛，你还不是废人一个！”李惠堂还认为：“足球场这小小方圈，是寻师访友的好去处，是勇毅果敢的养成所，是心理智慧的实验室，慧眼观之真是洞天福地。”“体育真谛，应当以道德为本，技术为末。先求其本，而后齐其末。”“良好的纪律，坚强的意志与密切的合作，是足球队不可缺少的三项要素。否则，即使足球技术再好，也无法充分发挥，球队的战绩也不会理想。”这些精辟的理论，在今天仍极具参考价值。

　　李惠堂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1923年，他作为南华队主力前锋，随队远征澳大利亚。赛前，澳首都墨尔本除报载中澳足球赛消息外，竟附登一幅形容枯槁，骨瘦如柴的中国足球运动员漫画，题曰“东亚病夫”，藐视和污辱中国队，极大地激发了李惠堂和全体球员的怒火，次日两国球队交锋，中国足球队员同仇敌忾，气势如虹，一举击败澳队，轰动一时，大长了华人志气。这次访澳共踢球10多场，每次进球都有李惠堂的功劳。抗日战争期间，李惠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保持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正气凛然的气节。1941年12月25日，香港被日本军侵占。日军首领要李惠堂踢球比赛，以壮日本军威，李惠堂断然拒绝。1942年春，南京汪伪政府请李惠堂出任体育要职，并派专机迎接，李惠堂亦坚决拒绝。李惠堂说：“我李惠堂一介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岂能当亡国奴，要我卖国求荣，做伤天害理的事更办不到!”为了避免日军和汪伪汉奸爪牙的暗害，李惠堂在热心体育的侨商梅文鼎(曾任新四军副官，后任香港《文汇报》董事长)帮助下，通过其在澳门新豪运输公司朋友的关系，在长洲用快扒(走私艇)逃离虎口，辗转月余回到老家梅州市五华县锡坑乡。在老家，李惠堂先担任五华粮仓主任，后出任闽粤赣边区总司令部上校参议，兼任兴宁公路站站长，生活淡泊。此后一段时间，李惠堂在家乡组织球队，积极开展足球运动。1943年李惠堂和南华会部分队员在韶关重逢，在他带动下，重建了足球队，开始了“体育救国”的历程，在广东、广西、四川、云南等省区举行了130多场义赛，全部门票收入支援抗日战争。李惠堂的爱国行动，受到了全国上下的广泛赞扬。

　　李惠堂故居五华县锡坑镇老楼村四角楼，名为“联庆楼”，是其父李浩如于光绪十八年 (1892年)所建，现已成为五华推动旅游与足球运动发展有机结合的一个富有特色的景点。故居为客家地区常见的“四点金”式建筑，面宽五间、三进深四合院布局，左右各置一幢横屋，四角分置四层炮楼，背后筑一层围屋，门前设晒谷坪、照墙、左右转斗门和半月形水池。墙体用灰沙夯筑，顶为悬山式木桁桷瓦顶。总占地面积约44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3590平方米。故居上、中、下厅檐柱均为八角梅花石柱，左右横屋底屋檐柱为圆石柱二层为圆木柱。门窗框均用石制，正门、侧门、转斗门均有楷书题刻，上、中、下厅和左右横屋所置屏风梁架等构件，均刻有狮、凤、鳌鱼、花草、人物故事等金木雕工艺品。故居中栋右廊房为李惠堂幼年时住房，右横屋门侧狗洞是李惠堂幼年时练射的“球门”。右横屋第一间为李惠堂抗日战争时期回乡组建足球队时的住房。1994年9月，五华县人民政府为方便人们缅怀球王，把球王故居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里面办有《球王李惠堂》小型展览，每年均有不少华侨、港澳台同胞和社会各界人士前往参观考察，缅怀球王的光辉业绩。

　　有记载的中外足球最早的一场比赛是在1906年。由中国协和书院队对阵英国驻中国的英兵队，电影《京都球侠》就是根据这场比赛拍摄的。比赛结果协和书院队以2比0战胜了对手，并获得为优胜者设立的“九龙杯”。不过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时的清政府不相信自己的球队会获胜，赛后，居然特意派人将“九龙杯”送到英军驻地。

　　新中国成立前，足球开展比较好的地区主要是香港、上海、北平、天津、大连等地。原因在于当地有外国驻军和外国侨民踢球。而恰恰是这些外国球队在中国的耀武扬威，激起了中国足球爱好者的奋发之心。他们自发地苦练技术，自组球队抗衡洋人球队，这样就涌现出了香港“南华”、上海“乐群”、“乐华”、“东华”、北京“三育”、“利华”、天津“北宁”、大连“东北风”等著名球队，它们都曾多次击败所在城市的西洋球队，从他们手里抢到各项锦标，为中国人出了气。这些球队还曾出访东南亚、日本、澳洲等地，比赛胜多负少，弘扬了中国足球的威风。这其中也涌现出了当时家喻户晓的“亚洲球王”李惠堂、“铁腿”孙锦顺、“飞将军”戴麟经、“无畏将军”叶北华等名将。

　　而当时的中国队从1913年起出战10届远东运动会足球赛，拿到9个冠军。对日本队保持17年不败。在当时的河蟹政府不管不顾的情况下，中国队转战东南亚一个多月打了27场比赛，靠比赛筹钱才得以参加1936年奥运会足球赛，而恰恰是因体力不支才在最后10分钟丢了两个球，以0比2输给强队英国队，遭淘汰。

　　应该说当时通过中国足球志士百般努力，中国足球的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已不是很大。

　　1965年任国际足协副会长的李惠堂(右)，1976年被联邦德国一权威足球杂志评为“世界五大球王”(另四位是：贝利、马修斯、斯蒂凡诺、普斯卡斯)之一。

　　1936年“亚洲球王”李惠堂以队长身份率领中国队参加柏林奥运会，被英国队以2比0淘汰。随后中国队又出访英国，再战英国队曾先后以1比0、2比1领先，终场前20分钟才被对手以3比2反超。

　　接下来，中国队又与英国业余冠军队比赛。赛后，到场观战的阿森纳领队阿里逊问李惠堂多大了，当得知他虚岁32岁时，阿里逊惋惜地说：“如果你年轻10岁就好了。”

　　离开英国，中国队又转战法国，与巴黎红星队比赛，赛毕，红星队领队盛邀李惠堂加盟，李惠堂婉拒说：“我要保持业余球员身份，继续为中国队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