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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枝山:远辞江南成客家

先贤 | 2015-7-22 03:33| 查看: 4306| 评论: 0| 原作者: 张新标 张新标
摘要: 考祝允明行迹,祝允明与伦以谅初次交游,当在正德十一年秋、冬之际。是年乡试秋闱伦以谅得第一,中解元,亦称乙榜。祝允明时在广州,参与修志。祝允明《赠伦解元三首》当作于正德十一年至十二年间,写于兴宁。 ...

  千里南下,任官岭南

  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号枝山,弘、正间“吴中四子”之一,明中期颇有影响的作家、书法家,素有“明代第一草书”之盛名。自正德九年(1514)秋南下赴任,正德十年端午后到任,至正德十六年(1521)转官应天府,未几告病还乡,祝允明宦游岭南,历时五年余。

  岭南自汉武帝四路兵马征南越王赵佗,归“中土”之列,不复有异。但岭南僻壤,虽物产丰饶,然暑热衍阳、溽湿郁积,又复远离中土,混蒙未开,历来被目为瘴疠之地。自汉至明,岭南均作为朝廷或外放、或贬谪官员的蛮荒之地。即至明万历间,仅潮州所领海阳、潮阳、揭阳、程乡(即今梅县及周边地区)、澄海、饶平、平远、大埔、惠来、普宁十邑之中,仅普宁一邑无流放官员,故历代朝廷命官均视岭南为畏途。祝允明以衰年得授兴宁令,千里南下,实无异于贬谪。

  正德九年甲戌(1514)春,祝允明赴京会试,不第,举凡七试不第,遂罢此念,拟就谒选。友人施儒劝再试,因致书《答人劝试甲科书》,表明心志:

  天下之务,求在得之,得在行之,必然者也。如使求之而无方,得之而不易行,则竟亦空耳,何以徒劳为哉?[1]P529

  由少年之踌躇满志,而屡遭失利,虽自谦“枵囊钝手,本无所持”、“求之无方”,“乌有得理”,实则仍对科举之弊、埋没人才心怀怨怼,且心灰意冷,故此身心俱疲,由京南返,在松江,致书朱应登请为所编之集请序,则已下定决心接受谒选:

  然而迂固之念不自谓了,方拟受一命于国铨,二三秋后,遂置名服,放踪涧阿,为不材饕年之木焉尔。成行计在秋日。[1]P539

  是年秋,祝允明由苏州赴京谒选,得授广东惠州府兴宁知县。《怀星堂集》卷十三《上巡按陈公辞召修广省通志状》:“……逮于甲戌,赴选天曹,乃得今命。”[1]P549并在京逗留了一段时间。仲冬,南下赴任,经天津继续南下。

  正德十年乙亥(1515)仲春祝允明抵江阴,暮春抵杭州,至四月底,方离去南下,端午至江西庐陵,受提刑按察佥事王文明之邀观看龙舟竞渡,逗留后方抵兴宁到任。到任未几,获交河源令郑敬道。是年,平大帽山余乱。

  十一年,夏秋之交,在广州,送广东左布政使方良节赴京朝觐。冬,受巡按御史陈言召修《广省通志》,辞不获。十二月,赴召登途,抵广州修志。到任兴宁后,祝允明即着手纂修县志,本年召集刘天锡、王希贤、张天赋、李庠等:“立意述文,皆出余意”。是岁冬暮,因拙于催科,秋税误期,被夺俸。时《兴宁志》稿初成,舟中复加整理。

  正德十二年丁丑(1517),祝允明在广州修《广省通志》,并摄南海县令。《上巡按陈公辞召修广省通志状》 :蒙委署摄南海,此系公法,不敢违抗。[1]P549因摄任期短,诸本《南海县志》“宦迹”条均未见录,但其仍治理有方,王宠称:“(允明)尝摄南海令,治之如兴宁。”[2]六月,与广东提刑按察佥事顾应祥往游越台、罗浮诸名胜,有《越台诸游序》诸文[1]P662。九月登舟归兴宁,返后取《兴宁志》四卷稿本增补整理,写定五卷。

  十三年,四月,在潮州,独往谒韩愈庙,风雨阻舟,未果,望拜而归。七月,入广考绩,公暇再游罗浮。初考毕返兴,以私钱葺饰城隍庙,并撰书碑文[1]658-659。

  十四年,仍在兴宁任上。秋,因北上赴计,先往广州。残腊,在广州得一子,数日即夭[1]P531-536。

  十五年,仍在广州,得张天赋书,因致答,论为人为文之道。后离广州北上,二月底舟行至官窑[1]P446。三月,行至保昌。随后返吴中,十一月在家新居小楼。后往觐京师,并赴计。按:《明史·选举志》,外官朝觐在辰、戌、丑、未之岁,察典随之。

  正德十六年辛巳(1521)三月,武宗卒,无嗣,以弟兴献王朱厚熜入继帝位,次年改元嘉靖。四月,祝允明在京察考,六月考毕得迁应天府通判,专督财赋,旋即弃官归里。

  循吏之才,彬彬向风

  明代程敏政曾在《王朔州政绩记》一文中,用雄奇之笔,高度概括了明代官吏的三种典型类型,抒发世风日下、人才难得的感慨:“噫,古称循吏,自汉以来可数也!世降俗下,人才益难为。守令者以集事为能,而不复恤民;知恤民矣,而事废不治,人两病之;其甚者虐黔以取败行,赂而求升,侥幸一时,受讥君子。”[4]应当说,不只是在高度专制集权的明代社会,纵观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只要有专制政权存在,就会有程敏政所谓“以集事为能”者、“事废不治”者及“虐默以取败行”者相伴随始终,欲求“循吏”,何其难哉!但对祝允明而言,虽自谦“拙谋果是因微禄,好傍吴田晏起耕”(《县斋》),但其仕宦生涯,实则展现了祝允明作为才子之外的又一才能——循吏之才。《怀星堂集》提要即称道祝允明治政有方,“非专以文材自放者”[5]。

  兴宁地介岭海,民风欠佳,祝允明上任伊始,就发出“道惠何曾惠,言宁又不宁”[1]P445的慨叹,何况有明一代,官员俸禄微薄,欲积财则需通过“揩油”即所谓“陋规”敛财。但祝允明在兴宁(期间曾摄南海县令)乃至南京任上,却始终兢兢业业、勤政爱民,政绩卓着,体现在几个方面:

  勤政简任

  祝到任伊始,即微服私访,洞察民情。兴宁僻远穷瘠,祝允明私访时走乡串廓,专挑土地

贫瘠、茅舍倾斜之农户。尤当得悉百姓一日三餐以有野菜、番薯即算上佳食物时,心中酸楚,当即承诺减免赋税。祝允明任内五年余,百姓生活大有好转,不少人家可至丰衣足食,而他却因催缴赋税不力,被朝廷减薪、停薪:“是岁冬暮,因拙于催科,秋税误期,被夺俸。”以故祝允明有“夺禄浪言耕有代”之名句。《县斋早起》:“县小才疏政未成,披衣冲瘴听鸡鸣。向来啸傲知多暇,老去驱驰敢自宁”一诗,可见其勤勉政事之一斑。故而朝廷虽责祝允明催科不力,仍赞其勤于政事,为官清廉,并以政绩卓着,转迁应天府通判,世称祝京兆。

  听讼决案

  兴宁地处偏远,“民尚哗讦,讼牒傍午。”[3]P3民风不良,多有因小事引发邻里纷争者:“凡民有事,两自谓直,不肯下家族乡侣。判以理,未遽服”[1]P658。祝允明到任后,勤于政务,决讼得法,赏罚分明,严厉打击无良者,使“奸黠敛迹”。乡人罗献纂《兴宁乡土志》,亦称希哲“公余属文赋诗,濡毫遣兴,裕如也。”可见其治政之才。

  捕盗平贼

  王宠《明故承直郎应天府通判祝公行状》记:兴宁“故多盗,窜处山谷,时出焚劫,为民害”,“公(允明)设方略捕之,一旦,获三十余辈,桴鼓不警”[2]。正德七年(1512),大帽山贼首张番璮等聚党数千,流劫村落,攻陷宁化、石城诸县,朝廷命周南前往剿平。正德十年(1515)大帽山余乱复起,祝允明亲率兵勇前往平乱,斩其首领,“并歼其党四十余人”,从此境内安宁[3]P126。

  兴修建设

  正德十年(1515年),祝允明主持重建城内老街关帝庙。其后数年,祝允明又组织修葺城中寺庙、亭台诸处。《惠州府古迹考·县志》记:“兴宁县湖山胜览亭,在永福寺。明正德中,郡守陈祥辟淫祠改建,知县祝允明记”;“迎恩亭,在县西南五里,久废。明成化十六年,知县侯爵再建,又毁。正德十三年,知县祝允明复建。圮后,邑人黄文祖修之。”[6]修葺城隍庙,祝允明更以私俸补足款项:“戊寅之岁,予初考将盈,每谒祠,见颇有未葺饰处,稍以私钱整之”[1]P658。正德十四年(1519年),祝允明主持兴建和山岩寺。同年,祝允明发动叶塘乌池村绅吴法谦率众兴修水利,在乌池与大坪朱坑村交界处,筑石陂一座,并开挖经龙跃、龙塘至坪埂村的灌溉渠一条,全长10多公里,可灌溉农田1500多亩,至今仍发挥效益。学宫、和山岩寺诸处,遗迹今犹存,邑人感其功德,特于和山辟建“祝王游院”,墙上绘有祝允明与王天与全身像,记其功绩。

  移风易俗

  兴宁土俗婚姻

丧祭多违礼,疾不迎医而尚祈祷,公皆为条约禁止”[3]P3。《兴宁县城隍庙碑》记:“民之私事者尤极恭肃,遇事祷祈匍匐控扣,无事亦以时瞻顿,凛凛如事生,远近之所同也。”“乙亥,予来宰兴宁,率国章,弗敢弗虔于神。邑地怠,事鬼而于神特严。予以其正,弗止也。凡民有事,两自谓直,不肯下家族乡侣。判以理,未遽服,宁并走庙,号于神,矢之愿福直祸枉,乃遂释去。”[1]P658而祝允明修葺城隍庙的目的,亦在于借神鬼之道,行治政之义:“小子才踬德凉,临事闇顿,政为多迷,用弗闯于治,或者信其爱人而不获乎上,下者又有之矣。兹惟庸愚之效……斯土污习多岐,有如劫禾、夺婚、侵防、冒田、诬冢墓、屠耕犍、轻生自毒,是则最繁。其甚者乃嚣讦健讼、凌弱暴寡;又甚者乃寇掠刈杀,斯二大憨冒声于邑,亦孔之丑,惟神枢机其间,先导之趋避,后布之祥殃,煌赫震厉,俾潜迁于良,良人益安,岁穰物熙,邑用大康。”[1]P659此期若干诗、文如《与兴宁师生论乡饮帖》、《与连博士劝勿食牛饮水书》等,亦可见祝允明移风易俗的尝试与努力。如《怀星堂集》卷十三之《与兴宁师生论乡饮帖》,开篇明义就指出乡饮实与“礼”关系甚深:“乡饮之礼,主于尊齿尚德,非他宴享者类。”接着进一步提出乡饮之礼不宜“滥”、“俗”、“乱”:“故其人宁少而不可滥。昨拟数人,今稍斟酌之,大率大越执事之见,但似绝少,然不可狥俗也。屡吏言曩昔执事秀才亦与席,愚窃以为不安。”指出乡饮座次、饮乐事关“名实”之分:“夫坐而享者,为尊且荣之也。赞礼奏歌,皆为享出。如赞奏之顷当出席而有事,其隙入席以与饮,则是紊礼乐、爽名实”。《与连博士劝勿食牛饮水书》一信中,祝氏对僚属连忻“啖牛脯后胀感,因复饮水,遂至大下”的行为予以忠告,大书特书养生之道,指出人应遵循自然,起居饮食、生活卫生都应合乎自然。

  简进秀异,讲学授课

  祝允明有感于兴宁学风不兴,“暇则亲莅学宫,进诸生,课试讲解。岭之南,彬彬向风矣。”[3]P3经其提携、奖掖,僚属张天赋拔贡,后任湖南浏阳县丞;后进王天与得中进士,后授江西宁都知县,擢浙江道巡按御史,政绩显着。其余奖掖者,亦不在少数。“丙子、己卯再乡试,公皆参典文衡,得士之盛,与有劳焉。”[3]P3此后兴宁文教,亦由此大兴。   

  编修县志

  正德十一年(1516年),知县祝允明主修县志四卷,题为《正德兴宁县志》,为本县乃至客家地区现存县志中最早的一部。明嘉靖国子监祭酒、《广东通志》编纂者、

大儒黄佐在《惠州府志》嘉靖戊戌序中提出地方志撰修标准:“地理以稽实,建置以明制,田赋以恤隐,祠祀以正典,官师均列,而信教、人物、选举,上行而下秩;杂志、类物,辅化,崇正义而黜异端,损浮冗而要简”[7]P13。据此标准,黄佐对祝允明主持编纂的《兴宁县志》予以高度评价:“虽祝君允明志兴宁、陈君用贞志长乐,有行于时。而博罗、龙川,则未有成编;矧和平新建,罔有登载。乃今克会成书,俾足徵焉,岂非典哉?”[7]P13

  交游岭南,激荡砥砺

  明代岭南意识兴起,岭南文士纷纷寻求具有鲜明“岭南”标记的文化、文学代表,如明初岭南士人对唐丞相、曲江张九龄的推崇与抬升,就明显表达了这种强烈诉求。在处于岭南意识不断抬升过程、岭南文化渐次成型的明中期,祝允明宦游岭南所留下对岭南风物书写的大量文学作品,及与岭南士人的交游、唱和,如上任伊始即先后与河源令郑源、徐闻令等获交;治兴期间奖掖僚属张天赋、王天与等;与南海伦以谅等岭南士人的交游、往来,可谓是明代岭南文化与岭外文化相砥砺、激荡的一个侧面,构成了岭南文学在这一时期的生动图景,也抬升了岭南文化的整体格局和水平。

  祝允明宦游岭南期间的交游大略有四类:一是同僚及上司间交游;二是僚属之间交游;三是与故旧的书牍往还;四是与岭南士人、文人的交游。

  一是与同僚及上司间交游,多公牍往返、赠序离别、公余游历。祝允明与同僚交游,以“正”立人,以“真”交友,如与河源令郑源、徐闻令及杨松泉交游等。《次韵答河源郑侯见赠》:“千古高风一日还,摩挲尘眼对清颜。且烦元亮为彭泽,终使羊公重岘山。渤海未容蠡辨测,女萝犹许兔丝攀。劳君乞与山阴谱,借取仁言此谕顽。”[1]P469祝允明到任兴宁未几,即获交此人,后来二人成为知己,彼此间常有唱和,该诗即为祝氏答赠郑氏所作。《送杨松泉序》作于祝允明迁应天府通判、由南归北途中,交代与友人相识、聚合离散过程,将二人之间深厚友谊和依依惜别之情表达淋漓尽致[1]P732-733。对官阶高于己者,祝允明与之交游,谦逊退让之余,亦多劝诫、寄望,尤关心民瘼、忧心国事。如《奉饯大方伯方公朝觐序》:“古之善为送人之言者,无若尹氏之于樊侯。然今言于公诚宜若是,抑众言率先之矣。小子思独以所封之民望利者,祈公为天子言,求兴之瘼,求瘳之庶不出位。”[1]P734临行赠言无关惜别,全是寄望民生疾苦,风流表象之下,其忧国忧民情怀可见一斑。《送宪副黄公按察入闽序》,则探讨士人用世问题,劝诫友人“持身要亮”、“克念要诚”,“拔志要卓”[1]P736。又有《海珠寺送黄提刑》一诗:

  风行五峤过三山,又得趋庭未是还。

  天下望公知已久,朝廷求治亦非艰。

  波澄番舶鲸鲵静,笔倚骚坛草木闲。

  瞻恋清光惟此夕,月华休下海珠湾。[1]P469

  诗中所及“公”者,一为诗题所及黄提刑,一则为海珠寺中所祀之宋名臣李昂英。昂英,字俊明,号文溪,番禺(今广州)人,南宋宝庆二年(1226)状元及第,淳佑六年(1246)擢右正言兼侍讲,以数疏史嵩之罪,又劾权贵,被褫职。官至龙图阁待制,吏部侍郎。后归隐文溪,谥忠简。立朝敢言,不畏权贵。其文简劲,诗词并骨力遒健。江万里、文天祥皆推服之。《南海百咏续编》:“李忠简以宋宝历(原文如此,疑为“宝庆”误)二载登第,阙后邑人张振孙将试南宫,大集名士于此,觞咏竟日,号曰龙头会,以为登第。嘉符至今未改。明季忠简后裔建祠于上以奉祀忠简。”[8]P18祝氏此诗,用李昂英事,寄言黄提刑勿负众望。

  二是与稍晚于己的僚属后进交游,祝允明多加以奖掖、提携。据《明代广东作家和明代广东文学研究》一文,明代客家地区(今惠州、梅州、河源等地)作家寥寥数人,兴宁更为零。祝允明的到来,逐渐改变了这种面貌。祝之僚属张天赋,后迁湖南浏阳县丞。本乡后进王天与,更是高中进士。

  张天赋,自号爱牧道人,别号汝德,明嘉靖壬辰岁(1532年)拔贡,曾任湖南浏阳县县丞,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卒于家,终年67岁,一生着作不少,现仅存《叶岗诗集》四卷,1976年由客家学学者罗香林选进《兴宁先贤丛书》。

  王天与,字性之,号静莽,少有天赋,善诗文,有文名,明正德甲戌(1514年)进士。中进士前曾得祝允明赏识奖掖,并得其讲解课业,后授江西宁都知县,擢浙江道巡按御史,政绩显着。

  其余秀才、贡生等,得祝允明之助者,不计其数。王宠《明故承直郎应天府通判祝公行状》记:“(允明)暇则亲莅学宫,进诸生课试讲解,岭之南,彬彬向风矣。……丙子、己卯再乡试,公皆参典文衡,得士之盛,与有劳焉。”[2]P104咸丰《兴宁县志》“学额”记:“县学额明以前无考,崇祯八年知县刘熙祚以兴宁人文日盛,申详学宪魏浣初,题升兴宁为中县,定额岁科二试,各入学三十名洎入。本朝裁额岁科二试,各入学十二名,岁试取武生十二名雍正二年诏天下学臣查人文最盛之州县,题升广额。三年,知县王师旦申详学宪惠士奇,题升兴宁为大学。”[9]

  三是与故旧的书牍往还。千里外任,老衰病弱,祝允明心念吴中故旧,与唐寅、文徵明、都穆等故交多有书牍往还,深情致意。如《与都穆论却饭书》劝告友人都穆应按时进餐,他指出至愚不辨栽麦者、心恙不计死生者、婴子愚妇、善人君子圣人都未尝“却饭”,即便都穆欲从神仙者流,但“不得其方而且为之,则

不独效不可收,且更有害,而其方则不可户得而人习之,故其言卒归之冥茫空虚缪悠而亡征。”[1]P554从中可看出祝允明对僚属、友人之关切,实出于“真情”。

  四是与岭南士人、文人的交游,其中最着者为“一门四进士”的伦以谅。伦以谅为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岭南状元伦文叙长子。伦文叙字伯畴,明成化二年(1466年)生于南海县黎水村,一家父子兄弟相继登三元(状元、会元、解元),古今罕见,明朝皇帝御赐玉旨誉为“中原第一家”,此牌坊原在伦文叙故居附近,惜毁于上世纪50年代。大子伦以谅,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参加乡试名列第一,正德十五年(1520年)中进士,曾任浙江道御史。康熙三十年《南海县志》记:“伦以谅,字彦周,文叙长子。丰神秀雅,正德丙子举乡试第一,越五年,登进士第,选翰林庶吉士。秉黜者忌其才名,出为陕西道御史” [10]P182-183。

  考祝允明行迹,祝允明与伦以谅初次交游,当在正德十一年秋、冬之际。是年乡试秋闱伦以谅得第一,中解元,亦称乙榜。祝允明时在广州,参与修志。祝允明《赠伦解元三首》当作于正德十一年至十二年间,写于兴宁:

  佳人出南国,郁郁春松姿。

  手有龙卷文,忠信以自持。

  茂年秉高义,淑姆群妇师。

  君子聘好逑,任姒共风期。

  关关雎鸠化,四海为雍熙。

  珠玉一出世,见者爱辉光。

  云汉倬昭回,衆夫仰文章。

  煌煌锦绣假,愿为衣与裳。

  醴泉消渇心,嘉禾望充肠。

  亭亭梧桐树,可以栖凤凰。

  明王揽大宇,百福日富来。

  车书上皇邑,八表无迟回。

  与子遇原野,携手乃徘徊。

  君行遵大路,日以写予怀。[1]P416

  伦以谅少年得志,此后命途多舛:“未几,归养数年。言官交荐起补浙江道疏,举尚书林俊等与论韪之,改吏部文选主事,历稽动司郎中,出为南京通政司参议,复谢病归。寻丁母忧,遂不复出。与主事王渐逵善,偕游名山,诗酒自娱,尤仗义济人之急,无德色人以是多之。”[10]P183与祝允明七试不第、晚年疏放颇为相似。尤可注意者,伦以谅、祝允明皆是任情率真一路,因而订交而为知己,亦是自然中事。

  纵观祝允明与岭南士人的交游,特点有二:一是以“正”立人,以“真”交友,体现与友人的真诚、关爱关系;二是强调“真我”回归,仕隐的思想矛盾渐而上升到对制度的整体性批判。

  其一,祝允明以“正”立人,以“真”交友。书牍《答张天赋秀才书》三千七百余言,结构严谨,祝允明借对僚属张天赋的褒扬“幸足下务其实,毋尸其名

”,强调为人立身须正大、务实,不求虚名。由此引发作者进一步的思考,认为道学之所以遭人唾弃,也在于它“非诚”:“最非美者,道学也。道学奚不美乎?为之非诚。其病不胜,故为不美之冠。”进一步地,作者认为人生立志“其在于初,将明理修身,以成己。用于时,以立政安人。建之为志,行之为行,施之为功业,宣之为文章,充充如也。”联系到自己蹉跎科场、困顿仕宦生涯,祝氏对自古以来的选官制度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征辟举聘之身起于下,其道乃是而其实多非,自夫子之日已病之矣。”一旦仕隐矛盾的冲突无法自我调适、排解,祝允明就将这种矛盾转化为对理教、科举乃至官方意识形态的批判:“……一坏于策对,又坏于科举,终大坏于近时之科举矣。”而近时科举最坏的结局,则是使圣人之学中绝:“与圣门遥遥传胄,汉至于唐诸师,永不识面,悲夫!”[1]P531。祝允明对明初以来笼罩在社会生活尤其是士人阶层之上的官方意识形态——程朱理学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和自觉的反拨,他反对程朱理学利用陈腐说教、虚伪作风窒息人们的思想、束缚人们言行。他将对正常人性的回归、身心自由独立的渴求,转化为对程朱理学的最为激烈的抨击和批判,具有划时代的思想史意义。

  其二,祝允明与同僚交往,强调回归“真我”,进而为“狂狷”正名。如与河源令郑源的交往,祝允明也表露了自己划时代的思想。在《答郑河源敬道书》中,祝允明强调为人需“为正而良”,也承认“每恒难乎中庸”,所以要求“自由其性”:“……独求不逆我道,不反我志,不羞我心,不负我天,故冒焉往为之。”并认为世间一切阻止“我”自成为“我”的原因在于个人:“凡所以回吾道,锢我志,淹溷涂炭者,非上也,非下也,非天也,非人也,己也。”并对长期以来对人性禁锢的社会进行了批判:“今之待士也,律万品而一之,握吾之律,示尽吾之心,成否非所必也”,提出了解放人性、尊重自我的强烈吁求:“故有为者不可律于一,不可望于人,从吾所获而自成之” [1]P537。

  对历代以来饱受争议的“狂狷”之士,祝允明也有着自己的不同见解,并报以了独特认同。他在《答郑河源敬道书》里为“狂狷”正名:“或务恢拓,至轩驰跌荡,其究圣人,谓之狂。或颛擘敛,至刻峭孤绝,其究圣人,谓之狷。此皆自由其性

,知务从道而不得大中,然必将务达焉。”[1]P537指出所谓“狂狷”,实则是“自由其性,不同时人而已”。《论语·子路》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11]狂者和狷者在讲求温良恭俭让的儒家看来虽然都是偏激行为,但是并没有完全背离君子道德,因此才有孔子的“宁为狂狷,不为乡愿”之说。正是传统文化并不完全否定狂士的狂狷人格,所以魏晋狂士如阮籍、刘伶等才备受推崇、瞩目,甚至被后世以“风骨”标举之。稍晚于祝允明的王阳明,则赋予“狂”以新的哲学内涵,并将狂狷作为求圣的取径:“圣人乃复称许他,何等气象。圣人教人,……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12],从中可见祝允明对王学的影响与呼应。生活在阳明心学产生的时代,又能独立于心学思潮之外,祝允明意识到了自我、肯定“自由其性”的重要性,而早年对六朝的推许,更增强了祝允明在生活中祟尚适性疏放、不与世俗同,既不愿受传统道德礼法的束缚,也尽力不受“世俗观念”的影响,更极力去摆脱现实社会中功利思想的自觉性。

  祝允明“自我”意识的高标,及其对礼教、程朱理学、科举制度的猛烈批判,成为明中晚期划破思想天空的一道闪电,直接给了稍后的“异端”李贽、屠隆等以启示,成为晚明重真情、重个性思潮的时代先行者。四库馆臣论《祝子罪知录》时,引王宏的《山志》曰:“祝枝山狂士也,着《祝子罪知录》,其举刺予夺,言人之不敢言,刻而决,辟而肆,盖学禅之弊。乃知屠隆、李贽之徒,其议论亦有所自,非一日矣。圣人在上,火其书可也。”[13]P757这虽是对《祝子罪知录》的批判之语,但也正说明了祝允明在思想上对后来者的深远影响。

  宦游岭南,是祝氏一生仕、隐矛盾冲突的顶点,在岭南期间的诗文全面展现了这种转变的心路历程。祝允明与岭南士人的交游、唱和,构成了岭南文学在这一时期的生动图景,也抬升了岭南文化的整体格局和水平。

  参考文献

  [1] 祝允明.怀星堂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416-733.

  [2] 陈麦青.明故承直郎应天府通判祝公行状笺[A].祝允明年谱[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3.

  [3] 陈麦青.祝允明年谱[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3-156.

  [4] 刘彭冰.程敏政年谱[D]. 合肥:安徽大学,2003:7.

  [5] 纪昀.怀星堂集·提要[A],怀星堂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365.

  [6] 陈梦雷.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M]. 济南:齐鲁书社,2006:49.

  [7] 刘溎年,邓抡斌.光绪惠州府志[M](清光绪五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88-139.

  [8] 樊封.南海百咏续编[M].光绪十九年(1893)广州学海堂刊刻本,1893:8.

  [9] 仲振履,张鹤龄,曾士梅.咸丰兴宁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

  [10] 王贽.南海县志[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182-183.

  [11] 刘宝楠(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541.

  [12] 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M]. 台北:学生书局,1983:321.

  [13]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祝子罪知七卷提要[A],见:祝子罪知录[M]. 济南:齐鲁书社,1995: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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