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梅州籍大学校长——大埔最牛一家，一门九清华！

　　对于陈明绍，人们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其“一门九清华”的传奇。其实，他本人也很有故事：干过革命，当过官，做过学者，搞过科研，一生涉猎极广，多有建树。

　　初夏，记者来到大埔、来到北京工业大学，探访曾任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的陈明绍的多彩人生。

　　陈明绍，出生于大埔三河镇汇城村。早年先后就读于三河公学、大麻公学、汕头礐石中学，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先后在东北大学、重庆大学、北京大学工学院任教，30岁被聘为教授。建国前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北京市卫生工程局、上下水道工程局、市政设计院、城市规划委员会等单位担任领导职务，领导了龙须沟整治，永定河引水工程和十三陵水库、密云水库的规划，为首都建设和环境改造作出巨大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担任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2009年在北京逝世。

　　北京工业大学创建于1960年，是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经、管、文、法、艺术等多科性相结合的全国重点大学。

　　1981年成为国家教育部批准的第一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985年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1996年12月学校通过国家“211工程”预审，正式跨入国家二十一世纪重点建设的百所大学的行列。学校共有32个教学院所，18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31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建校55年来，学校以 “不息为体，日新为道”为校训，为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培养了12万余名毕业生(其中硕士、博士研究生近2万人)，他们在各条战线上发挥着骨干作用。

　　从教亦从政 成绩两斐然

　　在号称梅花姓的大埔三河坝汇城，陈氏是大姓。一脉陈氏古来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尽管父辈很重视教育,陈明绍在那个动荡时期，却有自己的坚守。他深感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深深刻上了崇尚进步与光明的烙印。1927年，朱德、叶挺率南昌起义的队伍激战三河坝，13岁的陈明绍为共产党人不畏强权、为民请命的精神所感召，加入CY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宣传委员，他的家成了地下工作的一个据点。

　　然而，因为祖母不识字，为他晾晒被雨淋湿的宣传资料，陈明绍被人告密，不得不随父远走他乡，坐船到汕头。在汕头，陈明绍找不到中共地下党组织，只好静下心来读书。他只上了两年高中，就凭着自修补课考取了清华大学工学院土木系。

　　在清华园里，革命的火苗再次在这个热血青年心中点燃。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陈明绍被选为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6000余人游行队伍的总指挥。由于国民党当局害怕学生进城游行，将西直门关闭，这次游行受阻。但革命的火焰并未因此熄灭。一个星期后，地下党组织了“一二·一六”游行。陈明绍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为动员更多同学参加这次游行，我打算混进北平城内，代表我校学生邀请北京大学许德珩先生来清华讲演。那天，国民党军警荷枪实弹，西直门戒备森严。我搞来一套西装坐在梅贻琦校长的汽车里，化装成阔少。军警虽满腹狐疑，却也不敢怠慢，许德珩教授被顺利请到清华园。”

　　清华大学毕业后，陈明绍被分配到了南京中央水工试验所。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陈明绍和清华大学低一届的同学陈霭民从北平避走南京，一路以订婚夫妇的名义相称，后来在逃难中产生爱情并结为夫妇。逃亡期间，陈明绍先后在西北农学院、东北大学、天津工学院、北京大学任教，并积极投身革命：20世纪40年代末，为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他串连北大教授罢教；解放前夕，他以 “文化工作者联盟”主席的身份，动员一些教授留在北平，迎接解放；积极组织护校活动，掩护进步师生免遭迫害。

　　老舍有个著名的话剧叫《龙须沟》，而龙须沟的变迁与陈明绍息息相关。当年的龙须沟臭气熏天、蚊蝇成群，是北京市民的噩梦。1949年，陈明绍被任命为北京市卫生工程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负责市政工程建设。

　　明、清古都北京，民国以后特别是军阀混战和日本占领时期，再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历经动荡，当局无暇、无心顾及北平的市政建设，整个北平城市基础设施日益残破不堪，环境极其脏乱，特别是劳动人民居住的地方，基础设施更差，环境恶劣至极。这对新官上任的陈明绍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挑战。上任伊始，北京南城龙须沟整治工程在即，陈明绍担任了工程设计和施工总负责人。他建议市政府采用设计施工一条龙的办法，节约了许多时间。他亲自负责监理，同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们一起日夜奋战在工地上。当时，老舍先生得知龙须沟整治工程开工，兴奋异常，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并通过北京市文联找到陈明绍，深入施工现场后创作完成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话剧《龙须沟》。一年后，龙须沟整治工程告竣。此后，他又领导改造了大石桥、夕照寺、右安门内、陶然亭、铜法寺、李广桥、泡子河7处明沟。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陈明绍从教书转为从政，这一干便是八年。从建国初期到1957年，陈明绍先后担任了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市卫生工程副局长、市上下水道工程局局长、市政设计院代理院长兼总工程师。在其任内，通过组织垃圾清运和建设郊区粪污处置场等方法，解决了市内垃圾堆积和粪便处理问题，改善了城区的环境卫生；大规模整治内城的“四海”、“三海”，整修全城南北沟沿等六大系统旧沟近200公里，保证了雨水、污水宣泄的通畅。为解决北京缺水的境况，陈明绍还跑遍了北京的山山水水，寻找水源，负责制定十三陵、密云两水库的引水规划。北京的市容环境和基础设施大为改观，古城新貌，令“老北京”惊喜不已。

　　1960年，为培养城市建设的后续人才，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第二书记刘仁要求建立北京市自己的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因时而生。北工大创建伊始，师资紧缺，陈明绍被调到该校。在回忆文章中，陈明绍说：“刘仁特意嘱咐我：‘要在北工大好好培养出一支年轻的教师队伍来。’那个时候我虽然摘了右派分子帽子，但日子也不是很好过，刘仁对我的信任和关怀，我很感动。”

　　陈明绍没有辜负上级的信任，他积极筹划，很快在北工大创建了流体力学教研室；综合自己的教学经验，用“三遍过关”的办法，使不少年轻教师很快过了教学关，培养出一批骨干力量。北工大原给水排水教研室教师李元和教授，视陈明绍“亦师亦父”，他告诉记者：“陈先生经常跟我们讲‘你们这些年轻教师在业务上必须是一桶水才能舀出一碗水’，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读书，一个月做一次读书报告。他根据每个人研究的不同领域给我们指定书目。在实践上，陈先生带领我们去北京的一些工程了解认识，比如说永定河引水工程，他从水流现象上让我们分析、学习。他严谨的工作作风给我印象很深。”

　　在培养年轻教师的同时，陈明绍主要从事有关环境保护的研究和教学。由于国家的需要，陈明绍半路出家，成为著名能源环境专家。1974年，周恩来总理指出，消烟除尘工作一定要搞上去，恢复北京的蓝天白云。市里把这项科研任务交给了北工大，学校又将这项当时在国内来说还是新课题的艰巨任务交给了陈明绍，虽然他过去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课题，仍欣然接受了任务。

　　从那时候开始，陈明绍每天跑到坐落在北海西面的北京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他查阅了德、英、俄、日等各种外国文献，掌握了大量资料，并整理归纳，同教研室的同事们一起，不但搞出了除尘器，而且也搞清了除尘技术的关键机理。李元和说：“他当时已经60岁了，为了做研究，看日语资料，他自学日语，居然很快就把日语学好了。他是外语天才。”

　　在与国内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时，陈明绍特别强调理论研究的意义，并撰写出《除尘技术基础理论》一书，奠定了我国除尘技术的理论基础，大家尊称他是该研究领域的“祖师爷”。

　　1980年，陈明绍担任了北工大的副校长，负责领导全校科研工作。据陈明绍的长子陈虎回忆,陈明绍在北工大非常重视科研。北工大是北京的市属院校，原本是培养北京市的子弟，刚开始时在科研方面任务并不多，由于他在市政工程的任职经历，发现了一些难题，他认为一个大学要走在前面，不能光搞教学，必须要发展科研。在他的领导下，北工大较好地摆正了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推广技术三者的关系，成果累累，受到各方瞩目。陈虎说：“当时北工大的科研发展得很快，还搞了单板机，在当时是全国的龙头，科研经费大幅增加，同时创造了很大的经济效益，改善了教职工待遇。此外还创设了生物工程、环境科学等学科。”

　　陈明绍还积极为国家建言献策，发表了很多文章，而他的文章主题大多与环保有关。早在上世纪70年代，陈明绍就已经注意到环境问题，是我国较早提出环境保护的专家。陈虎回忆，上世纪80年代首钢大发展的时候，陈明绍给中央写报告反对扩建，说首钢位于北京的上风上水处，刮风下雨时会形成一个大的污染源，加剧本已紧张的首都能源、水源、交通运输的负担。“当时都没人敢请他去参观首钢。后来首钢果然搬家了，验证了他的话是正确的。”

　　在北京陈明绍晚年居住的家中，放着很多照片及纪念物。陈虎告诉记者，里面的陈设还和父亲生前一模一样。在满载幸福和回忆的照片墙下，陈虎给我们讲了几个小故事，还原了一个真实、睿智、豁达、乐观的陈明绍——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陕西，听闻日本人要打进潼关，大家都往四川避难。那一天，父母带着我和妹妹坐一辆运棉花的汽车通过蜀道。我跟父亲躲在棉花垛上，母亲抱着妹妹坐在副驾驶座上。当时车行驶拐弯时非常危险，母亲紧张得用脚趾头使劲顶着车。到达农村一个黑乎乎的旅店，母亲的脚已肿得不得了，父亲就用碘酒给她消炎。我那时6岁左右，见状也跟着嚷嚷“我的脚也痛了”，父亲听后就说“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他也拿碘酒在我脚趾头上抹涂，嘿，马上好了。

　　文革时，父亲因为和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第二书记刘仁关系很好，被定了个罪名为“彭真刘仁埋在北工大的定时炸弹”。他被隔离审查了，关在一个房间里头，每天都要写检讨。看守他的人要去吃饭，就对他说：“要好好写检查，吃饭可以到食堂去吃。”我父亲一看没人了，带个帽子就下楼了，出了工大校门就有公共汽车，他跳上去就走了，坐了几个站，下来正好有个吃饭的地方，叫晋阳饭庄。他进去后就要了一盘菜，吃完之后一抹嘴又跳上公共汽车回到工大继续写检查。他文革时遭了很多罪，但很看得开，一点也不委屈自己。

　　父亲因为工作关系很少回家乡，但他对老家依然很关心。他病重的时候，一个老乡回老家拍照录像，然后拿来给父亲看，他会聚精会神地看上半天。他经常讲述家乡的事。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他从来不吃红薯，因为小时候吃伤了。他告诉我们，小时候踢球饿了回家就问有什么东西吃？我奶奶就从房梁上拿来一篮子红薯，他一看回头就跑，他吃怕这个了。第二，他特别喜欢吃家乡的味酵粄。1946年我们回老家过年，家乡人做了很多味酵粄，他特别爱吃。

　　民国以来，大埔陈氏文风不减，整个20世纪或入读或执教于名校者甚众，其中尤以陈明绍“一门九清华”最负盛名。近日，记者来到陈明绍出生地——位于大埔三河汇城凤翔山麓的陈氏宗祠。

　　这座始建于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的两进四横一围的客家围龙屋并不高大，风格含蓄内敛。祠堂里用鹅卵石铺砌的方形天井和堂后的半圆形化胎，以及庭中那株老干纵横、葱葱郁郁的百年夜来香，凸显了这座祠堂古老的年轮和浓郁的书香。

　　在陈氏祖屋，我们见到了陈明绍的堂弟陈明芝，这位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指着墙上的“一门九清华关系图”告诉记者，陈明绍和夫人及子孙三代10人，除了一个孙媳曾就读北京舞蹈学院、研究生毕业外，其余9人均毕业于清华大学，而且均卓有成就。其中，陈明绍的儿子陈虎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任北京机械工学院院长、教授，如今已退休；儿媳妇葛德玉也是清华学子，在北京联合大学任教授；女儿陈安清华毕业后1989年从北京工业大学赴美，如今留在美国；女婿李光是清华大学1969届工程数学力学系毕业。长孙陈凡是清华大学1991届毕业生，其妻宋晔系清华大学建筑系研究生；小孙子陈鹰199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系建筑管理专业。

　　陈明芝是陈氏族谱的撰写人。打开族谱，翻至陈明绍那页时，陈明芝说，族谱的撰写筹备了几年，当时也征求了陈明绍的意见，而他反复叮嘱，只要把他当教授的头衔写上去即可，其它不用写了！

　　虽然集科学家政治家于一身，但对于陈明绍来说，或许他对自己最满意的定位，仍是个教书育人的教授而已。

　　1949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说，从北京各大学选出梁思成、王明之、吴晗、严镜清、翁独健、陈明绍六位教授参与首都规划建设。从此，陈明绍的人生中就多出了“当官”的经历。

　　6人中，梁思成是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与保护的权威；吴晗是著名历史学家，曾任北京市副市长，“三家村”成员之一。另外，王明之是清华土木系教授,严镜清是著名的公共卫生学家, 翁独健是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这些学者,最年长的48岁,最年轻的正是当时年仅35岁的陈明绍。他能与另外5人同时被委以重任，一时被传为佳话。

　　从教书匠到从政，陈明绍刚开始并不是很乐意。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1948年底定都北平后，我的清华同学曹言行找到我，希望我出任北京市卫生工程局副局长（曹言行时任局长）一职。我比较喜欢教师这个职业，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而且我教学效果也不错，就拒绝了。但曹言行很有办法，他说服了我岳父，于是岳父又来做我的工作。我想既然这样，就出来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吧，为建设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出点力。”

　　陈明绍考大学时，家里比较穷，父亲一个月的工资是30块大洋，母亲又希望他上大学不要离家太远。当时日本人已经占领东北了，母亲特别叮嘱他不能过黄河。于是陈明绍就去考上海交通大学并获录取。可交大每个月要12块大洋的伙食费，每年的学费还要交60块，太贵了。陈明绍打听到北平的国立清华大学每年只需交20块学费，每月8块的伙食费，于是就瞒着母亲跑到北平参加考试，也考上了，顺利入读清华大学工学院土木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