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客家族群认同的建构

　　20世纪50年代，韦伯给族群下过一个定义：族群是指因体质的或者习俗的或者对殖民化以及移民的记忆认同的相似，而对共同的血统拥有主观信仰的群体，这种信仰对非亲属的共同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也有学者强调族群是指社会上共享同一种文化的一群人，尤其是共享同一语言，并且文化和语言能够没有什么变化地代代传承下去。按照这些观点来看新时期的客家族群文化，可发现矛盾之处，比如，很多客籍华裔不会讲客家话，但却保持着客家的族群认同。

　　社会人类学强调族群自身的文化特质，其中最显着的是宗教信仰和语言特征。由于客观的文化特征只能表现族群的一般性内涵，无法解释族群的边界及身份认同的问题。巴斯从族群的排他性和归属性入手，寻找族群的“社会边界”和认同建构的过程。客家族群对于祖先的崇拜，已经糅合到了日常的宗教信仰里。如果用巴斯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就可以解决前面提到的矛盾问题。

　　借助互联网和快速迅捷的交通设施，全球化时代人口和信息快速地流动，使得客家族群的认同已经不再以客家方言作为主要的依据，而更多地依赖于宗亲文化这一情感纽带的作用。全球化背景下客家族群认同的建构如同一部庞大的机器，需要发动机、传动轴和助推剂的完美配合，宗亲文化就是这台机器的燃料。

　　其一，客家人组成的各类民间团体是建构族群认同的“引擎”。

　　由于客家人行走天下，移民世界，且在海外商界不乏成功者，因此亦有“东方犹太人”之称。有人说：哪里有阳光，哪里就有客家人；哪里有一片土，客家人就在哪里聚族而居，艰苦创业，繁衍后代。海外客籍华侨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并没有使他们忘记家乡，影响海外各地的各类客属会馆纷纷组织客家人参与集体活动，各类宗亲联谊会将海外客家人紧紧联系在一起。一些播迁海外好几代的客家人，他们的子孙不会说客家话，甚至不懂汉语和中国文化，但当老一辈告诉他们是客家人时，他们就会参与当地的客属社团，为客家人的公益事业而努力，并在其他族群面前自称为客家人。

　　20世纪20年代，香港崇正总会首先启动了客家族群认同的建构工程，其后世界各地相继成立客家联谊会或宗亲会。大陆实行经济改革开放之后，海外客籍华裔在宗亲文化情感纽带的连接作用下，形成了一股回乡探亲祭祖的热浪。

　　族群认同以文化认同为基础，通过强调共同的继嗣和血缘，追溯共同的祖先、历史和文化渊源，就容易形成凝聚力强的群体。因此，客家人在进行身份认同时，往往通过“修族谱”、“祭祖”等活动追寻共同的文化渊源，在田野调查中，经常可以看到各种铭文碑刻记载了公益事业捐资人的芳名。同时，有了一定财富的个体更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族谱上，以表明自己得到了族群的认同，获得了基本的社会身份，以此维持着族群之间的边界。

　　海外客籍人士回乡寻根谒祖，不仅是对所居住国族群文化涵化作出的反应，更是久居他乡后对中华文化根源上的崇拜，是客家人“慎终追远”思想的具体表现。在回乡寻根的过程中，爱祖国和爱家乡的双重心态支配着他们的行动。笔者多次实地访谈表明，海外客籍华裔对于当地的“宗亲联谊会”，抱有很大的期望。

　　族群认同是个建构的过程，但主观的建构必然要建立于族群性因素的构成之上，并且受到客观环境等外在因素的影响。族群认同是自我肯定与“他者”承认的结合，世系的起源、文化传统的建构和历史记忆的重修往往被当作族群的符号标志。海外客籍华侨组建的各类民间团体，积极回应并参与国内客属地方政府或民间社团举办的活动。比如，缘起于1971年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作为海内外客属乡亲联络乡谊和进行跨国跨地区交往的重要载体，也各国各地区客家人开展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舞台。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客属地方政府日益重视国内外客属团体通过建构客家族群认同建设地方经济的作用。

　　其二，客属地区各级政府是建构客家族群认同的“传动轴”。

　　海外客籍华裔组成的各类民间组织，为客家族群认同的建构过程提供了原动力。但如果没有一根合适的传动轴，将这股力量引领并合理地输送，客家族群认同这部机器依然无法运转。20世纪50-80年代，国内频繁的政治运动，无暇顾及海外客家人的情感诉求，致使海外客籍华侨无法利用宗亲文化报效家乡建设。

　　随着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全球化的脚步日益加快。客属地区各级地方政府，注意到了海外客籍华侨回乡投资的巨大价值，认识到客家族群认同对地方经济发展和知名度的提升作用，开始积极回应海外客家人对族群认同的诉求。

　　20世纪80年代起，大规模回返乡的客籍华侨得到客属地方政府的热烈欢迎和接待，政府鼓励他们在家乡投资、买房和设厂。这些人有些是一辈子第一次回乡，有些更是第二、三代的华侨后裔。返乡热潮首先出现在梅州，乡亲希望利用他们对家乡的感情，加快家乡的建设。此外，地方政府积极推进知名客籍华侨企业家回乡捐资助学，比如田家炳、曾宪梓和姚美良等知名企业家，先后在国内多个城市捐资或投资。在这一过程中，客家族群认同是一种很有效的工具。

　　除了梅州各个县市外，其他被罗香林列入客家基本住地的县市，也逐渐感受到客家认同带来的经济效益，而纷纷设立“客家联谊会”。客属地区各级地方政府在精心设计的各项以客家族群为名义的活动中，大胆应用客家族群的认同符号，如堂号幡旗和姓氏灯笼的表演及各类民俗表演，这些新创造的文化形式与信息时代的传媒相结合，正好与海外客籍华侨强烈的寻根意识合拍，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其他很多地方发现客家认同可以引进国外来客，使各地的华侨对他们有亲切感而帮助当地的投资建设，希望通过建构客家族群认同为本地带来财富效应。

　　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希冀通过对客家文化的支持，赢得海外客籍华侨的感情，使他们加大对客属地区的投资力度；这些信息快速地传递到世界各地，必定有助于加速海外客家人对客家族群的认同。

　　另外，国内客属地区的地方政府还善于挖掘客籍名人效应，调动他们的资源，为地方发展服务。比如，宁化县在建构客家族群认同时，将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将军题词“石壁客家祖地”镌刻在牌坊上，另请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在“客家公祠”匾额上题词。客属地方政府发起，并通过商业化运作而举行的族群性活动，主要目的是要发展地方经济，但如果没有客家大本营地区的民众积极参与，恐怕还是没有办法使客家族群认同建构这部机器正常运转。

　　其三，客家大本营地区民众是建构客家族群认同的“助推剂”。

　　客家人拥有的族群要素包括全国唯一不以地域命名的客家方言、多神信仰和祖先崇拜的民间信仰体系，影响深远的山地农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来自中原并与毗邻族群为争夺生存空间而迁徙争斗的共同历史遭遇等等。在赣闽粤边客家地区，当年轻一代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地获得了客家族群的历史和渊源，并模塑出族群的认同意识，其中最重要的是宗亲文化的传承。

　　客家“宗亲文化”主要包括客家方言、宗族观念、祖先崇拜、神明信仰、节庆习俗等传统乡土文化的内容和形态。遍布全球的客属宗亲联谊会等社团组织，依托宗亲文化这根情感联系的纽带，建立起超乎政治、宗教、意识形态的族群文化符号，唤醒和凝聚客家族群的集体记忆和认同感。

　　客家族群认同的推动力量包括海外客属精英、中国大陆地方政府、客家大本营地区民众。海外客属精英为代表的民间社团组织是宗亲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全球化的步伐加强了国内外客家宗亲的联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由地方政府牵头搞起来的大型活动，能使隐形的宗亲意识得到彰显。由此观之，在分析族群认同的建构过程时，不能只注意语言特征，还需要分析维系族内情感的文化纽带。此类案例很多，譬如，今年毛里求斯民间文化团体来梅县寻根演出，笔者所在的单位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全力协助，为他们在国内建构客家族群认同创造条件。

　　全球化背景下，海内外客家人依托宗亲文化纽带，推动不同层级的客家族群认同。建构客家族群认同的主体包括海外客属华裔成立的各类组织、国内客属地区各级地方政府和宗亲联谊会。国外客属华侨通过建构族群认同，获得个人归属感，尤其是商界精英通过经济投入增强了个人的社会资本；国内客属地方政府积极建构客家族群认同，提高海外客属华侨的投资热情，推动地方社会发展；客家大本营民众通过建构客家族群认同，加强了对客家文化的认识和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