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吴康，字敬轩，平远县东石镇锡水村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初任教于无锡国专。1922年返回广东，先后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大学、中山大学任教，历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1925年受公派留学法国巴黎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31年回国后，复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研究院院长。1942年，在韶关坪石发起创立中华文化学院（后更名文化大学），任院长。1950年后，移居香港、台湾，先后担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政治大学文学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通晓英、法、德和拉丁语，精研中西方哲学，融会贯通，著有八大钜册、1000多万字的《吴康全集》。 [校史短简] 文化大学于1942年创办，初名中华文化学院，校址设于韶关坪石，由邹鲁担任董事长，吴康担任院长，附设国文专科学校，并在梅县设立分院。抗战胜利后迁至广州，更名“中华文法学院”，不久升格为文化大学，在黄花岗建设新校址。学校最初设有大学部和研究部，大学部设中文、外文、史地、工商管理、新闻学等5个系，学制4年；研究部设中文、史地、生物3个学部，学制2年。成为华南地区一所颇具规模的私立大学。1949年后，并入华南联合大学，1952年因院系调整分散转入各校。吴康与部分师生在香港续办文化专科学校，该校在1956年与华侨、正平等四家院校成立联合书院，后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重要组成院系。 吴康：颠沛持素志 创校播文明 1942年，抗战方殷，华北、华东以及华南广大国土依然沦陷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当时中国许多高等院校内迁西南，有的为了维持不得不采取联合办学的办法，故有西南联大现象的出现。正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在广东北部山区的小镇坪石，一所新生的高等院校迎难而上，在连天烽火中呱呱落地，以“施行人文教育、砥砺学术研究、发扬本国文化”为宗旨，屹立于战云密布的粤北，展示中国人绝不屈服、坚决抗战的精神。 这所新生的高等院校名为中华文化学院，它的诞生是与一位梅州客家籍著名学者吴康紧密相连的，寄寓着他融会中西哲学，发扬新人文主义，改造中华文化，振文物之衰微，续脉文明之火的夙愿与恒心。 一位哲学家的矢志办学梦 吴康的故乡位于梅州市北部平远县的一个古老山村——东石镇锡水村。明清以来客家人在文化领域涌现出众多的大家，在诗歌、历史、绘画乃至自然科学领域各领风骚。但在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领域，务求事功的客家学人却鲜有投身其中者。到了民国时期，终于有两位年青人选择在哲学研究领域耕耘，并且取得不小的成就，一位是梅县的谢幼伟，另一位就是这次专文介绍的吴康。 1966年，已经71岁的吴康从台湾到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任客座教授，在面对他昔日创办的文化大学弟子们进行演讲时提到：“夙耽名理，诵读经传诸子，九流之学，文理在中。继治西方哲学，自希腊以下，迄于近代，尤爱读笛卡尔、斯宾诺莎、洛克、休谟、康德、黑格尔之书，思维分析，穷极幽眇，湛思讨论，发为篇章，以冀掇纳西哲之文，返窥中土先贤奥义，所谓比较研究，以求进步。”回顾了自己从事哲学研究的路径与历程。 他对自己从事教育事业，特别是孜孜不倦创办文化大学的行为作了解释，认为是践行“孔子有修己安人之训，庄生有内圣外王之说……办学从事教育，亦符安人外王之想。” 这一年，离他正式创立文化大学已经过去24年，之所以在兹念兹，是因为这所大学从他发出呼吁到梦想成真，耗费了他10多年漫长的精力。1925年到1931年，吴康在法国巴黎大学以及英国、德国研究西方哲学，通过刻苦努力掌握了英语、法语、德语和拉丁语。一同留学、后来成为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的郑彦棻先生曾撰文追忆吴康心无旁骛治学而学养精进的情景。期间，吴康比较融汇中西方哲学思想，提出“探讨旧文明、输入新学艺、创造新文化”的观点，即道德与科学并重的“新人文主义”。他用法文撰写的《春秋政治哲学》（又名《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被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誉为“名山不朽之作”。在当时国内哲学界，他与写出《中国哲学史大纲》而震动学界的胡适并称“南吴北胡”。 回国复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并兼研究院院长后，吴康就提议成立西南研究院，却因种种原因没有下文。1936年，他赴欧洲讲学，与海外40多名留学生在巴黎发起组织“中华文化学会”，欲通过学会组织促使文化学院的建立，实践他通过高等教育输入欧美学艺、建设中国新文化的目标。 1939年春，吴康到重庆参加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在高等教育组，议决提高全国学术研究有关提案，与一群志同道合者重新提出专门学术研究计划。第二年，他参酌多方意见，写成《中华文化学院计划书》草案，制订成立一所侧重高深学术研究学府的计划，得到教育部和西南各省地方政府的赞同。 1941年，随中山大学从云南回迁粤北的吴康辞去文学院院长的职务，专心主持中华文化学院临时筹备工作，争取筹备经费。1942年5月13日，吴康为之呼吁奔走多年的中华文化学院获得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命令，校址选在坪石集贤街，当年开始招生，次年顺利开学。 充满文化使命感的办学历程 中华文化学院成立后，推举吴康担任院长和评议会会长，附设立国文专科学校，在梅县筹设分院，在湖南临武汾市乡设立附属中学。 中华文化学院的办学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45年1月，在太平洋战争受挫的日军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南下占领乐昌、坪石。吴康带领师生从仁化出发越过敌人封锁线，辗转到粤东，与梅县分院合并上课。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吴康决定将学校迁址广州，先借用广州市小北门外登峰路，完善学科建设，配套大学部、国文专科学校、专修科、研究部以及附属中学。为了解决办学校园用地，吴康向广州市政府申请黄花岗右侧公地20余亩，另购置周围30余亩作为新校校址。 在动荡的倥偬岁月，吴康推进中华文化学院的办学脚步从未停顿。在教育部要求先办文法两科的情况下，学院一度更名中华文法学院。但这并没有阻滞吴康将这所大学办成理想中的文化大学。4个月后，1948年3月4日，经过董事会的决议增设理学院，将中华文法学院升格成立文化大学。10个月后，大学理学院又扩展为理工学院，分设数理、生物、土木、水利、建筑等5个系。此时这所创校才7年的大学招收学生已有3000人左右。 从1948年2月起，文化大学在黄花岗新校址的建筑陆续投入使用，26栋楼房供师生上课、住宿之用，随后大礼堂和图书馆也相继落成。由于多次迁徙，学校的图书数量明显不足，吴康利用到上海、南京等地出差的机会，积极采购《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莎士比亚全集》以及《大英百科全书》等工具书，充实库藏。 吴康的办学精神甚至感动了岭南画派的大师高剑父，他将自置、位于中华北路朱紫街的一栋房产的大部分捐赠给文化大学，作增办艺术学院的场地。吴康的努力更得到广大客家籍人士的支持，省政府主席薛岳将曲江新设立的九龄农学院并入文化大学；名誉董事李少穆将军（梅城下市人）也将位于沙河镇一带的广大地基，捐献作为大学第二期建设用地；老同盟会员陈复初（平远人）也捐赠一批广州房产，租金收入作为扩建校舍的基金。 这时的文化大学延聘的教师达到170多人，包括顾颉刚、高剑父、高承元、陆凤书等知名学者。 然而作为一所私立大学，文化大学在动荡时局中还是遇到危机。1949年暑期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已经面临垮台，无力拨付经费，大部分在读学生采取观望态度不返校，靠“学生养校、教授治校、私家筹办、政府支持”的文化大学遇到瓶颈，校务难以为继。作为校长的吴康为远离政治漩涡，选择前往香港。 暮年不衰的文大情怀 随着1952年大陆的高校院系调整以及1956年联合书院的成立，独立意义上的文化大学已告一段落。年过花甲的吴康此时在台湾大学任教，对文化大学保持难以割舍的感情，复办的念头延续到其生命的最后一刻。 香港太平绅士何冬青博士是1949年毕业的文化大学校友，也是文化大学香港校友会的负责人之一。从1954年起，他与既是学长又是平远同乡的吴康先生保持密切联系，并悉心保存了50年间有关文化大学的文献资料，特别是与吴康先生的通信。 记者从何冬青提供的资料可知，吴康在晚年积极推动文化大学校友会的活动，为《文大通讯》刊物题写刊名并积极撰文。他在校庆30周年的献词里憧憬，有一天能够在黄花岗的当年校址附近，再次看到文化大学风貌。 在台湾复办受到阻滞的情况下，1974年5月7日，吴康曾致信学生何冬青，探讨能否借用在香港的静宜女子中学部分校址，作为复办文化大学的校址。可惜由于该校注册为女中，不能兼容男生同校，这个设想也只好作罢。 此时，吴康先生已将近八旬，离他逝世的1976年5月19日仅有两年。对文化大学的眷恋从他写给学生信中的字里行间可见一斑，那时的信可能已是口述，由家人代笔，但落款仍是他亲手签名的浓黑毛笔字迹：“康顿首”。看着这封数十年前的信，可以揣想这位耄耋老人毕生孜孜于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中华文化复兴的文化使命感，感受他坚强的殷殷情愫。 1966年，吴康在香港与文化大学学生相聚时，曾即兴赋诗一首：“难凭锦瑟记华年，重到香江月正圆。莫忘绸缪天下计，倚楼再续大同篇。”这首后来被中研院院士陈槃收入《广东历代诗钞别录》的诗歌，反映的正是这位哲学家在教育事业上修己度人的远大抱负。 【后学忆先生】 “他唯一的弱点是身体单薄” 吴康先生已经去世近40年，与他有交往的人士多已老成凋零。目前定居香港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太平绅士、中央聘任原香港事务顾问何冬青，以及回乡定居的原平远县县长朱浩怀之子朱伟明，是与吴康曾有密切联系的人士。记者专程对两人进行了采访。 何冬青表示，自己当年会选择考文化大学，就包含学校是由老乡吴康博士创办的因素。不过在大学期间，由于吴康是校长，事务繁忙，自己当时和他并没有多少交汇。与他的接触倒是来到香港的1954年以后多了起来。与吴康先生这样一位大师级的学者相处，可以体会到什么叫如沐春风。他学贯中西，学问渊博，待人非常亲和实在，没有一丝的浮夸举止，可以说他是个完美的人。如果说有弱点，就是他平时埋头著述写作，缺少运动锻炼，体质有点单薄孱弱。 何冬青透露，上世纪60年代，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曾聘请吴康担任客座教授，一个月的薪水相当于他在台湾大学一年的工资。但是一年约满后，吴康还是坚持回台湾教书。原因是他过惯了清茶淡饭的生活，香港这个地方请客吃饭的应酬太多，不利于清静地开展著述写作。 朱伟明也表示，作为家中的长子，少年时代在台湾，父亲朱浩怀去会见朋友，总是要带上他，因此也与吴康先生见过一两次面，家里现在仍保存几张父亲与吴康的合影照片。在他的印象中，吴康个子不高，一副清癯单薄的身材。他还听父亲讲，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任广州市长、交通部长的曾养甫曾打趣同乡吴康，提醒他要注意身体，以免寿年不永。孰料身体健壮的曾养甫后来中风，卧床20多年，在60年代末去世。而弱恹恹的吴康因为规律的生活作息、与世无争的心态，直到82虚岁才辞世。 2005年，何冬青先生捐资100万人民币，在平远中学建设一栋以吴康命名的“吴康博士纪念教学大楼”，以表达对吴康的景仰，纪念这位为文化教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老师。 【故里寻踪】 东髻凤山出凤凰 在梅州籍的大学校长中，吴康是为数不多的创校校长之一，也是平远县第一位留学博士。为了解吴康成长的历程，记者特地驱车到他的故乡平远县东石镇锡水村实地采访。 在吴康侄子吴金理以及乡亲的引领下，记者首先踏访了吴康的祖祠。走进外围大门首，老人们指着贴在墙上的一副对联，介绍它是吴康当年拟的楹联：“祖尊泰伯姓本勾吴思念延陵近从渤海；东髻凤山西盘铜岭村庄锡水地接程乡。”吴康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凤山下的村庄度过的。 在古老的祠堂前，竖立着一对镌刻有清朝道光年间进士吴湘功名的楣杆夹石等，反映这个家族崇文重教的传统。吴金理表示，伯父年幼时家庭比较贫困，但十分喜爱读书，一次边看书边烧柴草煮饭，由于过于专注，火苗烧到裤脚才回过神。从到仁居的平远中学读书，以及负笈北京大学，吴康得到家族公尝金的支持，方才解决求学的费用。 吴金理回忆，伯父最后一次回到家乡，是在1947年，那次他是陪送奶奶从广州回家乡定居，从此一别音信渺然。 那时的吴康移居台湾，曾写下《感怀诗》吐露对抚育了他的家乡以及亲人的思念：“故乡消息隔云山，旧梦依稀去不还。万种心情浮海外，一春花鸟到人间。偶携身世来听雨，暂拥书城独闭关。叹息年华随流水，天涯风物共谁攀。” 吴康在台湾看到同乡朱浩怀全心撰写《平远县志续编资料》，保存桑梓的历史信息，感到由衷的高兴，欣然命笔为之作序，认为此其志业之隆，亦全邑山川精华所赖而垂诸不朽也。在异乡，吴康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锡园”，自称“锡园主人”，就是以家乡锡水为据起名的。他与家乡的联系以文字的方式凝聚在历史时空中。 [嘉闻逸事] 一生不愿写自传 在公共读书界，吴康的知名度远不如胡适，除了他起初远离中国文化中心、长期在华南地区执教，后来又远赴海岛台湾任教外，也与他低调谦和的个性有关。虽然拥有丰富的经历并留下上千万字的著述，但他毕生坚持不写任何有关自传性质的文章。 那时，台北有一份《传记文学》杂志非常有名，曾向不少名人约稿。吴康曾表示，从少年起认为自传是“一种没有出息的消闲勾当，换言之，即是人到了没有正当工作，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时候，才会拿起笔来，去写什么自传。” 到了晚年，他渐渐改变这一看法，感到一些历史名人撰写的自传内容丰富，具有史料价值。1965年，旅居台北的文化大学校友田冲屡次建议吴康总结治学心得和思想纲领，作为后人学习了解他的文献。吴康觉得盛情难却，决定自己口述，由田冲笔记。但经过几个夜晚的口述，还是意兴阑珊，最终搁置了撰写的计划。 文人的冲冠一怒 吴康温文尔雅，一生待人接物非常注重礼貌，即使面对下属也不疾言厉色，但是涉及民族大义也有例外的态度。 1937年，有一位名叫张伯豪的人士，以同乡的名义前来拜访，言辞闪烁，试探吴康对中日时局的看法。在广州沦陷前夕，张伯豪再次造访，公然劝诱吴康不必离开广州，日本人已经准备教育厅长一职给他。吴康听了勃然大怒，严词拒绝，并劝说张某回头是岸，不要背叛国家和民族。 见张某无悔悟，吴康毫不客气下了逐客令。随后，他与中山大学师生一起迁校到云南澄江。在抗战期间，吴康发表出版学术著作，在序跋文的落款处，总要写上当年抗战期间重要历史事件的日期，以示对抗战救国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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