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来，我只做了一件事”

　　
人物简介

　　黄尧，1946年出生，云南昆明人。现任云南省作协主席，云南文学院院长。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其报告文学《生命的近似值》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长篇报告文学《世纪木鼓》获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电视剧本《老师》、《月落女儿湖》和 《寻呼妈妈》分获1996、1997、1998年飞天奖，中短篇小说集《荒火》获《十月》文学奖等。

　　来梅参加全国文学院院长联席会议的代表中，其中有一位格外引人注目——他年刚过花甲，满头银发，双目炯炯有神，好似看透世事，洞察一切——他就是云南作协主席、云南文学院院长黄尧。与他那富有特点的外形相衬的是，他的经历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梅开会期间，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文学院以培养作家为重

　　记者：黄主席，您好！您大学毕业后在景颇族山区当过知青，进国营机械工厂当过锻工，也当过工业管理局干部，后来才开始文学创作。是什么促使您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而且一走就是30多年？

　　黄尧：云南拥有25个少数民族，上世纪70年代末并没有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当时，省领导交给我这么 一个历史性 的任务——培养一支青年作家队伍，特别是要培养少数民族的青年作家队伍。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我用30多年的时间，就做了这一件事。目前，云南有220个全国作协会员，近2000个省作协会员，而少数民族作家占了一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云南近几年来不是拿第一就是第二，而鲁迅文学奖连续三届都没落下过。

　　在云南，作协与文学院彼此职能分明，云南文学院主要的职能就是培训作家。很多少数民族作家，他不会说汉语；有的是对汉语能写不能表达，或能口语表达不能写，即使能写也只是一般文字水平，要到文学的水平还有漫长的过程。这些都需要用培训来完成。通过培训，让他们做到用汉语来表达其少数民族的心理和习惯思维。目前，势头已经很好了。

　　记者：这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黄尧：简单的说，它增加了自我的民族自豪感。一个4000多人到十几万人不等的少数民族，过去没有汉语作家，现在有了，能够代表这个民族表达其生存状态，把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希望，对生活和生命的解读，把最核心的价值观表达出来，为世人所知，成为世界共享的东西。

　　人类发展到今天 这个程度，尤其需要了解人类最基本的向往、最核心的希望。少数民族在几千年历史演变的长河中，它不仅能够存在，而且保有它的文化，一定有其对这个世界独特的认知方式。而所有认知方式的总和，对我们今天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是有贡献和意义的。越有生命力的文化，越是融合状态的文化，不断把少数民族的文化、异元的文化注入到汉语文化中，这个主流才得以浩浩荡荡地往前奔流。也就是说，今天，多元性的世界文化必须包含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重建和恢复。

　　客家文学要保住自己的根性

　　记者：您是第一次来梅州，这里给您留下什么印象？

　　黄尧：说起来，我跟客家还真有渊源。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的父亲在云南某金融机构上班，单位派他去香港学习外汇业务。那时候，干银行，在香港不会和客家人打交道、不会说客家话，是行不通的。于是，我父亲学会了客家话，还认识了很多客家人，而且我的大姨父也是梅州客家人。

　　所以，对梅州这个名字我早就熟知了。第一次来梅州，车子一进梅州的地界，看到稻田后，就觉得很温馨。云南大部分是山地，现在城市扩张，已经基本上看不到稻田了。所以我对梅州的第一印象就是它仍保留了农耕文化。

　　记者：客家文学要繁荣发展，关键要注意哪些方面？

　　黄尧：我认为，任何形态的文化都要保住自己文化的根性。文学尤其是这样，如果它没有源头活水，没有它的根为它提供营养，这个文学是走不远的，不能成为独立的符号，不能团结它族群性的一个文学群体。所以我对客家文学最大的希望是能保住自己的根性，特别是要有意识地回归，千方百计把它保留下来，甚至要用规模较大、影响力比较大的作品来保证它，来反映客家人的历史于脉络，让人触摸得到它的血脉。我们年轻的作家要善于用今天的方式来表达传统的客家主题，不要等这种根性消失了再去做——那时为时已晚。

　　记者：梅州正在创建广东梅州文化旅游特色区。您对此怎么看待？

　　黄尧：云南的旅游开发得比较早，既有正面的效应，也有负面的影响。其中有一个负面的教训就是，它最初在开发的过程中，对文化的自觉性还处于相对贫弱的水平，大家只看到眼前利益，没有留意到若没有源头活水怎么能够 发展文化。所以，后来在开发过程中，走回头路的很多。因此我特别赞同梅州“慢”的理念，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相契合的。因为只有在慢的过程中，细节才产生魅力。“慢”是文学和艺术的规律，它要经过长年的积淀。慢，生命力才长远，它不是一种审美心理，它是让我们回归到一种从文化心态到今天的经济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