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贤章•客家人与《围龙》

　　一、程贤章：当代客家文学的拓荒者

　　今年八月，我应全国文学创作广东中心和花城出版社的邀请，参加程贤章长篇小说《围龙》讨论会。这次讨论会规模之大、出席的作家学者层次之高是罕见的。在广东大厦会议中心，数百人的会议大厅座无虚席，北京、上海、广东、香港、澳门各大报记者纷纷前来采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邓友梅、张炯以及着名作家学者吴泰昌、缪俊杰、刘斯奋（"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国凯（广东省作协主席）、郦国义（《文学报》总编辑）、左多夫、蔡宏声等参加，我有幸作首席发言。我在发言中作了这样的论述:在大陆客籍作家中（客家人）有两位代表人物:陈国凯和程贤章。他们在当代文坛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作品在当代文学中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是，两者是有所区别的，陈国凯长期生活在广州，由于都市文化对他的熏陶;从工人到作家的坎坷阅历;底层生活对他人生的影响;等等，他的作品多数写工人，写人生，鞭挝恶势力，辛辣嘲讽官僚主义等等，作品的背景是工厂、广州大都市的迷乱生活与复杂的人际关系，几乎没有客家文化背景可谈，因而他的作品不属于客家文学范畴;而程贤章少时从南洋归国后，一直在客家人集中居住地梅县生活、工作。他在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当记者，当基层干部，对客家山村、民情风俗，对客家地区的变化发展有着深刻的了解，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是以客家山村为背景的，反映客家人的精神风貌，所以他的作品是道地的客家文学。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程贤章是当代客家文学的拓荒者和奠基者。在文学史上，客籍作家和客家文学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唐代张九龄的诗流传千古;近代诗人宋湘、黄遵宪、丘逢甲等的诗篇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现代作家中张资平、李金发、温流、黑婴、任钧、杨石、碧野、黄谷标等人的小说、诗歌和散文，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坚实的足迹。

　　在台湾的客籍作家中，钟理和是杰出代表，他的作品有着广泛的影响。到了当代，由于大陆风云变幻，难以捉摸，再加上客家地区的社会关系复杂，大部分客家人都有海外及台港的亲属关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动荡年代里，客家人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生存环境极为恶劣，自顾不暇，"文化之乡"产生不了文人学士，在这几十年中客家文学几乎空白，这是历史给客家人及其文学创作留下的不可磨灭印记。

　　"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势头迅猛，社会生活、人际关系发生了急速变化。有着深深的历史创伤的客家人——无论远居海外或台湾、香港等地的客家人，还是海内的客家人，都怀着报效祖国、报效乡亲父老的愿望在客家地区投资办厂、兴办学校医院;筑堤修路，做了许多公益事业，使客家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种新生活面前，程贤章以欣喜心情投入社会变革的激流中去，他深入生活、感受生活、思考生活、评析生活、表现生活。从感性的具象到理性思维，程贤章感觉到对眼前的色彩斑斓的世界应加以展示。于是，这位在五十年代以《俏妹仔联姻》驰名的老作家焕发出创作的青春风采，写下了国内最早反映农村改革开放，引起人们心灵变化和社会关系重新整合的中篇小说《彩色的大地》，嗣后又创作了抗日战争期间发生在客家山村传奇般的故事《腮脂河》，这部长篇小说一版再版，成为畅销书。到了九十年代初，程贤章老树绽新枝，令人刮目相看，连续创作了长篇小说《青春无悔》、《神仙?老虎?狗》和《云彩国》，今年又出版了四十万言的长篇小说《围龙》。程贤章连续出版反映客家地区生活的长篇小说，引起中国文坛的轰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连续召开关于他的作品的讨论会，海内外报刊连续报道和评论"程贤章现象"，学者们更着重研评程贤章笔下的客家地域的深厚的人文底蕴以及通过这特殊的地域文化所反映出的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轨迹。

　　如果把程贤章的作品串起来读，我们可以看到粤东客家山民历史前进的步伐。《俏妹仔联姻》和《青春无悔》写的是五十年代农村普通山民及普通的基层干部在婚姻问题上的酸甜苦辣，鞭挞了某些不合理的制度带来的社会阴暗和丑恶现象;七十年代初创作的长篇小说《樟田河》印数达五十万册，它反映"文革"那段荒唐年代的非正常的社会状态，给人们留下了值得回昧的社会历史资料;《神仙?老虎?狗》及《云彩国》所揭示的是当代中国摆脱了束缚生产力的计划经济桎梏，走向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下，客家地区人民的勇于冲破旧观念，打破旧程式，积极进取，敢于开拓的精神风貌、而新近问世的《围龙》则是一部颇有气势的"客家人的历史"，写出了客家这一支特殊的汉族民系坚韧不屈、敢于斗争的生活历史和社会变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