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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鲁斋:平生意,付与良教创学堂

学者 | 2015-8-6 15:08| 查看: 3502| 评论: 0
摘要:  钟鲁斋,梅县雁洋镇三乡石楼村人。早年就读于三堡学堂、梅州中学、广益中学,后入读教会学校上海沪江大学。大学毕业回到广益中学任教,担任教务主任,期间协助创办嘉应大学。 ...

  【人物小传】
  钟鲁斋,梅县雁洋镇三乡石楼村人。早年就读于三堡学堂、梅州中学、广益中学,后入读教会学校上海沪江大学。大学毕业回到广益中学任教,担任教务主任,期间协助创办嘉应大学。1926年再赴上海继续深造,次年获得沪江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8年留学美国,1930年获斯坦福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沪江大学国文系主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厦门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等职。1938年起,先后在香港、梅县创立南华学院,并担任院长。学院后在梅县教溪口设立新校址,成为当时粤东地区的最高学府。晚年移居香港,担任崇基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

  【校史短简】
  南华学院是一所由粤东客家籍人士为主体创办的高等学府,创办人为钟鲁斋、曾友豪、丘元荣昆仲等人。该校在1938年成立于香港,次年在梅县设立正校。1941年,香港校区迁返梅县合并办学,后在教溪口设立新校区。1946年,学院一度迁往汕头办学。1949年底汕头解放,再度迁回梅县教溪口,更名南华大学,黄文博接替赴港的钟鲁斋继任校长。1951年春,全国院系调整,文史、教育、农经、法律等系并入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学院改办为南华财经专科学校,设金融和会计专业。1953年第二次院系调整,财专奉令并入中山大学,结束了14年的办学历程。

  钟鲁斋:平生意,付与良教创学堂
  在躬行现代教育理念的实践历程中,有这样一位梅州籍教育家,他不知疲倦如唐代西行印度的取经人玄奘,从家乡的崇正学校、三堡学堂启程,历经梅州中学、广益中学,负笈上海的沪江大学,远渡太平洋到东岸的美国加州攻读博士学位;为向处于国难中流离的青年学子提供安心求学之所,他像圣经《出埃及记》里的摩西为希伯来人寻找“流奶和蜜之地”一样,为创办南华学院四处“化缘”,多次颠沛奔走于南洋、南粤各地,以建设理想中“迦南之地”般的校址。
  如今这所高等院校早已走进历史,存在时间不过14年,但作为客家人在20世纪上半叶创办高等教育的一次尝试,在历史的深处留下略带悲怆而足以自豪的回声。领头书写这段历史的人——南华学院的创校院长钟鲁斋博士给后人留下的不仅是那段往事,还有由此展现出的自强、坚忍、奉献的精神。

  一份理想:
  逆境中发起创办大学
  钟鲁斋的一生曾经摘取不少耀眼的成就,他是那年广益中学成绩第一名的毕业生,由此得以保送进入当时中国一流教会大学——上海沪江大学,后来又在这所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
  在钟鲁斋的故乡梅县三乡石楼村,有一座简朴的文德楼,门书“文章华国,德行齐家”。据钟鲁斋的长孙钟奇荣介绍,那是钟鲁斋在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只用两年时间提前完成学业,从而将节省下来的留学奖学金为父母盖起这座居所,由此可见他称得上是那个年代天赋超人的学人。
  以“文章华国”为志向的钟鲁斋的确是位勤奋著述的学者,从他的小儿子钟奖生提供的资料显示,钟鲁斋一生深入研究教育理论、著述丰富,著有《比较教育》《教育之科学研究法》《小学各科新教育法之研究》《History of Democratic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等著作,编著有《中学各科教学法》《大学国文》,翻译了《现代心理学与教育》。其中前两部著作近年还被福建教育出版社收入《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再版发行。
  钟鲁斋从美国回国后,曾先后在沪江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任教,均是位于大城市的著名高等学府,治学条件优异而待遇不菲。然而,在1938年,正是全面抗战爆发、中华大地烽火连天的岁月,钟鲁斋却毅然“自找苦吃”,在筹措经费最为不利的国内情势下,发起创办南华学院,为流离失所的失学青年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钟鲁斋兼具这种献身教育的精神,既有崇文重教的家风熏陶,也有接受西方教育的巨大影响。他的祖父钟子衡、伯父钟凤修是晚清秀才,父亲钟凤仪也是饱读诗书的儒生。石楼村虽位于大山深处,读书的气氛很浓,清代就涌现出举人钟汝和。在西风东渐的近代,石楼村的青年学子很快接受新式教育,钟鲁斋和后来成为中科院学部委员的钟惠澜、乐育中学校长钟采盘,均有进入西方传教士兴办的广益中学读书、升读沪江大学的经历。
  在广益中学任教的1924年,钟鲁斋曾经追随广益中学学长汲平如、黄慕罗,参与早期嘉应大学的创办活动。尽管这所嘉应大学只存在4年的时间,就因时局的巨变而终止办学,为振兴教育不畏困难的“殉道”精神也许已经烙在钟鲁斋的心里,最终化为促成南华学院呱呱落地的动力。

  一种坚持:
  奔走维持南华学院的发展
  从1938年起到去世,钟鲁斋生命的最后近20年时间,是与南华学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南华学院是一所私立大学,从办学启动经费到校址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靠校方自筹。作为创办人,钟鲁斋与中学校友、同为留美博士的曾友豪争取海外华侨的支持成立董事会,其中三位校董丘元荣、龚子宏、丘公冶分别来自爪哇、仰光、香港。由曾友豪担任首届董事会董事长,钟鲁斋担任院长。
  1939年,钟鲁斋为了争取南洋华侨的支持,从香港乘船到南洋爪哇遍访各地侨领争取支持。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到巴城(雅加达)、泗水、峇厘、玛琅、三宝垄、梭罗、日惹、茂物、万隆等地,所到之处与当地华侨特别是客属侨领交流介绍南华学院的办学情况,同时考察当地华侨教育的现状,作了10多场专题演讲,对当地文化教育的发展提出系列有针对性的建议。
  钟鲁斋等南华学院办学者的努力,得到海外客属华侨以及梅州地区热心人士的大力支持,尤其是钟鲁斋表兄丘元荣家族支持巨大。丘元荣为香港南华学院捐资5000港元,丘公冶捐资1000港元,丘季平捐资1000港元以及他们名下的荣兴、荣盛公司各捐资2000港元、1000港元,另外捐资1000港元以上的人士和企业还有龚子宏、曾湘仁夫人、广裕公司、傅可英、胡赐海、李昭欧、陈抚辰、卢托公司等。从1938年10月到1941年6月,香港南华学院募资11.64万港元,购买、建筑香港九龙何文田太平道的校区。
  从1941年至1946年,南华学院经历了香港校区迁址梅县合并办学,后来迁徙汕头的举措,与此同时校董会也在不断改组,曲折反映了南华学院在经费困难、基础设施建设、师资和生源保障上的求存发展的应变。
  在1941年9月,钟鲁斋还曾偕同教务主任彭精一前往缅甸、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向侨胞募款额100万元国币,无奈当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侨汇中断,过半允诺捐助款项无法兑现,包括被选为董事会董事长的胡文虎,在《南华学院征信录》亦未见他名下的捐助款项记录。
  尽管遇到诸多困难,学院还是得到了丘燮亭后裔、丘元荣、潘敬亭、夏万秋、钟成才等广大人士支持。以钟鲁斋为首的校方先后筹款国币37万余元,在梅县教溪口新校区建起正座校舍“华侨纪念堂”、第一宿舍;1943年,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募捐46万元国币,建起第二宿舍“乐群斋”;1945年,在兴宁募捐28万元国币,加上学院常费、学生附缴建筑费,完善第二宿舍副屋、厨房、杂屋等。在1946年,更是得到董事长刘侯武、董事林子丰的支持,才保证学校经费的正常运转。
  在白手起家的情况下,南华学院的学科建设逐渐增加,先后设立文史学系、教育学系、法律学系、政治经济学系、商学系、会计学系、农业经济学系。1944年,学生人数已达到600多人。

  一丝落寞:
  晚年寂寥寄寓香江
  在南华学院办学的前十年里,学校就经历了三易校址的考验,加上筹措办学经费,是钟鲁斋需要不断面对的煎熬。学校的同事、董事会的成员进进出出,另有他就,学生升学毕业,人来人往,只有他作为一校之长不变地驻守在校园里。
  1945年下半年,南华学院遇到另一个考验。随着抗战胜利,一批避难前来任教、就读的教授、学生纷纷回流大城市高校。将1945年与1944年学院教职人员表对比可看出,留法博士吴康、黄文博以及吴三立、何爵三等知名学者已离校。
  因此,钟鲁斋选择将学院迁址汕头,是为了扩大生源的无奈之举,对于在梅县教溪口苦心经营多年的教育家,他离开家乡这片土地是五味杂陈的。
  1949年,面对时局的巨变,钟鲁斋选择留在香港。他的儿子钟奖生对记者表示,他在中山大学就读的1950年后一段时期,父亲曾到广州看望过他两次。他听闻了父亲与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同乡叶剑英会面,商谈继续南华学院办学的问题。然而随着教育体制的转变,以及院系调整,作为私立大学的南华学院已经失去存在的土壤。
  在香港,钟鲁斋一度寓居宾馆,在耗尽积蓄后只好移居长洲的乡村,参与复办南华中学。随后他与一批来自大陆的教会大学教授参与创建崇基学院。期间,一度想复办南华学院的钟鲁斋在处理原校舍的问题上,与昔日的友人曾友豪等出现分歧,以至对簿公堂,且未能胜诉。
  对于为办学牺牲了健康的钟鲁斋来说,晚年是有些寂寥的。一手创立的南华学院已不复存在,儿子们均在大陆工作学习,身边的女儿后来也到美国留学,只有相濡以沫的妻子方希仁教授相伴。
  1956年11月30日,刚步入花甲之年的钟鲁斋因病去世,后安葬在香港岛薄扶林基督教坟场。与蔡元培先生寄寓病逝在香港一样,在他眼中,这座城市也许原本是人生的一个驿站,却成了长眠之地,不过在那里也算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亲友连线】
  “教育是他人生事业的全部”
  了解一位历史人物,其亲人是最近距离的长期接触者,很多时候拥有唯一知情的故事。钟鲁斋的三子一女中,目前还有幼子钟奖生和女儿钟灵秀健在,其中,钟奖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定居,钟灵秀则在俄亥俄州定居。为此,记者电话连线采访了住在南加州81岁的钟奖生先生,了解其父点滴往事。
       1934年出生的钟奖生表示,虽然少年时代随父母生活在一起,但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因为父亲的后半生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创办南华学院上,常常顾不上家人。办教育可以说是他人生事业的全部。  
       钟奖生回忆,他们一家是在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前夕从上海移居香港的。1941年底,日军侵略的魔掌又伸向香港。战事爆发时,从南洋募捐回国的父亲恰好已经回到梅县处理学院事务,留下其母子三人在香港。驻港英军与日军的战斗打响,他兄妹二人和母亲幸好被太平道居所旁的外国籍邻居招呼,躲在他家的地下室,得以逃过炮火洗劫。  
      钟奖生表示,母亲后来雇了一个挑夫,用两个箩筐分别装着自己和妹妹,徒步辗转惠阳,然后逃难回到梅县,中途还遇到一次匪徒抢劫。回到梅县,先是住在一栋租来的狭窄民房里,后来才搬到南华学院教溪口的宿舍。在梅县,钟奖生也很少看到父亲的身影,因为他总是早出晚归,暮色中,只有听到教溪口木桥上木杖笃笃的声音,才知道父亲要回来了。
       钟奖生表示,家里为了改善伙食,在小溪旁养了一群鸭子和鹅,鸭蛋是当时家里珍馐。他说,到了自己晚年的时候,整理父亲留下的有关南华学院的文献,知道父亲当年曾经掌握学校大量资金,但是详细记账、公私分明,比如有一次在新加坡,为了得到面见胡文虎的机会,推掉回国的船票,包括往返南洋的路途花费,这些都一一详细记录在账本里。  
      钟奖生在整理父亲著作时也发现,一生著述颇多的钟鲁斋在创办南华学院期间,除了一本非学术性的《爪游三月记》,基本上是个空白。他终于明白父亲当年疲惫的身影后,是为了南华学院的运转和发展耗尽精力,再也没有时间投入学术著述和研究。  
      钟鲁斋虽然没有太多时间顾及家人,但他的精神促使子女皆能独立好学,三个儿子均大学毕业。钟奖生告诉记者,留在香港的妹妹后来得到父亲编著《大学国文》获得的800美元稿费支持,前往美国留学,最终获得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学位。

  剩有明月在 来照读书床
  【遗迹寻踪】
  在梅县区雁洋镇三乡石楼村,由钟鲁斋兴建的故居文德楼还算保存完好。他曾经就读的崇正学校如今学生寥寥,但作为小学教学点暂时保留。在其宗侄钟森生、孙子钟奇荣的引领下,我们一行来到面积不算大的钟氏祖祠,左右两个矮廊专门设有瓷像式的钟鲁斋、钟惠澜事迹介绍,由此可见家乡后辈对他们的崇敬。
  而在钟鲁斋兴办南华学院的教溪口,这里已经成为梅县华侨中学的校址。记者看到,这里侨捐建筑林立,但南华学院时期的建筑大部分已被改建,唯有广场上两株树干巨大的菩提树生机盎然。据华侨中学校长周庆粦介绍,学校近期也将迁址,这里将改为医院,但部分历史建筑将会保留。
  在香港九龙太平道与亚皆老街交叉处的南华学院旧址,记者看到,这里已经被高楼大厦取代。只有位于薄扶林基督教坟场的钟鲁斋墓保存完好,在经过2005年的重新修缮后,墓前增加了一块书卷式的石雕,上书他的学生谢英煌题写的南华校歌首句“唯我南华崛起海疆,誉满梅岭与香江”,常年相伴着港岛上空城里的月光。

  剖析客家敢赞敢弹
  【嘉闻逸事】
  1939年,钟鲁斋去南洋爪哇岛开展办学募捐活动,每到一处,不少教育机构和客属社团都会邀请他进行教育和文化主题演讲。钟鲁斋尽管旅途劳累,也尽量接受邀请,提出自己的见解建议。
  7月5日到达梭罗的当晚,钟鲁斋应客属公会的邀请,作了一场《客族精神》的演讲。他对客家人散处四方的性格进行分析认为,一是富有冒险精神,不怕危险,不畏艰苦,敢做冒险事业;二是奋斗精神,勇敢前进,在军政学商界占有相当位置;三是坚忍精神,虽遇困苦,并不灰心,错节盘根,以求迎刃而解。
  不过,钟鲁斋话锋一转,也对客家人特别是南洋客籍侨商中的不足之处进行批评。他认为,客家人也有自身的弱点,首先是贪小成功,而缺乏远大计划。他举例说,来南洋经商的人士,稍有积蓄,即寄回乡下买田做屋,以夸耀乡里。殊不知,仅有些根底的商业,抽去一部分资本,失去继续壮大发展的机会,所谓速见小利以至不达而大事亦不成。
  同时,他也认为客家人自大,不肯为人下,不愿与人合作,大家都要做领袖,常至互相排挤,结果是一盘散沙。对华侨所在地的社团派系林立提出中肯批评,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钟鲁斋本来是要向客家侨领争取资金支持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仍然敢于对侨界的现象提出批评。既有赞,也有弹,反映出他直率、坦诚而敢于表达自己看法的学者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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