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一个极其崇尚教育的族群

　　一个多世纪以来客家人一直受到世人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客家人对教育的特殊崇尚，以及在这一背景下客家地区教育的普及和发达。谢重光在《客家文化论述》中认为：“一个地区或一个族群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主要指这个地区或这个族群普遍存在的重视文化教育的价值取向，因而形成的对文化以及文化传播者教师的特别尊重的社会风气。”

客家人是一个重视教育的族群

　　客家先民来自中原，多是世家贵胄，书香门第，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带走的是中原文化的精髓，其中能使他们开拓创新、民系发达的就是重视教育、发展教育。”对故地的文化犹存不忘，依然存在儒家所谓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传统观念。《江西通志·舆地略·风俗》中记载：“自永嘉东迁，衣冠避地，风气渐开”，“衣冠所萃，文气儒术为盛，闾阎力役，吟咏不辍。”可见，客家地区父教子习、兄弟相长、崇文重教的风尚，与南来的中原士族带来的文化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土地和书香是客家人亘古不变的两大梦想。他们聚居在交通不便的偏僻山区，山多地少、人口众多。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客家人向外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并且在重农抑商、商品经济欠发达的农业社会中，客家人为了改变自身的命运，便把“耕读传家”作为搏取功名、向外发展的一个出路。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对于农耕社会来说也为农家子弟跻身上层社会提供了机会。非耕即读，耕读传家，靠读书谋发展的观念使客家地区崇文重教风气成为现实的可能。读书入仕，是客家子弟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整个客家社会不懈追求的目标。

　　科举时代宗族办学助学非常普遍。一是出于英才教育的目的，为了提高本族的声望，确保宗族的社会地位，所以要尽可能多出人才；二是出于普及教育的目的，传统宗族的基本任务，是以封建宗法道德伦常教育本族子弟，培养正气，提高子弟素质。因此，家族希望通过办学、助学来提高本族子弟的文化素质。客家宗族教育的普及也在相当程度上增强了宗族的凝聚力，巩固了封建宗法制度，增强了客家人的认同感。

　　客家教育是以家族利益和荣耀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由此也引发了家族办学的动力。族学的普遍性，成为客家传统教育的一大特点。在现代教育兴起前，客家是通过宗族教育来传承文化的。客家人聚族而居，为了家族的兴旺与发达，大力创办族学。

　　

客家人的祠堂学校

　　族学由宗族出资延聘教师，学生主要为本族子弟的学校，并且学校大多设在祠堂。法国天主教神父赖理查斯在清末出版的《客法词典》中认为：客家人的每一个村里都有祠堂，那就是他们祭祀祖先的场所，而那个祠堂也就是学校。之所以把族学设在祠堂，是因为祠堂是供奉祖先神位和祭祀的场所。

　　客家人认为，在祖先的神位面前读书，能更好的得到祖先的保佑。宗族大都有族产，族产又主要是指族田。族田作为家族的经济命脉，是家族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族田作为家族的内部公共财产，为全族人的利益而服务，根据不同的用途又分为祭田、义田、学田等。祭田用于祭祀，义田用于赈灾，而学田则用于家族办学。因此族田是宗族办学的物质保证。

曾宪梓开展办学、奖学和助学的活动

　　“客家祠堂除办学设校外，还出资帮助族内部分有培养前途而经济困难的子弟继续深造，对有资格参加考试的子弟，还给予重点扶持，奖励族内学有所成的子弟。”客家人利用其宗祠的场所和资产，开展办学、奖学和助学的活动，对提高客家人的文化素质，培养人才起了积极的作用。

　　科举考试离不开家族组织的经济支持，“研究表明，清代贫苦农民子弟不仅没有条件读书，甚至连生存都很艰难，贫困农家子弟读书应考，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而，在科举时代如果离开家族的支持，很难实现读书成才的愿望。宗族办学或奖学、助学，在社会上形成了尊师重教的风尚，推动了客家社会力量办学。无论是科举时代还是学校教育时代，客家家族在强烈的宗族观念下，都希望本族人才辈出。因而，在传统的宗族社会，客家宗族的奖学、助学活动一直存在，实行“赶考有助，及第有奖”；“入学有助，毕业有奖。”现代的教育体制下，人们的教育权利得到保证，依靠国家的帮助获得教育的机会，宗族不再需要用学田来奖励族内的读书人，但“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学费日益增加的情况下，人们在接受教育受到困难的时候还是优先寻找家族的帮助，家族也依旧会对学习方面出色的年轻人给予资助和奖励。”不过，在当今社会，客家家族内部仍然有奖学、助学的理念与行为。

客家人鼓励后代学习传统文化

　　余秋雨先生曾经这样评价客家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中，最具有行动力的、用自己的脚步来表现自己文化选择的，那就是客家文化；客家人的远行是带着文化的远行；客家文化强化了中华文化的四个特点：天下意识、亲情意识、文教意识、忧患意识。”客家区域教育文化根植中原文化，不但传承了中华儒家传统文化的精华，更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其民系的生存与发展的苦难历程中演绎得如此的辉煌和波澜壮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