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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锡昌:我的人生哲学是适者生存

客商 | 2015-8-3 11:23| 查看: 3778| 评论: 0| 原作者: 梅州日报
摘要: 你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其实去年你们完全可以采访我,因为那时我已把危机处理得差不多了,完全有信心来面对媒体的各种询问;况且,不管有多大困难,我这个人心态好,不喜欢绕开困难走,愿意面对现实,从容乐观。 ... ...

邹锡昌先生近照。 (李锦让 摄)

  “我这个人面对现实能从容乐观”
  记:邹先生,您好!去年我们本来计划要去采访您,因为您是中青年客商的标杆性人物之一。但当时基于金融危机影响房地产业的原因而推迟采访,如今,这个时候采访您也许更合适。

  邹:你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其实去年你们完全可以采访我,因为那时我已把危机处理得差不多了,完全有信心来面对媒体的各种询问;况且,不管有多大困难,我这个人心态好,不喜欢绕开困难走,愿意面对现实,从容乐观。
  其实,我一直很重视跟媒体人、文化人打交道,我也很敬佩媒体工作者。你看,有两个客家人在当今新闻界是值得我们骄傲的标志性人物:一个是原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另一个是原南方报业集团老总范以锦。在广州,我跟新闻媒体长期都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尽管他们会从不同角度来解读或报道我的公司,但好话、批评的话我都不会介意。
 
  “年少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饿’”
  记:令人钦佩的是,在公司最困难的时候,您仍然情倾教育,包括坚持资助特困生上大学,是不是从这些贫困学子身上看到了您当年的影子?
  邹:我确实从这些学生身上看到了我当年的影子。我成长的过程刚好是文化大革命从爆发到结束的过程。我是1970年上的小学,那是文革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国民经济快崩溃了,加上因为“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导致家里生活十分困难,我记得年年家里分到的口粮仅够维持三个月。许多人问我,对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觉得那就是:饿!我去联合中学读书时,每天要步行一个多小时,早上八点十五分上课,七点之前就要出发,早上起来就喝两碗粥,很稀的那种。上完第二节课后,人就已经饿得没力气了,等到第四节课的时候就已经饿得头昏眼花,根本不知道老师在那里说些什么,就老是盼着铃声一响就冲去饭堂。年少的贫苦经历令我终生难忘,后来我特意叫厨师按照当年的情况做了一份“忆苦思甜粥”,重温那时的艰苦岁月。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是长子,耕田、砍柴、周末去扫碳等苦累活,我都得帮着家里干。比如扫碳,当年梅隆铁路从我们村子里经过,且设了一个站,当年的火车是烧煤的,它燃烧的煤渣会掉出来,这些煤渣是没有燃尽的,我们就到铁路边收集起来运回家里烧。我每个周末去扫一次,去那里蹲一个晚上,只经过一辆火车,掉下来的煤渣收集起来大概也能烧上几天。
 
  “用感恩的心珍惜现在,成就未来”
  记:以您的切身体会,对今天的大学生特别是受助贫困生有何诫勉?
  邹:我很羡慕今天的青年学生,他们现在有困难,可以及时向社会求助,而那时我们却不一样,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社会团体或机构来支持贫困学子,只有靠亲戚这个送2元钱,那个送5元钱来凑足。我清楚地记得,考上大学那年,家里没有钱可以供我上学,爸爸东拼西凑一共才凑了25元。
  我想说的是,年轻人踏入社会后首先要学会做人,做人的第一个要义就是要懂得感恩。我想,出身贫穷是一个人没办法选择的,但我告诉那些受捐助的同学,要记得帮助过你们的人,只有用一颗感恩的心珍惜现在,才能成就未来。
  记:您不仅帮助需要帮助的学生,而且还教他们如何做人。常言道:会做人才会做事。您认为呢?
  邹:是的。人的一生有三个“恩”是不能忘的:首先是父母的养育之恩;其次是师长的培育之恩;第三是政府和社会的关爱之恩。这三个“恩”一定要铭记在心,知恩图报,这也是支撑人生和事业的无穷动力。
 
  “不能意气用事,要做有把握的事”
  记:有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就是前年次贷危机的时候,您的事业遇到了比较大的难关,中山广场贱卖,公司香港上市计划也被搁浅,媒体上对此报道得比较多。
  邹:首先我想更正一下的是,那时上市的失败和借了一大笔短债对公司不是致命的,只能说可能会丢掉中华广场。中华广场是我的“大本营”,也是我花了大部分心血的项目,我一直都不愿意卖中华广场。因为它是我的“现金奶牛”,或者说是只会下蛋的“金鸡”,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有惊无险地渡过难关。
  对于这件事我做出了一些总结:起因是我一时意气,超出自己的承受底线以远远高出底价的价格竞买下中山广场的项目。作为一个公司来说,稳健经营是最重要的。之所以会造成中山广场的错误,主要是因为这个项目我接触了两年,奠基了、设计了,当时政府突然说要挂牌拍卖,当时另一个老板和我争着竞拍,争得白热化,一共举了300多下,一个多小时,我几乎失去了理智,最终以高出底价3倍多的价格买了下来。我去香港筹资的时候用了两个月的时间,那两个月的时间恰恰就是黄金时间,等我筹足资金交了地价钱的时候,谁都想不到全球金融海啸就来了,导致我公司香港上市失败,我借的6个亿是短债,半年就要还,最后只好卖掉中山广场项目。

  记:最大的光荣不是一次也不失败,而是在于每一次倒下去的时候能够站起来。现在回过头来看,您会怎样吸取教训?
  邹:一个人不能超出自己的能力做事,要做有把握的事。所以,现在做可行性报告,我都让我的团队把最好的情况和最坏的情况都写上去。这两年,我会静下心来,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做,没有胜利在望,我绝对不会开始另一个项目。要切记,一个企业,如果过度负债一定会死。
  记: 16岁那年您考上了中大哲学系,作为一个高材生,毕业时怎么没进机关事业单位,而是踏入商海,是时代大潮把您席卷进去的吗?
  邹:我那时也到了机关工作,是深圳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团委,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那时全国的经商之风吹进来,团委也成立了一个贸易公司,我当时就被派去做副经理。当时的蛇口是特区中的特区,稍微有点头脑就能赚钱,到了1986年年底,我才正式开始自己经营纸箱厂。那时有个客家人经营得不好,以70万元的价格卖给我,现在深圳纸箱行业的许多人才都是我那时培养出来的。
  记:那您的第一桶金是做纸箱赚来的?
  邹:不是的,应该是做贸易赚来的,按现在的话说就是转手倒卖的意思。比如说一台电视机,特区内和特区外,利用价差,在深圳用港币进行结算,卖到关外用人民币结算。
 
  “眼光独到源于平常博闻善思”
  记: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关键的只有几步。从办纸箱厂的成功,到进入广州房地产,成功开发中华广场,然后再进军北京等地,都取得了骄人成绩。这一路走来,哪一段最刻骨铭心?
  邹:我想最关键的是1989年的时候,我首次踏足房地产,第一次做的是工业厂房。当时做工厂并不是我的本意,我只是出钱投资。1989年蛇口周边许多土地拿来做工业厂房建设,我当时在蛇口办厂也小有名气,有关方面就找到我,要和我合作。当时是我出钱,他们出地,我一签就盖8栋厂房,有7栋是归我的。但受到当时一场风波的影响,外商在深圳投资减少,盖好的厂房无人问津。那时候真的很困难。当时我反复思考,中国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是不可逆转的。果不其然,1990年清明节前后,我一连卖了4栋厂房,单是定金都收了五六百万,到中秋节前后,只剩下一栋半了,1991年我就跑去广州开始做天秀这个项目,所以真正的节点是1989年。

  1989年的时候我全部放下了做纸箱的工作,认定房地产业特别是商业地产将会是未来的发展亮点,我认为我的眼光捕捉得很正确。我之所以能较正确的判断,是因为我关心国家时政,并且喜欢思考。
  但唯一不足的是,我难以克服客家人做事不够胆量的弱点。我做中华广场前后花了10年,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直到2000年才把中华广场做好,然后我就马上跑到北京,拿了一块住宅用地,还是胆量不够大,才拿了一块地,现在觉得可惜。

  记:您认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应具备哪些素质?
  邹:成功企业家首先要有战略眼光。比如进入一个行业,你心中要对这个行业有一定的认识,对未来的形势也要有深刻的认识;二是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如果一遇到困难就放弃那注定要失败。
 
  “读史明智,我喜欢历史胜于哲学”
  记:您是学哲学出身的,敢问您的人生哲学是什么?
  邹:我的人生哲学就是“适者生存”。为了求得生存发展,任何人都要适应这个环境。这个社会没有说出生下来你就做皇帝,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我学哲学其实是被动的,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历史。从历史中你能感悟很多,我很喜欢看春秋战国这段历史,我向你推荐作家贾志刚写的《说春秋》这本书。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很特别的历史时期,我觉得那个时候百家争鸣,各个君王和卿大夫都想出人头地,所以他们都尊重人才,在为政、为官、为臣,为人等方面,诸子百家都有着深刻的阐述。看看那时的历史,你会感到,一个小小的念头可以打下一个江山,也可以毁掉一个江山。
  记:历史使人明智。作为一个企业家,能从历史上来吸取养分,视野胸襟会变得更宽阔。
  邹:没错,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到了现在的电脑手机时代,人的秉性还是一样,只不过是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我十分喜欢看历史剧,如以朱元璋为题材的剧本有三个版本我都买回来看。好多老板约我打麻将,我说不行,我要看历史剧。每次去出差,到了机场我第一件事就是去小书店看书,买杂志,所以我的书包里面总放有书。

  我感觉我们这一代人比较有爱国热情,民族情怀很强烈。我现在关心国家时事比关心自己的生意更多。我一向积极支持民间“保钓”运动,我还曾专门成立一间公司来设计制造大飞机。在这件事上,许多人说我傻,因为我投入了很多钱,现在也关掉了,国家没有接纳我们的团队。中国最早的大飞机设计师大部分在我这里。我最后悔的就是这件事,如果当时我们的团队被国家接纳的话,我肯定会把一些飞机的安装拉回梅州来做。
 
  “对客家文化不能只唱赞歌,要去劣存优”
  记:您担任过嘉应商会会长,对客商这个群体有较多了解,如何评价“客商”?
  邹:客家商人比较实干,不浮夸,当然也相对保守,所以客商在各个行业中少有做得特别大的。因为客家文化的思想,客商最愿意去做慈善。当然客家人是有缺点的,我做嘉应商会会长的时候,深刻体会到客家人不团结的弊端。为什么不团结?我认为这是围龙文化的自我封闭造成的,客家人的包容心不够。所以我说客家文化是好的,但也有挺多缺陷。对于文化不能成天唱赞歌,美国文化、日本文化也是不断在危机中发展的,甚至通过制造危机来发展自身,所以对于不好的客家文化不能规避,要去克服,这个民系才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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