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他奶之父”——罗桂祥

　　罗桂祥先生（1910——1995）10岁时随母亲到马来西亚投奔父亲，1929年考入香港大学商学院。他以儒家"厚生"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创业，上世纪40年代在抗战时的香港创办豆品公司，生产出了"穷人的牛奶"——营养饮品维他奶；直至六、七十年代才取得巨大成功，成为全球最大的豆奶公司，被称为世界"维他奶之父"。事业有成的罗桂祥先生先后担任过香港市政局及立法会议员、香港消费者委员会主席、香港管理专业协会主席等近20个公共职务。他还是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太平绅士，并获英廷颁赐的C•B•E勋爵，同时是梅州市首批"荣誉市民"。由于业绩卓著，深得社会人士赞许，其中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　　他于1985年末，将一份事关中国城市商业改革的建议书——《中国城市（商业）改革大纲》上书中央领导人，在此后大陆十几年的商业改革中，《大纲》中提出的改革建议基本上都得到了实施和落实。然而谦虚内敛的他，说自己一生只做成了两件事：一是把中国数千年来已有的一种十分粗糙的饮品——豆浆，提升为国际性饮料，使维他奶成为风行世界的"绿色食品"；二是创业与亲情、乡情相结合，把众多乡里乡亲带到香港或海外发展，同时共计捐资1000多万元支持家乡各项事业的建设。1995年5月，罗桂祥先生病逝于香港。    

　　1985年末，一份香港商人的建议书——《中国城市（商业）改革大纲》摆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办公桌上。《大纲》对中国城市商业改革提出建议，邓小平看了后立即批示：这是一个很大胆、很好的建议。并转当时的总书记周恩来和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邓小平也立即批转给商业部长，要他组织研究并提出实施方案。在此后十几年的商业改革中，《大纲》中提出的改革建议基本上都得到了实施应用。

　　一个香港商人的建议竟引起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如此重视，这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是很少见的。能提出这份对整个国家商业改革有宏观指导意义建议的人，其肯定有丰富的商业经营管理经验，还应具有一颗热诚的爱国之心。这个香港商人，就是名闻全球的"维他奶之父"、全国政协六、七届委员、香港"维他奶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罗桂祥先生。

　　罗桂祥1910年出生在梅县三乡镇寨上村。8岁入学，在本村崇正学校读了两年小学。10岁时，随母亲到马来西亚投奔父亲，在马来西亚读了两年华文学校后，考入教会英文中学。毕业时，他打算投考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当一个建筑工程师，以期对积弱的祖国有所贡献。由于他兄弟姐妹九个，父亲仅是一个为人打工的帐房先生，无力供他读大学，只得在马来西亚华侨民政司找了个翻译工作，协助父亲维持家庭。父亲罗进兴的东家余东璇先生是东南亚闻名的"仁生堂"药店的老板，还在东南亚和国内发展房地产业务，知道罗桂祥一贯聪明过人，有意出资供他上学，但有个条件是所学专业应是商科，学完回到余老板身边。罗桂祥虽然不能专攻自己喜爱的建筑专业，但能有大学可上，也是十分高兴的事。1929年，他考入香港大学商学院。1934年，罗桂祥从香港大学毕业后，开始任余东璇的商务秘书，两年后升任香港余东璇有限公司的经理，同时兼任余的私人法律代理。在这段时间里，他与香港的银行金融界许多人士交上朋友，在这些朋友中树立了他年轻有为、诚实讲信用的良好形象，为未来创办实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6年底，罗桂祥到上海替余氏办理一些私人业务，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听到美国派驻中国的商务参赞雅诺氏的一个公开演讲，题目是"大豆--中国之牛"，大意说大豆营养丰富，含蛋白质与牛奶一样高，大豆是中国的奶牛。中国人数千年来作为粮食和营养来源，所以中国人不饮牛奶也很健康。这番话，让年轻的罗桂祥认识了大豆，从而把研究大豆，生产豆制品作为终生的事业。

　　回到香港后，他目睹难民营中的同胞因饱受日本侵华战争的灾难，贫困交加，瘦弱多病，严重营养不良。具有儒家"厚生"思想的罗桂祥，决心为拯救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同胞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1940年，罗桂祥的香港豆品公司终于生产出了"穷人的牛奶"--维他奶，供香港的穷人作营养饮品。

　　豆奶是生产出来了，但销售形势并不乐观，第一天只卖出9支。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每天都是生产得多，卖出的少，许多变成废品倒掉了。不足一年，投资全部蚀光。面对这种局面，年轻的罗桂祥有些气馁。关厂数日后回到吉隆坡的家中，每日坐在门口发呆。一日，他突然发现一个现象：家中以前养的一只小公鸡，常常被隔壁的大公鸡追打，几个月后可以斗十来二十分钟了，近来，他发现自家的小鸡已长成冠红毛靓的大公鸡了。这天，他坐在家门口，看见自家的公鸡敢与隔壁的公鸡邀斗了，打斗了四十分钟后，竟然打败了素来的强者，跳上竹竿引吭高歌起来！在公鸡嘹亮的啼声中，罗桂祥像得到了人生真谛的启示：失败是暂时的，只要自己在事业上搏命（努力），一定能像小公鸡一样取得胜利。数天后，他回到香港，利用银行界的人缘关系贷了一笔款，再次开门生产。生意比以前大有好转。

　　但好景不长，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了香港。罗桂祥一家变成了难民，举家内迁粤北。事业因战争而夭折。但他利用这段时期尽最大努力收集世界饮品资料，研究饮品经营和市场销售策略，为振兴他的大豆饮品事业作好准备。

　　1945年，抗战胜利后，罗桂祥重返香港，他首先恢复了念念不忘的维他豆奶的生产，他参照"可口可乐"公司的做法，将豆奶入樽（装瓶），从杓舀碗装的排档饮品变为有品位的店堂商品，销量急剧增加。1950年，他聘请了专业人员，设立了实验室，对豆奶的汁进行严格的处理，如去掉了"豆腥"味，对豆奶的消毒研制了专门程序和专用设备，使豆奶保鲜期由过去的三天变为一年，既保障了市民的健康，又减少了废品和减轻了运输压力，降低了成本，利润成倍增长。

　　1974年，他在香港最先引进无菌包装，将产品打进海外市场。1979年以后，公司逐步研制出保鲜纸盒柠檬茶、果汁、菊花茶和一批保鲜汽水饮品。由于这些产品适应当时风行的"绿色食品"世界潮流，年销售量达4亿樽（盒），豆奶饮品雄居世界市场的冠军宝座。维他奶成了豆奶的代名词。维他奶与香港战后数代人的成长密不可分。有一位哲学博士在研究了香港战后发展史后说过：维他奶伴随着香港成长。

　　维他奶的成功，开拓了人类植物饮料多样化开发的领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注意。196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日本东京召开"世界食物营养研讨会"，邀请罗桂祥在会上作维他奶发展史的专题演讲。罗桂祥在会上详尽地介绍如何以低廉的成本生产蛋白质丰富的豆奶，当场就吸引了许多国家专家的注意。演讲稿不久刊登在美国出版的《大豆文摘》杂志上。罗氏的演讲得到美国政府的推介。会后不久，美国政府就宣布向本国的商业机构提供津贴，鼓励他们到拉丁美洲国家设厂生产豆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宣布，向准备在亚洲与非洲第三世界国家设立类似豆奶生产厂家的机构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援助。与此同时，有六、七家包括瑞士、英国、荷兰、美国的企业与罗氏接触，希望与其联营向全球推出维他奶系列产品。从1966年开始，维他奶陆续在美国设厂和欧洲推销，成为全球最大的豆奶公司。

　　上世纪40年代，维他奶以生产"穷人的牛奶"作为宗旨，顺应社会潮流，符合消费心理。而到了80年代，特别在欧美等国家，再提"穷人的牛奶"这个口号将会使产品变成垃圾。罗桂祥在几个儿子从欧美名牌大学食品专业毕业回港后，专门派他们考察了世界饮品市场。最后决定不再以营养饮品为号召，而着手研制发展天然绿色食品类饮品，从而提高产品在市场的档次和品位。为了取得高品位的外国著名饮品营销经验，维他奶公司早在50年代便以代理美国"绿宝"橙汁和"百事可乐"汽水作为切入口，对公司而言，代理名牌饮品的销售权不仅仅是增加投资和声誉的提高，而更是学习其生产管理和市场发展手法的至为重要的途径。罗氏以两家名牌公司的经验，"直接使用到豆奶的生产销售上，对维他奶公司后来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罗氏语）。

　　上世纪80年代重新调整产品市场定位，使公司产品在美、加等地的市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

　　罗桂祥在努力发展维他奶事业的同时，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先后担任过香港市政局及立法局议员、香港管理专业协会主席、消费者委员会主席、香港工业总会副会长、世界包装协会主席、东方陶瓷学会副主席等近20个公共职务，深得社会人士赞许，其中不少政绩，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

　　上世纪70年代初，蚬壳石油公司申请在香港南丫岛兴建炼油厂，而他是第一位站起来大声疾呼反对的立法局议员。后来，他虽然不再担任立法局议员，但却一如既往，坚持反对这一将使香港市民承受环境污染危害的工业项目，直到这一项目申请被最后否决，使香港保持了晴空碧海的东方之珠明丽的环境。

　　1973年开始，香港物价飞涨，市面上不少奸商不择手段损人利己、牟取暴利，几乎导致香港社会发生骚乱。对此紧急局面，香港政府迅速成立了消费者委员会。起初，由于这个组织没有执行法律的权力，被人讥为"纸老虎"。后来，港督麦理浩委任罗桂祥为消费者委员会主席。在任6年中，他建议政府立例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其中包括设立小钱债法庭及商品说明法例等。严格执行每月商品检验，把普及商品抽样作详细分析，然后撰写报告，登载在由他创办的《选择》月刊上，给市民购物时参考，并设立投诉中心，帮助市民处理购物时碰到的不公平对待和存心欺诈的投诉。这些有效措施，保证了香港社会的稳定和繁荣。由于罗桂祥在商业法例方面建树殊多，母校香港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作为香港管理专业协会的主席，罗桂祥为其成功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专业协会成立于1960年，正值香港加快工业化及进一步繁荣的时期。它每年提供超过1000项训练课程，使2.9万多人得到现代管理专业进修，对香港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罗桂祥的《中国城市（商业）改革大纲》引起了邓小平、朱镕基和周恩来的重视，批转商业部研究实施。《大纲》分析了商业改革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商业发达兴旺时，需要大批专业人员，如律师、会计师、保险商、经纪人、工程师等各类为商业提供二类服务的从业人员。商业的发展，必定会刺激农林业和制造业的生产。商业是马，生产制造业是车，马壮才能使车满载而行。作为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担任香港管理专业协会主席的罗桂祥，对商业服务业的重要性和操作性是十分了解的，凭着一腔爱国的热忱，他上书中央为国分忧，得到了邓小平的赞许。

　　由于他对社会的卓越贡献，1982年起，他荣任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太平绅士，并获英廷颁赐的C·B·E勋爵。

　　作为一个在中国出生、在香港成长的华夏子孙，罗桂祥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也即是爱国之心。在采访他时，他曾毫不迟疑地说："在感情方面我肯定是中国人。"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为了支持新生的深圳特区，以补偿贸易形式共同经营深圳光明华侨农场。目前光明农场的牛奶已占了香港奶品市场的半壁江山。光明农场也由原来国家拨款补贴变成每年向国家上缴相当数额税利的企业。从上世纪80年代起，罗桂祥本人并发动其兄弟陆续向家乡捐资建设公益福利事业，计有独资捐建梅县第一职业中学，与其兄弟合资捐建的有三乡罗进兴夫人医院、三乡罗进兴学校，为村里捐建水泥乡道、自来水、电力设施、汽车、电视差转台等合计1000多万元人民币。1994年，梅州市人民政府隆重授予他"梅州市荣誉市民"称号。

　　罗桂祥以"厚生"思想指导创业，以创业成果厚待社会，为对人类、对祖国、对家乡、对亲属有所贡献而感到满足和安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一生，为世界饮料行业树立了里程碑，也为自己树立了一座道德的丰碑。

　　1995年5月5日，罗桂祥先生在香港逝世，终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