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商人的特点、商道！

客商 | 2020-2-5 15:15| 查看: 11696| 评论: 0 全球客家名人堂

摘要: 客家人中，不乏卓越的商业人士，出了很多各领域之“王”。小编将我们熟知的客家商业巨子，简单拉个名单，比如．．．

　　客家人中，不乏卓越的商业人士，出了很多各领域之“王”。小编将我们熟知的客家商业巨子，简单拉个名单，比如东南亚华人首富张弼士、万金油大王胡文虎、豆奶大王罗桂祥、人造革大王田家炳、国货大王余国春、日护大王梁亮胜、领带大王曾宪梓、金融大王伍捷仆、珠宝大王吴德芳、钢铁大王何侨生、黑珍珠大王温惠仁、石油大王丁家骏（丁日昌后代）、水泥大王黄德新、化工大王郑明如、玉器大王李有权、鞋履大王周仰杰、茶叶大王叶华能、毛衫大王吴惠权、橱柜大王姚良松、泰国电信大王他信、香港西裤大王杨钊、亚洲糖王冯小华、地产大王朱孟依、油漆大王杨华岭、青蒿素大王朱拉伊、胶合板大王彭云鹏、自行车大王谭伟龙、抗癌药大王黄馨祥、团购大王王兴、算法大王张一鸣……

　　看过不少写各商帮的文章，向不少弄潮商海的客家名贤请教过，也深度研究过不下百位来自韩江流域的闽潮客商，其中不乏鸿商巨贾，小编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客家商帮有什么特点？在客家商业文化中，有无跟文化心理相应的“商道”？客家商帮应该向其他商帮学习什么？这些应该是有趣的话题。

粤省三大商帮特征

　　每一个商帮皆因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而有着各自的独特个性。在广东，主要分为广府商人、潮汕商人和客家商人。整体而言，潮汕商人各具冒险精神，善于用独特的视角去把握、创造商业机会；广府商人偏重务实，更加信奉规范的经营模式；客家儒家文化浸染深厚，注重以德生利，相信天道酬勤，勤勉和道德的色彩更为浓重。

▲广府商人、潮汕商人、客家商人的个性比较来源：王先庆. 广府商人、潮汕商人与客家商人的比较研究[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08(5):49-53.

　　广府商人商业头脑灵活，独立自主精神强，能“顶硬上”；潮汕商人敢作敢为，“爱拼才会赢”；而客商在三大商帮中，“最能吃苦，最富于开创精神的同时也是最恪守诚信之道”。（谭元亨，《客商》）

　　结合三大商帮的个性和其历史发展阶段来看，广府商人，以贸易文化为特征，以当年的垄断贸易十三行为前身。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开放海禁，设立闽、浙、粤、江四关以征税。后乾隆年间又关闭其他三口，留广州一口通商，广州经营外贸品的十三行，因此兴盛。当年的伍秉鉴，曾是世界首富，旗下的怡和行是当时名副其实的世界级跨国财团，是当时中国最大外贸公司。

▲当时的世界首富——伍秉鉴（最右）

　　广府商帮，有十三行的底子，不接受世俗的正统约束，素来敢做“吃螃蟹”第一人，用广府话说，就是做生意要饮“头啖汤”，信奉“开放包容不排外”，“不揾独食、有钱大家赚”。

　　广府商人有着外向型的传统，逐渐衍生为中西合一、重视品牌、擅长资本的新商人，如广本、东风标致、长隆旅游等品牌。

　　相对潮汕和客家以潮商大会、客商大会这类组织为依托，构建商业网络，密切内部协作，广府商人更为特立独行，对于此类活动没有那么热衷。

　　潮州商人，以融合中原文化的宗族团结和海洋文化的冒险开放为特征，以家族式商户起步，借助宗族团结担保和融资机制，善借资本手段进行高开高打，迅速成为大企业家，占据了一些国家或地区华人首富榜单前列，如庄世平、李嘉诚、谢国民、苏旭明、黄光裕、姚振华、马化腾等都是潮州人，每年的福布斯榜单，潮商的实力在全球华商中也是领先的。

▲潮汕的红头船

　　潮商的商业基因非常纯粹，不会受到太多其他因素的干扰，在商业利益最大化方面有着极致精明的追求，所以最能抓住商业本质，正如曾上过中国首富榜单的某潮商说的“就是想尽办法做好买卖”，在经商方面有敢为天下先的胆魄，所以顶级富豪最多。不少国家的华人首富，都是祖籍潮州。

　　潮商在选择产业方面，往往从底层零售业或者国际贸易业开始，很快就利用宗族和网络优势迈入四两拨千斤的金融业，例如宝能姚振华就是从蔬菜零售开始，继而地产商，后续进入保险，继而汽车。在资本运作方面，潮商的财技，可以做到让人眼花缭乱，或者目瞪口呆，借鸡生蛋、上树开花、暗度陈仓……

　　潮汕商帮“抱团”意识最为鲜明，讲究相互扶助，而且表现得大方爽气。据说任何一个潮汕人，只要会讲潮汕话，如果没有工作，去找潮汕老板的话，基本能做到找3个老板，有2个愿意提供工作。2010年国美电器股权争夺案，据说潮汕老乡火线相助黄光裕20亿元，如果是事实，足见潮商的抱团文化心理基础。

　　潮商在做慈善方面，实际上做了很多，但选择低调不扬名。正如黄光裕说的，“做一些慈善事业是应该的，但我不想公布，因为做慈善事业是修心，而不是修名，说出来没有意思。”从生意上看，也是为了避免一些存贪念者，因为“你说出来，会有很多人跑来向你要钱，让你防不胜防。”

▲庄世平（右一）和李嘉诚（右二）共商建设汕头大学

　　《清稗类钞》农商类潮人经商篇载：“潮人善经商，窭空之子，只身出洋，皮枕毡衾以外无长物。受雇数年，稍稍谋独立之业，再越数年，几无不作海外巨商矣。尤不可及者，为商业之冒险进行之精神。其赢而入，一遇眼光所达之点，辄悉投其资于其中，万一失败，尤足自立；一旦胜利，倍蓰其赢，而商业之挥斥乃益。”

　　《潮州府志》载：“潮民力耕多为上农夫，余逐海洋之利，往来乍浦苏松如履平地.…其舶艚船则远达各省，虽盗贼风波不惧也。”

▲粤省三大商帮的历史发展阶段示意图来源：王先庆. 广府商人、潮汕商人与客家商人的比较研究[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08(5):49-53.

　　客家人历史上更崇尚读书进仕，因而客家商帮的形成时间较晚。客家商帮的形成主要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开放海禁之时。因山多地少，大量客家人为了谋生“过番”去“南洋”垦荒、挖矿或经商，这是“客商”形成的主要源流。而此时中国的十大“商帮”早已经控制了国内商界。明清至民国初期,纵横中国商界的有著名的十大“商帮”,即“晋帮”、“临清帮”、“徽帮”、“江右帮”、“洞庭帮”、“龙游帮”、“宁波帮”、“福建帮”、“广府帮”、“潮州帮”等。

　　客家民系肇自中原，历史上经历六次大迁徙，在闽粤赣崇山峻岭之地建立大本营。在迁徙辗转中，始终保留着中原文化的主流特征，尊奉华夏为正统文化、崇尚诗礼传家，注重对传统、文化、语言、洗漱的完整保存，客家人甚至有“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祖训。后来，又经程旼、王阳明等先贤的大兴教化之功，民系传统中极其重视文教。

　　民国之前，客家地区从地方官绅到社会、各姓宗族，均以兴学和博取科举成果为风尚。镇平县（蕉岭）在民国之前，“每村俱有家塾，有一二百户，即有塾六七处，盖二三千金之产，苟建居室，必立家塾以训同姓子弟”。大埔县学塾更普遍， “乡塾献岁延师开馆，腊尽解馆，几于寒暑不辍。至于蒙馆，则虽有三家之村，竹篱茅舍，古木枯藤，蒙茸掩映，亦辄闻读书声琅琅” 。

▲江西燕山书院墙上族规有一条：“过了年二十四，不得有债主进门”

　　所以，客家商人的来源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原来晴耕雨读的农夫“洗脚上田”做生意；另一部分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读书人。客家也涌现了不少商业望族。

　　客家人播迁到各地之后，也把这种高度崇文重教的传统带到了世界各地。在世客会上就可以发现，喜欢文墨、讲话儒雅的儒商乡贤不在少数。

客家大商人的特点

　　客家民系形成于宋，宋明理学濡染之深，保持了崇文善学、勤俭节约、质朴率真、重视名誉的文化性格。谭元亨在其主编《客商》一书中谈到，“客家文化或客家精神是一个符合的、动态的意识形态，诸如勤劳克俭、崇文尚教、开拓进取、隐忍坚韧、宽广大气都是客家精神的丰厚底蕴。”能成一定气候的客家商人，更是把这些优点发挥极致。

一、好读书，读书多，讲话带文人气质。

　　客家崇文重教色彩浓重。客家文化人多，但客家商人读书多，和学历没有什么关系，也不是用来显摆的，而更多是客家人的习惯认知，读书是生活和工作的必备。

▲客家富商潘祥初建的南华又庐

　　不少富豪发家前，或因家境和时代的原因，早早辍学，但是读书从不间断。晚清张弼士只读过三年私塾，但是他写起奏章讲起商道来引经据典。富源集团的缪寿良早早辍学，但他可以写诗，对历史文化各种典故如数家珍、侃侃而谈，并有着精到的见解。

　　高学历的客家商人也不放弃读书。比如王兴和张一鸣的全年阅读量，简直令人咋舌，是想要和一天读至少一本书的投资家孙正义、马科斯媲美吧。

▲龙岩客家人张一鸣和王兴

　　客家人过去的优先行业往往是学而优则仕，即使是在战争年代也是如此，这也是战争年代客家将星璀璨的原因。客家商人虽受传统儒释道文化影响深刻，商业在儒家文化中并不是最优先的，但客家人并不像儒家传统那么鄙视商业，反而非常崇尚商业。

　　以嘉应州为例，清代嘉应州的书院、学宫、私塾、社学、义学等各类学校遍及城乡，“十室之邑，必有一校”。知州王之正说嘉应：“士喜读书，多舌耕，虽穷困至老不肯辍业。”风气使然。

　　过去的私塾必教的课程中，商业所需的课程是从小就要接收的，子弟中必须有经商的，否则供养读书人就成了问题。比如中国象征派诗歌开创者李金发的兄弟几个皆是成功的商人，可以供养他这样纯粹读书的人，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的父兄也是经商。

　　读书多的儒商，一开始能会显得很书生气，但年深日久积累通透之后，会产生深谋善略的眼光。“臣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详熟所应对之事。塾之言熟也，是塾本以熟思得名（顾震福《隶经杂箸》甲编卷下）。”商战之谋略，就是在商业领域“详熟所应对之事”，读书多，实践多，势必“熟思”。经商如同打仗，这也许是洪秀全打不过曾国藩的一个重要原因，曾国藩读透了多少书呵。

二、特别关心国事。

　　和客家人士聊天，会感觉他们普遍特别关心国家大事，是骨子里的关心。更不用说那些商业巨子，生意做到一定程度，那更不是自己一家一室的事了。

　　客家教育中讲究立志和立势。家国情怀这件事，早年是“志”，在未闻达之时就敢发豪言敢立目标；闻达之后就是对“势”的认知高度。国事就是“势”，作为商人必须关心和依托的。从古至今，仕商不是割裂的，而是相济的。

▲改革先锋、太平绅士曾宪梓先生

　　“志”的高度决定了商人能触达的商域高度。曾宪梓还在高中的时候，母亲就跟他讲，做人要有“志”，而他自己也立志要发达要给母校换教学楼，到了闻达之时，又想尽各种办法回报国家，设立了航天基金、教育基金、奥运基金，捐资十几亿。一位五华富商曾跟客名君讲，他小时候见上学的道路泥泞，就发愿至少要赚够几千万，打好这些路，后来他不仅做到了，还凭打石生意，几乎造了一个镇。

▲19世纪末华人首富张弼士先生

　　仕商相济往往体现了大局公心和爱国情怀。张弼士拒绝了洋人的重用邀请，而选择效力祖国，在清廷入仕，先后任清朝驻槟榔屿领事、新加坡总领事等职。光绪帝在1903年曾两次召见张弼士，赐侍郎衔（副部级待遇），后任命他为督办铁路大臣。张弼士给清廷写的以商强国的十大建议，今天看来仍然符合政商实质，闪耀着智慧的光辉。

三、崇名务实，产业立足于善意。

　　客家传统中非常强调以“德”为本。这个善意是指骨子里的诚信价值观和客家教育中的仁厚情怀，原则和底线最起码是绝对不可以害人。为了这一点，客家人不惜延迟满足感，隐忍地做时间的朋友。并愿意做一些短期内看起来很傻很吃亏的事情，而不会为了商业利益不择手段。

▲维他奶创始人罗桂祥博士

　　这样的善意经过时间的考验，会带来宝贵的信任，使得很多客家人缔造的品牌以诚信坚持了下来，或者在一些很累人很不起眼的行业坚持了下来。20世纪早期，香港社会动荡不安，祖籍梅县的罗桂祥博士目睹同胞因饱受战争的灾难，贫困交加，瘦弱多病，严重营养不良。具有儒家“厚生”思想的罗桂祥博士，于1940年研制出健康美味的即饮豆奶。经过70年的努力经营，产品也畅销中国内地以及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个品牌畅销至今近80年。如果没有立足善意的品质，是不容易做到的。

▲欧派董事长姚良松

　　欧派的姚良松在充分竞争中搏出一条路，除了他擅长赋予品牌文化概念之外，他在让利渠道方面也是非常大方的，他说人家和他合作就是因为他“傻”。怡亚通的周国辉，在早年据说为大品牌商拓展渠道，只取中间微利，让自己生存并发展壮大。

　　善意是儒家说的“仁”、“义”和“信”，是一种基于价值观的选择。所以我们看很多客家商人在选择行业的时候，看重稳健，甚至让人觉着保守。一位每年上富豪榜的梅州大咖曾跟客名君讲，按照客家人的教育，客家人讲良心，讲节操，负责任，绝不是那种谋私利捞一把拍拍屁股走人，因为如果那样做，心里会良心不安的。客家人深信，生意一旦违背了底线，恐怕就要出问题，且必然做不大，做不久。

▲梅县的节操楼（供图：好运）

　　当赛道确定，赛车手的善意和格局决定了他能否成为大商人。实际上，商业到了一定层次，因良善的人品而带来的信任，将消除因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消耗，是一种极大的成本节省。这是大商人所具足的智慧和眼光所决定的，远比小商小贩之间的来往要简单明了。毕竟大家都是聪明人，眼睛雪亮，过多的算计在博弈之后，必然会显露出来，反而是一种消耗和自损。

▲慈善巨子田家炳博士

　　在功成名就之后，客家商人往往好善乐施，慷慨捐助家乡，扶持教育事业的大客商大有人在。“中国百校之父”田家炳，自己克勤克俭，却将赚的钱大部分都捐给了中国教育，用来建学堂、修路桥，在经济危机时，甚至将自住的香港别墅卖了作捐款，自己则租了个小房子住。他乐善好施的高尚品德，来自于他那位急公好义的父亲——玉瑚公，那个年代在高陂当地玉瑚公签字的票据甚至可以当货币流通。

四、耐苦隐忍，出奇地勤奋，忍人所不忍，能人所不能。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耐苦勤劳，这个当然不是客家商人独有。历史上，南洋有 “客家人开埠，广府人旺埠，潮州人占埠”的谚语。开埠之苦，是难以忍受的。说明了客家人的超凡的勤劳和耐苦。

▲《天道》中丁元英讲的生存法则

　　能够开埠，所以客家人在开拓和垦荒方面是敢为天下先的，实际上，正如《天道》中丁元英讲的生存法则——忍人所不忍，能人所不能，中间就是生存空间。罗芳伯开拓加里曼丹岛，张弼士开发雅加达等地，叶亚来开发吉隆坡、姚德胜开发马来西亚怡保、张榕轩张耀轩兄弟开拓绵兰、谢枢泗开发泰国合艾、李光耀打造了新加坡、谢富年打造了马来西亚双威城……

　　这种精神到了今天，就是连续创业中体现的立足于时间价值的耐打精神。跟客家的创业者朋友聊天，往往深切感觉到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严苛，以及勤勉吃苦得让人吃惊且心疼。出奇的勤奋，可以在前期基础较弱的情况下缔造出一方面的绝对优势，这种绝对优势就是先行获得商机的先决条件。

五、多语言的适应性和包容性，沟通能力超强。

　　因为“客而家焉”，所以客家商人往往操持多种语言，在多种文化中左右逢源。母语客家话是不能忘的，也是在全球客家通行无阻的活名片。除此之外，还有粤语、普通话、英语……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过去客家人播迁各地，除了母语不忘，还要快速习得当地语言，体现了适应性和包容性。

▲张弼士蓝屋中的字：敦诗、悦礼，体现儒家文化特色

　　张弼士精通客家话、粤语、英语、荷兰语。李金发，除了客家话、粤语、普通话、英语、法语、德语，还会上海话、重庆话等等。林海音的父亲也是个儒商，他会客家话、闽南语、日语、英语。王兴和张一鸣的英文阅读量甚至不亚于中文。

小编见过若干非常优秀的客家商人，外表谦和低调，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并不起眼，但是眼光长远通透，办事果断通达到惊人的程度。据说张一鸣就是因为长得太文弱，被某些阅人无数的投资大咖完美漏过。

客家人的商道

　　商道，如今和商学院一样被广泛使用。当深入研究那些从市场中摸爬滚打过来的客家巨子、商业翘楚，并跟他们深入聊天，聆听他们的创业发展故事，就会发现商业巨子有两点：第一，“道可道，非常道”，就是说道是个很深很灵活的东西；第二，成功的都是“暗合道妙”，就是说，成功商人的做法，合乎了商业的实相。

　　“商道”，如果可以说出来并且简单地习得，那就不是什么大道了，大有一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或者，道可以说出来，但不一定谁都能学到手。

　　什么是商道？商道，就是商业中的客观规律。商业巨子通过审时度势、精勤敬业而取得的成功，更多的是——暗合道妙。如果不成功，大概就是违“道”了。

客家商人（这里指成气候的大商人）的一些文化心理和行为准则，是怎样和商业的本质规律暗合呢？

　　客家人过去读书人多，入商道比其他商帮都晚，故受儒释道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取其思想的长处。取儒家的济世情怀，走修齐治平的人生路径，从仕的角度看商，贵在一个高度和公心；取释家的善恶因果，以明辨是非，明了着力的重点和方向；取道家的无为和上善若水、水常下之的灵活，不被重资产牵累，不被隐含风险的诱惑所迷。

一、仁爱利民的思想，仕商相济，义利双赢。

　　客家人在为人处世和企业管理，内在崇尚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崇尚勤俭为先，所谓崇尚，就是从内心深处从小到大就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客家巨子，在商业的进阶方面，走的也是儒家的修齐治平（主要在商业领域）。《大学》立下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道，知止而后为，从“修身”的人品开始，作为经商之大道。

　　儒商的特点，包括以义取利，以利济世，以儒兴商，仁爱立人，讲信修睦，乐于施善，宽厚圆融，内圣外王。

▲子贡

　　按照儒家的说法，入世之道，最牛的儒商，莫过于孔子的杰出弟子——子贡（端木赐）了，所谓的“端木生涯”。子贡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亿则屡中，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

　　相传，孔子病危时，子贡在异地未能赶回。子贡觉得对不起老师，别人守墓三年离去，他在墓旁再守三年，共守六年。子贡并不是纯粹的文人，他做过鲁卫两国的相，是一位“好废举，与时转货赀”的商人。子贡应该比其他人更看重时间的价值，但他做到了守墓六年，令人击节赞叹。

　　司马迁作为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在《史记》中甚至认为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布满天下，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贡推动的缘故。

▲田家炳谈起企业家最重要的是诚信

　　子贡最精彩的案例，是在齐国要入侵鲁国之时，经过老师孔子的同意，通过自己口才出使各国，以挽救鲁国。他深刻洞察了各国的政治情状和内在需求，成功说服了齐国按兵不动、越国派兵协助吴国攻打齐国，越国和晋国乘虚联合灭了吴国而称霸。“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子贡不仅是“取势”，而且直接“推势”了。

　　孔子死后，子贡富可与诸侯分庭抗礼，势力强大。但他并未全部自私其财，而是因势利导去宣扬孔子之道，并为此不遗余力。《吕氏春秋》记述了子贡曾出巨资赎回一批鲁国奴隶的善举。子贡是把“义”和“利”完美结合，受人尊敬的伟大儒商。

　　子贡曾经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论语·雍也》）。

　　这个“博施济众”的“仁”，实际上就是商业上的利他。利他的能力越强，博施济众的范围越大，那么，商业就会越繁盛。

二、知书、勤奋，可在高段位上做到极致，有助于掌握商业先机。

　　客家人崇尚勤劳致富的价值观。勤劳，实质上是掌握商业先机的前提。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商道中“疾”，就是快的意思，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但是客家大商人会在战略上的勤劳上花费心思，小商人更多是粗放式的勤劳。

▲张弼士蓝屋的商号牌匾

　　取势，明道、优术，是商业的高段位。儒商，通达了商业之逻辑，勤奋有调查的取势，才能上升到谋略的高度，不是蛮干。张弼士就是靠《货殖列传》中的商业理念，成就了南洋首富地位。

　　子贡擅长预测市场，囤积居奇，坚持人弃我取，贱买贵卖，低入高出的经营策略，加之他能精确地料定市场行情，善于掌握各地的货物差价，及时随着市场供需情况转手而谋取利润，一致富累千金。

▲玉器大王李有权的名言

　　在选择行业方面，客家商人往往选择可通过勤俭优势或知识优势发展的产业，如实业或者科技产业，而客家金融巨子的数量不如潮商。

　　客家金融巨子多来自和潮商交界地带的丰顺、大埔，或者过去被称为“小香港”的梅县。丰顺大埔历史上属于潮州府管辖，所以这一带的商人往往综合了潮商和客商的优点。而内陆的龙岩互联网商帮崛起，互联网作为生产关系的极致优化，其产业的终极归宿，势必和善于跨越边界流动的金融和资本相融合。

三、“以德生利”，是客家文化深层的契约精神，也是民间笃信佛家因果思想的体现。

　　客家受儒家文化影响深远，儒家文化中的“信”字，实质上是契约精神。契约精神是商道之本。君子之交，就是契约精神到了内心深处。

　　举头三尺有神明，诚不欺也。所以，不轻易承诺，但是一诺千金。这个在很多客家大商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哪怕只是讲过的一句话，也是说话算数，如果有变化，会及时告知。件件有回音，事事有反馈的一种闭环。所以和这样的人做生意就很舒服。

　　这种精神在客家民间文化中表现为责任感和“良心”。不做品质不高、自己都觉着拿不出手的产品，因为在客家人看来——拿不出手就是一种“得罪”，会砸了自己的人品和品牌。良心货才能支撑起行销多年的品牌。底线思维，绝对不做劣质、假冒、害人、欺骗的产品，因为这样“伤天害理”，“会遭报应”、“良心会不安”。

▲罗桂祥先生收藏的19世纪的紫砂“印包”壶，诚信就像里面的一方印（图片来源：海上藏家）

　　从佛家的角度，道就是清净实相。商道就是商业的实相。只有心目明净，才能连接这个“道”，根据客观规律应事。如果是一心被贪欲所遮蔽，势必看不清人性的实相、经济的实相，从而走火入魔。客家人经商，若选择正能量的行业，甚至以义为路，以仁为道，赚孔子说的“取之有道”的钱，是合乎规律的。不义而富且贵，儒家是认为“于我如浮云”，而按佛家的逻辑，最后终将变成浮云。

　　客家商人在发达之后往往捐资助学、架桥修路，极尽崇德兴仁之能事。这种情怀体现在“有钱修桥修路，冇钱捡开路边簕”（客家谚语），是简单的做人道理，也是为子孙后代瓜瓞绵绵的长远之计。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四、道家的思维，低调，保守，常居安思危，具备风险防范意识。

　　客家的围龙屋，以半圆为水，半圆为屋的八卦阴阳信仰，而客家商人，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也不断应用道家《易经》中的“可大可久”之道。

▲围龙屋，半圆为房，半圆为水

　　过去科举四书五经里面的《易经》，提倡刚、柔并济，放在商业上也是可行且必需的。这段话看起来有点玄，但是放在大商人身上，就是自然而然的规律，不论做什么，合了“道妙”，才能做大做久。

　　在应用道家思维方面，高明的客家商人倾向于轻资产的运作方式，有所为有所不为，将管理边界做到似有还无。好比王兴说的：上天、入地、全球化。他们会有机地延展能力边界，减低买卖之间的交易成本，根据经济学家科斯的理论，这就有助于延展商业的作用范围。

从小商变大商

　　前面提到，为什么旺埠的是广府人、占埠的是潮汕人，而不是开埠的客家人？言下之意，是说客商是垦荒开创者，广商善于把商埠打造得风生水起，左右逢源，潮商则牢牢站稳脚跟，成为生意强人。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其实这三大商帮存在开放、实用、灵活、勤劳等共性特征，且每代都不乏巨商富贾。

　　不过，这虽然只是过去的民间戏言，但也说明起步较晚的客家商帮，在做大做强方面，还是有些短板需要直面的，还是有必要向其他商帮学习的。有些东西，有着深层的文化基础，恐怕是不太容易习得或者改变的，不过，客家人是有着强大的学习力和适应力的。

　　从小商变大商，要上台阶的是认知。认知决定了格局的高度。实际上，就跟投资的时候看赛道和赛车手一样。

▲赛车

　　小编用赛车来比喻一下，能成长为大商的小商，第一，要选择处在一个巨大有潜力的赛道上，所以产业很重要，联盟很重要；第二，要学会做一个有能力弯道超车和开大车的赛车手；第三，要学会快速把自己的车队变得多多的，以高效率占据赛道的空间；第四，要撑大自己的格局、视野和胸襟，才能容纳前面三方面。

　　那么，按照上面的要求，客家商人的文化方面要向其他商帮学习。因为研究潮州商人比较多，所以客名君着重举潮商的例子。

　　一、人情方面的精细度。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潮州人认定这个人是“胶己人”，是自己的兄弟，那么，在人际交往方面，潮州人会做到极致，像泡功夫茶和“绣花”一样无可挑剔。哪怕一个小小的承诺，也是要闭环，有交代，而且交代得非常到位，超出对方的预期，给人印象深刻。这样的极致，就是建立人情方面的势能，为以后的长期信任关系打下坚实的感恩基础。
客名君曾见识过几位潮汕朋友的这种极致，一个人经历了这种极致之后，会有士为知己死的感觉。这种极致可以快速“把自己的车队变得多多的”。这里不举案例。潮汕人在开办商会的时候，也是用心经营，在资源共享、体制方面体现规范性，力求商会的赋能作用、平台作用，而不仅是吃吃喝喝聊聊天。客家人在这种精细度方面，略显粗朴，可以向潮人学习。毕竟，如果哪怕一点细节没有做到位，效果都可能比不做还差。

　　二、在对商业机会的判断力方面。前面说过，潮州人“其赢而入，一遇眼光所达之点，辄悉投其资于其中，万一失败，尤足自立；一旦胜利，倍蓰其赢，而商业之挥斥乃益。”潮州人这种一旦认准机会就all in的情况，不一定适合，但是在商机判断方面，应该是有方法论的，其中一个就是潮人的频繁交流、小范围深度的、专题的交流，一杯功夫茶，就是信息的坦露载体。往往有人说客家人有时候相对保守，其实是对商机的判断不够。

　　三、精明度方面。精明，在于赛道的选择和定位问题。所以潮州人在商业上就会敢于下注，显得很有冒险精神。实际上有个关于赛道成气候的概率判断问题。下死功夫，还是下活功夫，前提是赛道对不对，在错误的或者拥挤的赛道上下死功夫，恐怕不太容易出成绩。而到了一定的赛道，必须快速摸清楚门道，像庖丁解牛一样。客家人勤奋，但是必须注意先在赛道的选择上勤奋。这方面，客家人如果用儒商利民的角度来分析，是一种路径。

　　四、经商逐利的纯粹性。潮州人在选择方面，就是纯粹地商业利益最大化，这种纯粹性，有时候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做好了这种利益分配机制，让所有的局中人都在耕耘一亩三分地的时候有利可图，成事就自然而然。经商必须合理逐利，才能生存和发展。而客家在做选择的时候，想的东西还是比较多，比如有时候不必要的碍于面子应该说开而没有说开的一些事情，可能造成选择的被动、商业沟通的不到位。

　　五，格局和边界。山的文化往往有高度，但是广度不太够，要向海的文化学习。农耕文化的保守和一亩三分地的偏安，要向海洋贸易文化的无边界扩展学习。潮汕人是海的文化，贸易的文化。客家人就是山的文化为主，农耕文化为源，要利用山的高度，克服一些不必要的谦逊感，而尝试高开高打去思考商业。客家人也有勇往直前的拓荒文化。所以格局很高，但是还要广且深，边界要广且远。这一切，恐怕只有多读书，多和高人交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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