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千年的梅县水车窑 在泰国克拉地峡重现人间

　　早在秦汉时期，中泰两国就有了海上交通，许多人可能想象不到，在那遥远的泰国克拉地峡通道，竟然在千年前就与我们梅州结下了不解之缘——

　　2015年5月19日，一条有关“中泰签署克拉地峡运河项目合作备忘录”的报道登上了国内各大网络媒体头条。这所谓“中国利用克拉运河破解马六甲困局”的说法，着实让不少网友大为兴奋，但同时也有媒体称此事为子虚乌有，从而引起了火热的争论。不过，很快中泰两国官方就迅速做出反应，均公开否认这一所谓计划项目。

　　虽然，报道最后证实是来自于一些西方和亚洲媒体对泰国克拉地峡的炒作，但这无疑是与我国所推行的“一带一路”倡议有着直接的联系。因为，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稳步推进，以及由中国倡议成立了亚投行，所以有不少外国评论认为这为克拉地峡运河的开凿创造了条件和机遇。甚至有文章将克拉地峡运河称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枢纽，如果运河开凿成功，中国的船只往来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不但可少走1200公里的航程，也可避开目前中国颇感头疼的马六甲海峡。

　　更何况泰国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亲密邻邦，又居于亚洲最大的两个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之间，所以早在秦汉时期两国就有了海上交通。但当时航海能力相对落后，要从太平洋进入印度洋，只能通过沿海岸线航行方式进入泰国湾，并横越泰国南部马来半岛的东西两岸续航到印度。当然，要横越马来半岛，最初人们往往选择走克拉地峡通道，即使是到了能直航马六甲海峡的唐宋时代也如此。看来这条通道仍然活跃，甚至让许多人想象不到的是，这遥远的克拉地峡通道竟然在千年前就与我们梅州结下了不解之缘。

　　克拉地峡出土的梅县水车窑

　　克拉地峡位于中南半岛与马来半岛联结处的泰国春蓬府和拉廊府境内，西为安达曼海，是印度洋的边界；东为泰国湾，归属于太平洋南海部分。整个地峡都位于泰国境内，最宽处为195公里，最窄处仅56公里，海拔最高处仅75米，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魔鬼的脖子”。因地峡东西海岸均为基岩海岸，近海风平浪静，无疑具有开凿运河的优越条件。但实际上秦汉以来形成的跨越通道并不在地峡的最窄处，而是在地峡南北由河海水网联结形成的几条陆地道路上。

　　根据对考古信息的梳理，梅县水车窑最早在海外的发现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末，由泰国的考古学家偶然把考古标本带到了我国。根据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出版的《广东唐宋窑址出土陶瓷》一书所载：“1979年上海召开国际性的古外销陶瓷学术讨论会上，泰国的专家带来了九块瓷片，其中二片是梅县水车窑的产品。”然而，改革开放不久的我国，因为种种原因的影响，当时仍无法查对这二块瓷片的窑址出处，也没有人关心它们是在泰国什么地方出土的，但从现在的考古成果分析，应该是来自克拉地峡附近古港口遗址中的发现。

　　作为唐代外销瓷之一的梅县水车窑，首次得到专家学者的确认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据原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冯先铭先生自述：“1982年（泰国）国家博物馆在那空是贪玛叻（NaKhonSritham Marat）省古遗址发掘时出土了唐代陶瓷标本七百余件，国家博物馆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陶瓷二十三片，经我驻泰使馆转我鉴定，其中有唐邢窑白瓷五片、唐越窑划花碗一片、唐长沙窑贴花壶、釉下彩绘碗共四片、唐广东地区青釉盘、碗、罐七片（其中有梅县窑碗二片、高明窑碗一片、三水窑碗一片，另外还有壶、罐三片）、唐三彩碗二片，浙江黑褐釉罐三片和伊朗绿釉陶五片。邢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贴花釉下彩绘及唐三彩在亚洲不少国家均有发现，唯广东地区梅县、高明、三水等窑青瓷尚属首次发现，为研究唐代外销商品瓷增添了新的内容。” 而从冯先铭先生以上的叙述可清楚知道，当时梅县水车窑的考古发现地那空（洛坤）是贪玛叻府，就位于泰国克拉地峡的南部东侧，即面向泰国湾的陆地突出部分，具体出土地点应该是在他胡亚县（ThaRua）运河一带。

　　而在1988－1990年间，美国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与泰国考古部联合开展了克拉地峡南部的考古项目。在调查和发掘的两个主要港口遗址郭各考（KoKhoKhao）和林门波（Laem Pho）中，均发现了梅县水车窑。项目结束后，美国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教授、华裔陶瓷专家何翠媚女士就撰文指出：“梅县陶瓷，产自位于广东省东北部的梅县瓦坑口和罗屋坑窑。由中号碗为代表的出土梅县水车窑瓷器，分别被陈列于郭各考（KoKhoKhao）和林门波（Laem Pho），全部均有透明的灰绿色的釉，并带有细裂纹。双底碗（即玉壁底碗）在碗底圈上有着梅县产品特有的三块未上釉的垫烧痕。”这是泰国自发现梅县水车窑以来，最系统和最详细的一次考古发掘信息的披露，也让穿越千年的梅县水车窑瓷器，在海外第一次以完整和完美的形态重现人间。

　　由此看来，梅县水车窑在泰国频繁地被发现，而且多集中在克拉地峡南部东西两侧的郭各考和林门波两地的港口遗址中，应该不是一种偶然现象。根据美籍华裔陶瓷专家何翠媚女士的观点：“郭各考和林门波一定是古代中国至伊拉克海上航线的交易点，商船沿着太平洋把丝绸和陶瓷运到这里，交换西亚的玻璃器皿、陶器和食品，再运往东亚和东南亚。由于水陆两方面与内地交通方便，这两处地方很可能是当时海上运输的中转站。”所以有理由推断，梅县水车窑除部分作为消费品在泰国销售外，很大的部分可能是通过此两地的中转，把它们从太平洋西岸转运到了环印度洋的陶瓷贸易圈内进行销售的。

　　而梅县水车窑在泰国克拉地峡的发现，最突出的意义，就在于它证实了中国输往西亚、非洲的唐代物资所采行航线不一而足，因郭各考和林门波两港口遗址，分别位于泰国克拉地峡南部的东西两侧，均出土了大量唐代名窑和梅县水车窑，这说明秦汉开辟的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克拉地峡通道，到唐代时其重要性虽然受到马六甲-巽他海峡直航的影响而有所下降，但此通道仍然继续活跃，并通过海－陆－海的中转形式，进行着频繁的东西方贸易活动。所以，这一发现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增添了新史料和新成果。

　　当然，翔实的考古事实也再次证明，9-10世纪，当中国古代陶瓷外销出现第一高峰时，梅县水车窑就与我国古代的湖南长沙窑、浙江越窑、河北邢窑等名窑，同时出现在世界贸易的舞台上，其精美的产品已不断通过克拉地峡远销到了波斯和阿拉伯地区，甚至销售到了遥远的东非地区，这无疑可再次补强广东梅州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这一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