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传人》 侯德健：我是一个天生的客人

　　很多人不知道，他是歌曲《龙的传人》的词曲作者和原唱人。这首流传甚广的老歌经久弥醇，成为传扬两岸三地中国人心血相连、同根同继的经典。歌曲创作于1978年，当时还在念书的侯德健只有22岁，但已小有名气，凭此曲更成为台湾炙手可热的音乐人。1983年，海峡两岸仍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并不允许民众互访。侯德健却在这一年的6月4日自香港秘密进入中国大陆，由此作为知名台胞受到了大陆政府副部长级别的礼遇。1990年，他一度回返台湾，不久之后远走新西兰，从此多年消失在公众视野之外。

　　如今，坐在我们面前的侯德健爽朗直率、风趣健谈、充满活力，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龙的传人》因后来王力宏的翻唱，再次红遍大江南北，更让不少年轻人以为王力宏就是原唱，对此侯德健笑说，感谢力宏，让这首歌有了一次新的生命力。　　

　　《龙的传人》

　　许戈辉：一首歌经由不同人演唱一定是不同的味道，你当初创作它是怎样的过程？

　　侯德健：那是很大的一个历史背景，我可以清楚记得是1978年12月16号，早上10点到11点的时候写的。

　　许戈辉：为什么会记得这么清楚？

　　侯德健：那天早晨有个同学把我推起来，说出大事了，美国人跟我们断交了。那一天美国正式宣布和北京建交，哇，整个校园的气氛一下就变得非常沉闷和压抑，又有一种被抛弃的怨恨。有的同学哭，有的同学骂，说美国人出卖了我们。

　　许戈辉：你是哪一种？

　　侯德健：都不是。可能是因为外公给我的教育，我的感觉是蛮荒谬的。好像比如说北京和台北是两兄弟，兄弟打架却把邻居给扯进来了，让邻居去评理和决断。美国人做出任何以美国利益为根本考量的决定都是理所当然，这是美国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去受他们的影响？这是第一，第二我也感觉到很不舒服，我们中国人有几千年文明，难道我们没有智慧自己去解决兄弟之间的矛盾吗？我们的矛盾还要被别人利用吗？

　　许戈辉：这首歌最早写成以后，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范围传播起来的？

　　侯德健：当天。当天就有歌词，有曲谱，字体比较工整的同学就把它抄下来了。没有两三天，美国当时的副国务卿到台北来，好像算一种补偿性或者解释性的动作，就有很多学生把这首歌油印出来当传单一样发，很快就传开了。

　　许戈辉：我在某篇资料里看到说，后来宋楚瑜要你改歌词，而你不愿意。

　　侯德健：当时宋楚瑜是新闻局局长，管电视、电台、出版物，而且他非常红，大家都看得到他前途大好。《龙的传人》出版了以后，他希望我把台湾当时的政治口号放到歌里面。那时我24岁，你知道让那样年龄的一个年轻人去修改他的东西，其实是很困难的，会碰了他的自尊心。宋楚瑜亲自请我和我的老师吃饭，我坐那不说话，我的老师呢，就从刚开始劝我改，到最后反过来去劝宋楚瑜说，这个歌呀，就像是女人的旗袍一样，做好了再改不太容易，反正他还年轻，让他以后再写嘛，这件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许戈辉：怎么结束的，是不欢而散？

　　侯德健：他很不高兴，尤其是在场还有一个很有地位的记者，把这次见面的情况写在了报纸上，我可以想见，他会觉得很没面子。　　

　　“历史只会往前写”

　　许戈辉：你离开台湾和宋楚瑜要你改歌词这件事有直接关系吗？

　　侯德健：没有。反而是因为和宋楚瑜的接触，我和国民党文工会的周主任联系比较多。到1983年3月份，日本人修改教科书不承认侵略过中国，这件事引起了香港和台湾大学生的极大气愤。香港的大学生准备做一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他们印了上万件白色T恤，T恤上就是《龙的传人》歌词，他们打电话让我去参加，我觉得一定要去。然后我就去文工会跟周主任申请去香港，他当时没有答应，但告诉我蒋经国要请我吃早饭。蒋经国有一个习惯，每个月抽一个早上的时间跟一些年轻人或者企业家、科学家吃早饭。当时周主任和我接触最大的工作就是让我写《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歌》，演唱人已经定好了是邓丽君，问题是我一直没写出来。所以我回家以后就很紧张，跟外公讲，去吃早饭估计又是大同盟歌的事。外公是湖南人，也是台湾少有的拥有《鲁迅全集》等一些在台湾不允许看的书的人，我从小就受他的教育。外公说，你喜不喜欢三民主义是一回事，你要不要去写那首歌是另外一回事。我就跟他讲我想去香港，然后想去大陆，他一点都不惊讶，当天晚上没有回答我，第二天吃中饭的时候就突然跟我说，小恩（小名）啊，这个历史啊，是不会倒着写的，只会往前写。

　　许戈辉：意味深长。

　　侯德健：我当时也不是真的很明白，只是觉得外公是赞成我回大陆来看看的。很快我就通过香港的朋友申请到商务签证到了香港，又从香港转道来到大陆。

　　许戈辉：那时候为什么想到大陆来？

　　侯德健：这个是更早的想法。1980年左右，从柬埔寨和越南撤到泰国的难民有10%是华侨，情况非常危急，但是当时台湾和泰国并没有邦交，很多台湾人知道这件事后都想为他们做点什么。曾经在泰国做过大使的一个国民党元老叫杭立武，大家就请他出面来组织这样的一个服务团。当时泰国侨界和服务团的人说，我们这边流行一首歌叫《龙的传人》，如果把写这首歌的人请来，相信泰国华侨肯定愿意捐钱。因为我们没有经费，所以我当初去的时候是去唱堂会募捐的，后来随着几个学长和几个医生一直做到难民营里面去了。我们在那里成立了难民学校，也尽量和联合国说明，华侨难民想尽快离开难民营投靠亲戚等等，在那边做了三个多月这样的工作。这个过程中对我刺激最大的一件事是，当时两万多个华侨难民，我们选出600多个，希望台湾当局接受这些人到台湾去，因为他们都曾经在台湾驻柬埔寨或越南的一些公司工作过。结果我们得到的答案是可以接受6个。那个时候我就骂出来了，真的很生气。我没有让你接受两万人，我们已经送了好几百个人到加拿大、澳大利亚，600个人里你哪怕接受60个也行，就说接受6个。我感觉台湾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放弃，没办法担负起照顾东南亚华侨的工作，而唯一能够改变现状的可能是强大的中国大陆，它才真正能够让我们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里的中国人更有安全感，就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想来大陆。另外一个原因是，《龙的传人》的稿费当时是出奇的高，6000块台币，相当于当时150块美金。我拿它买了日本在大陆拍摄的经过台湾出版社修改过的一套《锦绣中华全图》，八本，每一页都是彩色的大陆所有的风光，我把它送给外公。外公打开来看的时候，他手都是抖的，图上面很多地方他都去过，他就和我说，这个地方当时是怎么怎么样，什么人在这里干什么。我特别想自己到这些地方看看。

　　许戈辉：来到大陆之后，它和你想象中的一样吗？

　　侯德健：我没有一个参考资料可以去想象大陆。那是1983年，我从外面完全没有办法、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去想象大陆是什么样子。

　　许戈辉：所以大陆的一切给你带来了怎样的冲击？

　　侯德健：就是太熟悉了，但是又太陌生了。譬如说语言、饮食，都是差不多的，我的朋友介绍了很多老的文化人给我，像吴祖光、新凤霞，那个时候他们已经70岁了，所以都是在他们的圈子里面，吃饭也在他们那，玩也在那，参加了很多演出。然后也一直不停地在到处转悠、采风、创作。　　

　　《转眼一瞬间》

　　许戈辉：后来你回台湾的时候已经离家七年了吧？家人知道你要回来吗？

　　侯德健：没人知道。我回到家了，我妈在别人家打麻将，我弟弟打电话告诉她，我妈就连跑带跳、连哭带笑地回来了，我外公那个时候还很健康，知道消息搭着火车就往台北跑。

　　许戈辉：在你整个出走的时间里，家人有没有受到什么牵连或困扰？

　　侯德健：完全没有。但我做错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有一个学弟，他非常关心我们家，经常去看我母亲，他在联合报工作。我一回去的时候他就把我和我妈一起接走了，找个酒店住下来，让我从头说，我的回归就变成了他们的独家新闻。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不仅仅是头版头条，而是从第一页到第七八页全是，然后其他的新闻单位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下我把所有其他新闻单位得罪惨了，后来他们就开始修理我。我想这绝对是我的错，只能赶快离开这个地方，是非地不宜久留，于是就到了新西兰。

　　许戈辉：在新西兰你终于找到了一片净土吗？在那里做什么？

　　侯德健：种菜，我种的菜漂亮极了。

　　许戈辉：你生生地从一个文人雅士、艺术青年，变成了一个乡野农夫？喜欢那样的生活吗？

　　侯德健：喜欢得不得了。我特别喜欢看我的菜发芽，发芽最快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半夜三点到四点钟那会儿，你几乎可以看到它长的速度，听到它长的声音。我把我们家院子里的探照灯打开，四点钟蹲在我的田地里面，看着我的菜开始冒芽。你会看着它晃晃晃，“嘟”就开了一叶。

　　许戈辉：在新西兰的十几年里，你还写歌吗？

　　侯德健：完全不碰了。要写一首歌的话，我心里会有一个听众的模样，这歌是给谁听的，如果我想象不出来听众的样子，就不知道给谁写歌、唱给谁听了。我就专心地种菜，研究《易经》。

　　许戈辉：我能这么理解吗？你之前的生命轨迹一直是很动荡的，直到来到新西兰这块比较纯净祥和的土地，生命才开始慢慢地变得平和起来。

　　侯德健：环境确实会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影响。在那个环境中我觉得我爱打球，爱种菜，爱做馒头爱做饭，然后呢，教教易经，给电影电视公司做做顾问，就是这样子。

　　许戈辉：为什么又回北京了？

　　侯德健：应该说我从来不想离开，一直就是要回来的，我只是不能回来，回不来。直到2006年，也是经过很多朋友帮忙才拿到签证，在香港我就等了四十天。那天正在吃饭，有人告诉我说，侯先生你可以来取你的签证了，那感觉真棒。十六年没写歌，“咚”一首歌就撞上来了，好快好快，旋律跟歌词一起来。我只好跟服务员说给我一张纸，服务员说我们没有纸。我就把餐巾纸翻过来，把它记下来，歌名叫做《转眼一瞬间》。

　　许戈辉：再次回到大陆是什么感觉？

　　侯德健：就是这种感觉，转眼一瞬间。

　　许戈辉：我看到有人评价你为“不回头的浪子”。

　　侯德健：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天生的客人。作为一个祖籍四川的人，出生在台湾，我是客人；有一天回到大陆了，我是台湾同胞，还是客人；后来移民到新西兰，更是客人了；现在回来了，变成了华侨，我还是客人，就好像是个永远的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