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炳娶银江籍妻子：总觉得做了一项最缺德的事

　　“处难处之事愈宜宽处，难处之人愈宜厚处，至急之事愈宜缓处，至大之事愈宜平处，疑难之际愈宜无意。淑芳长女勉之。父示字七五年春”

　　这是一九七五年春，田家炳给远在异国读书的长女田淑芳的信。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田家炳做事与做人的准则，并以此教育远在异国的长女。中国传统家庭都有祖训，以教育后代，比如田家炳从小学习并终身遵守的朱柏庐《治家格言》，比如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都属于治家的理论。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最注重的就“修身、齐家”，然后才是“治国，平天下”，一身之不能修，一家之不能治，谈何治国！就像自己还需要他人接济，却谈造福苍生，这只能是遗笑天下。田家炳是标准意义上的儒家“传承”人，自成家始，可以说，他就是有意识地“齐家”，只有家和，万事才能兴旺。

　　田家炳经常说道：“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每个家庭都充满着天伦之乐，那我们营造的一定是欢乐和谐的社会。”

　　田家炳十六岁，便辍学经商，不到二十岁便只身闯荡南洋，不到二十五岁，便经历丧父、失兄、两次财产被日本侵略者剥夺，但他没有被这些困难打倒，仍在兢兢业业地努力创业，靠的是慈父玉瑚公的“勤、俭、诚、朴”的“家训”，以《治家格言》为修身立命之本，最终成就大事业。

　　田家炳在印尼打工时，虽然深受资方的信任，同事们也相处的非常融洽，但是，每当年节，看到他人回家享受天伦之乐，自己却形单影只，深感寂寞和空虚，母亲已年逾六十，自己只身在外，年龄不小，便兴成家之念。

　　1945年的春天，是个好兆头的春天。田家炳遇到大麻中学的同窗好友郭耀金，经郭耀金、廖银光夫妇介绍，田家炳与周坤莹女士相识。周坤莹女士生于1927年，父母祖籍是梅州蕉岭，也是同乡，周坤莹女士也能说流畅的客家话，接受的是华文教育，可以说，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特别是两个人有着共同的见识，那就是坚苦务实的生活作用。古人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其实，说的就是人有本质上的区别，君子交君子，小人随小人，每个家庭其实也是一样，两个人如果没有共同的基础，那是长不了的。田家炳与周坤莹的结合，可以说，是两个志趣相同，爱好相同，作风相同，互敬互爱的基础上的爱情，这爱情没有甜言蜜语，没有海誓山盟，却坚实地走过了六十多年。1945年的夏天，二十六岁的田家炳与十八岁的周坤莹女士喜结良缘，田家炳在印尼立业成家了

　　田家炳说：不知是否“八字”命运注定，那年竟是我的人生转折点。是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八年的抗战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也为我带来新的生活开始。印尼也于八月十七日宣布独立，中国成为世界五强之一。

　　战后全世界远洋货物运输繁忙，客运需求更显得供应失常，印尼华侨急于回中国看看家属，争购船票是很自然的。我家四、五叔父战时生意做得很好，在汕头买了一些店业，三叔和家杰、家谷兄等聚居汕头，与我很早就取得联络，知道年逾六十的老母健康还算好，家里一切正常，知我生意很好，特别要我放心，迟些回乡无妨，我一拖再拖，直至1947年8月才起程，经香港回到家乡。

　　分别已逾十年的至亲，劫后相逢，自然份外高兴，知我在印尼事业有成而年逾六十的慈母仍独居家乡，劝我想法解決这个他们一直关心的问题，即再娶一妻奉侍母亲。

　　由于当时广东、福建的客家人所居地一般都是山多地少，大部分的客家男人都到南洋打工，一去多年。由于男人常年在外，不能在家照顾，于是，便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风俗，即在外的男人，一般都娶两个妻子，一个在家照顾家人，一个跟随丈夫在外生活，两个妻子对所生之子女都是视如己出，没有先后大小之分，这样解决了许多生活上的问题。田家炳也不能例外。

　　我回到河口老店时，先母适在病中，家乡至亲也异口同声要我这样做。家乡那时确是准许多妻制，不少人在南洋做生意，把儿女带回家乡受中华文化教育，家乡另娶一妻照顾儿女及高龄父母，自己（夫妻）三两年回去一次，又或是三五年后两妻双方互相调整一下分担回家照顾儿女的责任。

　　田家炳说：关于我的至亲异口同声力促我娶妻侍母一事，也确实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在众口一词的情況下，我只好屈服。消息传出后，很快经亲戚介绍我麻中余文彬老师的养女房惠英女士认识。她生于1927年，生父国士公，原籍银江，是一位深受乡民爱戴的儒医。余老师也是银江人，早年与先父认识，我在麻中時蒙他特別青睐，对我一切了如指掌。惠英从小聪明活泼，在独自缺女儿的余家仍保留原姓，受到特殊宠爱与客家文化影响，勤俭持家，薄己厚人，终身为丈夫为儿女不图享受的客家妇女传统美德，更在长辈的教导下不敢稍违背，知书识礼，秀外慧中，在余老师（她的养父）对我的大概介绍下及与我见面后，看我坦白说出我在印尼情況，为着家中老母违背良心地做一件于心不安的事，不过我会竭尽一切爱护她，以报答媳代子职之劳。她深觉我坦诚而且简朴，一切以孝母作为重点，很符合她的理想，因此一谈即合。婚后，我在家停留不到两月重返印尼，向周家岳父母及坤莹补充叙述了这些重婚经过后，他们也充分体谅我在家乡的处境和我平时的为人，不加苛责，但自己总觉得做了一项最缺德的事。尽管年老慈母侍奉有人，但惠英为我而牺牲青春的损失，反令我日夕感到将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他人痛苦上而不安。

　　其实，这在当时的中国，娶二房是合法的，特别是在海外谋生的客家人中，基本上都是通过娶两房太太来保证家庭生活的需要，而田家炳却因此而内疚和不安，因此，他对两房太太都特别的好，没有什么区别，特别是他的九个孩子，跟本就没有两个母亲所出的概念。田家炳的长女田淑芳说，我就是二妈生的，可是，我跟大哥最要好了，没有异母所出的想法，我们兄妹都很好。

　　田家炳说：1949年祖国大陆国共纷争益剧，大局变化很大，家乡治安日差，幸好在马来西亚的姐姐申请先母到她那边，我也成功申请惠英永居印尼。为使整家团聚及让坤莹和惠英互相了解，从1949年冬，惠英初到印尼，直至1958年回港后，全家都同住一个屋檐下。1996年前后，因几个儿子先后买了住家，我顺便买一个与长儿庆先相连的单位给周氏居住，这样，大家庭化才化为小家庭。

　　田家炳自幼受出身于书香世家的玉瑚公手传心授，自己成家以后，非常重视家庭及对儿女教育。他的五个儿子和四个女儿，都是在香港读完中学才到外国读大学。对于自己的子女，田家炳是言传身教，德育先行。

　　田家炳在教育孩子时，总会想起慈父玉瑚公对他的教导，不仅仅是言传，他从父亲的行动上，看到了父亲的人格与人品，从乡亲们对父母亲的态度上，看到了父亲和母亲所作所为，并不止于言传，更重要的是身教。田家炳想起父亲教育自己要珍惜身体，不挑食，不浪费，父亲自己也吃带皮的红薯，捐钱修路，母亲亲自挑土背砖，一点都不比男人干的少；父亲为调节乡亲的矛盾，自己出钱设合好酒，这些，比父亲说几倍的话的都有用，这烙在田家炳心中的。自己做了父亲，田家炳注重的身教胜于言教，田家炳说：如果想子女成材，首先要为他们营造一个好的家庭环境。身教重于言教，父母要以身作则，为孩子提供学习的良好榜样。与其啰啰嗦嗦，不如以行动带动子女，让他们受你所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