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和围龙屋

　　寺前排、高田、塘肚三个自然村位于梅县西偏南17公里处。寺前排在东头，塘肚在西头，高田居中。元代天历年间建造的从梅县到兴宁、龙川再到韶关或广州去的东牛驿道，在高田和塘肚之间穿过，进入狭窄的山谷。这三座村子，面向富饶的梅城盆地，背后便是山区，山那边是更大的兴宁盆地。在山地和盆地交界处的官路边，往往是商旅行人打尖住宿的地方，通常都会形成村子。现在东牛驿道早已改建成混凝土公路，路边新造了几家专做过路司机生意的饭馆。寺前排和高田两村北面一里多，墟冈上有一个繁华的南口镇，行政上三座村子都归属于它，称南口三村。

　　寺前排、高田、塘肚三村的主姓都是潘姓，三村共有潘姓400多户，2000人左右。其中寺前排700多人，高田600多人，塘肚600多人。他们是同一个宗族，“老祖屋”在寺前排。梅县居民98％以上是客家人，这潘姓也是客家。

　　客家的先祖原来居住在中原河洛地区。从古以来，由于中原人口稠密，灾荒时见，便陆续有人向南方人口稀少的地方迁徙垦拓，先到江淮地区，再渡江而南，辗转直至赣、闽、粤。这过程历时千年，中间由于外族入侵和国内战争，促进了几次南迁的高潮，例如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唐朝的“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以及元人灭宋等等。在这几次高潮中也有些世家大族的成员相率南下。

　　这些南迁者与当地土着居民又争斗又融合，几经演变，在大江以南直至海陬形成了五个民系，客家是其中之一，它的特点最鲜明而且最稳定。客家大约形成于唐末经五代而至宋初这个时期，也有些研究者认为形成于南宋至明，最早在江西南部的赣江上游和东江上游的一角，后来扩展到福建西南部的汀江流域和广东东北部的梅江流域。清末改革家黄遵宪有诗：“筚路桃弧辗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到了明末清初，又有许多闽、粤客家返迁赣南，并有一部分客家人向四川、广西、湖南、湖北和台湾迁徙，但赣、闽、粤三省比邻地区仍是客家的祖地，不但客属人口多，纯客家县份多，而且一直保存着最本初的客家语言和文化特色，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文化圈。

　　汀江和梅江都是韩江的上游支流，舟楫直达下游的潮州和汕头。潮汕占据地利，经济文化都很发达，辐射到了汀江和梅江流域。在清雍正朝之前，潮州曾多次长期管辖梅江流域的梅县，梅县成了整个客家祖地内最发达的县份和广东东北部客家地区的中心。100平方公里的梅城盆地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气候适宜，是农、林、果的丰产之地。潮汕人民早在明末海禁时期就漂洋过海，拓殖南洋，梅县人民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大批接踵而去。至今海外的客家人有500多万，其中梅县籍的最多，约169万人，所以梅县是重要的侨乡，光绪《嘉应州志》中即说梅州“倚南洋为外府”。

　　寺前排、高田、塘肚三村的潘姓人氏，到清末光绪年间有几位在南洋发迹并成了侨界领袖，在他们的带领和扶植之下，村人大量过海，到现在几乎家家有人在南洋。1958年组织人民公社的时候，这三个自然村合为一个生产大队，就叫“侨乡大队”。可见潘姓宗族的华侨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在梅县也是居于首位。20世纪80年代，人民公社解散，大队改为行政村，名称不改，仍然下辖这三个村。

　　作为一个民系，客家最重要的特点是他们的语言，这是客家人认同的主要依据，所以有研究者称客家为“方言群体”。客家民情风俗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妇女不但主持家政，而且是生产劳作的主力，清初梅州人黄钊所着《石窟一征》中说：“村庄男子多逸，妇女则井臼、耕织、樵采、畜牧、灌种、纫缝、炊爨无所不为。天下妇女之勤奋，莫此若也。盖天下妇女，劳逸尚分贵贱贫富，吾乡即绅士素封之家，主母与婢妾种作劳逸均之。且天下妇人即勤苦亦或专习一事，吾乡则日用饮食皆出其手，不独田工女工已也。”19世纪末，男子大量过海赴南洋谋生之后，妇女就更加辛苦，也更加干练。光绪《嘉应州志》卷八中写道：

　　“州俗土瘠民贫，山多田少，男子谋生各抱四方之志，而家事多任之妇人。故乡村妇女，耕田、采樵、缉麻、缝纫、中馈之事，无不为之。挈之于古，盖女工男工皆兼之矣。自海禁大开，民之趋南洋者如鹜。始至，为人雇佣，迟之又久，囊橐稍有余积，始能自为经纪。其近者或三四年、五七年始一归家，其远者或十余年、二十余年始一归家。甚有童年而往，皓首而归者。当其出门之始，或上有衰亲，下有弱子，田园庐墓概责妇人为之经理。或妻为童养媳，未及成婚，迫于饥寒，遽出谋生者，往往有之。然而妇人在家，出则任田园樵苏之役，入则任中馈缝纫之事。古乐府所谓‘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不啻为吾州之言也。其或番银常来，则为之立产业，营新居，谋婚嫁，延师课子，莫不井井有条。其或久赋远游，杳无音信，亦多食贫攻苦，以俟其归，不萌他志。凡州人之所以能远游谋生，亲故相因依，近年益倚南洋为外府，而出门不作惘惘之状者，皆赖有妇人为之内助也。向使吾州妇女亦如他处缠足，则寸步难移，诸事倚任婢媪，而男子转多内顾之忧，必不能皆怀远志矣。”

　　因此，梅县妇女不但不缠足，而且直到明代末期，梅县“男女饮酒混坐，醉则歌唱”，或者“饮酒则男妇同席，醉或歌，互相答和”。在客家地区，女性甚至参加宗族的一切祭祀活动。这些在其他汉族人民中是不可能的。

　　小家庭大家族的集体聚居方式是客家风习的又一个重要的特点。江南地区的汉族人民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逐步迁移万里，从中原来到南方定居，其间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他们克服这些艰难困苦的支柱力量之一是宗族或家族的团结，所以，宗族或家族的凝聚力很强。他们聚族而居，形成血缘村落。宗族有组织，有公产，有法规，有管理制度，具有地方自治单位的全部职能。还有不断续修的家谱，记载着宗族的历史和世系。各个宗族或家族牢牢记得他们在中原时候的郡望，用来作他们在新定居点的祖屋或宗祠的堂号。一个堂号，一部家谱，几句乡音，便能使飘流各地的后裔认祖归宗。这种宗族凝聚力表现在血缘村落的结构布局上。在安徽、浙江、江西各省以及福建和广东的许多地区，与宗族的层次结构相应，村落里有宗祠、分祠、支祠直至香火堂的各级家庙。各级宗族组织成员的住宅以这些家庙为核心，形成团块，这些团块再构成整个村落，以大宗祠作为全村布局的重心。虽然这个布局格式在血缘村落中清晰可辨，但它是松散的、随机的、无定形的，除了少数特例，住宅规模一般不大，只适合于一个家庭居住，它们是独立的、内向封闭的，有很高的私密性。按人口计算，住屋面积很宽裕。

　　但是，客家的集体聚居方式很特殊。一个大家族之内的十几个甚至达200个以上小家庭的居室，以祖堂为中心，组合成一座结构形制相当严谨统一的超大型集体住宅。一座超大型住宅几乎相当于其他民系的一座血缘村落，所以百姓也叫它为“屋村”。小家庭居室在这所大宅里既没有完全的独立性，也很少私密性，更谈不上个性。它们显示出客家人对宗族共同体特别强的依附性。

　　这种类型的聚居住宅，虽然在潮州、漳州一带非客家汉民中也有，但无疑在客家中最流行、最典型、最大量集中，成了客家文化中最容易被直接感知的独特因素。它们在各地区也有差别：福建西南部的汀江流域，盛行圆形土楼、方形土楼和五凤楼；在江西南部，赣江上游和东江上游的一角，盛行有角楼的方形土围子；在广东东北部，梅江流域的梅县，则盛行“围龙屋”。除围龙屋为单层的之外，其他各种都是多层的楼房。此外，在客家地区，还普遍有堂屋和横屋组合的住宅，两堂或三堂，两横或四横，最大的有三堂八横，即俗称“九厅十八井”的集合型住宅。

　　这些超大型聚居住宅，相互间的差别虽然很大，但都遵守相仿的布局模式，核心部分都是“堂横式”的。五凤楼的底层平面甚至和围龙屋的平面十分近似，不过五凤楼是多层的，围龙屋是单层并有一圈马蹄形的“围屋”而已。

　　这种大家族小家庭的超大型聚居住宅，大约形成于明代末年。形成的原因很复杂，众说纷纭，一时难有定论。不过客家的长期长途迁徙、当地的土客斗争以及此起彼伏的各种盗寇，迫使客家人产生很强的宗族凝聚力和个人对宗族共同体的依附，无疑是必要的条件之一。因此，圆形土楼、方形土楼、五凤楼都有很强的防御性。

　　但是，梅江流域的围龙屋在初期并没有特殊的防御性，虽然在光绪《嘉应州志》上有关历代各种匪患的记载不绝于书，只有到清代中叶，一种改进的围龙屋才封闭起来。至20世纪初30～40年代造的“华侨屋”则有铳眼、炮楼出现，可能是华侨的发家造成了客家内部阶层分化的结果。

　　围龙屋的形成，除了宗族的内聚力和客家人对宗族共同体的依附之外，至少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妇女的作用和地位的特殊性。这有两个方面，一是妇女作为劳作的主力和家政的主持人，地位比较高，所受的礼制禁锢比较少，所以才能出现没有小家庭私密性的集合式住宅。另一方面，劳作和持家的妇女，更需要群体的支持。清人黄钊在《石窟一征》中写道：“乡中农忙时，皆通力合作，插莳时收割皆妇功为之，惟聚族而居，故无畛域之见，有友助之美。无事则各爨，有事则合食，征召于临时，不必养之于平日。屯聚于平日，不致失之于临时。其饷则瓜薯芋豆也，其人则妯娌娣姒也，其器则篝车钱也。井田之制，寓兵于农，三代以后，不可复矣，不意于吾乡田妇见之。”他把充满了合作精神的“屯聚”比作三代的井田之制，而且归之于“田妇”的需要。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普遍的贫穷。从事于农耕的客家人，其宗族内部还没有发生有明显影响的贫富分化，在超大型聚居住宅里，每个小家庭不过占有三五间小小的房子。小家庭在早期围龙屋外圈按既定模式造房子的时候，也是三五间甚至一两间而已。在寺前排村，清代中叶第一个因经商而致富的十二世潘钦学，便离开住了九世的“老祖屋”而另建了一幢改进型的“上新屋”。在“老祖屋”里居住直到如今的，都是些务农的比较贫穷的人家，已经到了第二十世。

　　至于超大型集合式住宅的基本形制，则无疑受到潮州一带非客家汉民的“堂横式”大住宅的影响。潮州的汉民，也是从中原播迁而来的，也有大家族聚居的需要和习惯。他们的大型堂横式住宅，由小型的“四点金”、“三间过”、“五间过”到“三堂串”再加横屋，发展过程历历可见，很完整。潮州的经济和文化发达比较早，它位处韩江下游，而梅江和汀江是韩江的两大支流，所以梅江流域和汀江流域的经济和文化受潮州的影响很大。梅县的各作建筑工头都要到潮州学艺，有些工匠，如石匠、雕花匠、油漆匠等都从潮州聘来。所以，围龙屋的基本部分，即中央的堂横式部分，或许由潮州传播过来。梅县地方的特点是加了后面的围屋，成了围龙屋。但是，汀江上游的福建省永定、连城一带也流行堂横式住宅，并且可以见到围龙屋发展过程各阶段的典型实例。所以围龙屋的最初起源，更可能在汀江上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