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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家栋:杏林耆宿惟其德馨

学者 | 2015-8-6 15:22| 查看: 3415| 评论: 0
摘要: 邓家栋,蕉岭县新铺镇人,1919年从新铺公学毕业后报读梅县广益中学。1924年免考入读东吴大学,1926年转学燕京大学、1928年获理学士学位后再投考协和医学院,1933年毕业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留在协和工作 ...

  [人物小传]
  邓家栋,蕉岭县新铺镇人,1919年从新铺公学毕业后报读梅县广益中学。1924年免考入读东吴大学,1926年转学燕京大学、1928年获理学士学位后再投考协和医学院,1933年毕业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留在协和工作;1938年冬公费赴美国哈佛医学院进修血液学。1948年秋重返协和。1957年调往天津参与创办输血及血液学研究所并任所长;1960年夏,调任北京医院副院长兼任保健局副局长。1978年,参与筹备恢复八年制的协和医科大学,并任学校副校长。主要著述有《内科学基础》《诊断学基础》《临床血液学》《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血液病学》等。

  [校史短简]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直属的唯一一所重点医科大学,与中国医学科学院院校一体,实行“一套机构,两块牌子”的组织结构。该校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17年捐资创办,1919年秋开办八年制医学本科,是我国最早设长学制临床医学专业和护理本科教育的医学院校,被誉为中国医学殿堂。学校曾三次停办(1942年、1953年、文革)、三次复校(1947年、1959年、1978年),历经“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中国协和医学院”、“中国首都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等多个历史阶段,于2007年5月正式复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邓家栋参与创建了我国高校第一个血液学专业组和实验室,建立我国第一个血液学研究所,筹划并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大学血液学专著,我们目前使用的血液细胞中译名词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等就是他早年提出命名确定的……这位志存高远的客家男儿,凭着救死扶伤的坚定信念,把许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创下对今天医学仍然影响深远的多个“第一”。
  日前,记者来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寻访邓家栋这位医学界元老级专家的传奇故事(注:本文对各个时期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统称为“协和医学院”)。

  穷家儿自有穷风骨
  1906年2月19日,邓家栋出生于蕉岭县新铺镇矮车村。他正值壮年的祖父在印尼去世后,寡居老家的祖母不得已变卖全部陪嫁的妆奁首饰,帮助两个儿子租用铺面开设茶烟店以补贴家用,家境仅堪温饱。1919年,邓家栋在新铺公学以全校第一名毕业,因家中难以维持他中学读书的费用,家人希望他在店中工作。小学校长曾清吾知悉后亲自登门,极力劝说之下才得以继续读书。对邓家栋早年的求学情形,他的次子邓濂献回忆道:“父亲有时一顿饭只花几个铜钱买一个肉丸子和一碗汤,为此他患有营养不良症,长期有足踝部溃疡,有段时间还患上夜盲症。”
  1924年,邓家栋从教会学校广益中学毕业,因成绩优异,他获得免费入读沪江大学(与广益同属一个教会)的机会。其堂叔了解到他愿读理科及医学,便劝他改入苏州东吴大学。在该校读完二年级时,邓家栋又转入燕京大学。“燕京的医预科与协和医学院有最直接的联系,而他是立志要读医的。”邓濂献告诉记者,父亲在少年时,曾亲眼看到几个堂兄妹因病得不到救治而死去。“这促使他产生了长大后要从事医药学、学到真本事治病救人的想法。”
  当时的协和医学院是我国医学院最高学府,学制漫长、学费昂贵。在燕京大学即将毕业时,邓家栋决定先找一个教书的工作,攒些钱再考协和继续学医。眼看就要与梦想擦肩而过,在化学系主任威尔逊教授的协助下,协和医学院院长顾临答应以个人名义借钱给他。“协和实行淘汰制的方法,许多学生因成绩、身体等原因而被淘汰。”协和医学院原党委宣传部部长、现任校史研究室主任刘静告诉记者,从1924年第一班毕业到1943年共毕业318人,平均每年仅16人。即使这么严格,邓家栋在协和五年,年年考取第一,获免学费奖。毕业那年,还获得毕业生最高奖“文海奖”,并以奖金偿清了债务。 两度参与协和复办
  协和医学院历经三次停办,三次复办。其中两次复办,邓家栋均参与其中。
  1942年,因被侵华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遭遇第一次停办,教职工各自谋生。邓家栋受邀到道济医院担任内科主任。不久,道济医院院长辞职,日寇和伪政府执意要他接任院长。邓家栋不愿仰日本人鼻息,只身往天津担任天和医院内科主任,第二年兼任院长。1947年协和复校,校长李宗恩亲自到天津邀他回校担任内科副主任,月薪300余元。其时邓家栋在天津的工资相当于协和工资的10倍,但邓家栋欣然受邀回到母校。
  “父亲想的不是发财致富,而满足于作为科教工作者的工资收入。”邓家栋长子邓浚献说,父母亲达成共识,不愿意让自己二十多年之所学只为少数患者的金钱服务,他们的兴趣在于教育与科研,希望培养更多的医生,为更多的病人诊治。
  回到母校,邓家栋负责领导内科工作,他从医院各处仓库杂物堆里寻找原属各研究室的仪器设备等。每找到一件设备,邓家栋就高兴得像个孩子。很快,内科研究实验室重建起来了。当年秋,学校正式复学。
  自抗美援朝开始后,协和医学院及附属协和医院即归中央军委总后勤卫生部领导。1956年,国防部组织了一个军事医学考察团赴前苏联考察,邓家栋是其中一员。回国后,邓家栋奉命前往天津创建我国第一个输血及血液学研究所,后来又调任中央保健局担任副局长。此阶段,他暂时离开了协和。
  1978年“文革”结束后,协和终于迎来新生的曙光。已72岁高龄的邓家栋被任命为副校长,同时出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他与校长黄家驷,副校长董炳琨、章央芬等人一起,重建协和医学院。“我与邓老在一个办公室相处两年,那是我一生最值得怀念的时光。” 现已90岁高龄的董炳琨介绍,邓老与黄家驷等力排异议,克服重重阻力,再次恢复八年制的医学教育。复校后,邓家栋要求要以老协和精神治学,他把老协和的课程精简,注重启发教学,减少课堂讲授,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把实验室和临床实践等经验带到新学校中来,主张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每年开学,邓家栋都会现身说法,对新同学作“如何学习医学”的报告。中科院院士、现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曾益新评价说:“邓老在协和历史上是一位贡献很大的老领导,也是为现代医学事业谱写新篇章的一位老前辈,无论是在学术造诣还是管理水平上,他都让我们高山仰止。”
  直至九十多岁高龄,邓家栋仍念念不忘母校的发展和变化。邓老96岁那年因身体不适住进协和医院,刘静随同校领导去看望他,提及邮电医院将与协和医院合并。老人家立马建言:邮电在西单,协和在东单,相隔太远,病人要转院怎么办,是要在地下修一条地铁专线,或是在协和顶层建一个直升飞机场?“老人家一心为母校、为病人着想,让我们感动。”刘静说。就在他病逝前一个月,他还在一篇为办好协和医学院的呼吁书上亲笔签名。“他经常和我一起探讨,为协和的成绩进步而高兴,为失误失策而担心,激动时还伤心落泪。”董炳琨回忆说。
  毕业后的邓家栋留在协和工作。1938年,他被派赴美国哈佛医学院的桑戴克研究所,在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迈诺特等著名血液学家的领导下从事血液学研究。修满一年后,邓家栋婉拒当地的邀请,毅然回到当时被日寇占领下的北京,继续在协和工作。医乃仁术无德不立
  一直秉承“救死扶伤、济世保健”理念的邓家栋在医学事业特别是在血液学领域上建树颇丰,创造了医学界的多个“第一”。
  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保障和身体健康,1957年邓家栋受命筹建我国第一所输血及血液学研究所。类似研究机构,当时只有前苏联才有,欧美都还没有。邓家栋选定天津海光寺这个解放军军医学校营地,从主办输血及血液学讲习班入手,边学习边建设。据介绍,当时参加学习班的成员,后来都成了全国各地血液学的带头人,有的还成为院士。在邓家栋的领导下,血研所涌现出一批具有创新和实用价值的成果:成功分离出一株新的更优良的右旋糖酐菌株,至今全国各地大多数右旋糖酐厂家用的还是这株菌种,每年为国家创造了上亿元的财富;报告了我国第一例嗜酸性粒细胞白血病,邓老还撰写了我国第一部血液学专著;成功研制出塑料输血输液袋,为平时和战时发挥了作用,等等。
  邓家栋的学生、全国著名血液学专家杨崇礼回忆:“每天晚饭后,邓老继续到实验室工作,一直到10点才回家,除夕夜也不例外。在邓老的言传身教下,我们学生也一样。正因如此,在50年代那样困难的条件下,我们仍然取得了一些成绩。” 目前,这个研究所已成为亚洲最大的综合性专业研究机构,我国的血液学已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在邓家栋的倡导和组织下,全国从事血液学基础与临床研究的学者成立了自己的学术组织——中华血液学会,邓老被推举为第一任主任委员。《中华血液学杂志》也是在邓老的领导下创刊的,几十年来在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国内最权威的血液学专业刊物。
  在医德医风方面,邓家栋更是受人敬重和爱戴。受访者不约而同地表示,凡认识邓老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普通的慈祥老人,但同事又没有一个人不被他高尚的人格魅力所感染。董炳琨说:“他待人没有架子,获得许多荣誉,从不向别人讲。他的居室除了书还是书,使用的家具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留下的,但他却把节省出的积蓄慷慨赈灾,捐助贫苦学生,建立奖学基金。”原卫生部副长黄树则曾经赞誉他是“中国医界一大旗”。2001年,95岁的邓家栋获得中华医学基金会授予的“医德风范终身奖”,当时全国仅两人获此殊荣。

  【学界连线】
  “晚年他对医疗腐败非常痛心”
  ■访谈对象
  曾益新:中科院院士、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
  董炳琨:北京协和医学院原副校长、协和医学院专家委员会主任
  刘 静:北京协和医学院原党委宣传部长、校史研究室主任
  记者:邓家栋求学在协和、工作在协和,一直到晚年都与协和共命运。应该怎么看待他与协和的关系?
  曾益新:我来协和工作才4年,跟邓老没有过接触。但从校史可以看到,邓老赫赫有名,对协和贡献很大。1978年“文革”结束后,邓老和黄家驷校长等人重建协和医学院,为如今协和医学院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邓老对工作非常投入,对师生很关心,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有一件事可以体现他的高尚品格。在他那个年代,大家的工资水平都不高,他和黄家驷等组织成立“协和之友基金会”,他还带头捐献了自己的多年积蓄4万元。现在基金会仍在继续运转,且规模不断扩大。
  董炳琨:邓老一向关心协和医科院、协和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的情况,见面总要问问情况。为了办好协和医学院,他多次向领导反映他的意见。协和医学院八十年校庆时,提出要与某个医科大学合并。邓老认为两所学校办学背景与理念截然不同,若合并对彼此发展都不好,便上书卫生部称“这是砍向协和的最后一刀”……言辞恳切,足以体现他对协和的赤诚之心。最后如他所愿,两所学校没有合并。
  刘静:邓老把治病救人、研究医学、提高医学科学水平当作一生信仰来追求。在年轻医生面前,他总是循循善诱地讲述“只有苦学才能真正成才”的道理,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在协和读书时要上人体解剖课,邓老认真细致地作人体解剖,从骨骼到皮肤到毛细血管,常常是一个人在一间大解剖室里研究到深夜。我曾问过他,怕吗?他说,不怕。他对医学始终怀有一颗虔诚、敬畏之心。
  记者:熟悉邓老的人都说他生活俭朴,为人热诚。在你心里,邓老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董炳琨:他在生活上一直保持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俭朴。他的住房只有50平米左右,只有一间半,一间作为卧室,半间当作书房,过道作为客厅和饭厅。“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可以作为邓老家居的真实写照。他的心思不在吃住上,他关注的是医学教育和医务界的风气。有一次他说在报刊上看到一些揭露腐败和医务界歪风邪气的文章,非常痛心。我告诉他,这类事情国家政府、社会舆论都在反对并设法控制,用不着咱们担心。他听完很激动地说:不担心!我怎能不担心?当了一辈子共产党员……说完竟然失声而泣。
  刘静:邓老认为,一个医生首先应该是个文化人,不能光懂医学知识,而应该广且博。他本人就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对中国历史、古典文学、诗词都很有研究。“文革”期间,邓老被关进牛棚,每天劳动。就是在那种境况下,邓老晚上坚持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编写,竟然完成了《英汉医学词汇》,这本辞典在医学界沿用多年。邓老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但他平易近人,宽厚待人。他还很注意保护病人的隐私。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许多患者的病例,但一律没有透露名字,只是简单注明性别和年龄。

  【儿子谈父亲】
  “他有强烈的 家国情怀”
  邓家栋与夫人王耀云教授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同班同学。他们相濡以沫,携手走过67年的婚姻历程,被人们称颂为“永远的玫瑰”。他们育有两子,长子邓浚献毕业于清华大学国防专业,主持的科研项目曾获国家“八五”攻关重大科技成果奖,被评为正研级高级工程师;次子邓濂献在北京科技大学毕业后,从事冶金事业,退休前是冶金工业标准信息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父亲之所以自美国学成归来,是因为他一生忠于党和国家。他也要求我们要以党和国家事业为重,服从组织安排。”邓浚献透露,他也喜欢医学,但当时国家急需国防人才,父亲就让他服从学校分配。“毕业后,我参加国防工程建设长时间出差西北戈壁滩,弟弟则被分配去东北,父亲就写信鼓励我们踏实工作,不畏艰苦。”邓浚献回忆,父亲热爱诗歌、书法,还善于美声歌唱。受父亲影响,哥哥擅长手风琴,弟弟则钢琴弹得出色。
  邓濂献也表示,父亲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一直到九十多岁,他依然手不释卷,勤耕不辍,就希望能尽己之力为国家、为母校做些什么。他虽极少回乡,但对家乡的人与事都很关心。他热心参加家乡各种联谊活动,曾担任北京海外客家联谊会、梅州联谊会等组织的荣誉会长。“蕉岭联谊会没有建立之前,经常有蕉岭老乡上我家里来聚会,父亲热情招待他们。只要有活动,父亲都去参加。后来晚年走不动了,就让我代表他去。”邓濂献说。

  [嘉闻逸事]
  被叶帅指定为保健组长
  上世纪50年代,邓家栋参加了中央高干保健任务,曾陪同周恩来总理访问亚非十余国,陪同贺龙副总理访问朝鲜、东德。1958年至1959年,邓家栋随叶剑英元帅率领的军事友好访问团访问印度,邓家栋协助翻译并负责照顾叶帅的健康。回国前一两天,在加尔各答,叶帅突然心脏病发作,邓家栋为他做了正确的诊断并安全度险。时任印度总理的尼赫鲁为了表示重视,特派他的“御医”来为叶帅会诊。这位刚开始态度倨傲的“御医”,在听完邓家栋介绍病情及其诊断治疗的经过后,完全同意邓家栋的意见,并热情和他握手祝贺。这件事给叶帅留下了深刻印象,晚年他指定邓家栋做他的保健组组长,并曾为邓家栋手书七绝一首,盛赞邓家栋的人格品质:
  泽畔行吟放屈原,为伊太息有婵娟。
  行廉志洁泥无滓,一读骚经一肃然。

  祖籍梅县雁洋的钟惠澜院士,是我国热带医学的奠基人。他是邓家栋在广益和协和的师兄,对刻苦好学的小老乡邓家栋颇为赏识。
  邓家栋在协和医院做实习医生时,钟惠澜任医院总医师。毕业后,他与钟惠澜同在协和医院工作。1937年,邓家栋与同班同学王耀云在上海结婚。回京后,因暂时没有住处,借住在钟惠澜家里(东单象鼻子中坑三号)。1940年,邓家栋夫妇从美国留学回来,再次承蒙钟惠澜夫妇的照顾,住在他们家(外交部街北院29号楼)。后来协和被日寇侵占,钟惠澜接掌中和医院,邓家栋被道济医院聘用,两人仍保持真挚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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