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客家门匾

　　版筑家风（傅姓）

　　“版筑”代表傅姓。据史料记栽，殷商王武丁时的宰相原先是一位从事“版筑”工作的奴隶。“版筑”，就是用两块木板夹土筑墙，土里再加些麦秸，以杵捣土，使之黏结结实，层层加高，即成一堵堵厚实的土墙，与我们赣南的土墙差不多。武丁上任前，曾在民间游历，在一个建筑工地上遇到了一个从事“版筑”的奴隶，这个奴隶很有思想和见解，武丁从他那里学会了不少本领，并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武丁曾说过：“如果有一天我能当上国王，就任命你做宰相。”后来，武丁真的当上了国王。为了推荐“版筑”奴隶出来辅佐治国，武丁通过先王成汤托梦的方法，叫来宫廷画师，画出“版筑” 奴隶的头像，叫人到今山西平陆东面的“傅岩”这个地方找到了这个奴隶，并真的让他当了宰相。“版筑”奴隶到任后，提出他的“建邦设都，政事要醇，治乱罚恶”“辅治开花，畏天保民，成始成终”的政治主张，先是将朝中不干事还坏事的乱臣以过论罪逐个清除，之后又在全国开展土地扩耕、广种黎谷，大力发展家禽家畜养殖，发展农业，还大力发展冶炼、陶瓷业，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后来，殷商很快由弱变强，形成了国泰民安的大好形势。由于“版筑”奴隶是从“傅岩”这个地方找到的，武丁就赐他为“傅”姓，叫他傅说，傅说的后裔就姓傅。

　　太原传家（王姓）

　　“太原”是秦汉时的郡名。太原郡，治所在晋阳，即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历史上王姓是太原郡的望族之一，题词中的“太原”就代表了王姓。所谓郡，是古代的行政区。如秦朝初期，中国分36个郡，西汉初期，中国分103个郡。从历史上说，每一个姓至少都在某一个郡里是较有名望的，该姓在写门匾时就会用这个郡名来代表该姓。这种题词在上犹占较大比例。

　　紫荆传芳（田姓）

　　“紫荆”是田姓的堂号，来源于田姓三兄弟分家的故事。隋朝有三兄弟为田真、田庆和田广，自兄弟仨都结婚之后，就决定要分家，把家产分成了三份。还打算将庭院中那棵开满花朵的紫荆树砍成三段。第二天，原本茂盛挺拔的紫荆树，一夜之间全部枯萎凋零。三兄弟见到这个情形大吃一惊，此时开始痛切地忏悔：“为什么手足之情要这样分离？连树都觉得伤心、为之涕泣、都不想再活下去。”哥哥神情肃穆地说：“树木原本就是同气连枝的，正是因为听说将要被砍成三段，它们才会如此悲伤，我们竟然连树木都不如啊！”又说：“我们为什么不能继续从前的生活呢？三人同心，其利断金。我们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要想重振家业，就要通力合作，和睦共处，团结一心。” 于是他们把分家的契约在紫荆树前一同烧毁，决定继续同舟共济，共同经营幸福的生活。第三天，当太阳早早地爬上枝头的时候，弟弟打开窗户一看，惊讶地发现紫荆树叶子又绿了。从此之后，他们兄弟更加友爱，相互扶持、相互帮助，再也不提分家的事了，美丽的紫荆树繁茂如初。

　　富春流芳（严姓）

　　东汉余姚人严子陵在年少求学时与刘秀是同学。后来，刘秀做了皇帝，便派人四处寻访严子陵到朝廷做官。严子陵接连三次回绝，答道：“读书人有自己的志趣，你何必一定要逼我进入仕途呢？”为了避免朝廷再找麻烦，他索性带着家人，迁居到桐庐的富春江边种田、钓鱼。

　　四谏遗风（余姓）

　　北宋，余靖与欧阳修、王素、蔡襄同任知谏院.成为“四名谏”。余靖积极提出各种建议，主张要变更尽依“祖宗故事”的旧法。如举人才、去冗兵、冗官、宽租赋、厚农桑、省佛事、节国用等建议，涉及人事、治民、边政、刑法、租赋、御盗等多方面。上述种种，都为范仲淹、富弼等人后来推行“庆历新政”的改革措施提供了先行的理论基础和舆论准备，余本人则是“庆历新政”的积极参与者。

　　东观流徽（黄姓）

　　东汉黄香，做官后，初任郎中，汉章帝召见了他，让他入东观（国家图书馆）读尽皇家藏书，后任尚书郎，又升为左丞相。

　　六印征祥（凌姓）

　　北宋凌策，雍熙年间进士。传说初登第时，梦见有人送他六颗印章和一把剑，后来果然六次到剑外（四川省北部有剑门关，关南的蜀中地区称“剑外”）任职，为官精审，所到之处均有政绩。官至工部侍郎。

　　卧雪高风（袁姓）

　　东汉大臣袁安，曾客居洛阳，恰值大雪，洛阳令巡行至他门前，见他关着门没有行迹，就命人扫雪入内，只见他僵卧在屋里，问他为什么不出去串门，他说：“大雪天人们都在挨冻，不好去麻烦别人。”洛阳令便认定他是贤人而举为孝廉。明帝时，袁安历任楚郡太守、河南尹，以严明著称。

　　夺席遗风（戴姓）

　　东汉戴凭，学《京氏易》。十六岁，郡举荐其为明经，后征召为博士，任侍中等职。元旦之日，光武帝在朝廷聚会百官，令群臣能说经者互相诘难，有解经不通者，就夺其席以让通者。戴凭遂夺五十余席，京师皆言“解经不穷戴侍中”。

　　三省流芳（曾姓）

　　《论语》“学而篇”载：“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目前，上犹县14个乡镇，130多个村，180多个常住姓氏里有160个姓氏保留有固定的门匾题词。全县乡村现有门匾题词4万副以上。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广泛的群众参与性和深厚的文化历史价值，堪称客家文化的一块“活化石”，对研究家族史、客家迁徙史和民族史以及客家文化的演变过程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科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