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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商人的特点、商道!

客商 | 2020-2-5 15:15| 查看: 4766| 评论: 0 全球客家名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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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人中,不乏卓越的商业人士,出了很多各领域之“王”。小编将我们熟知的客家商业巨子,简单拉个名单,比如东南亚华人首富张弼士、万金油大王胡文虎、豆奶大王罗桂祥、人造革大王田家炳、国货大王余国春、日护大王梁亮胜、领带大王曾宪梓、金融大王伍捷仆、珠宝大王吴德芳、钢铁大王何侨生、黑珍珠大王温惠仁、石油大王丁家骏(丁日昌后代)、水泥大王黄德新、化工大王郑明如、玉器大王李有权、鞋履大王周仰杰、茶叶大王叶华能、毛衫大王吴惠权、橱柜大王姚良松、泰国电信大王他信、香港西裤大王杨钊、亚洲糖王冯小华、地产大王朱孟依、油漆大王杨华岭、青蒿素大王朱拉伊、胶合板大王彭云鹏、自行车大王谭伟龙、抗癌药大王黄馨祥、团购大王王兴、算法大王张一鸣……

  看过不少写各商帮的文章,向不少弄潮商海的客家名贤请教过,也深度研究过不下百位来自韩江流域的闽潮客商,其中不乏鸿商巨贾,小编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客家商帮有什么特点?在客家商业文化中,有无跟文化心理相应的“商道”?客家商帮应该向其他商帮学习什么?这些应该是有趣的话题。

粤省三大商帮特征

  每一个商帮皆因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而有着各自的独特个性。在广东,主要分为广府商人、潮汕商人和客家商人。整体而言,潮汕商人各具冒险精神,善于用独特的视角去把握、创造商业机会;广府商人偏重务实,更加信奉规范的经营模式;客家儒家文化浸染深厚,注重以德生利,相信天道酬勤,勤勉和道德的色彩更为浓重。

▲广府商人、潮汕商人、客家商人的个性比较来源:王先庆. 广府商人、潮汕商人与客家商人的比较研究[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08(5):49-53.

  广府商人商业头脑灵活,独立自主精神强,能“顶硬上”;潮汕商人敢作敢为,“爱拼才会赢”;而客商在三大商帮中,“最能吃苦,最富于开创精神的同时也是最恪守诚信之道”。(谭元亨,《客商》)

  结合三大商帮的个性和其历史发展阶段来看,广府商人,以贸易文化为特征,以当年的垄断贸易十三行为前身。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开放海禁,设立闽、浙、粤、江四关以征税。后乾隆年间又关闭其他三口,留广州一口通商,广州经营外贸品的十三行,因此兴盛。当年的伍秉鉴,曾是世界首富,旗下的怡和行是当时名副其实的世界级跨国财团,是当时中国最大外贸公司。

▲当时的世界首富——伍秉鉴(最右)

  广府商帮,有十三行的底子,不接受世俗的正统约束, 素来敢做“吃螃蟹”第一人,用广府话说,就是做生意要饮“头啖汤”,信奉“开放包容不排外”,“不揾独食、有钱大家赚”。

  广府商人有着外向型的传统,逐渐衍生为中西合一、重视品牌、擅长资本的新商人,如广本、东风标致、长隆旅游等品牌。

  相对潮汕和客家以潮商大会、客商大会这类组织为依托,构建商业网络,密切内部协作,广府商人更为特立独行,对于此类活动没有那么热衷。

  潮州商人,以融合中原文化的宗族团结和海洋文化的冒险开放为特征,以家族式商户起步,借助宗族团结担保和融资机制,善借资本手段进行高开高打,迅速成为大企业家,占据了一些国家或地区华人首富榜单前列,如庄世平、李嘉诚、谢国民、苏旭明、黄光裕、姚振华、马化腾等都是潮州人,每年的福布斯榜单,潮商的实力在全球华商中也是领先的。

▲潮汕的红头船

  潮商的商业基因非常纯粹,不会受到太多其他因素的干扰,在商业利益最大化方面有着极致精明的追求,所以最能抓住商业本质,正如曾上过中国首富榜单的某潮商说的“就是想尽办法做好买卖”,在经商方面有敢为天下先的胆魄,所以顶级富豪最多。不少国家的华人首富,都是祖籍潮州。

  潮商在选择产业方面,往往从底层零售业或者国际贸易业开始,很快就利用宗族和网络优势迈入四两拨千斤的金融业,例如宝能姚振华就是从蔬菜零售开始,继而地产商,后续进入保险,继而汽车。在资本运作方面,潮商的财技,可以做到让人眼花缭乱,或者目瞪口呆,借鸡生蛋、上树开花、暗度陈仓……

  潮汕商帮“抱团”意识最为鲜明,讲究相互扶助,而且表现得大方爽气。据说任何一个潮汕人,只要会讲潮汕话,如果没有工作,去找潮汕老板的话,基本能做到找3个老板,有2个愿意提供工作。2010年国美电器股权争夺案,据说潮汕老乡火线相助黄光裕20亿元,如果是事实,足见潮商的抱团文化心理基础。

  潮商在做慈善方面,实际上做了很多,但选择低调不扬名。正如黄光裕说的,“做一些慈善事业是应该的,但我不想公布,因为做慈善事业是修心,而不是修名,说出来没有意思。”从生意上看,也是为了避免一些存贪念者,因为“你说出来,会有很多人跑来向你要钱,让你防不胜防。”

▲庄世平(右一)和李嘉诚(右二)共商建设汕头大学

  《清稗类钞》农商类潮人经商篇载:“潮人善经商,窭空之子,只身出洋,皮枕毡衾以外无长物。受雇数年,稍稍谋独立之业,再越数年,几无不作海外巨商矣。尤不可及者,为商业之冒险进行之精神。其赢而入,一遇眼光所达之点,辄悉投其资于其中,万一失败,尤足自立;一旦胜利,倍蓰其赢,而商业之挥斥乃益。”

  《潮州府志》载:“潮民力耕多为上农夫,余逐海洋之利,往来乍浦苏松如履平地.…其舶艚船则远达各省,虽盗贼风波不惧也。”

▲粤省三大商帮的历史发展阶段示意图来源:王先庆. 广府商人、潮汕商人与客家商人的比较研究[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08(5):49-53.

  客家人历史上更崇尚读书进仕,因而客家商帮的形成时间较晚。客家商帮的形成主要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开放海禁之时。因山多地少,大量客家人为了谋生“过番”去“南洋”垦荒、挖矿或经商,这是“客商”形成的主要源流。而此时中国的十大“商帮”早已经控制了国内商界。明清至民国初期,纵横中国商界的有著名的十大“商帮”,即“晋帮”、“临清帮”、“徽帮”、“江右帮”、“洞庭帮”、“龙游帮”、“宁波帮”、“福建帮”、“广府帮”、“潮州帮”等。

  客家民系肇自中原,历史上经历六次大迁徙,在闽粤赣崇山峻岭之地建立大本营。在迁徙辗转中,始终保留着中原文化的主流特征,尊奉华夏为正统文化、崇尚诗礼传家,注重对传统、文化、语言、洗漱的完整保存,客家人甚至有“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祖训。后来,又经程旼、王阳明等先贤的大兴教化之功,民系传统中极其重视文教。

  民国之前,客家地区从地方官绅到社会、各姓宗族, 均以兴学和博取科举成果为风尚。镇平县(蕉岭)在民国之前,“每村俱有家塾, 有一二百户, 即有塾六七处, 盖二三千金之产, 苟建居室, 必立家塾以训同姓子弟”。大埔县学塾更普遍, “乡塾献岁延师开馆,腊尽解馆, 几于寒暑不辍。至于蒙馆, 则虽有三家之村, 竹篱茅舍, 古木枯藤,蒙茸掩映, 亦辄闻读书声琅琅” 。

▲江西燕山书院墙上族规有一条:“过了年二十四,不得有债主进门”

  所以,客家商人的来源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原来晴耕雨读的农夫“洗脚上田”做生意;另一部分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读书人。客家也涌现了不少商业望族。

  客家人播迁到各地之后,也把这种高度崇文重教的传统带到了世界各地。在世客会上就可以发现,喜欢文墨、讲话儒雅的儒商乡贤不在少数。

客家大商人的特点

  客家民系形成于宋,宋明理学濡染之深,保持了崇文善学、勤俭节约、质朴率真、重视名誉的文化性格。谭元亨在其主编《客商》一书中谈到,“客家文化或客家精神是一个符合的、动态的意识形态,诸如勤劳克俭、崇文尚教、开拓进取、隐忍坚韧、宽广大气都是客家精神的丰厚底蕴。”能成一定气候的客家商人,更是把这些优点发挥极致。

一、好读书,读书多,讲话带文人气质。

  客家崇文重教色彩浓重。客家文化人多,但客家商人读书多,和学历没有什么关系,也不是用来显摆的,而更多是客家人的习惯认知,读书是生活和工作的必备。

▲客家富商潘祥初建的南华又庐

  不少富豪发家前,或因家境和时代的原因,早早辍学,但是读书从不间断。晚清张弼士只读过三年私塾,但是他写起奏章讲起商道来引经据典。富源集团的缪寿良早早辍学,但他可以写诗,对历史文化各种典故如数家珍、侃侃而谈,并有着精到的见解。

  高学历的客家商人也不放弃读书。比如王兴和张一鸣的全年阅读量,简直令人咋舌,是想要和一天读至少一本书的投资家孙正义、马科斯媲美吧。

▲龙岩客家人张一鸣和王兴

  客家人过去的优先行业往往是学而优则仕,即使是在战争年代也是如此,这也是战争年代客家将星璀璨的原因。客家商人虽受传统儒释道文化影响深刻,商业在儒家文化中并不是最优先的,但客家人并不像儒家传统那么鄙视商业,反而非常崇尚商业。

  以嘉应州为例,清代嘉应州的书院、学宫、私塾、社学、义学等各类学校遍及城乡,“十室之邑,必有一校”。知州王之正说嘉应:“士喜读书,多舌耕,虽穷困至老不肯辍业。”风气使然。

  过去的私塾必教的课程中,商业所需的课程是从小就要接收的,子弟中必须有经商的,否则供养读书人就成了问题。比如中国象征派诗歌开创者李金发的兄弟几个皆是成功的商人,可以供养他这样纯粹读书的人,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的父兄也是经商。

  读书多的儒商,一开始能会显得很书生气,但年深日久积累通透之后,会产生深谋善略的眼光。“臣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详熟所应对之事。塾之言熟也,是塾本以熟思得名(顾震福《隶经杂箸》甲编卷下)。”商战之谋略,就是在商业领域“详熟所应对之事”,读书多,实践多,势必“熟思”。经商如同打仗,这也许是洪秀全打不过曾国藩的一个重要原因,曾国藩读透了多少书呵。

二、特别关心国事。

  和客家人士聊天,会感觉他们普遍特别关心国家大事,是骨子里的关心。更不用说那些商业巨子,生意做到一定程度,那更不是自己一家一室的事了。

  客家教育中讲究立志和立势。家国情怀这件事,早年是“志”,在未闻达之时就敢发豪言敢立目标;闻达之后就是对“势”的认知高度。国事就是“势”,作为商人必须关心和依托的。从古至今,仕商不是割裂的,而是相济的。

▲改革先锋、太平绅士曾宪梓先生

  “志”的高度决定了商人能触达的商域高度。曾宪梓还在高中的时候,母亲就跟他讲,做人要有“志”,而他自己也立志要发达要给母校换教学楼,到了闻达之时,又想尽各种办法回报国家,设立了航天基金、教育基金、奥运基金,捐资十几亿。一位五华富商曾跟客名君讲,他小时候见上学的道路泥泞,就发愿至少要赚够几千万,打好这些路,后来他不仅做到了,还凭打石生意,几乎造了一个镇。

▲19世纪末华人首富张弼士先生

  仕商相济往往体现了大局公心和爱国情怀。张弼士拒绝了洋人的重用邀请,而选择效力祖国,在清廷入仕,先后任清朝驻槟榔屿领事、新加坡总领事等职。光绪帝在1903年曾两次召见张弼士,赐侍郎衔(副部级待遇),后任命他为督办铁路大臣。张弼士给清廷写的以商强国的十大建议,今天看来仍然符合政商实质,闪耀着智慧的光辉。

三、崇名务实,产业立足于善意。

  客家传统中非常强调以“德”为本。这个善意是指骨子里的诚信价值观和客家教育中的仁厚情怀,原则和底线最起码是绝对不可以害人。为了这一点,客家人不惜延迟满足感,隐忍地做时间的朋友。并愿意做一些短期内看起来很傻很吃亏的事情,而不会为了商业利益不择手段。

▲维他奶创始人罗桂祥博士

  这样的善意经过时间的考验,会带来宝贵的信任,使得很多客家人缔造的品牌以诚信坚持了下来,或者在一些很累人很不起眼的行业坚持了下来。20世纪早期,香港社会动荡不安,祖籍梅县的罗桂祥博士目睹同胞因饱受战争的灾难,贫困交加,瘦弱多病,严重营养不良。具有儒家“厚生”思想的罗桂祥博士,于1940年研制出健康美味的即饮豆奶。经过70年的努力经营,产品也畅销中国内地以及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个品牌畅销至今近80年。如果没有立足善意的品质,是不容易做到的。

▲欧派董事长姚良松

  欧派的姚良松在充分竞争中搏出一条路,除了他擅长赋予品牌文化概念之外,他在让利渠道方面也是非常大方的,他说人家和他合作就是因为他“傻”。怡亚通的周国辉,在早年据说为大品牌商拓展渠道,只取中间微利,让自己生存并发展壮大。

  善意是儒家说的“仁”、“义”和“信”,是一种基于价值观的选择。所以我们看很多客家商人在选择行业的时候,看重稳健,甚至让人觉着保守。一位每年上富豪榜的梅州大咖曾跟客名君讲,按照客家人的教育, 客家人讲良心,讲节操,负责任,绝不是那种谋私利捞一把拍拍屁股走人,因为如果那样做,心里会良心不安的 。客家人深信,生意一旦违背了底线,恐怕就要出问题,且必然做不大,做不久。

▲梅县的节操楼 ( 供图:好运)

  当赛道确定,赛车手的善意和格局决定了他能否成为大商人。实际上,商业到了一定层次,因良善的人品而带来的信任,将消除因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消耗,是一种极大的成本节省。这是大商人所具足的智慧和眼光所决定的,远比小商小贩之间的来往要简单明了。毕竟大家都是聪明人,眼睛雪亮,过多的算计在博弈之后,必然会显露出来,反而是一种消耗和自损。

▲慈善巨子田家炳博士

  在功成名就之后,客家商人往往好善乐施,慷慨捐助家乡,扶持教育事业的大客商大有人在。“中国百校之父”田家炳,自己克勤克俭,却将赚的钱大部分都捐给了中国教育,用来建学堂、修路桥,在经济危机时,甚至将自住的香港别墅卖了作捐款,自己则租了个小房子住。他乐善好施的高尚品德,来自于他那位急公好义的父亲——玉瑚公,那个年代在高陂当地玉瑚公签字的票据甚至可以当货币流通。

四、耐苦隐忍,出奇地勤奋,忍人所不忍,能人所不能。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耐苦勤劳,这个当然不是客家商人独有。历史上,南洋有 “客家人开埠,广府人旺埠,潮州人占埠”的谚语。开埠之苦,是难以忍受的。说明了客家人的超凡的勤劳和耐苦。

▲《天道》中丁元英讲的生存法则

  能够开埠,所以客家人在开拓和垦荒方面是敢为天下先的,实际上,正如《天道》中丁元英讲的生存法则——忍人所不忍,能人所不能,中间就是生存空间。罗芳伯开拓加里曼丹岛,张弼士开发雅加达等地,叶亚来开发吉隆坡、姚德胜开发马来西亚怡保、张榕轩张耀轩兄弟开拓绵兰、谢枢泗开发泰国合艾、李光耀打造了新加坡、谢富年打造了马来西亚双威城……

  这种精神到了今天,就是连续创业中体现的立足于时间价值的耐打精神。跟客家的创业者朋友聊天,往往深切感觉到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严苛,以及勤勉吃苦得让人吃惊且心疼。出奇的勤奋,可以在前期基础较弱的情况下缔造出一方面的绝对优势,这种绝对优势就是先行获得商机的先决条件。

五、多语言的适应性和包容性,沟通能力超强。

  因为“客而家焉”,所以客家商人往往操持多种语言,在多种文化中左右逢源。母语客家话是不能忘的,也是在全球客家通行无阻的活名片。除此之外,还有粤语、普通话、英语……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过去客家人播迁各地,除了母语不忘,还要快速习得当地语言,体现了适应性和包容性。

▲张弼士蓝屋中的字:敦诗、悦礼,体现儒家文化特色

  张弼士精通客家话、粤语、英语、荷兰语。李金发,除了客家话、粤语、普通话、英语、法语、德语,还会上海话、重庆话等等。林海音的父亲也是个儒商,他会客家话、闽南语、日语、英语。王兴和张一鸣的英文阅读量甚至不亚于中文。

小编见过若干非常优秀的客家商人,外表谦和低调,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并不起眼,但是眼光长远通透,办事果断通达到惊人的程度。据说张一鸣就是因为长得太文弱,被某些阅人无数的投资大咖完美漏过。

客家人的商道

  商道,如今和商学院一样被广泛使用。当深入研究那些从市场中摸爬滚打过来的客家巨子、商业翘楚,并跟他们深入聊天,聆听他们的创业发展故事,就会发现商业巨子有两点:第一,“道可道,非常道”,就是说道是个很深很灵活的东西;第二,成功的都是“暗合道妙”,就是说,成功商人的做法,合乎了商业的实相。


  “商道”,如果可以说出来并且简单地习得,那就不是什么大道了,大有一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或者,道可以说出来,但不一定谁都能学到手。

  什么是商道?商道,就是商业中的客观规律。商业巨子通过审时度势、精勤敬业而取得的成功,更多的是——暗合道妙。如果不成功,大概就是违“道”了。

客家商人(这里指成气候的大商人)的一些文化心理和行为准则,是怎样和商业的本质规律暗合呢?

  客家人过去读书人多,入商道比其他商帮都晚,故受儒释道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取其思想的长处。取儒家的济世情怀,走修齐治平的人生路径,从仕的角度看商,贵在一个高度和公心;取释家的善恶因果,以明辨是非,明了着力的重点和方向;取道家的无为和上善若水、水常下之的灵活,不被重资产牵累,不被隐含风险的诱惑所迷。

一、仁爱利民的思想,仕商相济,义利双赢。

  客家人在为人处世和企业管理,内在崇尚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崇尚勤俭为先,所谓崇尚,就是从内心深处从小到大就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客家巨子,在商业的进阶方面,走的也是儒家的修齐治平(主要在商业领域)。《大学》立下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道,知止而后为,从“修身”的人品开始,作为经商之大道。

  儒商的特点,包括以义取利,以利济世,以儒兴商,仁爱立人,讲信修睦,乐于施善,宽厚圆融,内圣外王。

▲子贡

  按照儒家的说法,入世之道,最牛的儒商,莫过于孔子的杰出弟子——子贡(端木赐)了,所谓的“端木生涯”。子贡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亿则屡中,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

  相传,孔子病危时,子贡在异地未能赶回。子贡觉得对不起老师,别人守墓三年离去,他在墓旁再守三年,共守六年。子贡并不是纯粹的文人,他做过鲁卫两国的相,是一位“好废举,与时转货赀”的商人。子贡应该比其他人更看重时间的价值,但他做到了守墓六年,令人击节赞叹。

  司马迁作为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在《史记》中甚至认为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布满天下,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贡推动的缘故。

▲田家炳谈起企业家最重要的是诚信

  子贡最精彩的案例,是在齐国要入侵鲁国之时,经过老师孔子的同意,通过自己口才出使各国,以挽救鲁国。他深刻洞察了各国的政治情状和内在需求,成功说服了齐国按兵不动、越国派兵协助吴国攻打齐国,越国和晋国乘虚联合灭了吴国而称霸。“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子贡不仅是“取势”,而且直接“推势”了。

  孔子死后,子贡富可与诸侯分庭抗礼,势力强大。但他并未全部自私其财,而是因势利导去宣扬孔子之道,并为此不遗余力。《吕氏春秋》记述了子贡曾出巨资赎回一批鲁国奴隶的善举。子贡是把“义”和“利”完美结合,受人尊敬的伟大儒商。

  子贡曾经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论语·雍也》)。

  这个“博施济众”的“仁”,实际上就是商业上的利他。利他的能力越强,博施济众的范围越大,那么,商业就会越繁盛。

二、知书、勤奋,可在高段位上做到极致,有助于掌握商业先机。

  客家人崇尚勤劳致富的价值观。勤劳,实质上是掌握商业先机的前提。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商道中“疾”,就是快的意思,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但是客家大商人会在战略上的勤劳上花费心思,小商人更多是粗放式的勤劳。

▲张弼士蓝屋的商号牌匾

  取势,明道、优术,是商业的高段位。儒商,通达了商业之逻辑,勤奋有调查的取势,才能上升到谋略的高度,不是蛮干。张弼士就是靠《货殖列传》中的商业理念,成就了南洋首富地位。

  子贡擅长预测市场,囤积居奇,坚持人弃我取,贱买贵卖,低入高出的经营策略,加之他能精确地料定市场行情,善于掌握各地的货物差价,及时随着市场供需情况转手而谋取利润,一致富累千金。

▲玉器大王李有权的名言

  在选择行业方面,客家商人往往选择可通过勤俭优势或知识优势发展的产业,如实业或者科技产业,而客家金融巨子的数量不如潮商。

  客家金融巨子多来自和潮商交界地带的丰顺、大埔,或者过去被称为“小香港”的梅县。丰顺大埔历史上属于潮州府管辖,所以这一带的商人往往综合了潮商和客商的优点。而内陆的龙岩互联网商帮崛起,互联网作为生产关系的极致优化,其产业的终极归宿,势必和善于跨越边界流动的金融和资本相融合。

三、“以德生利”,是客家文化深层的契约精神,也是民间笃信佛家因果思想的体现。

  客家受儒家文化影响深远,儒家文化中的“信”字,实质上是契约精神。契约精神是商道之本。君子之交,就是契约精神到了内心深处。

  举头三尺有神明,诚不欺也。所以,不轻易承诺,但是一诺千金。这个在很多客家大商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哪怕只是讲过的一句话,也是说话算数,如果有变化,会及时告知。件件有回音,事事有反馈的一种闭环。所以和这样的人做生意就很舒服。

  这种精神在客家民间文化中表现为责任感和“良心”。不做品质不高、自己都觉着拿不出手的产品,因为在客家人看来——拿不出手就是一种“得罪”,会砸了自己的人品和品牌。良心货才能支撑起行销多年的品牌。底线思维,绝对不做劣质、假冒、害人、欺骗的产品,因为这样“伤天害理”,“会遭报应”、“良心会不安”。

▲罗桂祥先生收藏的19世纪的紫砂“印包”壶,诚信就像里面的一方印(图片来源:海上藏家)

  从佛家的角度,道就是清净实相。商道就是商业的实相。只有心目明净,才能连接这个“道”,根据客观规律应事。如果是一心被贪欲所遮蔽,势必看不清人性的实相、经济的实相,从而走火入魔。客家人经商,若选择正能量的行业,甚至以义为路,以仁为道,赚孔子说的“取之有道”的钱,是合乎规律的。不义而富且贵,儒家是认为“于我如浮云”,而按佛家的逻辑,最后终将变成浮云。

  客家商人在发达之后往往捐资助学、架桥修路,极尽崇德兴仁之能事。这种情怀体现在“有钱修桥修路,冇钱捡开路边簕”(客家谚语),是简单的做人道理,也是为子孙后代瓜瓞绵绵的长远之计。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四、道家的思维,低调,保守,常居安思危,具备风险防范意识。

  客家的围龙屋,以半圆为水,半圆为屋的八卦阴阳信仰,而客家商人,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也不断应用道家《易经》中的“可大可久”之道。

▲围龙屋,半圆为房,半圆为水

  过去科举四书五经里面的《易经》,提倡刚、柔并济,放在商业上也是可行且必需的。这段话看起来有点玄,但是放在大商人身上,就是自然而然的规律,不论做什么,合了“道妙”,才能做大做久。

  在应用道家思维方面,高明的客家商人倾向于轻资产的运作方式,有所为有所不为,将管理边界做到似有还无。好比王兴说的:上天、入地、全球化。他们会有机地延展能力边界,减低买卖之间的交易成本,根据经济学家科斯的理论,这就有助于延展商业的作用范围。

从小商变大商

  前面提到,为什么旺埠的是广府人、占埠的是潮汕人,而不是开埠的客家人?言下之意,是说客商是垦荒开创者,广商善于把商埠打造得风生水起,左右逢源,潮商则牢牢站稳脚跟,成为生意强人。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其实这三大商帮存在开放、实用、灵活、勤劳等共性特征,且每代都不乏巨商富贾。

  不过,这虽然只是过去的民间戏言,但也说明起步较晚的客家商帮,在做大做强方面,还是有些短板需要直面的,还是有必要向其他商帮学习的。有些东西,有着深层的文化基础,恐怕是不太容易习得或者改变的,不过,客家人是有着强大的学习力和适应力的。

  从小商变大商,要上台阶的是认知。认知决定了格局的高度。实际上,就跟投资的时候看赛道和赛车手一样。

▲赛车

  小编用赛车来比喻一下,能成长为大商的小商,第一,要选择处在一个巨大有潜力的赛道上,所以产业很重要,联盟很重要;第二,要学会做一个有能力弯道超车和开大车的赛车手;第三,要学会快速把自己的车队变得多多的,以高效率占据赛道的空间;第四,要撑大自己的格局、视野和胸襟,才能容纳前面三方面。

  那么,按照上面的要求,客家商人的文化方面要向其他商帮学习。因为研究潮州商人比较多,所以客名君着重举潮商的例子。

  一、人情方面的精细度。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潮州人认定这个人是“胶己人”,是自己的兄弟,那么,在人际交往方面,潮州人会做到极致,像泡功夫茶和“绣花”一样无可挑剔。哪怕一个小小的承诺,也是要闭环,有交代,而且交代得非常到位,超出对方的预期,给人印象深刻。这样的极致,就是建立人情方面的势能,为以后的长期信任关系打下坚实的感恩基础。
客名君曾见识过几位潮汕朋友的这种极致,一个人经历了这种极致之后,会有士为知己死的感觉。这种极致可以快速“把自己的车队变得多多的”。这里不举案例。潮汕人在开办商会的时候,也是用心经营,在资源共享、体制方面体现规范性,力求商会的赋能作用、平台作用,而不仅是吃吃喝喝聊聊天。客家人在这种精细度方面,略显粗朴,可以向潮人学习。毕竟,如果哪怕一点细节没有做到位,效果都可能比不做还差。

  二、在对商业机会的判断力方面。前面说过,潮州人“其赢而入,一遇眼光所达之点,辄悉投其资于其中,万一失败,尤足自立;一旦胜利,倍蓰其赢,而商业之挥斥乃益。”潮州人这种一旦认准机会就all in的情况,不一定适合,但是在商机判断方面,应该是有方法论的,其中一个就是潮人的频繁交流、小范围深度的、专题的交流,一杯功夫茶,就是信息的坦露载体。往往有人说客家人有时候相对保守,其实是对商机的判断不够。

  三、精明度方面。精明,在于赛道的选择和定位问题。所以潮州人在商业上就会敢于下注,显得很有冒险精神。实际上有个关于赛道成气候的概率判断问题。下死功夫,还是下活功夫,前提是赛道对不对,在错误的或者拥挤的赛道上下死功夫,恐怕不太容易出成绩。而到了一定的赛道,必须快速摸清楚门道,像庖丁解牛一样。客家人勤奋,但是必须注意先在赛道的选择上勤奋。这方面,客家人如果用儒商利民的角度来分析,是一种路径。


  四、经商逐利的纯粹性。潮州人在选择方面,就是纯粹地商业利益最大化,这种纯粹性,有时候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做好了这种利益分配机制,让所有的局中人都在耕耘一亩三分地的时候有利可图,成事就自然而然。经商必须合理逐利,才能生存和发展。而客家在做选择的时候,想的东西还是比较多,比如有时候不必要的碍于面子应该说开而没有说开的一些事情,可能造成选择的被动、商业沟通的不到位。

  五,格局和边界。山的文化往往有高度,但是广度不太够,要向海的文化学习。农耕文化的保守和一亩三分地的偏安,要向海洋贸易文化的无边界扩展学习。潮汕人是海的文化,贸易的文化。客家人就是山的文化为主,农耕文化为源,要利用山的高度,克服一些不必要的谦逊感,而尝试高开高打去思考商业。客家人也有勇往直前的拓荒文化。所以格局很高,但是还要广且深,边界要广且远。这一切,恐怕只有多读书,多和高人交流了。

引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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