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德新II回忆我读“社会大学”的日子

梁德新，广东梅

回忆我读“社会大学”的日子

文/梁德新

　　我是老三届的中学生，五十年前的1968年10月在校的中学生提前毕业，家在农村的回乡务农，家在城镇的上山下乡在农村插队落户有在到生产建设兵团（农场）。我家住农村回乡务农。我因家乡的粮食紧缺和家庭生活环境不好而离开家乡流浪做苦工（现在的农民工），向生产队交副业款。如果交不出副业款几年都不回家乡，生产队视我们这些人为“逃跑分子”。有一段时间我们成为“盲流”人员。那时我的要求是只要有工做，能吃饱饭，就满足了。为此，我在异地他乡读了几年“社会大学”。

　　1969年夏秋期间，我曾在离家乡20公里远的梅县隆文镇坑美村为我舅舅等人到山上收松香和挑松香。那时我舅舅和姓张的工友上山割松脂（松香），每人采割约300条松树。条件是向本地生产队交租钱，要向自己的生产队交副业款。当时割松香是一门收入高的工种每月可得100多元，相当那时3个中学教师的工资。我们挑松香的人每月可得60余元。

工人在采割松脂（照片来自网络）

　　我与姓曾的亲戚把松香挑到离住地约10公里的隆文松香收购站。那时我们四个人住的是用树枝茅草搭的茅草房。茅草房不安全，生活用具被盗是常事。我有空时煮菜饭。那时的娱乐是看书、吹口琴。姓张的工友自制一把二胡，我曾学拉二胡，因无兴趣技艺没长进。我舅舅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老高中生，曾读大学一年因学校生活艰苦而出来谋职业，他也是个聪明人，那样好赚钱就学那种手艺，年老时学他会看风水，这与他的文化素质有关。

　　我与他相处半年发现他会看风水相理等书，我对这类知识不感兴趣，我无书看时也会看这些书。姓曾的工友是我的亲戚，他父亲是右派分子曾任中学教导主任在一间中学任语文老师，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那姓曾亲戚的三个弟弟都考上了大学而为佳话，其中一位于1978年7月考上中山大学化学系。我挑松香到收购站要路经隆文中学校门口的“书报栏”。“书报栏” 也是我挑担人休息的地方。在那文化贫缺的年代，人们佷难看到纸质书刊，报纸也难看到。那时人们常在“书报栏” 前围观。“书报栏” 前的凉亭是我们挑担人休息的地方。有时我会看学校的书报栏。书报栏每星期出一汣，图文并茂，内容结合当前时局，也有学生作品，是由学校老师组稿。有时我遇过有老师看我在书报栏阅看文章，我还与老师交谈。

　　看“书报栏” 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享受。这年11月因割松香的工作结束，我们四人各自回家。我有三件事至今还记忆犹新。我把做工的钱17元买了2只铝皮水桶，至今还存在老家放杂物的房间里。用6元钱向坑美村姓罗的老乡买了一只进口德国铜质闹钟，闹钟有自弹琴功能。我把闹钟装拆数次而懂得机械时钟的原理。冬天我在松口中学的体育场学会了骑自行车，那时在修自行车的店里租用自行车1个小时2角钱。我在姓张的同事，后来他是我姐姐的丈夫，在他帮助下4个小时学会了骑自行车。

　　1973年5月，我跟随姐夫在龙岩市白沙镇曾理坑做工。那时的工种是上山割松香，约割一百条松树的脂，此工种客家称“割松香”，割松香的收入归我所得。因此工种是我姐夫为我找的工种，每星期约有2天为姐夫上山收松香及把松香挑到白沙种的松香收购站，他付劳务费给我。龙岩县白沙镇曾理坑是个小山村，当地人讲的是闽南话，此话我只能够听懂一部分，可说听得懂意思不会讲。曾理坑村民热情好客，我姐夫姓张有理发手艺，免费为村民理发，为此他的人际关系好。

　　当时我们住在一位姓李的老乡家中，交伙食费给他，食宿在他家，我们与李老乡和睦共处而留下良好印象。那时的曾理坑是个山村，文化信息闭塞，小学只有20个学生，学校有一个约50岁老师，他要教1—3年级的6本书。还有5个是由厦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其中2个是女的。有2个男的是66届的高中毕业生。只一个月的时间，我与老师和知识青年混熟了。当地小学老师只有初中文化，因我在中学读书期间曾安装过半导体收音机略懂高中部分数学、物理知识，还有我博览群书，为此我与老师交谈投机。那时晚上或下雨天，我会与学校老师和知识青年座叙。我与知识青年们曾“打斗聚”几次。

　　所谓“打斗聚”是参与的人AA制出钱买食物。知青中有三男一女喜欢看书，他们的书我基本都借来看过。我发现有一位姓黄的知青在他书堆里有几本高中的教科书，这些书中有高中三年级的数学书《解析几何》。我曾好奇问他，这些理科知识对你目前的处境是否有用。他说半年前附近学校要聘他任附设初中班老师，因为他父亲是资本家，大队干部以家庭成份不好而失去机遇。那时他的情绪低落，把在山村里劳动视为“变相劳改”。1985年，我探听到这个姓黄的知识青年在1978年考上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福州的一间中学任教。

知识青年在农村劳动（照片来自网络）

　　我把山上的松香收回家后，把松香挑到10公里外的白沙镇松香收购站。那时收购站座落在白沙墟郊区的一栋两层楼房，下层约有12间。有4间属收购站有两间储存松香，当天收购的松香由汽车运到龙岩松香厂。白沙墟内有一间国营饭店，在饭店吃午餐要三两粮票两角钱。这种享受与我这个为人做工的穷苦力无缘。我的松香挑到收购站后，中午自带饭包在收购站吃饭。

　　我中午在收购站休息约2个小时才回住地。收购站有两个工作人员，其中有一位约40岁姓罗的工作人员是广东大埔县人，因他会讲客家话而有沟通。这栋楼里还住有三个龙岩市的上山下乡的男知青。其中一位姓古的知青，我曾在他房间坐叙几次，他是67届的高中生，在农村呆了几年。招工回城市的机遇与他擦肩而过。原由是父亲是资本家而受株连。他是博览群书而消磨时间，房中的书桌上有十多书引人注目，其中有2本大学哲学教科书。他对我说，母亲是中学语文教师喜欢收藏图书。

　　他对哲学有兴趣，曾与我交谈哲学知识，我因知识水平有限，有些术语我听不懂。收购站姓罗同志对姓古的知青印象不好，说他是个书呆子，经常借故有病逃避生产队劳动。日后这位姓古的知青下落如何，我不清楚。因受城市化的影响，原来有200多人的曾理坑，现在土地荒芜，村里人已迁到沿公路的村庄定居或到儿女们的城市住。善良的李老乡也许已去逝，他的儿女们也难于寻找。我还有旧地重游的念头，现在自己老了力不从心，留下文字作纪念吧！

　　1975年，我用1元钱暗中从一个会刻印的人那里买了一张出省搞副业的“证明”。当时我身上只有平时节俭下来的5元钱和10市斤的全国流通粮票，我离开家乡到福建谋生。我曾经在福建的三明、永安、永定、龙岩等地做了3年苦工。在“社会大学”的大课堂里，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我在做“盲流”的3年里的生活可以说神仙、老虎、狗都做过，倍受人间之冷暖。我遇过贵人也遇过小人。我身无分文时到朋友、亲友家里“打饭皮”。攒了点钱的时候便慷慨地花掉。

　　那时我们梅县的年轻姑娘有好些人嫁到福建省粮食富足的山村，给那里的男人做妻子。年轻的男人因为福建地方人少田多，当地人文化不高，而到那里谋生。有好些梅县的年轻男人被当地女人做丈夫，在妻子家生活养儿育女。我年纪虽然二十多还没有结婚成家，曾有在福建找个合适女人为妻到她家居住的意向，因为诸多原因没有实现。  有个时期，我跟随朋友在铁道线上做生意。我们从山区农民那里收购笋干、茶叶等山货，装在多层樟木箱里，运到厦门、福州去卖，住在家在城里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家中。我们把货销售后，买上手表等日用品再卖给山民们或换回山货。那时在福州1个樟木箱可卖50元，成本才12元。当时城市工人的月工资约40元。我用箱套箱的办法一次可带3只樟木箱，内箱装茶叶等山货密封保管好。

　　当然也还做过亏本生意。1976年，我曾在永安县做了半年工。上世纪七十年代因战备需要，福建省永安县开发煤矿、建安砂水电站等工程设施，需要很多劳动力。有一时期，外地来永安县做工的人比本县人还要多。全国各地的“肓流”都来到永安觅食谋生。我的几个文友是因受极左路线影响，逃离单位或家乡到永安来避难谋生。这些人中有右派分子，逃避农村劳动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还有大寺庙里的和尚，可以说都是社会上的“精英人物”。当时这些出门觅食的人好些都是隐姓埋名，用的证明也是假的。我与这些人生活在一起，受到他们文化素质和社会阅历的感染，有时他们几个文化高的人凑在一起评论时局、社会、文艺的时候会各自发表高论，我则静静地聆听，听过之后自己反思才知自己墨水喝得不多，才知自己知识肤浅。

　　十年“文革”结束后，这些人都发挥各自的专长，为社会作出了贡献，有的人评上了高等职称，还有的人成了作家。我有个姓李的朋友是厦门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66届的高材生。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了重点大学，现在他是个论著丰硕的教授。

2018年10月17日梁德新到43年前做工的 地方永安县安砂镇旧地重游

　　因我出身书香门第，虽然受当时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但客家人崇文尚学的思想对我影响很深。有空余时间我就看书、写日记，有时还会写些文章自娱自乐。我在休息的时间里博览群书。我因为喜欢看书，而被人讥笑。做工的同事们笑我是个“书呆子”。有趣的是我在福建做工时，曾为朋友代写过恋爱信，我写的恋爱信成功率高。我把人家提供给我的材料，经精心编写成情意缠绵，诱惑力很强，能够打动姑娘心田的恋爱信。信写好了交给对方收取劳务费，事成之后再收取奖金。

　　其实当时的劳务费对方只给我两包香烟钱。因为我的知识被人认可，从而进一步激发了我对写作的兴趣。我在二十多岁时有写日记的习惯。我写日记不拘格式，把日记保存供日后查找资料有，我还保存下很多亲友信件。那时我在永安县曹远公社岩头村“烧”乌油是山上的松支装在铁桶里，用柴火烧铁桶，松支受热后流出松油。松油卖给部队工厂作汽车轮胎的原料。我的工作是把乌油挑到山下的公路旁装在铁桶里，部队工厂会把铁桶里的乌油运到厂里。那时乌ta油厂附近有一间小学。学校只有一位老师要教一、二年级十多个学生。老师是个二十余岁的女知青，惠安县人，老三届中学生。因我常看书，我们有话题。

　　她白天在学校教书，晚上与村中的约六十岁的妇人住在一起。学校离我们做工的“乌油厂” 约500米，她曾到我们那里座叙几次。学校图书室的书我已看了几遍，那些书大部分是连环画。我与几个要好的朋友曾到永安城几次，晚上我们住在城里的低档旅店。白天狂街，有一次我在书店买了两本书《红楼梦研究》《反杜林论》。我看了《红楼梦研究》后知道该书作者曹雪芹的简历和他生活的时代背景，知道了红楼梦这部书的内容博大精深，要读懂这部书需有高深文化知识。

　　《反杜林论》的作者的恩格斯。因为柏林大学的哲学讲师杜林在报刊写文章反对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要恩格斯写一本书反驳杜林的言论。恩格斯高中毕业后，帮助父亲经营工厂而没有读大学。哲学是一门深奥的学科，要有自然科学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动物等知识才能理解哲学原理。恩格斯自学大学自然科学中的各门学科。《反杜林论》出版后，因书中有杜林抄袭他人论著为据，为此杜林而被柏林大学的哲学系开除教职。后来杜林在一间中学任教。

　　我佩服恩格斯的自学精神。日后恩格斯勤奋好学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我在“社会大学” 学的知识受益终身，为我日后的工作和生活有作用。离乡背井到异地他乡谋生人际关系非常重要，我在福建的等地方做工均受到梁姓宗亲们和客家人的支持帮助。因为我看过地方史志和宗族文化方面的书，每到一个地方做工都会对当地人的语言、风俗、民情进行研究探索。从那时起我开始对客家文化产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