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年轻的翰林，曾受孙中山委托，享受过党的至高礼遇，是咱客家人 ...

　　塘石村位于江西兴国县城东北方向，距离县城约3.5公里远的一块江南小平原中，平原周边山峦属丹霞地貌，峰峦叠嶂，云雾缭绕。潋水自村旁而过，两岸柳树成荫，一派鸟语花香盛景。

　　塘石村代代人才辈出远近闻名。不论是政界、军界还是科学技术界，都不乏塘石人的身影。但是，当上翰林，又当上（北洋政府）部长，其艺术（书法）作品被列为国家不准出境文物就只有谢远涵了。谢远涵（1874——1950）生于江西兴国县塘石村，父亲谢世椿，岁贡生，任教于兴国文澜书院，母亲是兴国县潋江镇澄塘村王屋人，婚后在塘石家中种田。谢远涵在家排行老大，下有两弟两妹，兄妹共五人。虽然其父算是个知识分子，在县学当先生，其家庭经济状况只是与当地一般农家相当。幼时家境贫寒的谢远涵为了赴考有很多时间消耗在奔赴县城、省城、京城的路上，家里能提供其伙食标准最高时也只能是每天一至两个咸蛋外加腌菜。遇到赴省或进京考试，接连几天、十几天行路、乘船更是这样的伙食陪伴。谢远涵从小聪颖好学，他与欧阳楚齐名被誉为兴国当时的两大才子。所写文章如大江流水一泻而下，气势磅礴，深得先生考官旨意。可是他总是不满足于自己，认为自己“记性不好”，“诗文总要读三五遍才能成诵”。他贵在知己所长也知己所短，诗文“一旦背诵终生不忘”。

　　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森严：童试、科举分别要通过三考，即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共六次考试，每一年半开考一次。考生必须从最低一级的县试开始考，拾级而上，必须下一等级考试过关后方能报考上一个等级。考生若要想殿试过关取得最高“学位”——进士，六次考试如每次考试都顺利过关，则需要花九年时间。但他考试却做到了一场不落，优异的考试成绩是鞭策他不畏艰辛、奋勇直前的有力动力。以至他后来骄傲地说 “每考必中”。考中进士时年二十岁。1894年，甲午年，朝廷为庆贺慈禧太后六十寿辰，恩科开考，这一次考试也是中国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场殿试，谢远涵不远赴京赶考。具体时间是1894年的5月份，这次，距离他取得举人身份仅仅时隔半年。这次殿试后京城流传着一个故事：谢远涵来自南方的农村，年纪小个子也瘦小，因交考卷太快，走出考场便随手在地上捡了一个小石子当毽子踢了起来，随即他就忘记了自己在什么场合里。监考官他们差点错把这名考生当外面混进来的顽童影响考堂秩序要驱逐。殿试谢远涵中得三甲第一百五十五名，赐同进士出身。由于对考试顺利过关，心中踏实，为避免辗转劳顿，谢远涵考后索性留京一年，一边拜师学习自幼喜好的书法，一边等待来年皇帝钦点。第二年谢远涵任翰林院庶吉士检讨。从此留在北京为官，时年刚过总角，仅二十一岁。1898年散馆他以“一等”成绩获“授翰林院检讨”。二十一岁的年龄，从赣南小山村一步跨入朝廷；二十一岁的年龄，为历史上最年轻的翰林之一。

与时俱进 搏击浪尖

　　进入近代史以来，中国人们饱受帝国主义列强凌辱，谢远涵是在这个时候进入中国政治上层领域的。中日甲午海战我北洋舰队饮恨东海，马关条约丧权辱国，愤怒的中国人民忍无可忍，终于1895年北京爆发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联合在京的十八省举人的“公车上书”运动，这是一次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反对清政府签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运动。三年后北京又爆发“戊戍变法”运动，进而提出“维新变法”口号。“公车上书”虽是以举人为主体，已是进士的谢远涵两次运动都积极参与其中，并且在“策试”中针对时弊，力主“变通”,谢远涵的表现深受大学士翁同龢赏识,当即决定派他赴日本考察，后因“变法”遭镇压而未能成行。“戊戍变法”运动激发了国人的政治热情，探索政治改革的各种政治派别由此应运而生，各种政治社团也开始在中国出现,主动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包括梁启超等人在内的一些参加过“戊戍变法”的立宪派人士在北京组织了“宪友会”。宪友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合法社团组织”，旨在“发展民权，完成宪政”。1911年6月4日一百多人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宪友会成立大会， 谢远涵当选为宪友会临时主席。

　　谢远涵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北伐战争，北伐军攻占赣州后，孙中山即任命谢远涵为江西省省长。赴任途中，北京的黎元洪也对谢远涵下达了江西省省长的任命。在不到两周时间内，南北两个对立政府任命同一省长，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但是由于当时的斗争激烈，形势复杂，陈炯明在广州滋事，第一次北伐失败，北伐军班师回朝，谢远涵终未到任。江西省内一片混乱，江西各界人士要求“非谢远涵解决江西危急不可”！孙中山逝世后，谢远涵先后出任了江西矿务督办兼九江商务督办、李宗仁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秘书长、国民政府武汉政治分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参议员等职。1931年谢远涵被任命为江西第十一行政公署（赣州）专员兼赣县县长，当时中央红军正在赣南建立根据地，被派遣来赣州就是就是与红军作对，谢远涵住在上海坚不到任，第二年被免该职。谢远涵的晚年是在家乡兴国和赣州度过的。在两地他与共产党油山游击队和赣州地下组织多有联系，常常利用威望配合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1949年，人民解放军占领赣州前夕，谢远涵是各派政治集团争取的焦点：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右派对谢远涵示好，他们一方面在赣州城里的大井头谢寓大门贴上告示：“太史住宅 严禁驻军”，是当时赣州城里唯一不能驻扎部队的地方。另一方面国军赣南师管区司令刘仲荻多次去谢家，动员他随军去台湾，或是带他一儿一女去台湾，谢一一拒绝了。他不但自己不去台湾，还携手赣州辛亥革命老人萧陞墀成功地挫败了国民党右派挟持“江西辛亥革命八老”自南昌转由赣州赴台湾的阴谋，和老人们在赣州共迎解放军到来。中国共产党五岭地委致函谢远涵，希望他留在赣州协助稳定赣州局势，安待解放军到来。按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赣南游击大队政委兼司令员刘建华的指派，由游击大队时任教官刘南文执笔，函件由赣南游击大队所领导的地下团赣县支部书记谢永华登门面呈。


　　在这历史的重要关头谢远涵选择的是民主政权。他的作为对当时赣州政治局势的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夕，政务院来人，欲请谢远涵再次进京担任职务，当时谢重病卧床，不能成行。中国共产党赣西南行政区委员会、赣西南行政公署成立大会在赣州隆重举行。作为嘉宾，谢远涵与赣州各界人士共庆新政府的诞生，时任赣南区党委书记的杨尚奎亲自出迎，并令其所乘的黄包车破例，车而直入会场，是唯一乘车直入会场的嘉宾，受到了至高的礼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