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扬：我是一个客家子弟！

客家语言传承社

“舍近求远，舍史求法，北上求学”

我生于抗日战争炮火纷飞的年代，长于解放战争的历史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杀光、抢光、烧光和奸淫掳掠的恐怖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蒙上了深深的阴影，而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的中国，不民主、不平等、无法无天、民不聊生的惨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50年代初，我在河源中学初中毕业后，负笈南下，到广东惠阳高级中学读高中。我读中学的时候，恰恰是新中国法制建设如火如荼迅速发展的创建时期。1954 年宪法刚刚制定颁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据统计，从 1954 年到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之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制定的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各部委制定的较重要的法规性文件共 731 件。这一时期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是和我们党的高度重视分不开的。1954 年 6 月，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指出：“（宪法）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1956 年 8 月，党的八大指出，“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目前的迫切任务之一，就是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法制”。此后毛泽东也多次强调全党和全国人民，“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我在这样一个火热的年代，怀着满腔热情度过了少年时光，记忆中也留下了1954 年宪法的深深烙印。

惠州因为距离台湾、香港、澳门很近，时有“敌特”警报。当时，学校物色我为“治安委员”，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破案，这让我感到非常光荣和神圣，对“法律”、对“公平正义”产生了朦胧的认识和追求，非常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成为除恶扬善、匡扶正义的法律工作者。于是，在填写大学志愿的时候，我把当时优先单独招生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作为首选，然后参加全国统一考试，报考了中山大学历史系。

结果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因为两所大学发榜时间不同，中山大学先录取了我。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已经学习、生活了十几天后，我才从《南方日报》上看到自己被人民大学录取的消息。后来几经周折我才拿到人大的入学通知书，为此我喜出望外，因为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是万千学子向往的著名高等学府，又是我首选的报考志愿，能够入学就读、成为“人大人”真叫是“梦想成真”，足以引以为豪！但同时，我又要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人民大学的报到时间已过，离开中山大学就要办理退学手续，也就是说，我要冒着两头落空的风险，而且我出身贫苦，世代为农，家庭生活捉襟见肘、非常拮据，离乡背井去北京，对家里来说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花费。怎么办？思前想后，我最后决定赌一把——舍近求远，舍史求法，北上求学。

我是一个客家子弟。客家人生性敢于冒险，只知求出路，不愿想退路。我当时心里想，如果被拒之门外的话，大不了明年再考一次。作出决定之后，我就向省招生办申请路费，结果并未获准，负责招生的老师被我执着求学的那股劲儿所打动，主动借了30元钱给我。后来我回了趟家，但没敢跟父母多说，怕家里为钱发愁，只简单说明了一下，就匆匆走了。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接近国庆节，我就拎着草席打成的小行李卷，一身短袖上衣、短裤、凉鞋，拿着入学通知书找到了人民大学。母校不但没有拒绝我这位迟到的学生，反而非常乐意地收下了我这个清贫子弟。法律系主任杨化南、总支书记高欣山前来看望，还代表学校给我提供了困难补助，发给我御寒衣物、棉被棉褥……这一情景真让我没齿难忘，所以后来我时常说，“我这个穷光蛋，从‘精神’到‘物质’，都被中国人民大学武装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