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说他不是时代楷模，他本质上是一个随性的人，是个不安分的人 ●他不认为做企业或做投资就是对社会做贡献，社会最需要改善自己 ●他说公益不能只想到“我们能做什么”，更应该想到“别人能不能做” 何伯权再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继七天酒店、诺亚财富之后，他经手的又一投资项目爱康国宾体检，成功登陆美国资本市场。 “五一”节前，何伯权从纽约返回中山，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两个多小时，从“乐百氏情结”，到转为天使投资人的心路历程，再到他近年来所热心的慈善事业，何伯权侃侃而谈。 中山小榄人，1960年出生在广州，15岁辍学，后在大学进修…… 何伯权说，他不是时代的楷模，他只是一个随性的人，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他不认为做企业或做投资就是对社会的贡献，他说：“当现代的许多成功人士，在压力、迷茫、无所适从的状态中生活，在很大意义上对社会对地球都是一种伤害，现在社会需要的是每个人都要改善自己。” >>>对他来说 企业不是人生的唯一 灰色T恤、牛仔裤、运动鞋，加上标志性的爽朗笑容，何伯权显得轻松自如。 虽然何伯权的“乐百氏时代”已经过去十多年，但“乐百氏”依然是一个不能绕开的话题。 1989年，何伯权与4个年轻人组建中山乐百氏保健品有限公司，短短8年，何伯权让乐百氏的销售额由1989年的几百万元上升到1997年的15亿元，连续5年全国市场占有率第一。1997年，何伯权收购广州乐百氏由商标租用者变为拥有者，1998年巨资聘请麦肯锡作企业高级管理战略咨询，并引进全球最先进的SAP管理信息系统，1999 年入选哈佛大学教学案例。 2000年，正当乐百氏的事业处于巅峰，何伯权却做了一个让世人或许至今无法理解的决定——“与法国达能合资”，并在两年之后离开乐百氏，从此以“消失”作为诀别。 一直以来，这起案例被媒体和商界各种解读，以惋惜者居多。而何伯权本人在谈及这一事件，则多轻描淡写。他说：“当时对外宣称与达能合资，但实际上是将公司卖给达能，这是一件很超前的事情，当时我认为中国5年之内无法理解卖企业这个行为。” □记者：与达能谈判前您就决心卖掉乐百氏？ ■何伯权：转让大部分乐百氏股份，也就相当于把乐百氏卖给达能。但当时的考虑是，中国五年之内都无法理解卖企业这个行为，所以对外宣称是与达能合作。 无论中外，大多数企业的梦想都是能做 成百年老店。但做企业是涉及激情、团队、市场、品牌管理方方面面的。从1989年创办乐百氏到卖给达能，10年时间，我已经没有激情了。把企业做更大？要赚更多的钱？不再是我的追求，那时，我想的是家庭、健康的身体和个人爱好，我需要另外一种人生。 再则，当时整个经营环境已经转向，风险与创业时相比倍增。我退出乐百氏之前，每天生产的饮料800万瓶左右。这种势头引来了许多人的嫉恨，当时每年我会收到10-20封的勒索信。我也是顶住压力，向媒体做工作不要炒作，一旦炒作，大家都不喝了，只要市场一两个月不行，公司分分钟可能倒闭。我的名誉、地位、财富都寄托在这样一个公司上，我承受不起这样的压力。 □记者：为何选择这样一次跨国收购？谈判中有没有引起波折？ ■何伯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在创业阶段，我和团队的激情促使了乐百氏的成长壮大，但公司做大后，如何继续维持发展，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的兴趣，更多在新的领域，企业大了之后面临的是规范化，国内企业和企业家在这方面，当时是很欠缺的，所以不如交给国外成熟的管理公司。 谈判是很顺利的。出于保密，当时乐百氏还要求达能总部直接派人来参与净值调查，中间几乎没有任何波折谈成了这起收购。我也与达能商量好两三年后如何退出。2001年，我退出达能之后，媒体报道我与达能管理方产生了矛盾，甚至说我当年没有完成销售计划，这些都是臆测。 □记者：正如您所说的那样，卖掉乐百氏，当时的人们是不理解的。吴晓波在他的书中，对您离开乐百氏时有一段描写：“何伯权含泪挥别乐百氏，与达能闪电联姻结下的苦果尚能舍命吞咽，可艰辛创业12年饱含的情感根本无法割舍。”十多年过去了，您如何评价这起并购案例？ ■何伯权：的确，离开乐百氏，当时我的名誉受到损害。一些人至今认为在这起事件中我是一个失败者，甚至认为我毁了民族的品牌。我当时认为5年之内国内没有人理解这一行为，事实上我还是太乐观了，8年之后，到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时，社会反响依然强烈，这起并购最后以失败告终。 但企业就是一个商品，就像做一瓶水一样，做出来就是要变换成为价值，至于卖不卖，舍不舍得，应该看到价值。一瓶水3分钱成本，别人出两分钱，肯定不卖，但是别人出2元、20元呢？企业也一样，如果别人出1000万你不卖，10个亿呢？100个亿呢？ 一些观点会认为，我们应该做100年品牌。但国内外来讲，真正做到百年品牌的也屈指可数。同仁堂、全聚德、茅台，这些企业能存活到今天，主要是占尽历史机缘。国外的品牌呢，现在可口可乐是谁的？与创始人没有关系，苹果再过20年，与乔布斯有多少关系？企业做百年，主要是一个机制，交给谁让企业更有生命力，才是最重要的。对于个人来说，企业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不是人生的唯一。 回过头去看，我认为当初的选择总体是对的。乐百氏品牌现在影响力不是很大，但乐百氏旗下的脉动却卖得非常好。当前，国内饮料除了加多宝、王老吉之外，脉动就是活得最滋润的。我最坚信的是，乐百氏有中国的方法和经验，又融合达能国际化的管理和品牌运营能力，乐百氏会走得更远。 □记者：乐百氏的成功让您与哈佛结下不解之缘，乐百氏成功案例本身就入选哈佛大学教学案例，因此您成为登上哈佛讲坛的中国民营企业第一人，此后您又多次以访问学者身份到哈佛讲课，您如何向他们介绍您的经历？ ■何伯权：我就事实求是地讲述乐百氏的案例，包括为什么要卖掉乐百氏，并剖析其得失。只是，当我讲到我在国内做了一家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公司最后卖给了达能，哈佛的老师和学生并没有为此感到惋惜，他们不认为我是一个失败者，他们会竖起大拇指，并大声说恭喜。 >>>对他来说 赚钱不是唯一的目的 2001年年底，何伯权宣布辞职，离开乐百氏，比事先与达能商定的时间早了一年半。在离开之后的第一个春节，他制作了一张别致的贺年卡，贺年卡附赠一枚书签，书签小语“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有舍有得，不舍不得。此后，何伯权消失在公众视野。 2009年，7天连锁酒店集团登陆纽交所，由此引发社会对曾经的创业英雄的记忆。这时人们才发现，从乐百氏“隐退”后的何伯权，这位曾辉煌一时的创业家，从未离开过，并已然华丽转身成为天使投资人——2003年，何伯权在广州成立今日投资，在短短几年里，他所投资的十多家年轻公司：7天酒店连锁、久久丫、OFFICEBOX、诺亚财富、爱康国宾体检、万乘金融、汇志传媒等，正在大江南北蓬勃生长。何伯权开启了他的“第二人生”。 “消失”近7年，媒体对何伯权以这种方式归来如此评价：“人们臆测：当年被迫出局，他情何以堪？在达能之手，曾红遍中国的乐百氏日渐衰落，他怎能甘心？有一天，他会不会伺机重来？这些问题注定不会有答案，因为他们并不存在。人们猜测中的无奈、悔恨、惋惜从不曾在那个隐形人心中有过一丝闪烁。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个人导演了这一切。” □记者：离开乐百氏时，您就已经想好了以今天的方式“卷土重来”？ ■何伯权：我是一个较为随性的人。离开乐百氏时，想的就是不玩企业了，一门心思专注于家庭与自己的爱好。到哈佛做了9个月的访问学者，根本没想到投资。但我本质上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也许闷的时候开一间小店也可以，或者做社会公益，或者重新做一家公司。2003年年中，我的哈佛访问学者期限快到了，那时也觉得要做点事儿。 最早想做的是海南文昌的一个旅游项目，当时我和现在汇志传媒董事长翁宝一起去考察。为了这个项目，我们在那里住着，在当地十多个海湾，一个个游泳，最后提出投资方案。虽然这个项目连意向合同都签了，但最后因领导人更替没有做成。 真正投资的第一个项目是久久丫，和久久丫董事长顾青谈的时候，今日投资还没有成立。当时投资久久丫完全是随意的，顾青是我老部下，第一笔投资只有50万元，但这笔投资让我感到，我对投资是有兴趣的，于是在2003年9月，我注册成立了广东今日投资有限公司。 我的公司现在也只有两个半人。1位秘书，1位董事总经理，还有半个就是我自己（因为基本上自己有半年不在国内）。我的投资法则与其他天使投资人不一样，我不会看商业计划书，遇到项目就在咖啡馆聊。 □记者：人们会发现，近年来所有的投资者都看好高科技领域时，您却专注于消费领域，且多是投资于初始创业阶段。 ■何伯权：投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确实是一件专业的事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计算机是我的弱项，跟别人一出生就是内行的，怎么学习也学不过别人，我是做传统行业出身，无论高科技怎么发达，传统行业必须存在，所以就做我自己能理解的东西。现在最热、最赚钱的是高科技，但不一定是最赚钱对于我来说是好的选择。 从公司创业初始阶段投资，确实是我与其他投资人不一样的地方。一般天使投资人都是大撒网，10个有2个活，就算成功了。 我选投资对象主要着重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看投资对象是什么人、项目模式，有没有兴奋点；另一方面就是看对这个行业的理解，自己能不能帮助他们。很多天使投资人成功率比较低，为什么呢？主要就是因为创业本身就是一个低概率的事情。很多创业失败，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他没有经验。但是我有经验，如果我理解这个行业，我就能看准其所面临的困难，并帮助创业者克服。但只要企业走上正轨，在市场上有影响力，我就很少参与了。 □记者：7天酒店从上市到私有化，诺亚财富、爱康国宾上市，这一切已经再次成为您成功的标签。 ■何伯权：我投资还有一条原则：不影响我的生活和家庭。我并不认为做企业或投资赚钱了就是成功了，或者就是对社会有贡献了。中国许多企业家以为，企业赚钱就是唯一的目的，根本上没有生活。一些人认为，一个企业做大之后，还可以解决就业，但事实上一个企业的成功往往背后是“白骨累累”，如果让小企业生存，能解决更多的就业问题。 如今，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所谓的成功人士，在压力、迷茫、无所适从的状态中生活，对社会对地球对人都有很大的伤害，他们所做的一切有多少是社会所需要的？现在社会最需要的是每个人都要改善自己。 >>>对他来说 公益不仅仅是大项目 2012年以来，中山的各种公益活动现场，频频可见何伯权的身影。除投资外，何伯权逐渐将更多精力放到公益事业上，从“黑苹果青年计划”到“麦田计划”，都有他的鼎力支持。 近年来，他希望以小榄和中山为基点，探索一种新的公益模式。作为中山人，这对于他来说，不仅意味着实现他超越常人的公益梦想，更是包涵了他浓浓的桑梓情怀。他说，他首先要把国外的先进慈善公益理念带到中山。 □记者：您说，要想做天使投资人一样做公益？ ■何伯权：前几年在全国投了几个公益项目，比如“黑苹果青年计划”成为全国十大优秀公益项目之一，“麦田计划”成为中国第一个民间公益组织。但我看到，“麦田计划”做了8年，没有专职人员，如果有专职人员就做得更好，于是我就给钱解决专职人员问题。这种事情没多少人愿意做，因为在国内，捐出来当工资，大家就有意见。中国公益为什么做不起来？缺乏专职人才。在国外，做公益组织的人的工资，比其他行业要高，这样可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进来。 我的理念就是，像做天使投资一样做公益，一旦发现好苗子，就培养他们。“黑苹果”现在有十多个人，“麦田计划”有5个专职人员，让他们发动更多人去做公益，这样的意义就会更大。 □记者：现在您把做公益事业的精力放到了家乡。 ■何伯权：几年公益做下来，本来很开心啊，但事后回想一下，这对社会的影响又有多大呢？有时我突发奇想，有没有一种公益模式，像7天连锁酒店一样可以复制呢？我就想回到家乡探索这样一种模式。 在小榄，我们就搞了一个“创益菊城”。主要的理念就是，先由一个人去资助几个热心公益的人，成为小地区的公益核心人员，让他们有一个圈子，让这个圈子不断扩大，每年举办一次“创益菊城”大赛，以扩大品牌影响力。希望大概十年左右时间，让小榄形成一种公益文化。 因为搞公益的人很孤独，于是我就出钱设了一个咖啡厅，凡是这个圈子的人都可以到这里免费喝咖啡，并扩大做公益的人的交流。 很多人以为公益就是大项目、出大钱，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围绕身边的人，做力所能及的事，本身就是公益。在国外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公益文化，只要你喜欢某一对象，便可以加入到一个特定的公益组织，比如宠物的、助学的，且费用很小，3000-5000元，这样会联合更多的人参与，有了品牌支持，支持的人也更加放心，且是自发的，不是基于一种任务。吸引了有兴趣的人，是发自内心的人，加入宠物公益组织，叫他们不做，拦都拦不住，牵头的人不想做了，聚起来的人都是对宠物有感情的人，其他人自然会接着做，而且因为有民间的这种激情，公益组织会不断扩大。 一旦小榄的这个模式成功了，其他镇区就很容易复制，这就是我想到的连锁经营的模式。我对公益的理解就是，不能只想到“我们能做什么”，而更应该想到“别人能不能做”，能否用更高的效率，去培养一种公益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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