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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滨海客家”竟与梅州有如此渊源(上篇)

社会 | 2023-3-3 17:56| 查看: 1315| 评论: 0| 原作者: 无线梅州 作者/杨宏海
摘要: 历史上,深圳前身新安县(宝安县)原有四个民系杂处,客家、广府、福佬与疍家人,其中客家人居多。
  作为移民城市的深圳,当年与香港原属一县,称为新安县(亦先后称为宝安县)。历史上,深圳前身新安县(宝安县)原有四个民系杂处,客家、广府、福佬与疍家人,其中客家人居多。

  清朝初期,为抵抗郑成功海上武装力量,实行“禁海迁界”,致使新安县等沿海一带惨遭浩劫。尔后,清廷不得不下诏以优惠政策“复界招垦”。于是,大批客家人从嘉应州、潮州、惠州等地“盛向滨海迁徙”(罗香林语),发展成庞大的客家族群,这便是深圳客家形成的原因,或称“滨海客家”。


  1985年,我从梅州调到深圳,一直从事文化工作。在长期的调研考察中,我惊讶地发现,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留下大量客家文化的历史轨迹,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来自当年我的家乡嘉应州(今梅州市)。

  深圳的客家人大多数来自粤东兴梅地区,即梅州市的梅县、兴宁、五华等地。他们迁居新安县后,大多聚居山区、海岛,如龙华、龙岗、石岩、观澜、大屿山、内伶仃岛等处,有些则徙居到海滨,如沙头角、大梅沙、小梅沙、土洋、叠福等地。当年新安县形成的客家村落,70%是杂姓村,多为同乡好友结伴而来,以嘉应州(今梅州)所属各县为多。现居深圳市坪山区的各客家族谱上,清晰地记录着先祖们的迁徙轨迹,曾、何、李、彭、刘、罗、江、陈、黄等大姓,皆出发于嘉应州(今梅州)。

  梅州,古称嘉应州,位于广东省东北部,地处山区、江连大海,是客家先民南迁的最后落脚点,也是客家人衍播至海外的重要出发地,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辉煌的客家人文,郭沫若曾写诗赞其为“文物由来第一流”。清代“迁海复界”以来,大批梅州人迁徙深圳、香港地区,在当地滨海客家民系形成的过程中,深圳客家与梅州客家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渊源。


  其一是传承了梅州客家勤俭诚信、艰苦创业的精神。

  罗瑞凤,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出生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州)的兴宁县叶塘镇。乾隆二十三年(1758),44岁的罗瑞凤拿定主意要到朝廷招垦的新安县去闯一闯。其父罗子拔按当地风俗请风水先生指点,风水先生提了一个“金鸡报晓定落基”的主意,嘱罗瑞凤新置一担竹箩,并以红纸染红,将报晓公鸡装于红竹箩当中,一直朝新安的方向走,待到公鸡报晓时,便在那里定居发展。

  罗瑞凤依照办理,踏上迁徙之路,旅程劳累,数天之后,正是筋疲力尽之时,所带公鸡“喔喔”报晓,罗瑞凤欣喜异常,见此地田园平坦,有一湖泊水甚清澈,认为此处即是落基之地,乃向村民说明来意,征得同意,便在此搭棚落基。此地后起名为“鹤湖”。

  安居后,罗瑞凤挑着箩担,穿着草鞋、烂衣,从收破烂做起。他遵循着祖先关于秉持“俭、廉、孝、礼、信”等理念,尤其是勤俭,罗瑞凤可谓极尽俭朴,节衣缩食,甚至捡来河边的鹅卵石用盐腌起来放在箩筐里,吃饭时拿出来舔一舔,权当下饭菜。不久,他站稳脚跟,开始做起小贩。兴宁客家黄酒远近闻名,罗瑞凤发挥专长,开起酿酒作坊,他利用家传酿酒手艺酿造的黄酒,鲜甜可口,极受欢迎。创业伊始靠的是勤劳,他每天起早摸黑,往来于龙岗、东莞之间贩卖黄酒,由于他牢记祖先的教诲,经商以诚信为先,始终本着“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的原则,生意越做越旺。


  经过多年发展,罗瑞凤经济实力大增,他创办了瑞合商号,在龙岗老街开设了不少店铺,如山货店、土杂店、缸瓦铺、粮油店、打金铺、铁铺等,还开有当铺。

  从山里来到滨海的罗瑞凤,白手起家,艰苦奋斗,从一文不名的穷汉子,变成赫赫有名的富豪“龙岗罗”,建造起全国最大的客家围屋之一的“鹤湖新居”,成为当年滨海客家的“创业英雄”,其坚韧拼搏的历史,足以让后人铭记。

  清乾隆末年(1795),梅州兴宁县人何维松、何维柏兄弟来到深圳横岗,身无分文,白手起家。兄弟两人同心同德,吃苦耐劳,从蓄豆芽、磨豆腐、酿酒、贩酒小本生意做起,通过多年通力合作、艰苦奋斗,最终发家致富,建起“茂盛世居”大围屋。乾隆年间由梅州五华县水寨迁徙至深圳坪山的曾氏族人建造的“大万世居”,亦是全国最大的客家民居之一,与“鹤湖新居”并称为“围屋双雄”。

  而明末清初从梅州来到惠州再到深圳坑梓创业的黄朝轩,带领黄氏族人同心合力,努力经营,使这片贫瘠的山村垦荒有成经济条件日愈丰厚。其黄氏五世祖黄延元在创业过程中,摒弃原乡“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提出“士农工商各事一业,方为济事完人”。这种既重视耕读而又将“士农工商”一视同仁的观念,在当时非常具有进步意义。

  其子黄奇义继承父业,大胆与广州“十三行”进行商业贸易,看准行情将“十三行”胡椒全买下来,后广州胡椒脱销便全部脱手,大赚一笔,将此赚到的钱兴建了规模宏伟的“青排世居”。百余年间,坑梓黄氏族人相继兴建了龙湾世居、龙围世居、龙田世居、盘龙世居等36座大型围堡,星罗棋布,蔚为壮观,成为滨海客家创业致富的辉煌物证。


  其二是传承了梅州客家崇文重教、读书为荣的传统。

  作为“文化之乡”的梅州,崇文重教、以读书为荣是其优良传统。在梅州客家童谣和谚语中,不乏“蟾蜍罗,背驼驼;唔读书,冇老婆”“养子不读书,不如养头猪”的“家训”式语言。滨海客家也把梅州这一传统带到深圳。在深圳众多崇文重教的家族当中,创立一所百年学校的陈振能家族就是这样的典型。

  陈振能,广东梅州五华县小都镇田布嶂下村人。自幼聪颖好学,“四书”“五经”倒背如流,曾撰联“崇文重教昌盛发达,耕读儒家世代流传”以自勉。清乾隆十六年(1751),在朝廷“复界招垦”政策感召下,毅然携带家眷与堂兄弟一众十几人,结伴同行,从五华出发,过紫金,经惠州,抵东莞,最后在新安县(今宝安)一个称为“七都洞”的地方,陈振能一眼就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随即搭起茅寮,筑舍而居,将此地称为“松园厦”(后演变为“松元厦”)。

  陈振能到松元厦时已年近六旬,他带领眷属披荆斩棘,辛勤垦殖,不到一年就解决了温饱,三个儿子也相继成婚。陈振能深知要想改变现状,唯有晴耕雨读,走仕途之路,才能“茅寮出状元”,光宗耀祖。于是,他撰联“兴门第先兴学第,振书声后振家声”,勉励后辈发奋读书,获取功名。每天早晨公鸡初鸣,陈振能即按时唤孙子们读诗背经,严寒酷暑,从未有误。为光耀门楣,他集中全家族的力量办私塾,节衣缩食聘请名师来家教授孙辈们。

  据传有一年临近春节时,陈振能推了一头肥猪去集市卖,准备用卖猪的钱为全家老小添置新衣。他刚卖完猪,忽闻有人喊“卖书,卖书”,原来是一官宦人家装了一车书在出售,陈振能如获至宝,用卖猪的钱买回一车书,在当地传为美谈。

  在陈振能的引领下,陈家上下以读书为荣,子弟们劳作之余便舞文弄墨、吟诗作对,琅琅书声,不绝于耳,家族私塾日益兴旺,从第四代起便英才辈出,遍迹五洋。清末时期陈氏家族考取过功名的有举人、秀才、贡生、监生等近百人。

  1914年,陈振能后人遵循“振兴我族之路在于兴学”的祖训,集资创办了振能小学。1929年,侨居海外的陈振能后人筹集白银4万两,建成了具有西洋建筑风格的振能学校,成为当时宝安县办得最成功、影响力最大的学校。当年完全依靠一个村一个宗族的力量同时开设了小学和中学,堪称伟大创举,民国政要宋子文为此欣然撰写了“英才蔚起”的题词。而在辛亥革命期间,坑梓黄氏族人黄子光、黄子文等爱国华侨,捐款兴建新式学校“光祖学堂”,开南洋华侨捐资助教之先河。


  滨海客家人继承“崇文重教、耕读传家”传统而发奋成才,最典型的莫过于堪称“书香世家”第一家的龙岗布吉凌氏家族。

  鸦片战争后,列强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中国五大口岸通商、居住、办校、行医、传教。从此西风东渐,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深圳,因为毗邻香港,成为吸收西方文化的一个窗口。而身处龙岗布吉老墟的凌氏家族,正是最早受到西学影响的家庭之一。

  布吉老墟的凌启莲,其祖先于康熙年间朝廷“复界招垦”之后,由嘉应州平远县大柘(一说在平远县石正镇)迁徙到宝安县布吉李朗村。凌氏作为典型的客家人家族,虽迁徙至滨海地区,但“崇文重教”的传统却如影随形,那种“欲盈仓廪须耕种,想出人头在读书”的理念深植其血液之中。

  1854年,基督教巴色差会在布吉创办李朗“存真书院”(后为传道书院、李朗神学院),凌启莲自幼渴望读书,当他有机会到李朗“存真书院”接受新学后,便想方设法让子弟们读书上学,成为较早接受西方现代教育的学生。故自凌启莲起,凌氏家族几代人因受到良好的教育而迅速崛起,人才辈出。凌启莲七个儿子皆有所长,十九个孙子出国留学,而凌氏家族则有数十人留学欧美,他们怀抱修身齐家报国之志,学成之后均以己之学报效国家,归国后在政府、高校、医院及科研机构任要职,对政、学、商等各界上层有很深影响,可以说是深圳书香门第、诗书传家第一大家族。


  其中,凌启莲的长子凌善元曾开办香港“崇谦学校”,六子凌善永,是中国最早一批掌握西方会计知识的专家。七子凌善安是当时教育界的“泰斗”,曾任国子监英文老师,教过光绪皇帝。八子凌善芳毕业于耶鲁大学,后来成为修建广九铁路的高级工程师。在第三代兄弟姐妹中,有新中国首位妇产科专家凌筱瑛;被中央军委授予上校军衔的医生凌惠易;“中央造币厂厂长”凌宪扬;水利水电界知名人物凌宏焜等。其中,凌氏家族最有影响的是凌启莲的孙子凌道扬。

  1888年出生的凌道扬,在12岁时就被耶鲁大学毕业的叔叔凌善芳送进了上海圣约翰书院,尔后,在族人的资助下正式接受系统教育。1910年,凌道扬在美国麻省农学院预习后,顺利考入了耶鲁大学研究生院,并在1914年获林学硕士学位,是中国获得该学位的第一人。

  凌道扬发起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林业社团组织中国林学会的前身“中国森林会”;参与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森林法》的制定,帮助孙中山拟定林政计划,提出设立“中国植树节”的构想,并于1916年开始实施。

  退休后的凌道扬定居香港,他在1951年参与了崇基学院的创建,并于1955至1960年出任该院第二任院长。

  1960年,凌道扬以香港中文大学筹备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全力推动港中大(香港中文大学)的创立。在港中大成立后,75岁高龄的凌道扬婉谢了港中大的挽留,1993年,凌道扬以105岁高龄逝世。

  这位百岁老人留下的文脉,在他身后仍在继续。2014年,港中大(深圳)正式成立,并落户龙岗。凌氏后人,深圳市百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凌国强捐资1.5亿人民币资助港中大(深圳)教育事业,以学习先辈的家国情怀。至此,凌道扬的教育理念在他的家乡得以落地生根。


  其三是传承了梅州客家爱国爱乡,不忘祖根的美德。

  客家人素来看重木本水源、慎终追远,以爱国爱乡,不忘祖根为美德。祖籍梅州来到深圳的客家人,不管是扎根本土还是播迁四海,都能饮水思源,情系桑梓。由于四海为家,颠沛流离,在“时时为客、处处为客”的窘境中,他们痛切地体验到故乡故国的可贵,而形成浓厚的家国情怀和追根溯源的品德。深圳许多华侨虽漂泊在外,但从不会忘记自己的根。

  如祖籍源自梅州五华横陂的深圳侨乡吉溪村,当地华侨很看重的一件事,就是要子孙后代不忘“入唐性”(中国人的本性),不让“番性”(外国人)同化。因此,许多华侨都会把生于海外的儿女送回“唐山”(祖国原乡)来读书,接受中国的传统教育。如吉溪籍华侨陈新民、陈宪民两兄弟出生在塔西提,当他们成长在学龄之时,父亲便委托老华侨将他们带回国“入唐性”,让兄弟俩在家乡吉溪学习传统文化,至二十六七岁才离乡返海外谋生。

  客家人播迁四海总不忘来时的路,一有机会就会回原乡寻根。2012年8月,龙岗罗氏后人、源自梅州兴宁叶塘的罗定朝的外孙女罗笑娜,这位有客家血统的非裔牙买加女士,牢记她母亲生前的嘱托,退休之后即辗转万里回到深圳龙岗鹤湖新居寻根问祖。由于她的努力,又促成了罗定朝所传8个家庭100多位血亲一同回乡寻根祭祖,实现了罗氏后人寻找血脉来源,实现客家文化认同的梦想。由罗笑娜主持拍摄她本人寻访外祖父的纪录片《寻找罗定朝》,在海内外播放后引起强烈反响。

  不忘祖根、常怀爱国之心与赤子之情的,还有马来西亚侨领官文森。官氏祖先官文清,于清朝乾隆年间从广东长乐(现梅州五华)迁至深圳龙岗开创基业,创建了官新合村。官文森虽然出生于南洋,但他继承了客家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爱国情怀。抗日战争期间,他独资组织“惠侨救乡会”,组织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在吉隆坡募捐大批钱物转运回国。

  1939年5月5日,“文森队”高唱着《再会吧,南洋》,在吧生港口登船,航行6天后,到达香港九龙东江华侨服务团香港办事处,随后再坐船到宝安沙鱼涌,参加曾生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直接同日本侵略者作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官文森欣然举家回国,作为中国致公党代表参加新中国政协筹备会,参加起草《共同纲领》,先后任中国致公党第五届中央副主席、全国侨联常委、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侨联副主席等。


  其四是通过交流互鉴,丰富和发展了深圳民间文化。

  梅州素称“山歌之乡”,客家山歌是其民间艺术的瑰宝。尤其是历史上梅州有大量善唱山歌的客家妇女。近代著名诗人黄遵宪曾称赞其“何其才之大也”!当年梅州客家人迁徙滨海地区,也将客家山歌带到了深圳。

  1987年,我在深圳市文化局工作时,发起组建了深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同仁深入基层采风问俗,后与苏伟光合编了《深圳民间歌谣》一书,由海天出版社出版,其中大部分是客家山歌。从史料上看,深圳清代之前没有客家山歌,只有反映明代盐民生活诸如《盐丁叹》一类的民谣,以及少量竹枝词。深圳的客家山歌是在清代中期“复界垦殖”之后才出现,所谓“新邑地处海滨,居民自耕渔而外,不废弦歌”。

  从我搜集整理的深圳客家山歌之中,可以看到明显的来自梅州客家山歌的渊源。

  以梅州与深圳两地山歌作比较——

  梅州:郎系有心妹有心,唔怕山高水又深。山高自有人开路,水深自有撑渡人。

  深圳:阿哥有情妹有心,哪怕山高水又深。山高簕多妹开路,水深阿哥背愚行。

  梅州:阿哥得病妹着惊,打起灯笼尽夜行。双手掀开绫罗帐,来问阿哥病重轻。

  深圳:火烧竹筒噼啪声,阿哥得病妹着惊。上午搭声下午转,三日路途一日行。

  梅州:城头更鼓打五更,听到更鼓心就惊。闰年闰月都有闰,样般没有闰五更。

  深圳:城头更鼓打五更,听到更鼓心就惊。闰年闰月都有闰,为何就冇闰五更。

  诸如以上相似的山歌举不胜举,可以清晰看到梅州客家山歌对深圳深远的影响。又如东江纵队1943年在坪山召开成立大会时,就采用梅州盛行的五句板山歌演唱《祝贺东江纵队成立》。


  清朝康熙年间,深圳沙头角吴氏家族因“复界”招垦从梅州大埔经博罗迁徙至滨海地区,从昔日“耕山”的“山客”变为“耕海”的“海客”,他们拿惯了锄柄的双手学会了驾船、捕鱼、织网,而且在民间游艺方面也有了自己的创造。

  本来,吴氏原乡梅州大埔县,盛行“鲤鱼灯”舞,又称“五鲤跳龙门”,演员以女性为主,舞者所着服装仿自汉剧演出服,表现努力奋斗,“跳过龙门”获得幸福的主题。

  到滨海地区之后,他们将源自大埔的“鲤鱼灯”舞,改造创新为面向大海的鱼灯舞,分为两种鱼,一种是单独一条的大鱼“霸王鱼”,威风霸气。另一种是“群鱼”有十几种小鱼,表现海洋中大鱼吃小鱼这一弱肉强食的现象,反映鱼群团结起来反抗霸凌,建立安宁的世界。舞者全为男子,穿中式襟服,表演粗犷雄浑,情节诙谐生动,被评为深圳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当年包括梅州在内的各地客家人,从山地环境来到滨海地区,带来了原乡的客家民间文化与工艺,包括酿黄酒、吃狗肉、做“云切糕”等传统习俗,丰富了滨海客家的文化内涵,从而在与本土文化的交流互鉴中,不断丰富、交融和优化,形成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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