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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诗人古直:节士风骨 家国情怀

军政 | 2017-9-11 09:18| 查看: 3510| 评论: 0| 原作者: 谈梅 刘奕宏
摘要: 古直少年起就对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情有独钟,敬慕陶渊明、阮籍的节士情操和为人,他把筑在庐山的居室命名为“葛陶斋”。
  作为梅州历史文化名人之一,古直一度淡出家乡大众的视线多年。然而,在梅州大力推进文化教育建设的今天,重视和纪念这位文化名人,挖掘和探讨他为梅州的社会进步、文化教育作出的贡献和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卓然成就,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梅州市剑英图书馆古籍收藏室,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应笔者的要求捧出一部部历经岁月依然散发墨色幽香的线装书,《陶靖节诗笺》、《陶靖节年谱》、《钟记室诗品笺》、《客人三先生诗选》、《客人骈文选》、《客人对》等20部著作赫然在目,内容涵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客家历史以及个人诗文创作。岁月悠悠,它的编撰者古直已经离世半个世纪之久,他以一介书生之躯,心忧家国,投身民族民主革命;不畏艰难,奔走四方,推动家乡教育;淡泊名利,皓首穷经,潜心学术研究。独特的人生经历,使他集辛亥革命的参与者、梅州近代国民教育的热心推动者、中国南社诗人、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大家的身份于一身。回顾这位学人跌宕起伏的人生,不但有助于我们重温20 世纪那段风起云涌的中国历史,追寻这位梅州先贤的心路历程,也可从中吸取热心桑梓、胸怀家国的精神力量,积极参与梅州现代化建设进程。
  书生忧国忧民,投身革命
  古直1885年出生于梅县梅南滂溪村一个有读书传统的农民家庭,由于古直本人聪明早慧、刻苦用功,获得家人的支持走上了读书的人生道路。少年时代,古直就熟读四书五经、唐诗宋词,打下扎实的传统文化基础。17岁那年,家里送他到兴宁师从光绪癸卯科举人罗翙云,他得以专心研读《十三经》、《资治通鉴》、《昭明文选》等典籍,尤其喜爱诵读《昭明文选》,对魏晋南北朝文学产生终生不渝的浓厚兴趣,奠定后来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在兴宁学习三年后,因罗翙云要上京应试,1904年古直又返回梅城,就读于谢吉我门下。在梅城,古直接触阅读了严复的《天演论》、《群学肄言》以及邹容《革命军》、杨笃生《新湖南》等进步书籍,接受民族革命的思想。1906年秋,22岁的古直与同学李季子在梅城下市的攀桂坊桂里学堂,由中国同盟会梅州主盟人谢逸桥监誓下,加入中国同盟会,投入反清革命大潮。从古直早年的读书生涯可以看出,他接受的是传统的诗书教育,以后他的学术研究也大致围绕国学这一范畴,喜爱古典诗词和骈文,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就是这样一位传统型的知识分子,在国家衰弱不振的危亡时刻,他加入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洪流。古直这点与国学大师章太炎非常相似,接受的是旧学,学术研究领域深奥古雅,思想锋芒却在当时的时代潮流前列,积极参与反抗满清政府专制统治的革命活动。可见,传统文化教育在古直心中植入的是积极的因子,即传统士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
  在加入同盟会至辛亥革命爆发的时期,古直参加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1907年,他进入由同盟会人士谢逸桥、温靖侯等主办的松口体育会,接受包括学科和术科在内的军事训练。毕业后,古直与友人钟动、李季子等组织冷圃诗社,借开展文学创作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他后来在《冷圃曲》诗中写到:“忆昔结交少年日,意气相倾在胸臆。风景山河感慨多,摩挲宝剑思投笔。”这正是他当年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心态的真实写照。嗣后,他又参加了柳亚子创办的近代文学史上有名的文学团体——南社,成为第108号社员,用诗歌抒发强烈的爱国感情,揭露清政府的黑暗统治,歌颂民族民主革命志士的斗争精神。
  1911年初,古直来到汕头担任《中华新报》编辑,编发不少同情和鼓吹革命的文章,是年神州大地反清起义烽烟四起。古直虽然目睹了广州起义的挫败,但意识到革命之火已经燎原,革命高潮大幕即将拉开。当年夏天,他辞去报馆的职务回到梅州,秘密参与策反驻守梅城清军巡防营士兵的活动。武昌起义爆发后,古直跟随友人钟动发起光复梅县运动,在钟动的主持下设立义军司令部,曾勇甫任梅军司令,钟动任参谋长,古直担任秘书。由于事先进行策反工作,梅城的清军倒戈,和平推翻清政府对当地的统治。
  热心教育事业,桃李满门
  辛亥革命后,古直继续参与政治活动,先后参加反对袁世凯独裁和复辟帝制的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但是这段时期,他把更多的热情和精力投入教育救国的理想实践中。
  早在辛亥革命前,古直人生的第一份职业就是当教师,他在松口体育会毕业后就曾在松口公学任国文教员。在冷圃诗社时期,古直又与李季子、曾伯锷等于1909年在梅城创办梅州高等小学。1912年春节,古直回到家乡梅南滂溪,建议兴办滂溪小学。面对办学经费的短缺,他说服宗亲克服传统观念,将祖祠屋后山林砍伐变卖得银500两,解决了办学经费,使得学校在当年春季顺利开学。1914年,遭袁世凯政府通缉而避居香港一年的古直回到家乡 ,组织龙文乡教育会,筹划创办龙文公学(高等小学),为解决校舍问题,他带头拆除安仁寺内神像,将之改建成校舍。在20世纪初的粤东客家地区,信奉风水和敬畏神明的观念相当浓厚,古直作出这种无畏的兴学之举,需要何等的勇气和胆识,也可见他热切希望通过教育为家乡培育人才,推动家乡和国家进步的赤子之心,而不顾自身的利害安危。龙文公学的开办,使当地一些家境贫寒的子弟得到了学习文化知识的机会。在梅期间,古直督建龙文公学的新校舍,还曾在梅城西厢公学和梅州中学担任国文教员,为梅州中学写下传唱至今、意境深远的校歌。
  从1925年至1939年,古直主要在广州的中山大学执教,任文学系教授、文学系主任兼代理文学院院长等职。在高等学府钻研学术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同时,古直依然关注已由龙文公学升级的梅南中学的发展,对学校被国民党政府当局以政治原因封闭痛心疾首。1938年,日军入侵华南地区,中山大学内迁,古直决定辞去教职放弃优厚的教授待遇,返回家乡复办梅南中学,并在家乡一呆又是10多年。
  古直一生钟情于教育事业,培养出的学生人才辈出,既有革命烈士熊锐、革命人士胡一声、郑天保等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也有杜宣、陈盘、闵孝吉等文学、学术方面的杰出人才。
  潜心学术研究,著作等身
  对于辛亥革命后,相继出现的复辟帝制丑剧、南北军阀混战等国家政局动荡的局面,现实与当初理想的巨大反差,让古直感到心灰意冷,1921年,他离开高要县长的职位,效法陶渊明而隐居庐山,决心专心致志进行讲学和学术研究。
  古直少年起就对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情有独钟,敬慕陶渊明、阮籍的节士情操和为人,他把筑在庐山的居室命名为“葛陶斋”,有以诸葛亮和陶渊明为人生榜样的意味,既秉持诸葛亮经世致用忧国忧民之心,又怀陶渊明刚直志猛而僻处江湖的节士情操。古直在庐山创造了个人学术生涯的第一个高峰,庐山离当年陶渊明隐居地不远,他在这里对这位隐逸诗人的生平和作品进行深入的研究,先后写成《陶靖节述酒诗笺》、《陶靖节年谱》、《陶靖节诗笺》、《陶集校勘记》,另外他还编成《诸葛忠武侯年谱》、《汪容甫文笺》、《钟记室诗品笺》等著作,他对陶渊明的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使他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主要是通过笺注学这种方式开展的。
  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古直的治学条件更加优越,能够方便与众多的学术界大师名流互相切磋交流,他与国学大师陈三立(陈寅恪的父亲)、李审言,文史学家侯过、古汉语学家吴三立至为交好,结下深厚友谊。在这样的环境下,古直发挥自己国学功底深厚、博闻强记、学识通博的特点,学术研究成果迭出,又先后写成《汉诗研究》、《汉诗辩证》、《曹子建诗笺》、《曹子建年谱》、《阮嗣宗诗笺》、《文心雕龙笺》,从而奠定了他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上的学术权威地位。
  作为一位来自客家地区的学者,古直热心客家文化和历史的研究,他研究客家历史,在1928年写出《客人对》一文,阐述了客家人的源流和形成过程,驳斥把客家人视为未开化民族的观点,指出“客家”其实是汉族的一个分支。文中古直还从客家方言接近中原古音,以及客家文化自我延续的特征长期保持上进行考证,解释了客家人南迁千年后依然冠有“客家”称谓的现象。古直还热心客家地方文献的挖掘和整理,他极为推崇黄遵宪、宋湘、李黼平三位客家才子的诗文,专门选编他们的作品汇集成《客人三先生诗选》,以便时人诵读。出于对骈文的热爱,他又搜寻选编《客人骈文选》一书,收入张九龄、李黼平、吴兰修、张其曾羽、丁惠康、温仲和、钟动、谢贞盘等八位客家籍学者的骈文作品,对其中一些作者作品的保存流传,起到延续文化薪火的贡献。
  古直在文学创作上也颇有建树,他毕生钟情古体诗词写作,他的五言诗颇追魏晋诗歌的风骨,如《咏陶靖节》:“东方有一士,邈然不可干。称心固为好,即日弃其官。拥褐曝前轩,闲饮自欢然。所乐非穷通,所惧非饥寒。猛志固常在,有时不肯言。哀哉亦可伤,在己何怨天。其人虽已没,千载乃相关。”则是集句陶渊明的作品,又自然表达赋予新意。目前他留下的诗集有《转蓬草》、《新妙集》、《东林游草》、《隅楼集》等8部。他的文学创作还涉及词赋、楹联,在如今的越秀山镇海楼上,依然挂着他拟的一副对联,他作的梅州中学校歌朗朗上口传唱至今,那首歌的第一部分写到:五岭东趋尽揭阳,中有梅花香乡,横枝独傲冰雪里,畸人节士代相望,流风犹未泯,大启我门墙。古直用秀丽的笔触勾画出在梅州代代相传的梅花精神,歌颂不阿世不媚俗、独立特行的人文风尚,这岂止是对一所中学学子的鞭策激励,可以说是对梅州所有读书人的期许。

  经过半个世纪的岁月沧桑,梅州新一代对古直这位先贤的建树乃至本人不太了解,既有历史原因,也有古直本人学术研究的特点因素。古直研究的主要领域是魏晋南北朝文学,这是相对艰深冷僻的学术方向,远离公众的视线,遑论与时下学术明星利用通俗化的议题吸引读者观众相提并论。还有一点是,他坚持用古文撰写学术著作,这种写作风格与同时代的国学大师陈寅恪、钱钟书类似,在白话文流行的现代,古直的确显得超然世外。据说,著名诗人、剧作家杜宣年轻时上门拜古直为师,古直问他带了什么工具书,杜宣说只带了一本《辞源》,古直听了勃然大怒:“怎么我的学生用《辞源》?”杜宣说:“我不认识的字,不查《辞源》查什么?”古直更加怒了,大声地说:“怎么,我的学生查《辞源》?”后来古直缓和下来,才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不懂的字,要查《说文》,查《尔雅》,查《水经》”,“要查这个字的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样才可靠。《辞源》这一类书,是二手货,不可靠的。我们做学问要有穷根究底的精神才行。”这种严谨又传统的风格,使他的著作流传受到限制,正如一般人知道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很少涉猎他的皇皇巨著,喜读《围城》,而不了解钱钟书的《管锥篇》和《谈艺录》。
  即使这样,古直留下的50余部著作中蕴含的学术和历史价值依然透过古奥的文字闪出耀眼的光芒,同时代的陈三立、郭沫若、朱自清等学者都对他的学术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上世纪50年代后,古直的学术观点被冷落,但海峡两岸亦不时重版其部分重要著作,其中,1984年,台北编译馆中华文化丛书编委会出版一套《层冰堂五种》,2007年,《钟记室诗品笺》经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曹旭整理,列入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最近,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著作《重定陶渊明诗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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