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埔茶阳，不该被遗忘的客家”海上丝绸之路“始发站！

Dingdong

与梅县松口因印度洋岛国毛里求斯、留尼旺岛等客家移民寻根谒祖找到始发地，以及联合国有关机构在松口建立世界第七座移民纪念碑而使松口镇声名显赫有所不同，位于大埔老县城茶阳的汀江码头，虽然也与松口的梅江码头一样，是客家人移民下南洋诸岛及印度洋诸岛的始发站，是客家人勇闯南洋、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站，但却很少受到关注，实在有失公允。而且，由于茶阳不仅是粤东客家人闯洋的第一站，甚至也是闽西客家人闯洋的第一站，笔者以为它甚至比松口更具研究价值。

松口古镇码头

因此，本文拟从经大埔茶阳汀江码头出洋的大埔及闽西永定等地著名的华人华侨入手，探讨茶阳汀江码头在客家人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以就教于学者方家，也试图弥补茶阳曾经的辉煌和如今的缺憾。
一、经茶阳闯洋的成功客家人
广东大埔县老县城茶阳由于地处闽粤两省交界处，水陆交通便利，自古以来商贾云集，商贸繁荣。尤其是作为自宋代开始就已经有“上河三千、下河八百”船只往来航运盛况且地处汀江——韩江山海通道中段、承担着大船与小船交换中转码头任务的茶阳汀江码头，更是自古以来繁荣昌盛，直到当代才有闲时。

茶阳汀江水道

茶阳汀江码头对于不安于现状、勇于开拓创新闯世界的客家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尤其是对于汀江流域的大埔和闽西客家人来说，更是闯世界的第一站。明清以来，由于较长时期的和平安宁，汀江流域地区人口增殖很快，沿汀江迁徙粤东、挺进粤西、移民桂川乃至海外，成了汀江流域客家人向外拓展的最佳选择。尤其是闽西老乡王景弘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与郑和一起率船队七下西洋开辟了南洋、印度洋航道，拓展了海上丝绸之路以后，闽粤客家人更是掀起了移民海外闯荡世界的热潮。其中见诸史料的最早从茶阳汀江码头登船成功移民海外的汀江流域客家人是明成化年间（1465-1487）的汀州商人谢文彬。他利用汀江、韩江航运长期来往于汀州和潮州之间，贩运汀州的竹木、草纸和潮州的食盐、海产，获利颇丰。终于有一天，他试图出海往更远的广州等地贩运，却被大风吹往远海，飘入暹罗（即泰国）。到达暹罗后，谢文彬并没有茫然无措，消极沉沦，而是积极地习暹语，穿暹衣，主动融入当地社会，表现出客家人逆境生存的出色能力，受到暹王侧目并重用，官至岳坤（ockan，暹国四等官衔），后来还作为暹罗国使者回到明京向大明宪宗皇帝朝贡，并以外使身份获得朝贡贸易的诸多利益。

中国近代第三次人口大迁徙-下南洋

18世纪以后，汀江流域的客家人从茶阳汀江码头登船，至汕头换船出海，闯荡海上丝绸之路更是成为热潮。从康熙至乾隆年间，闽西永定就有吴氏、游氏、胡氏、马氏、张氏等诸姓氏人士大量出国，连城、长汀等地也有人经茶阳往汕头出海。如吴集庆于1718年从茶阳汀江码头登船赴汕头南渡马来亚；游翘楚于1732年从茶阳汀江码头登船往印尼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开中药铺；胡兆学、胡永香兄弟等数十人先后从茶阳汀江码头登船赴汕头南渡往马来亚的沙捞越、丁加奴、甲八丹、霹雳和印尼的井里汶等地；连城邹世忠、邹逊臣兄弟等十多人也在这一时期经茶阳、汕头出海前往新加坡、印尼、缅甸、暹罗等地谋生。尤其被当地传为佳话的是，1745年，永定的烧炭工马福春从茶阳汀江码头登船经汕头前往南洋，到达尚未开发的马来亚槟榔屿，其后，大埔西河人张理也从茶阳汀江码头登船，经汕头渡海来到槟榔屿。由于马福春与张理等人的老家距离不过20公里，离茶阳也都不过10公里，语言相通，都讲客家话，来到异国他乡之后，也就成为亲密的客家老乡。于是他们共同努力，带领移民们开垦土地，种植丁香、胡椒等，获巨大成功。槟榔屿也成了华侨华人尤其是闽粤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马福春、张理于是成为当地华埠的开山鼻祖，逝后被当地华侨尊奉为“大伯公”，建起伯公坛，后来又建起“大伯公庙”供后人世代奉祀，成为当地的地方保护神。

大伯公庙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清政府开放海禁，国门洞开，以及西方洋船进入，茶阳汀江码头至汕头的航道也逐渐有了小火轮，从茶阳登上小火轮不一日便到了汕头，出海闯洋更加便利。加上西方列强对东南亚的掠夺性开发，需要大批契约华工，汀江流域的客家人于是再度掀起往洋热潮。据有关资料统计，仅1879年一年，从茶阳汀江码头登船，经汕头出海的永定人就有113人，而得地利之便的大埔人则更多。如后来取得巨大成功的永定人、马来亚“锡矿大王”胡子春，马来亚槟榔屿“胡椒大王”胡泰兴，“百货巨子”吴德志，邱尼巴达维亚百万富翁游霖孙，缅甸仰光永安堂药业创始人，“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的父亲胡子钦和印尼巴达维亚发迹的大埔人张弼士等都是在这个时期从茶阳汀江码头登船经汕头出海往洋的。其中同样出生于汀江支流金丰河（广东大埔境内称西河）畔的张弼士和胡子春都是为清政府重建海上丝绸之路立下汗马功劳的出色的客家人。而胡子春的族亲胡文虎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继往开来者。

出古码头道路

茶阳老汀江码头位置（沿小路向左延伸）

张弼士，名振勋（1841-1916），字弼士，号肇燮，广东省大埔县西河镇车轮（龙）坪村人。虽然他家境贫寒，但因父亲是私塾先生，兼行医治病，所以也读了几年书。十三四岁时辍学至姐夫家放牛，常因看书入迷而忘记管牛遭姐夫责怪，姐夫一句“你也想发财？除非太阳从西边出！”使他极度不满，激起他出人头地的欲望并暗下经商致富的决心。十六岁那年，大埔西河等地大旱，父亲失业，家中断炊。村里有个黄姓华侨从南洋回来探亲，见饥荒严重，慷慨捐资，发给村人每户白米一斗，村人感激，张弼士更是羡慕，遂找到黄姓华侨，要求跟他到南洋打工挣钱。黄姓华侨见他年轻体壮，聪明能干，便带他从茶阳汀江码头登船出海，到达印尼巴城。起初到矿上打工，3年后到同是来自金丰河畔的永定陈氏华侨的纸行当佣工。由于勤快肯学，很快便精通当地语言和业务知识，陈氏老板很看重他，先让他当推销员，后又提拔他当财库（账房先生），主管纸行经营业务。在他的管理下，纸行生意越来越红火。陈老板更加看重这个年轻人，把自己的独生女儿陈兰香嫁给了他。陈老板临终前，还把自己的身后事都托付给年轻的张弼士。其后，张弼士关闭前景并不看好的纸行，开设了更赢利的酒行。1866年，26岁的张弼士乘荷兰殖民当局号召投资垦殖之良机，前往葛罗巴埠，出资创办裕和垦殖公司，雇佣大批华工，其中大部分是从茶阳汀江码头登船南来的大埔、永定客家人。经过几年努力，丛林沼泽变田园，张弼士也成了一方豪富，在华侨社会的地位越来越高，事业越办越大，先后开办了裕应、笠旺、万裕应三家垦殖公司，安置越来越多的家乡来客。其中仅笠旺一家，就有职工数万人，拥有资产数百万荷兰盾。

张弼士

经过30多年的努力，至19世纪90年代，张弼士经营的企业包括农垦、矿业、商业、运输业等已达数十家，分支机构遍布南洋，富可敌国。1890年，经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推荐，张弼士被清政府委任为中国驻槟榔屿总领事，后又升任驻新加坡总领事，其声名始传国内。翌年夏天，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邀请张弼士到山东烟台，商议办路开矿事宜，钩起曾经营酒行的张弼士对山东烟台一带葡萄的兴趣，决定筹办酒厂。1894年9月，张弼士筹办的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经批准正式成立，获直隶、奉天、山东15年专利和3年免税优待。经海上丝绸之路回师祖国后，经过10多年努力，张弼士终于创出风行全国享誉世界的张裕葡萄酒品牌，为“实业兴邦”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12年，曾经在南洋得到张弼士等爱国侨胞大力支持，辛亥革命后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广东客家老乡孙中山路过山东时，曾去张裕酿酒公司参观，品尝美酒后写下“品重醴泉”的赞语。除烟台张裕酿酒公司外，张弼士还在国内投资中国通商银行、粤汉铁路、佛山铁路、兴办广厦铁路公司、广西三岔银矿、惠州福兴玻璃厂、雷州垦牧公司等等，试图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使南洋侨居地与祖国实现对接，试图以近代西方通商理念重现中华民族古代丝绸之路的辉煌。虽然清政府也曾赐其头品顶戴，补授太仆寺正卿，授商部考察外埠大臣、督办铁路大臣、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等职，但因大清气势已尽，张弼士“实业兴邦”宏愿未能成功。

烟台张裕酿酒公司

胡子春（1860-1921），一名国廉，生于西河上游金丰河畔的永定县金丰里下洋中川村。父母早丧，与祖母相依为命。虽家境，却也在文风鼎盛的中川村胡氏宗族的免费私塾里学习了数年国学及珠算。赶上金丰里出国潮，胡子春13岁便迫不及待地告别祖母，跟着族亲步行40里到大埔茶阳，登上开往汕头的江轮，在汕头换海轮渡过七洲洋（永定、大埔等地客家人对南海的称谓），沿着闽西老乡王景弘与郑和一起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到达马来西亚中川胡氏聚集的吡叻州。因有初步文化知识，算学精通，胡子春先在商店当学徒，便颇受店家青睐，像张弼士一样很快升任财库，收入渐丰。10年后便在督亚冷买下一片矿山经营锡业。由于他久历商场，见多识厂，果断引进欧洲的开采、冶炼设备和西方新技术，获利甚丰，事业日益兴旺，约10数年时间便拥有矿业机构30余处，成为东南亚首屈一指的锡矿企业家，被誉为“锡矿大王”，英国殖民当局封他为“太平局绅”，英王也封他为“矿务大臣”。

永定中川古村落

与张弼士差不多同时，先后从大埔茶阳汀江码头出发闯南洋的穷小子胡子春也发迹了。发迹后的胡子春也像张弼士一样，念念不忘故国兴革，时刻心系国家民族安危。当两广总督岑春煊出巡南洋宣慰侨胞时，已成为当地侨领的胡子春带头向清廷捐献建设资金白银50万两。1906年，胡子春回乡奔祖母丧，顺便晋京，慈禧召见，又献银50万两。建议开办粤汉、沪杭、漳厦铁路，又投资白银30万两。清廷也先后封他为邮传尚书、荣禄大夫。后睹清廷腐败，日益疏离，转而接受孙中山的革命主张。1910年曾接待过赴南洋宣传革命并筹款的孙中山等客家革命者，屡捐巨款资助孙中山，武昌起义前还捐资托知友王绍经买武器运回国支持起义，并支持族亲胡建扬等回国参加辛亥革命的光复斗争。胡建扬回国后从茶阳下船后一回到下洋，便被推举为“永（定）（上）杭光复军司令”。辛亥革命后，胡子春立即剪掉辨子，继续捐款支持革命政府，并在家乡捐建口角书院、犹兴学校、永定师范学堂等，资助家乡推行新学，造福乡里。

锡矿大王胡子春

与胡子春同村，比胡子春更迟崛起的“万金油大王”、“中文报业巨子”、大慈善家胡文虎（1882-1954）则与“系着一条裤头带”从茶阳汀江码头登船闯洋的张弼士、胡子春有所不同，他是缅甸仰光出生的第二代华侨。但其父胡子钦则比张弼士和胡子春更早闯洋，于1662年从茶阳汀江码头登船，只身南下，到汕头后登上“大鸡眼船”，辗转到达缅甸仰光。像胡子春一样，胡子钦童年时期也接受过家族的免费启蒙教育，而且课余在村街和过堂的中药铺里学医习药。所以到仰光后看到许多华侨和当地人都因热病、瘴疠肆虐而不治，遂凭借自己掌握的医药知识，大胆悬壶，行走于街头巷尾，山村田间，利用中草药治病救人，也赚取收益。不几年，积累了一定家业，在仰光广东街开设了“永安堂国药行”，医药兼顾，收入不菲，并娶了潮州籍侨女李金碧为妻，生下文龙、文虎、文豹三兄弟，可谓名至福来。

胡文虎与胡文豹

由于缅甸是英国殖民地，孩子要接受西学教育，少有华文教育机构。于是，1892年，刚满10岁的胡文虎在念念不忘中华文化传统的父亲胡子钦带领下，告别母亲、兄弟，乘着父亲南渡时同样的海船、江轮，却反其南下之道而行之，在茶阳汀江码头登岸，走40里石砌山路回到祖籍地中川村。父亲将其托付给族亲阿煌叔，要他在族塾里接受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从此，小文虎来往于中川村和阿煌叔家科坪里（也是其父胡子钦被过继处）之间，饱览故乡山水，熟读故国诗文，度过四年的美好时光。1896年，14岁的胡文虎应父亲的函召，依依不舍地告别故乡中川，告别阿煌叔，跟随同乡水客从茶阳登船南渡，回到了仰光的父母兄弟身边。虽然父亲想让文虎回仰光接受更多教育，但因长子文龙早夭，文豹则一直在仰光接受西式教育，文虎于是被留在永安堂习医习商，望其继承衣钵，发展家业。

胡文虎

1908年胡子钦病逝，文虎、文豹兄弟亦已先后娶郑氏姐妹为妻，手足情深，姐妹妯娌，承继永安堂药业，也继承了父亲“踏踏实实创业，堂堂正正做人”的传统文化精神。兄弟合力经营，同舟共济，但药业生意却日见萧条，难以为继。翌年，胡文虎回到同属英国殖民地的香港考察，敏锐地在德国人、日本人开设的药行里看出奥秘，产生了把中药制成像西药那样的药膏、药水、药丸以方便携带、提高疗效的想法。回到仰光后，兄弟合力，中西结合，终于研制出八卦丹、清快水、万金油、头痛粉等中成药，并像西方人那样注册了“虎标”商标。由于因地制宜，疗效奇特，售价低廉，“虎标良药”很快风靡南洋，永安堂药业不仅起死回生，而且很快蒸蒸日上。1923年，永安堂药业移师新加坡，并创办药厂，设立总行，“万金油大王”于是雄踞东南。汀江、韩江联姻的一代客属侨领胡文虎兄弟吸引越来越多的客家乃至非客家人士或从茶阳码头，或在韩江沿途登上客船，沿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南洋。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闽粤华侨又在胡文虎等侨领的引领下，或捐资支持抗战，或奔赴抗日战场，谱写了一曲曲海外华侨与国人一起浴血抗战的凯歌。

胡文虎纪念馆

二、茶阳成客家“海上丝绸之路”始发站的地理与历史机缘

茶阳是汀江下游的一座老县城，也是数百里汀江沿岸仅有的三座县城之一，其余两座分别是至今仍是县城的汀江上游的长汀县城和汀江中段的上杭县城。虽然大埔县境早在东晋义熙九年（413年）就已立义招县，隋大业三年（607年）又改义招为万川县，但义招、万川县治都在今湖寮镇（古城）。唐武德四年（621年）废万川县并入海阳县（今潮安），此后历宋、元、明前期，大埔境均为海阳县光德乡。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海阳析出饶平县，今大埔县域属之。直至明嘉靖五年（1526年），析饶平之清远、恋洲二都置县，定名大埔，治设茶阳，至1961年迁治湖寮，凡435年。而作为繁荣的古镇，茶阳至今已有近500年历史。

茶阳古镇

茶阳地处汀江与其支流金丰河（西河）交汇处，上游是闽粤交界处的汀江天险棉花滩（今已建成棉花滩水电站），棉花滩以上是闽西永定地域。旧时在棉花滩约10里险滩的两端分别有石市和峰市两个水陆转接码头。而茶阳以下则是狮子口峡口，再下游是著名的三河埧，与梅江及梅潭河三河交汇成韩江。由于狮子口峡口狭窄，茶阳地处汀江下游淤积平原，平时水流平缓，但遇上游下雨，汀江水量急增时，狮子口泄洪困难，茶阳便被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茶阳的街道于是可以行船。因此，茶阳的街道店铺和民居建筑都是砖木结构的二、三层房子，经得起洪水浸泡。洪水来时，店家和住户们都搬货搬物上楼，洪水退去时洗净淤泥再把货物搬下楼。洪水来时搬货上楼、街道行船和洪水退去时洗刷店铺街道，搬货下楼，是茶阳一道独特的风景。

古镇街道

作为汀江下游最大的集镇和码头，茶阳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且不说它是大埔县东北部如西河镇、茶阳镇、青溪镇、长治镇等地客家人外出谋生时必经的水陆门户，甚至也是永定、上杭乃至整个闽西客家人南下潮汕、走向大海的水陆门户。
早在明末清初，茶阳成为大埔县治不久，就因闽粤边界地区客家人响应反清复明的郑成功的号召，举起义旗。永定金丰里的苏逢霖和大埔的江龙抗清失败后，大量义士随郑军赴台，其中不少人就是从茶阳登船，经汕头出海渡台的。其后的康乾时期，永定、大埔更有许多人赴台垦殖，其中一些人也由茶阳登船经汕头东渡台湾。如祖籍永定下洋思贤村的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其曾祖父吴胜昌（思贤吴氏13世），就是于清咸丰六年（1856年）五月携妻带子从茶阳登船，经汕头出海渡台的，因遇风浪，其妻不幸落水身亡。胜昌父子在桃园中坜开居发迹。

吴伯雄与胡景涛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先后成为欧洲列强殖民地的东南亚各国由于资源丰富，一度经济繁荣，而中国大地则因为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北伐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对于中央苏区发起的五次大围剿，更是将战祸燃烧至闽粤赣客家大本营，不少闽粤客家人为避战乱纷纷沿汀江、韩江南下潮汕，远涉南洋。长汀、连城、武平、永定、上杭、大埔等汀江流域地区都有一批又一批的青壮年男子往洋谋生。其中除了武平部分地区有人从梅县松口登船南渡（如武平岩前人王大森1923年回乡带五、六十人往新加坡、泰国等地，由梅江南下）外，其余大多地区的往洋者都经茶阳汀江码头换乘小火轮南行。如上杭稔田镇李文元先后4次带50多人去缅甸，中都丘某带3批乡亲往南洋，永定下洋、大溪、湖坑、高头、陈东、岐岭等乡镇更是每年都有数十、数百人往洋，笔者的伯父、父亲、叔叔等都是在这个时期跟上出国潮，分别前往马来亚和缅甸的。后来闻名东南亚的锡矿大王胡重益、胡曰初、胡曰皆，印尼“岩侨三杰”翁锦使、张茂萱、傅志川等，大都是这个时期从茶阳码头登上火轮往南洋的。

小火轮

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民用航空业尚未发达之前，茶阳汀江码头还是闽西和大埔客家往来南洋、港澳和台湾等地的最重要水陆门户，与这些地区的客家人尤其是侨眷侨属的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闭关锁国的和平年代，茶阳汀江码头都给这些地区的客家人带来极大的方便。如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南进，侵占南洋，我的父辈们包括我的父亲就从南洋回国，从茶阳汀江码头上岸，有的人参加祖国抗战，有的人则躲进尚未被日本人占据的客家山区，回归山林，躬耕田野。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内战时期，为躲避被抓壮丁，我的父辈们又纷纷从茶阳码头登上火轮，再度往洋谋生。国民党溃败逃台，永定、大埔等地也有大批人从茶阳登船逃离。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虽然出国回国没有那么方便，但茶阳汀江码头仍然是闽西和大埔客家人沟通海内外的窗口，不少侨批、侨资都要在茶阳交接，南洋至永定的邮路甚至都要经过茶阳，如我伯父从马来西亚寄信、寄物回来，地址总是写上“中国、汕头、大埔、茶阳、下洋……”。尤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天灾中，茶阳码头简直成了闽西和大埔一带许多人生存希望之所在。一批又一批的“水客”（经常往来于侨居地及祖籍地帮华侨、侨眷携带钱、物，传递信息者）回到茶阳，分发侨批和包括大米、面粉、面干、食油、食糖，乃至旧衣物等救灾物资。

清末侨批

笔者年仅12岁就曾跟随母亲到茶阳有水客分发物资的华侨旅社去领取伯父从马来西亚寄回来的猪油和面干等物，该水客对我母亲说有一罐（铁皮罐装）猪油已在海关被国家收购，要给几块钱了事，目不识丁的母亲可能想到忍饥挨饿的家人等着救命的东西一下子没了，当即嚎啕大哭。年幼的我虽然也无可奈何，但毕竟读了几年书，便多了一个心眼，朝该水客发货的柜台往里看，发现一堆货物中有一罐猪油明明写着我父亲的名字，便对该水客大声叫嚷说：“那罐猪油就是我们的！”该水客转身一看，顿时无语，很不情愿地将那罐猪油拿给我母亲。事后，母亲逢人便说，一定要让孩子读书。后来虽然我父亲早逝，苦苦持家的母亲还是坚持让我们兄弟姐妹四人都读了中学。

原华侨旅社（解放后改为华兴旅社）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空港、海港如雨后春笋。尤其在进入新世纪以后，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也进入闽粤赣客家地区，人们的出行更加方便，茶阳汀江码头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的茶阳码头、茶阳古街，似乎不仅仅是“门庭冷落车马稀”，有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如我曾经去领侨货的华侨旅社，甚至面临坍塌、拆毁，“无可奈何花落去”。
三、如何重整“海上丝绸之路”名镇
前段时间去松口、茶阳这两个“海丝”始发站考察，虽然看到两古镇的千米古街和古码头而惊叹其昔日的辉煌，却也因目睹其破败、冷落而忧心忡忡。松口镇虽然因海外尤其是印度洋客家移民的努力而促成联合国有关机构竖起了世界第七座移民纪念碑，并在航运码头建起了颇为壮观的移民广场和移民博物馆，但沿梅江河的一条千米古街，即显得很萧条。虽然当地政府已开发旅游，古街的有些建筑如笔者50年前曾经住过的“松江旅社”已经修缮，成了博物馆，有些居民也在店铺里或店铺前摆摊经营，当地土特产也很丰富，但毕竟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游人极少，而且，古街上许多据说是属于原先的供销社、合作商店的公产店房和一些私人房产，现在已无人管理，行将倒坍，影响整条古街形象。如再不抢修，后果不堪设想。

松口松江大酒店

同样曾经是近代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内陆出海第一港的茶阳镇却没有松口镇幸运。不仅没有纪念碑，没有移民广场，甚至连大埔青花瓷似乎都没有像证实松口那样证实茶阳也是客家人闯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港。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茶阳码头作为汀江最后一个大码头，来往客商及由此闯洋的客家人主要是闽西和大埔茶阳、西河人士，如胡子春、张弼士等，他们闯洋成功的事迹似乎与海外客家尤其是印度洋客家移民没有紧密的联系，因而暂且没有把茶阳与“海丝”联系在一起，因而暂且冷落了它。而且，大埔青花瓷产地高陂处在汀江下游的韩江边上，其瓷器外运至海上丝绸之路沿途，直接在高陂装船就行，无需上溯茶阳，其实也无需上溯至松口。所以有人以为高陂青花瓷可以证实松口是客家人移民印度洋第一站显然有误，也许当年松口是高陂瓷的转口市场？如果是，那么，作为县城的茶阳镇，是否是比松口镇更大的转口市场？

清末潮州瓷器出口

如今，茶阳似乎自甘寂寞，除了曾经有过辛酸的往事的笔者外似乎也还没有人想到要发掘或重现其昔日的辉煌。但笔者以为，茶阳古镇作为客家人闯南洋、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既有地方文献典籍记载，又有十分丰富的传说记忆，包括客家山歌所唱：“竹板打来闹洋洋，阿妹送哥到茶阳。阿哥坐船汕头去，七日七夜七洲洋，何年何月转家乡？”也说明闽粤客家人过番的始发站是茶阳。而且，海外如新加坡等地还有大埔移民社团“茶阳会馆”。如此著名古镇，记录客家人数百年过番史，承载着数万、数十万客家海外游子的乡愁，无论如何也值得留住它、记住它。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记得住乡愁”将成为今后我国乡土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茶阳正是有着古老的、特殊的向海外移民故事的“记得住乡愁”的地方，也是还保留着许多历史遗迹，还未被毁除殆尽的地方，值得人们去修复，去维护，让它焕发新的光辉，希望梅州市、大埔县及有关部门好好珍惜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