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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著名作家周伯乃获奖

学者 | 2015-7-22 02:45| 查看: 4972| 评论: 0| 原作者: 不详 丘峰
摘要: 广东五华是穷乡小县,唯人才辈出,清朝时有武状元李威光,文有榜眼曾琼菲。满清末年更有军医之父徐华清,其高超的医术,在御诊慈禧太后的乳房时,钦赐一品顶戴。民国以后,还有穿越天际之空军上将魏崇良。 ...

  广东五华是穷乡小县,唯人才辈出,清朝时有武状元李威光,文有榜眼曾琼菲。满清末年更有军医之父徐华清,其高超的医术,在御诊慈禧太后的乳房时,钦赐一品顶戴。民国以后,还有穿越天际之空军上将魏崇良。而国际体坛称誉的足球王李惠堂,更让我五华名声远播。接着,江山代有人才出,有姑侄两人,前后享誉国际文坛,先有韩素英(原名周光瑚)女士,连获多项国际文学大奖。后有其姪周伯乃先生,首于一九九七年被编入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名人录(INTERNATIONAL ?WHO’S ?WHO ?IN ?POETRY ?AND ?POETS’ ?ENCYCLOPAEDIA ?P.69),二○○四年五月廿二日再荣获美国共和党亚裔党部总部颁赠「卓越成就奖」(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ward),表彰其多年来对文学和文化交流的卓越贡献,这是中国人获此荣誉的少数人之一。

  扬名国际文坛的周伯乃先生,很难想象他是毕业于空军通信电子学校(空军航空技术学院前身),主修电机,与他现今文学上的成就,有着相当大的距离,此间是经过一番艰苦奋斗,若他只是依着学校所学的电机,绝无如此的荣誉与成就。一九五五年空军通校毕业后,被分发到空军新竹机场服务。当时,负责管理电子器材,及无线电机的修理,工作轻松,上一天班休息一天,周日还休。或因为工作轻松,让他觉得如此人生意义不大。在下班后,他上补习班补习数理化课程,幼时在家乡水寨,他只完成中小学校教育,对于未能按部就班的读书,总是耿耿于怀。

  除了补习功课,在新竹基地有一藏书极多的图书馆,几乎是他工作以外,第二个驻足之所。从此每天浸淫在三○年代作家的作品和世界名着,一本接一本仔细的阅读,并着手作札记,就这样短短数年,图书馆里有关文学的书,他几乎阅遍了。那些让他着迷的书,开启了他的文学思潮,亦开始写短篇小说、诗,因此而认识了「竹风报」主编应公度先生,及本名张明珠笔名紫藤翻译小说家。从此三人经常聚会,摆龙门阵、喝咖啡、聊文学,成了他生活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他看到原是画家的应公度先生及飞行官出身的张明珠,都能在文学的领域上,开辟天地,随之下定决心,将电机放弃,积极转攻文学。

  事有机缘,一九五八年从新竹转调台北的周伯乃,即进入台湾大学夜间部进修,全心向文学方面钻研。当时主修英文、法文及他最爱的古典文学。至此他整个文学兴趣,完全被挑动起来。初学新诗及文学理论,让他在文学基础上向下扎根。当他再接触古典文学时,忆起父亲小时所教导的唐诗、宋词,还有叔祖父周郁吾先生所指导的古典文学,更爱看的武侠小说。事实上,伯乃先生的叔祖周郁吾,在满清末年就是个秀才,文学底子丰厚,幼时的教导,早已打下了良好的国学根基。这时深入探讨文学,让他很快的进入另一个领域--新诗和文学理论。

  除了工作,写作投稿,成了他生活上经济的另一项主要来源。说起一九六○

  年五月廿一日与妻陈夏江婚后,生活困苦,靠的就是这些稿费。当时,在台中「文苑」杂志写专栏,谈的是现实主义。主编蔡济兴教授对他十分礼遇,每月固定给二百元稿费,正是他与妻整个月的房租费。早年军方的待遇差,生活上捉襟见肘乃司空见惯,伯乃先生就是不停的爬格子,一字又一字努力的写。除了自己写,老婆亦加入写稿、校稿的行列。两人在家居然可以不说一句话,卯起来各人写各人的文章,同样的写到废寝忘食的境界。有一天,夫妻两人已埋头苦干爬了整天格子,饥肠辘辘不约而同的走到厨房找东西吃,这才发现彼此双方的存在。有趣的画面出现在家中厨房,两人各捧着肚子,大笑对方好似饿鬼投胎。

  到了一九六四年以降,「新文艺」月刊主编朱西甯邀其写「现代诗欣赏」专栏;张肇祺教授邀其在「国魂」月刊写专栏;杨品纯(梅逊)邀其在「自由青年」半月刊撰写「新诗入门」;继而穆中南邀其在「文坛」月刊撰写封面作家评介。周先生同时又被小说家吴东权邀其在青年战士报(现改为青年日报)周五写方块,周日写小说评论,至此伯乃先生文声大噪,各方邀稿不断。当时,一个月至少要写六万字,搭车时间他都不得闲,必须看稿、校稿。因此,也养成他早上六时至十二时写稿,其他生活交际应酬都安排在下午及晚上,而晚上很少熬夜。这段期间,正是他创作最丰硕的年代。

  一九六八年对周伯乃先生来说,又是一个人生大转折。这年「中央」半月刊改版扩大变为月刊,该刊由诗人、剧作家翟君石(锺雷)先生任总编辑,邀伯乃先生写稿,未几伯乃先生受知于蒋介石办公室主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秦孝仪先生,进入国民党中委会秘书处,主编「中央」月刊文艺栏。及配合海外读者,又开办「中国」杂志主编英文版。此时,打从他一九六四年三月出版第一本「论现实主义」,接着又推出「廿世纪的文艺思潮」,到该年十月的「孤寂的一代」,已前后达七本书了。短短的四年,七本出版品,若非文学根基扎实,不是一般作家可以完成的。

  一九七五年先总统蒋公逝世,国民党中委会借调台大文学院院长陈奇禄博士为副秘书长,周先生调任机要秘书。次年,再随陈奇禄博士调行政院政务委员室担任秘书(时蒋经国先生任行政院长)。并任「中央日报」副刊执行编辑,历八年之久。同时,也在香港「文坛」月刊、「大学生活」、「中学生」周刊、「星岛日报、「香港」时报、及中国时报前身「征信新闻报」写专栏,凡国内外各大报,都可见伯乃先生的文章,长期以来不断的撰写新作品发表,是周先生最丰硕的年代。

  这段期间,无论是担任「中央日报」副刊执行编辑,或追随陈奇禄博士各个工作岗位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行政院、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他都得到不同的启示。一个人的成功绝非偶然,历经千锤百鍊是必然的。陈奇禄说:『读书要专要精,才能有所成就,譬如我是研究台湾土着文化,我不仅在山地实地做调查工作四、五年之久,且在图书馆苦读十数年,我将毕生的精力都付诸于台湾土着文化的研究。所以,在这方面我是专家,成为国际上的权威学者。』

  当年陈奇禄博士一番话,伯乃先生如刻钢版般印在内心里。在中央日报副刊时,名作家孙如陵给他又是另一启示:『当一名够格的编辑,在改动别人的文章时,必须有所依据,那怕一本小字典,或旧书,都是前人的经典、证据。』的确,前辈们的经验发人深省。

  一九八一年,行政院成立文化建设委员会(文化部前身),陈奇禄博士掌首任主任委员,周伯乃再随陈博士,调主任委员办公室机要秘书,辅弼主任委员,从事多项文化建设,并兼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会专门委员,国家文艺基金会总干事。与陈博士的结缘,实属机缘。在陈博士初调国民党副秘书长时,中央研究院中美研究所副所长朱炎博士极力推荐,就这样一路跟随陈博士,为国家文化建设推动戮力,这是周伯乃从未想过的人生际遇。

  一九九0~一九九二年在这期间国民大会借调周伯乃先生担任何宜武、朱士烈、陈金让等三任秘书长办公室专门委员,负责核稿、议事等工作。基于周伯乃先生具有记者及写作之丰富经验,工作期间多次获大会颁发『绩效卓着圆满达成任务』之奖状。

  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受世界新闻大学董事长-成舍我先生出任『台湾立报』副刊主编。成舍我先生办学办报非常认真严谨,他说:做人要有人格,办报要有报格。每次重大编务会议都要求周伯乃先生及总编辑坐于左右两旁,常常亲自删改新闻标题,以显示出成先生对『台湾立报』的重视。

  一九九四~一九九八年受世界论坛报董事长-段宏俊先生之邀出任该报副社长兼副刊主编。在此期间随同董事长赴北京等大陆各大城市访问,撰写专栏报导。

  一九九九~二00四年受聘中国文化大学董事会秘书。

  二00六年~出任广东同乡会『广东文献』总编辑及『岭南特讯』主编,树立编辑独特风格,打破一般人民团体的会刊编法,使『广东文献』成为学术性、可读性、趣味性的有关阐扬中华文化、保存百粤民族文化文献刊物。

  至情、重义、豪迈,是伯乃先生的性格,而他的情感全融在字里行间,并让读者产生共鸣。「梦回长乐」是伯乃先生自剖式的散文集。谈故乡、写思父、念母,字字生花赚人热泪。而他与妻陈夏江女士近半世纪的姻缘,在一九八一年的自选集中,「萋萋芳草绿千里」、「天远水长流」两篇文章里,刻画出他与妻子陈夏江女士鹣鲽情深之真情流露。他说:『醉过方知酒浓,爱过始悟情深』,这两句话充分体认出周伯乃先生对爱情真挚,他常说:夫妻的感情是一种生命交感的爱,有别于友情、亲情、爱情。

  「诗是文学中的精华」,会走向新诗这条路,伯乃先生表示,实在是喜爱诗的情感与真挚,他认为诗人创造一首好诗,固然不易,而读者要想了解一首诗,也同样不易,必须具有诗人同样的智慧,和诗人一样苦心焦虑,始能挖出诗里的内涵力,对读者做一桥梁;这期间受名小说家王璞之邀,继续在「新文艺」月刊撰写「现代诗欣赏」,伯乃先生精心描述如何对现代诗的欣赏,并详细剖解诗的具象与抽象,外涵与内涵,及诗与人生的意义等等。

  谈到现代诗的惨淡经营,亦是历经曲折,它起源于清末同治十二年的举人黄遵宪。只因「人各有面目,正不必与古人同」的观点,开创了新诗之路,以及胡适之先生的「尝试集」,继而有徐志摩、朱湘、闻一多、饶孟侃、林徽音等人的「新月派」;李金发、汪竹铭等人的「象征派」;郭沫若、王独清、冯乃超、穆木天等人的「创造社」,以及戴杜衡、施蛰存、戴望舒、纪弦等人的「现代派」..........等等。这些诗派,有的承袭英国、法国的浪漫主义风格和表现技巧,还有的则模仿法国象征派和颓废派的描写方式,林林总总开创了我国三十年代的新诗历程。至而诗从至情至性的情爱,演变出「诗人报国」的轰轰烈烈的抗战诗歌,在一九三七年对日的战争爆发,一群热血的诗人,他们奋勇奔向了最前线,为国家民族的自由独立之战争,写下了血脉贲张的讴歌,他们的诗歌好似一团团熊熊之火,燃烧着每一个人的心灵。

  在此时的新诗,几乎一致是火力全开的抗日战争,为的是唤起大众的同仇敌忾。那些热血奔腾的青年诗人,在街头、在群众聚集之地,大声的朗诵自己的作品,来唤起全国同胞参加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诗人们表现出从所未有的雄伟气概,将柔情转为豪迈壮健的力量。他们推翻了昔日的创作法则,以「街头诗」、「传单诗」的方式投入全面的抗日战争,清楚纪录了文人慷慨报国的史实。在国难当头时,诗人站在最前线,为国家、民族喊出激励民众的心声。伯乃先生明确的说,诗人以精练、简洁的文字,抓住人们的内在意识,诗人奋起救国,就是中华民族永恒屹立的因素。

  新诗的演变历程,前大华晚报采访主任程榕宁小姐,在其主持该报「读书人」专栏时,请伯乃先生谈有关新诗的问题。此一专栏,竟长达半年的连载,从新诗的起源、发展,到二○、三○年代的转变,最后论及六○年左右中国新诗动态及诗坛轶闻等等。而原先伯乃先生以为概略地谈新诗创作问题,谁知却谈出这有系统的长篇大论,在他来讲是始料未及的。

  诗固然要靠创作天赋,但也要锲而不舍的毅力。伯乃先生一直不停的写诗的评论,前后超过五百万字,对现代诗的欣赏,是具有极大贡献的。伯乃先生认为,时间与人类是永远走在追逐在线,今天的存在成为明天的历史,明日的历史成为后天的历史,只有未来才是可塑造的历史。一个诗人能否成为历史的创造者,完全取决于他所创造的诗,能否成为历史证言,能否代表他那一个时代的代言者。

  而他另一项文字工作,就是「文学评论」。在伯乃先生「情爱与文学」书的自序里,开宗明义的写着,写诗要用情,写散文要用爱,写小说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惟有写评论,无需用情、用爱,更无需丰富的生活历练,但必须要有冷静的理性和客观的态度。更重要的是要有美学和哲学基础。

  1.「孤寂的一代」是伯乃先生介绍世界杰出作家的书,当时大部分作家都在(文坛月刊)被运用为封面作家介绍成为极大风尚后来在水牛出版社汇编成一本巨着而成为1968年十大畅销书之一,再版、三版........最后竟高达卅四版,在出版史上创下辉煌纪录。他论海明威(Earnest Hemingway 1898-1961)、卡胶(Albert?Camus1913-1960)、尚-保罗·沙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OM(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狄兰·汤玛斯(Dylan Thomas1914-1953),也写悲惨的捷克大文豪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等,字字珠玑。尤其对海明威的长、短篇作品,均无法逃过伯乃先生的笔下论断、分析。至于那些德、法、英、瑞典等国的文豪同样是难逃他逐一的探讨。伯乃先生说,文艺评论最能表达作家思想,对作家生命历程、思维的转变,做详细的论述。在「孤寂的一代」书中所评介的大家,有些尚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来一一得到至高的诺贝尔文学大奖,可见周先生对文学作品的判断力与洞察力之强。

  写新诗,也写散文的周伯乃先生,谦虚的说自己没有那份创作才具,只好苦读别人的作品来满足自己喜爱文学的心灵,这也是他投入评论文学的主因。对于文学的批评,伯乃先生从不坚持某种法则,或固执于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文学批评是导源于对文学创作的鉴赏,与研究的需要,所产生的一种回顾与前瞻式的自觉历程。它不仅对文学作品本身具有严肃的评鉴功能,而且对作品相关的历史、作者背景、创作环境,甚至社会型态、民族渊源、人类发展,都有极密切的关系。当他从事一部作品或一首小诗的评论时,都会搜集一些相关资料,屏心静气地将作品和相关资料研读再研读。最后,才下笔评论。且在评论过程中,尽量做到超越个人情感与情绪之外,做客观的论述。别小看这「论述」,如果不是博览群书,心思细微,稍有洞察得不够透彻,都会引来读者的挞伐。所以,周先生在评论历程中,有其美学与哲学作基础,严肃地评介作品。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朱炎博士在替周先生出版的「影响人生的书」序文中说:「他认为尼采的『上帝之死』是在强调人类应该对自己负责,肯定自我的存在价值,不应该「把自己依附于神的可怜的恩赐中,把自己依附于基督教的教会或教士们的存在中,根本否定自我的价值。」…」朱炎博士又说:「在阅读完这几篇有关存在主义作品的文章时,面临着人类那痛苦无告的困境,难免会经受到「内心的风暴」;但是伯乃的析论和诠释,却更使我相信:存在主义诸大师之主要的艺术关怀,不在于人类的孤独、恐惧、荒谬、绝望与死亡,而是在于使人类冲出孤独,在共同的努力中,获取安全感;「在荒谬的人生处境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肯定自己的责;」使人爬出绝望的深渊。」伯乃先生对现代诗及现代小说特别有研究,其对存在主义文学也曾下过苦工研究。才能写出这么多有关存在主义文学、哲学方面之心得的作品。

  评论文学在我国首推东汉末年的曹丕、曹植两兄弟,他们的「典论论文」、「与杨德祖书」,一直是后代评论文学奉为圭臬的。就凭着他们个人的直觉观点,大胆的批评论述,为后代文章分类,启发最早的开端。伯乃先生就是如此执着的栽进「评论文学」,但他始终说不出比较恰当的理由,来解释所以会喜欢「评论文学」的原因。不过,他万分感激他的挚友蔡兴济教授。当伯乃先生沈迷于新诗创作时,蔡教授是唯一促使他从事文艺理论着述,积极的鼓励他写文艺论评。并建议他多方面接触美学、哲学方向的着述,还邀他到辅仁大学中文系主讲「存在主义与文学」等。伯乃先生第一部文艺理论「论现实主义」,就是蔡教授所主编的「文苑」月刊上连载的。

  对于文学的探讨,伯乃先生是非常有系统的作学问,他将西洋文学潮流一一的解剖在他的着作里。除了「现实主义」文学,还有「自然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等,及廿世纪的主要文学「存在主义」,都有极深入的研究,并作系列的评介,引起国内文学界的重视。近百年,文学上的演变着实复杂,生活上的点点滴滴,及社会百态,都牵动着文学。

  在伯乃先生出版的「近代西洋文艺新潮」这本书里,清楚的说明文学上的所谓「现实主义」,它对于人生的一切外界事务,都是栩栩如生地实在描述下来,给人们产生一种真实感。其文尽可能表现事实真相,忠实的模仿,忠实的复制。谈到「存在主义」,伯乃先生强调,不能不论及沙特及卡缪以及卡夫卡等人。尤其法国的沙特,这位在上一世纪留名的人物,即是文学家也是哲学家,世人更说他是廿世纪法国文化的埃菲尔铁塔。一九○五年出生巴黎的沙特,二岁丧父,母亲初带着他投靠外祖父后再嫁,他随着母亲入继父家,十七岁时离家开创自己的人生。当他在一九六四年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竟豪迈的「拒绝接受」。直到一九八○与世长辞,他的「存在主义」仍在世人心中激荡不已。「存在与虚无」是沙特「存在主义」的代表作,他说:『人不能借口开脱自己,不能把责任推给神明或人性,这么做将会构成自我欺骗,或谓「坏信念」。』对现代人物有很多启发性观念的沙特,他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乐观的严肃」;其中乐观的讯息就是「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位马克斯的信徒,穷其一生将「存在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

  博览群书的伯乃先生,秉持「文章经世,开卷有益」的初衷,期以生活与理论并括,学术与通俗结合,传统与现代兼顾,理性与感性融汇。一本接一本的推出他的着作。自一九六四年三月至一九九八年四月前后出版廿七本,加上早年报章杂志的专栏,总计写稿超过千万字以上。在行政院文建会四年,算是伯乃先生出书最少的阶段,只有一九八四年的「情爱文学」与「几度寒林孤路」,两册,当然跟他的工作有关。一九八五年调革命实践研究院专员,兼联谊组长,负责结业研究员联谊等工作,亦兼「实践」杂志总编辑。在此期间,曾三度借调国民大会秘书长办公室任专门委员,负责议事及审稿工作。极得当时任秘书长的何宜武、朱士烈、陈金让的赏识与倚重。一九九○年后受聘「世界论坛报」副社长兼副刊主编。二○○○年二月受聘中国文化大学董事会秘书。

  也因为文学作品不断的推出,一九七○年就获得中国文艺奖章,及国军文艺金像奖。这些奖项均是国家最高的文艺奖章。一九九四年再获教育部诗教奖,表扬其多年来致力推行中华文化,弘扬诗教有功。在国内多次得奖后,让国际人士

  受到瞩目,一九九七年被编入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名人录。二○○三年又获美国帝舜文化国际大学颁赠「四维八德」奖章。

  名扬国际的周伯乃先生,在文学的领域上,着实有其超人的智慧。河南的开封大学曾聘请为董事兼客座教授。国内具有相当学术性的财团法人道藩文艺中心,聘他为副董事长兼主任,辅弼陈立夫董事长处理会务。中国诗歌艺术学会,更推举伯乃先生为理事长。对于文学和新诗,伯乃先生就是说不出为何深深爱上它们的理由,在人生的历程中,文学占据他许许多多的时间,他浸淫倘佯其中,乐不知返。在二○○四年五月廿二日,一项国际闻名的大奖又颁给了周伯乃先生。那是美国共和党亚裔党部总部颁授「卓越成就奖」(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ward),这个由美国共和党四位总统福特、里根、老布什、小布什,共同署名的奖,意义非凡,表彰其多年来对文学和文化交流的卓越贡献,这是中国人获此荣誉的少数人之一。最近英国名人传记中心又推介为「二○○五年一百个尖端作家」(TOP100 Writers)。

  往事已在梦中,却又历历在眼前。出生于岭南粤东一个小山村里的周伯乃,在古老又贫瘠的竹头塘村「生于斯长于斯」十六年后,终于洒泪别离了故土,漂洋过海来到台湾这块陌生的土地。岁月流云,逝者如斯。在台湾的几十年,周伯乃从无至有,拥有了自己的温馨家园与辉煌事业。总归一句话,他是从苦难中成长,艰难中奋斗挣扎,才获得如此成就。套句俗话,成功决不是偶然,他的努力,奋斗和机缘,是造成周伯乃的最大潜力。人生如此,几乎已无大憾矣。然而,对于文学来讲,伯乃先生认为那是无止境的,已经七十岁的他,豪气万千的说,「人生七十才开始」。对于文学评论,他仍会不间断的继续探讨,手不释卷就是他的人生写照。现今仍在研究现代诗,未来还要出版相关的评论。而最大的未来计划,就是撰写「现代散文研究」,虽已有构想,唯内涵十分庞大,牵连颇广,已着手搜集资料,仍待努力来完成它。我们拭目这本巨着的出版。

  201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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