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朱大可：福建是我事业发展的起点

　　应福建省文学院、福建省图书馆之邀，知名学者、文化批评家、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莅临福建讲学。朱大可祖籍福建武平，除了血缘之亲外，朱大可与福建有一层特殊的渊源，厦门是他文学道路的起点，1985年前后，他在福州与知名作家北村等人有过一段重要的创作经历。

　　朱大可说，“回到福建我很开心，到底是老家，勾起了我的很多回忆。”6月7日下午，在朱大可的讲座地点——三坊七巷八闽书院，上百位福州市民慕名而来。朱大可做了题为《从娱乐缺失到娱乐过度》的讲座。

　　对话

　　客家人身份是我的文化认同

　　曾筹备拍摄关于客家人的大型纪录片，对土楼怀有“很复杂”的情感

　　不久前，日本一位随台记者想物色一位中国学者做采访，多番寻找后，最终选择了朱大可。朱大可说，除了因为他是一位言论比较独立的教授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的客家人身份。“日本人很崇拜中国的客家人，他们对客家人有很深入的研究，甚至到永定等地做过实地调查。”

　　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武平（客家）——在朱大可所出版的着作中，作者简介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了他的客家人身份。朱大可的父亲是武平人，其母亲是莆田人，朱大可从小在上海长大，身上虽流淌着福建血统，他并没有过“生于斯长于斯”的客家生活经历，是个不会说客家话的客家人。

　　或许有人纳闷——没有客家的生活经历，又何来客家的文化认同？其实，朱大可对客家人的系统了解，来自身体力行的田野调查。“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和北村在闽西做了客家人调查，当时我们准备拍关于客家人的大型纪录片，拍了十集左右，最后因为资金问题搁浅。”彼时，他和北村花了很长时间，在永定等地采集了大量鲜活的素材，朱大可对客家的文化认同由此而来。

　　朱大可曾在《流氓的精神分析》一文中论证过客家文化。他认为客家人是分裂的，他把客家人分为“客人”与“家人”。“客家人当中有两种人，一种是特别保守的，变成‘家人’，他们盘踞在自己的土楼里；还有一种客家人是走出去的，那是‘客人’，他们不断地迁徙，在迁徙过程中获得一种原创性的动力。”

　　对于客家的标志性建筑土楼，朱大可说，他怀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土楼本身是一个很封闭的建筑，是防守堡垒。土楼，在美学上我觉得它很亲切，但另一方面我对它又怀有恐惧，我觉得它太封闭了，非常压抑。”他认为，土楼是建筑奇迹，同时也是中国人典型的封闭心理在建筑上的表达。

　　“1987年，我回老家看我父亲过去的痕迹，村长当向导，走访时，村长激动地告诉我，‘这里是你爸爸住的地方’，‘这里是你爸爸读书的地方’……村里的老头老太太全都跑出来看热闹，说这就是谁谁谁的儿子。到90年代再回去，这些

　　痕迹已经荡然无存，那些认得我父亲的老人也都相继去世。二十一世纪以后再回去，完全没有人认得我。”朱大可说，时过境迁，故乡的记忆已被完全割断，“很可惜”。

　　厦门是我文学道路的起点

　　与福建知名作家北村惺惺相惜，福州曾是他思想的源泉

　　1985年是文学开始全面繁荣的重要节点，彼时的朱大可刚从华东师大毕业两年，这个时期是他创作生涯中的一段低谷，心情压抑之际，一封发自厦门大学的邀请信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因为朱大可的《从媒介系统看艺术的历史演进》开了国内最早运用系统论阐释艺术史的先河，厦门大学林兴宅教授专程写信邀请他参加在厦大举行的“全国文艺批评新方法论研讨会”，林兴宅慧眼识珠，挑得“奇货”。彼时，研讨会云集了国内知名的批评家和评论家，名不见经传的朱大可凭借他的研究理论，成为研讨会上“杀出的一匹黑马”。

　　“35岁到40岁这个阶段是我创作生涯中最好的状态。”也是在那段时期，朱大可在福州与福建着名作家北村、文化人王欣、同学宋琳等，在省文联宿舍度过了一个个“没有空调的夏天”。“连电扇吹的风都是热的”，在4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他们高谈阔论，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热得受不了，每隔半个时辰，就用冷水冲冲凉。”

　　朱大可与北村惺惺相惜，他认为北村是中国最优秀的先锋小说家。北村也曾在访谈中提及，1985年前后，对他影响最大的并不是写作圈的人，而是批评家朱大可，“朱大可对我思想上的影响不容忽视。”

　　“我主要的几篇文章，像《超越大限》、《亚细亚的痛苦及其消解模式》、《燃烧的迷津》，这几篇大文吧，思想的源泉都来自福州，我自己也认为这些是我写得最好的作品，现在的创作远远达不到那时的水平。”

　　1986年，朱大可发表短文《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海外传媒将该事件与李小山对中国画的批评等列为“1986年中国文坛三大冲击波”之一。回忆起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朱大可说，“那时候我们就像砸玻璃窗的小孩子，很调皮。”

　　“厦门是我文学道路的起点，林兴宅先生是我的伯乐，我对他充满感恩”。朱大可说，他与福建的关系，不仅有血缘之亲，而且，福建还是他整个精神生活的基础、事业发展的起点。

　　声音

　　为张艺谋的“归来”鼓掌

　　对张艺谋我有一整套完整的评论，对他早期的作品，比如《红高粱》等，我都有很高的评价，但他从《英雄》开始，到《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三枪拍案惊奇》，张艺谋开始走恶俗路线。《金陵十三钗》里，性和暴力被他运用到了极致。这是一个严重的歧途。他也做了转型，转型得我们都不认识了。我对他的发展感到非常失望。

　　这一次张艺谋算是“归来”了，不管怎么样，好歹也要肯定他。虽然看到很多对他还是感到不满，我觉得他能够“归来”探讨中国极端历史时期的问题，还是值得肯定。对于他的“归来”，我要大声鼓掌。

　　《致青春》相对来说价值观更健康

　　视觉狂欢下娱乐作品的价值观出现了某种分歧。比如拜物教、身体教、小资教都有不同表现。先说拜物教。郭敬明的《小时代》的争议非常大。80后、90后力挺郭敬明，但是50后、60后，甚至70后就表示不屑。为什么？确实钱是你自己赚的，你这是健康的。但是另一面，你所倡导的价值观有没有问题？还有小资教。赵薇的《致青春》，相对来说价值观更健康一些。

　　中国人娱乐狂欢有五大方式

　　中国人娱乐狂欢有五大方式。首先就是以影视为媒介的视觉狂欢，包括影视剧和各种真人秀节目。第二种是以互联网为媒介的语言狂欢，从论坛、博客到微博再到今天的微信。一方面看起来特别微小，但是力量会越来越强悍。第三种方式以手机阅读为媒介的类型小说狂欢。第四种方式是以新闻为媒介的消息狂欢，已成为我们大众消费特别重要的一种方式。最后一种是中国人特有的娱乐——肠胃娱乐。　　

　　朱大可

　　1957年生于中国上海，祖籍福建武平（客家），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博士。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在中国文化界享有盛名，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因其前卫的思想、对社会弊端的激烈批评、独特的话语方式，以及守望文化现状的理性和深刻，对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产生广泛影响，被誉为“中国文化守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