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连暲原配夫人刘赐福的不凡人生

　　

　　 美丽的汀州，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可歌可泣、可钦可敬的人物，刘赐福就是其中一位。她是长汀妇女中的佼佼者。

　　童年

　　刘赐福（1896-1988），曾用名刘琼 英。出生于长汀县城关的一个贫民家庭。她出生后第七天，隔壁邻居傅家的母亲看见了，就向她的生母要去，做傅家的童养媳。而傅连暲的母亲则将自己刚生下不久的女儿给了别人做童养媳，将奶水喂养刘赐福。从此刘赐福成了傅家的人。傅家父母待她像亲生一样好，她和婆婆同睡十三年。因此在刘赐福的记忆里，只有婆婆一 家人，对自己生母家反而疏远了。

　　刘赐福的公公叫傅贵成，婆婆叫官福娣，老家原 住河田镇伯公岭。因地主逼债，第一个儿子（排行第五）在两岁时被地主抢去抵债，1889年傅贵成不得不把全家搬到长汀县城，靠当搬运工挑担度日。官福娣帮 人挑水、洗衣、剥花生、撕烟叶，得点钱贴补家用。公婆共生子女十三人，由于家境贫寒，养不起，送的送，死的死，最后只剩下三个女儿、三个儿子。刘赐福的丈 夫傅连日章是排行第十一。由于家太穷，傅连日章的父母听了穷朋友劝说，入了基督教。所以在刘赐福还被抱在手里时，也受了洗礼，傅连日章也成了教徒。刘赐福 五岁时，就开始做家务、扫地、做饭。七岁时，跟着婆婆一道帮人家撕烟叶、剥花生，跟公公磨黄丹夹纸。她劳动很卖力，每天能挣六个铜板，可以补贴家里一天的 菜钱，有时就给公公婆婆买点酒喝。她十岁时，长汀来了两个英国基督教女传教士，她们取了中文姓名为明懿德和连作梅，她俩在长汀办起了女子学校，校名为华英 小学，动员小姑娘、小媳妇免费上学。她们也要刘赐福上学，婆婆起初不肯，因为要劳动贴补家用。后来经不起明姑娘再三动员，终于同意刘赐福去上学。她上学很 用功，常因成绩优良而获奖品，公公婆婆也非常高兴。她从10岁起一直读了六年，于16岁毕业。

　　勤奋工作 辛劳持家

　　刘赐福因成绩优秀毕业之后，校长留她在华英小 学教书，每月工资四块银元。这样，家里的生活稍微好一点起来。刘赐福入华英小学读书之前，傅连暲6岁进入当地基督教开办的崇正小学半工半读，1906年毕 业，考入当地基督教开办的中西中学半工半读。在校期间，在一次球赛中，他被对方一记猛射飞速而来的足球击中倒地，但表现很勇敢顽强，给当时在场观看比赛的 “福音医院”英籍院长赖查理和加拿大籍医生米企尔留下了深刻印象。傅连日章16岁时，以优秀成绩毕业于中西中学，获得赖查理和米企尔的资助，进汀州英国基 督教开办的“亚盛顿医馆”半工半读习医。

　　1914年傅贵成患重病，官福娣和亲友们冀望 傅贵成能转危为安，因此急速给20岁的傅连日章和18岁的刘赐福成婚（冲喜）。但不久傅贵成病逝,而家中欠下了一大笔债。因此，傅连日章一度想停止学医， 想找工作养家，刘赐福想穷人读书不容易，连日章能在医科学校学医，更是难得的机会，所以她极力安慰劝 阻，宁愿自己苦吃苦穿，努力工作，省下钱来照顾好这个 家。傅连日章听了妻子的劝慰，终于读到了毕业，而且成绩优秀。福音医院院长赖查理安排傅连暲担任长汀所属八个县的巡回医生。傅连暲为人诚恳，医术高明，医 德又好，在汀州府有些名气，找他看病的人很多，这时家境也好转了，债都还清了。

　　刘赐福二十岁时生下大女儿维莲，她一边奶孩 子，一边教书。平日孩子由婆婆带。刘赐福那时负责两个班级的班主任，工作特别忙，只能利用课间一刻钟休息时间奶孩子，一边做好中午和晚上傅连日章吃的饭菜 （傅连暲身体不好，他只愿吃赐福做的饭菜），又急急忙忙赶回学校上课。晚上要批改两个班级八十多份作业，争分夺秒工作，常要到十二点才能就寝。

　　参加革命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消息传到汀州，激 起了民众极大义愤。当时在汀州福音医院任医师的傅连日章带领医院同仁和学医青年加入了反帝反封建示威游行。在汀州的英国教会慑于群众的反帝示威，把华英小 学改名乐育小学。刘赐福除在这个学校坚持教学，还与婆婆一起刮竹子裁纸做旗子贴标语，加入群众反帝反封建行列。当时福音医院院长是英国人，在群众反帝声势 下离开了汀州，傅连暲便被公推为院长，刘赐福也开始有了革命思想萌芽。1927年南昌起义军来到汀州，傅连日章马上组织福音医院医务人员接收起义军伤病员 并向商人募款作为医疗费，使三百多位伤病员得到及时妥善治疗。

　　那时，刘赐福除了教书外，还主动到医院帮助伤 病员洗补衣服和绑带。起义军三师政治部主任徐特立患重病，特别是起义军营长陈赓腿部受伤踝骨骨折，因气候炎热又未得到及时治疗，送到汀州时伤腿已发生严重 感染。傅连日章深感他年轻有为以后还可以为革命做很多工作，因此，千方百计为保存陈赓伤腿而尽力医治。刘赐福每天为徐特立、陈赓做可口饭菜，还将傅连日章 的牛奶送给他们喝，以提高他们的身体康复能力。经过傅连日章、刘赐福夫妇精心治疗护理，使陈赓的腿避免了截肢，徐特立等起义军将士伤病员先后恢复了健康。 陈赓深为感动，他在1952年撰写的《南昌到汕头》回忆录中写道：“他（按：指傅连日章）是我所遇到第一个同情我的医生。承他尽心照拂，使我直到现在都很 感激。”因此陈赓大将生前一直与傅家保持联系。

　　1931年，刘赐福听了进驻长汀红军将士讲的 革命道理很受教育，便在学校上课时向学生们宣传讲解，使他们也懂得共产党领导人民干革命的道理，就在这时她认识了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刘赐福就陪同贺子珍 到许多学生家里进行革命宣传，动员他们支持革命工作。有些学生在她们宣传教育下后来都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不久贺子珍在汀州福音医院分娩，生下由傅连暲接 生的男孩，奶名叫小毛又名毛岸红。母子皆由刘赐福负责精心护理照顾，刘赐福用自己的钱买美味营养食品送给贺子珍补养身体，又为小毛缝制衣服尿布等，刘赐福 照料贺子珍母子生活持续了一

　　长征前后

　　刘赐福顾大局、识大体，自觉为革命作奉献。 1932年底，她不仅积极支持傅连日章为革命放弃400大洋的优厚收入，而且还把整个医院和全部家产都捐献给了党。另有自己诊所的价值两千多大洋的药品也 同时捐献给红军办医院。中央苏区第一所正规的红色医院，由傅连暲任院长。当时苏区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发表了文章赞扬傅连日章，题目是《红匾送给傅 院长》称赞傅连日章是苏区第一个模范。1933年春，由于工作需要，中央银行毛泽民行长任命刘赐福为中央红色医院总务。她尽职尽责每月到银行领取一千多元 作为买药、伤病员伙食、工人开支及杂费等。每月她带一个挑夫从瑞金走到长汀（当时还不通汽车），向长汀药房买西药。买好一百多斤重的药，挑回瑞金。往返一 百七十多里，而且又是山路，两天内要赶回来，她总是头一天还未天亮就和挑夫动身，走到半下午到达长汀，赶快把药买好第二天天未亮时又动身赶回瑞金。有一 次，在回来的路上，挑夫突然发疟疾，这可把刘赐福急坏了，怎么办？她想若是当天赶不回瑞金，医院用药接不上，就要影响伤病员的治疗。再说，在小路上过夜， 说不定会有什么危险。于是她咬紧牙关，把挑夫一百多斤的药接过来挑，让挑夫空着手走，他们走一阵，休息一阵，直到半夜才回到瑞金。

　　1934年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 开始长征，刘赐福要求参加。毛泽东说：“一起走当然很好，但不能带孩子呀！你考虑一下吧！”为了照顾邓颖超同志的母亲和毛泽东孩子小毛及自己年迈的婆婆与 幼小的三个儿女，她服从组织安排留了下来。刘赐福知道这是组织对她最大的信任，她也深知责任重大艰难。但她坚毅地接受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她向毛主席 保证，有她在就有邓妈妈和小毛的安全，她做好了迎接一切艰险的思想准备。红军长征后两周，留在苏区打游击的红军独立师师长毛泽覃的妻子，也是贺子珍的妹妹 贺怡找到刘赐福，以婶婶和姨姨的双重身份要把小毛带走，小毛不肯跟贺怡去哭着叫刘赐福妈妈，但贺怡还是强行抱走了小毛。刘赐福含着眼泪当场晕了过去，后来 贺怡把小毛托给一个农民家里抚养，十五年后贺怡也记不清托给哪家。

　　1952年11月29日，住在上海的贺子珍收 到傅连日章的来信，得知刘赐福十一月下旬到上海小住，非常高兴，当天中午即给当时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学医的傅连暲的孩子傅维康写亲笔信，“维康同志：你父亲 来信告知我你母亲已住上海，今特派贺洪来接刘赐福院长，请她将行李带来，我们好畅叙久别的心情。你如（有）空请和母亲一块来玩。贺子珍 十一月廿九日”。傅维康看到贺子珍派人送来信条，下午上完课即与来人赶到母亲刘赐福住处，陪母亲到贺子珍家，大家见面后都非常高兴。贺子珍要刘赐福在家住 了两周，才让刘赐福回自己住处。后来刘赐福随儿子在上

　　与邓颖超的深厚情谊

　　1934年春，在中央苏区工作的邓颖超患了肺 结核，应邀住在红军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家疗养，邓颖超热情活泼，和傅家相处很好亲如家人。在当时生活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刘赐福每天给她炖鸡汤，做有营养的 食品给她补养身体。傅连日章的母亲官福娣很喜欢邓颖超，笑着对她说：“你比我最小的女儿还小五岁，你要不嫌弃我，就做我的干女儿吧。”“邓颖超立即亲亲热 热叫了声‘干妈’。傅老太太笑得合不上嘴，忙叫孙儿孙女过来让他们叫邓颖超‘满姑’（长汀土话，即最小的姑姑），周恩来同志为‘满姑夫’。邓颖超高兴地将 他们揽在怀里说：‘只是满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您们’。”刘赐福微笑着说：“满姑快别那么说，你讲些革命故事给他们听，比什么礼物都好。”

　　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没有忘记赐福 嫂，1987年夏天，她对《人民日报》着名记者、资深作家金凤同志讲述了她与刘赐福的深厚情谊，她说刘赐福当年留在苏区吃了很多苦。1935年夏，她带了 三个孩子，回到福建长汀在小学教书，有人误传她牺牲了，孩子下落不明。因此，傅连暲便在宁夏的同心城重新结婚了。这是艰苦的战争年代造成这个家庭的不幸悲 剧。刘赐福知道后采取了谅解的态度。邓颖超听说后十分难受，又不好说什么，但她生前不时会惦记着赐福嫂。1960年她和周恩来出差到上海，得知刘赐福也在 上海住在儿子家里，特地派车去接。

　　邓颖超知道这位朴实的妇女，有一颗金子般的 心。虽然遭到生活的严重打击，但对党和红军仍是情深义重。只有和赐福嫂保持亲如一家的关系，才能悄悄抚慰她那颗受伤的破碎的心啊。1961年10月中旬， 刘赐福上北京，到京后就给邓颖超同志去信，邓颖超接信后当即亲笔给刘赐福复信。1982年9月16日，邓颖超又一次来到上海住在西郊宾馆，她特地派车把刘 赐福、傅维康母子接到宾馆。刘赐福见了邓颖超仍然亲热地叫“满姑”。邓颖超关心询问赐福嫂身体和生活情况，刘赐福笑嘻嘻地说：“满姑，别看我今年八十七 岁，身体好着哩。满姑啊，我知道你喜欢吃我做的卤口条，什么时候你来我家，我烧给你吃。”邓颖超笑笑说：“谢谢你赐福嫂，我比你小九岁，我的身体可不如 你，赐福嫂，我看你活到一百岁没有问题，你一定会长命百岁，到时我来吃你的长寿面”。后来刘赐福数次上北京，邓颖超都派身边秘书赵炜同志把她接到中南海西 花厅见面畅叙，并深情地回忆四十多年前曾经患难相处的难忘岁月。

　　（本文史料来源：《刘赐福回忆录》、金凤所着《邓颖超传》的部分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