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客侨陈志明：二十年只为编撰《客家话大词典》

　　据史料记载，早在1911年，就有不少客家人来到荷兰这片土地上，迄今为止，共有约4-5万客家人在荷兰定居生活。可以说，荷兰是整个欧洲大陆中除英国之外最多客家人聚居的国家。早期来荷兰的客家人依靠在码头上做海员、当搬运工为生，因此荷兰早期的唐人街就在码头附近。

　　到了20世纪70年代，海员行业逐渐没落，很多客家海员开始转行，上岸谋求生计，荷兰的唐人街也向鹿特丹中心火车站附近转移。开餐馆、开超市、做服装和皮革加工，成为客家人从事的主要行业。

　　随着荷兰第二代客家人的成长以及新移民人数的不断增加，客家人的行业范围也逐渐涉及到了金融、房地产、医疗、国际教育、旅行社、律师事务所等等。客家人通过自身辛勤的劳动、灵活的商业头脑，渐渐地从鹿特丹逐渐遍布荷兰城市的每个角落，并为这个国家的发展和繁荣发光发热。

　　这几年因从事对客属华人华侨的海外联谊工作，有幸能与来自全球的客属乡亲进行更广泛的交往，听到更多有关他们的故事，而荷兰的陈志明先生便是我一直想了解的乡亲之一。

　　早在2018年3月10日，我率团出席马来西亚沙巴州的“天穿日”客家文化旅游节活动时，遇到来自荷兰的欧洲客家文化协会会长朱伟权先生，他当时就送了这本由陈志明先生主编的《客家话大词典》一书给我，当时我就甚觉惊讶，震撼于一本如此翔实的客家话专用词典竟是由远离祖籍国万里之外的华侨编写而成。

　　于是，我一直就有一种想亲自拜会陈志明先生的冲动，想好好听他讲一讲编写《客家话大词典》背后的故事。当时，也跟朱伟权先生谈过这个想法，朱伟权先生也答应了在合适的时候引荐认识陈先生。遗憾的是去年底，朱伟权先生因故离世，我的心愿也就一直没有得到实现。

　　皇天不负有心人，2019年10月底，正好第四届世界客属青年大会在英国伦敦举行，广东省客属海外联谊会组团出席，我想这应该是拜会陈志明先生的一个好机会。于是，我又马上联系了欧洲荷比卢崇正客家总会的张挺宏会长和何宝琼副会长，让他们帮忙联系上陈志明先生，张会长和何会长非常热情，马上答应了。

　　在他们的热心帮助下，当地时间10月29日下午，我们终于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荷比卢崇正客家总会接待晚宴上，见到了从另一城市鹿特丹专门坐火车赶来的陈志明先生。出乎意料的是，陈志明先生竟然不是我所想象的滔滔不绝，学富五车，一副专家学者派头的名人，而是一位衣着朴素，个子不高，话语不多，浑身散发着一种儒雅谦和气质的客家阿叔。

　　然而，正是这位仅有初中中文水平的客家汉子，硬是凭一己之力，花了近20年的时间编辑了一本厚达一千多页的《客家话大辞典》。这本辞典也是目前为止，客家工具书中收录字数最多，并且唯一兼注同义词的辞典。

　　客家文化研究学者魏宇文教授评其为“集客家方言辞书之大成者，是目前不可多得的收字较多、例句齐全、词条义项阐释清晰、检索便利的客家方言词典。该词典注音准确，释义能主次分明，详略得当，特点鲜明，既有惠州、东莞和宝安客家地区的词汇特点，又能兼顾梅州、香港等其他地区的客家话词汇，颇具特色”。客家学者冯秀珍则称“正是这样的一位远在欧洲的海外客家人，却做了海内芸芸客家都没做到的事情”。

　　陈志明生于1946年，成长在著名的客家大县广东省宝安县（今深圳）。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苏里南的归侨，祖父很有学问，父亲写的一手好字，算是书香之家。陈志明痴迷文字，大概与祖上的传统有关，尤其继承了父亲的基因，喜好书法。尽管如此，他们的文化水平毕竟有限，远没有达到可以靠此谋生的地步。和许多追求美好生活的客家人一样，1957年，年仅13岁、刚刚读上初中不久的陈志明中断学业，前往苏里南，投靠先期而去的兄长。此后他再也没有进入正规的中文学校，但他一生保持着与中文的不解之缘。

　　少年陈志明先是帮他人打工，有了一定积累之后，自己开了间杂货店。他不断努力，不断拼搏，生活因此也可始变好。但无论如何，身处异乡的他对于知识的渴求，对中文尤其是客家话研究却从未改变。当时他唯一的求学方法便是自学，即便如此，仍然存在学习资料匮乏，遇到问题无人可问的困难。有些字他不知道读音，普通的汉语字典又没有客家音标，于是他把那些字列出，寄给远在中国乡下的父亲，由他请教当地学识渊博的人，标注音标之后，再寄回给他。

　　即便在今天，苏里南与中国之间的通信也都不是那么顺畅，何况当时？很难想象，千山万水，远隔重洋，一封信来回需要很久，但陈志明就是用这种最原始的方法，解决他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后来，陈志明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可以帮助他学习的老师。他在苏里南的一所教会学校读了一年荷兰语，期间结识了一位香港来的神父，他的国学造诣很深，给了他很多指导。

陈志明先生赠送给广东省客联执行会长钟闻东的《客家话大辞典》

　　1969年，23岁的陈志明在苏里南结婚，妻子黄碧雲也是来自国内的客家人。两人婚后先后育有三男一女，经营着一家杂货店，并把远在故乡的母亲接来同住，生活安定满足。1975年，苏里南脱离荷兰独立。和许多华人一样，出于对独立后苏里南生活的不确定，以及对于更加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赶在独立之前，举家迁往荷兰，开始了新的生活。来荷之后几年，陈志明一家开了他们熟悉的杂货店，用以维生。

　　荷兰学习中文的条件显然比苏里南要好，陈志明书橱里的书籍大部分是来荷之后自费买的，包括《诗经》、《论语》、《李太白全集》等。其中一套1962年台湾出版的《中文大辞典》，总共40册，每册500多页，累积起来高达1.1米。所有这些书籍，陈志明都一页一页翻过，一字一字读过，有的甚至不止一遍。可以想象，这对仅有初中二年级文化基础的他来说，需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克服多少多大的困难。另一方面，正是这些一以贯之、坚持不断的学习，提高了他的古文水准，对于文字有了新的认识，从而为他将来所做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厚积薄发之后，便是水到渠成。

　　华人社会，历来重视教育子女，陈志明家庭也不例外。初来荷兰时，他的四个子女中，最大的五岁，最小的年仅一岁。陈志明家里说的是客家话，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全是客家的传统，子女们都在客家文化的氛围中成长。陈志明仍然坚持学习，并将所学的知识传授给子女。

　　然而，随着子女渐渐长大，他发现自己现有的知识，已经无法满足教育子女的需求。一次，他遇到一些字词的客家发音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却又无处可问。正好，此时已读大学的长子昉祥从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的中文图书馆，找到了几本早期出版的客家工具书，包括《客英大辞典》、《客荷辞典》、《客方言》等。莱顿大学汉学院是最先采用客家话授课，它的中文图书馆规模欧洲最大。

　　从莱顿大学借来的工具书，解决了陈志明的疑惑，却又让他心生感慨。莱顿大学图书馆收藏了客家工具书，我们华人世界使用客家辞典的却不多，而且有些地区生活的客家人也没有合适的辞典，作为客家人的后代，无疑觉得是件憾事。加上他平时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发现的现有字典中的种种缺陷，陈志明立志自己编一本字典，并且希望达到三个目的：

一、由于客家话受到其他语系的影响和冲击，有些人的客家话的发音已经不太标准，他想通过一本字典，把这些地区纯正的客家话记录下来，从而达到保存和流传的目的；
二、寻找收集有些客家语音中某个字本来的写法。有些客家字的语音可以写出，但是字本身的写法却被忘记。因此，需要将这些字寻找记录下来。这项工作清朝时已经有人开始做了，陈志明想要将它继续下去；
三、客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之一，维护和传承客家文化，实际也是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大约1993年开始，陈志明正式着手编撰客家辞典。初稿是手写，至今仍然保存完好。总共9个大号文件夹，每个约有300页，共约3000多页，字体清秀端庄，页面干净整洁，有写修改的地方，用了涂改液，也可以看出他当时是如何的一丝不苟！这部辞典的初稿完成之后，陈志明才学会了用电脑打字输入，按他的说法是“笨手笨脚地打了两年多”。至于其他更复杂的电脑工作，如排版等都是儿子昉祥协助做好的。

　　此后不久，陈志明出售了经营多年的杂货店，代理一种苏里南啤酒在荷兰的销售，后来又开了家庭作坊，制作几种日用酱料。因为是在家里，只要工作一停下，他便马上进入书房，进入他编写客家辞典的世界。按他的说法，每天集中用在编写词典上的时间，至少4-5个小时。此外，无论何时何地，哪怕是在国外度假期间，只要想到一个词条，他都会随手记下，然后再作整理。受到父亲的影响，书法曾是他的爱好，现在他却不得不将其放下。同样，电视曾是他不多的娱乐之一，现在也弃之一边。编写辞典成了他工作之外的全部生活。2003年，陈志明彻底结束了所有生意，专心致志编写他的客家辞典。

　　陈志明当初阅读那些古籍时，完全出自对于知识的渴求，没有想过它们会给自己编写词典带来便利，然而，正是有了这些深厚的积累，当有朝一日需要时，它们便会不期而至，信手拈来。陈志明从那些古籍中，找到了许多其它字典中遗漏的词条。编写辞典过程当中，他遇到的最大困难，便是前后共有三十多个字的读音不是很确定。为此，那些年间，他至少五次回到国内，前往宝安、东莞等地的乡下，寻访十几位年长的饱学之士，他们大多是当地的退休教师。陈志明向他们请教、求证和商榷这些字的读音。当地的老先生们得知远在国外的陈志明正在编撰客家辞典时，纷纷给予了热心帮助。

　　2008年，陈志明的《客家辞典》终于面世，花了整整15年。此后，他又用两年多的时间进行修订，删除了不是客家部分或者不常用的注释，增加了客家部分的词条，使辞典更加精炼完善。2012年，他把修订本更名为《惠东宝等地客家辞典》，再次出版。从1993年算起，到这本辞典的最终版本，花了陈志明将近20年时间，他孜孜不倦，殚精竭虑，倾注了从中年到晚年的全部心血。全书共有13400多个字头，80多幅插画，是现有客家工具书中最合规格、最为完整的一本，它收集的字头最多，并确实唯一兼注同义词的词典。

　　通常来说，编写一本大型辞典，需要利用团队的力量。然而，《客家辞典》却是由陈志明一人独自完成。不过，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他的毅力和能力。值得可喜的是，陈志明有个得力助手，那就是他的长子昉祥。

　　陈志明编写词典，其中一个缘由是昉祥从莱顿大学借的书籍；此后，昉祥又四处帮他寻找各种参考书籍；昉祥教会了陈志明如何使用电脑输入。因为是客家辞典，电脑不是像我们通常使用的拼音输入法，而是台湾版的客家音输入法，这是昉祥特地帮他安装的软件；陈志明完成内容输入的工作，排版、编辑、制作等工作均由昉祥完成。辞典定稿后，昉祥又负责了联系出版的所有事宜。

　　当辞典出版面世后，昉祥主动和荷兰的图书馆、研究教育机构联系，向其赠送词典，用于交流保存，莱顿大学汉学院的中文图书馆和荷兰国家图书馆都收藏了陈志明编撰的《客家辞典》。陈志明潜心编撰词典，昉祥全力协助，耳濡目染，对父亲从事的工作，以及客家文化有了进一步认识，尽管他的专业是生物学博士。如今，昉祥有了两个孩子，大的四岁，家里说的都是客家话；小的还在牙牙学语，自然也是客家话。陈志明通过一本词典，将客家文化记录保存下去；而在昉祥的家里，则通过客家话以及客家生活方式不断延续。

　　陈志明的另外三个孩子都是硕士毕业，这让没有接受多少正规教育的陈志明倍感欣慰。他们虽然没有给予陈志明编撰辞典多少直接的帮助，但是他们非常独立自觉，学有所成，不需要陈志明操心及付出精力，这本身便是最大的支持。

　　当然，最大的支持还是来自于他的妻子黄碧雲。她识字不多，但理解和支持陈志明所做的工作。因为同为客家人，有时他们也会讨论一些字的发音。他的妻子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使得陈志明可以全心投入到辞典的编撰工作中。换一句话说，长子和妻子，是陈志明在完成辞典道路上的左膀右臂。

　　2008年出版的《客家辞典》，陈志明印了150本，每本成本将近40欧元，2012年再版的词典，印了100本，每本25欧元，加上资料收集过程中的各种直接费用，两本词典直接花了陈志明上万欧元，当然还有难以计算的时间和精力。

　　辞典面世之后，客家文化人士均对于陈志明所做的工作以及辞典本身给予了很高的赞誉。

　　现有辞典（后更名为《客家话大词典》）均是由陈志明在荷兰自费出版，目前，他正和国内深圳的出版社联系，希望辞典能够在国内正式出版。

　　说起编写辞典的动机以及最终得以完成的原因，陈志明先生认为，从大的方面而言，固然是为了弘扬客家以及中国文化，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兴趣、信心和耐心。

　　他从小喜欢读书，读书多了，便会看到别人的不足，形成自己的看法，然后付诸实际。陈志明外表随和，看不出坚定和魄力，然而内心坚毅，是一个一旦认定目标便从不放弃的人。从他决定编写辞典之后，就确定有朝一日将会出版，从来没有怀疑，更没有想到过放弃。虽然，在此过程中，他也有劳累和疲倦的时候，但那只是身体上的，而非精神上的动摇。

　　历时20年，编写完善一本的辞典，需要的耐心自是不言而喻。他的外表看上去就是个专注、沉稳而笃定的人，这种性格适合从事需要细致坚持的工作，并且最终能够取得成功。

　　陈志明一家目前仍租住当地政府房子，他为编写辞典花费了不少金钱，如果将时间和精力用来经商，即使不像其他事业有成的华人，哪怕一直开着他得杂货店，相信经济状况肯定会远远好于现在。对此陈志明表示淡然，他没有做过这样的假设，更没有想过要发大财，生活能有基本保障就行了。

　　荷兰生活安定，保障完善，这为陈志明专注他的事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然而，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这样的环境里，真正潜心静气，专心致志，花费20年的时间，将一件事情做到完美极致的，整个荷兰，恐怕只有陈志明一人。而放眼整个客家世界，能编出有这么丰富内容的《客家话大词典》，恐怕同样只有陈志明一人。

　　现在，陈志明终于安心了。他这才拿起了搁置多年的毛笔，闲暇时练练书法，或者和老伴一起看看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而长子昉祥带着孩子过来时，则享受含饴弄孙的乐趣，平淡、安闲。这个时候，儿孙满堂，客语满庭，内心满足，它才是陈志明最“得意”（客语：称心愉快之意）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