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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葡兵炮击我军,解放军兵临澳门边境,叶剑英:赔款4亿

军政 | 2021-10-7 16:09| 查看: 114| 评论: 0| 原作者: 客家搜
摘要: 正所谓:“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外交上取得了“关闸事件”的胜利,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也是中国人民反击帝国主义殖民侵略者武装挑衅 ...
  在上世纪20年代后,经过数十年的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了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真正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虽然刚成立的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但是西方列强依旧把新中国当成了100年前的清政府,认为可以肆意宰割,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不仅轰炸我国东北边境,还派遣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挡人民军队解放台湾。

1950年美军轰炸我国东北边境后的场景

  就在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抗击美帝主义侵略的关键时刻,驻守在澳门的葡萄牙军队突然向中国边防公安发起挑衅,不仅恶意击落中国国旗,还公然向我国边防公安开炮造成我军两名战士牺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又是如何处理的?

  众所周知,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葡萄牙殖民者在1553年时以耍赖和贿赂的手段求得了一块在澳门晾晒货物的土地,随后以此为据点在澳门地区不断进行侵略和殖民扩张。

  早先,葡萄牙殖民者在明政府的制约下,被允许在澳门进行贸易和居住,但每年需要向朝廷进贡500两白银。同时为了限制葡萄牙殖民者再次向北扩张,明朝政府还专门修建了关闸,将葡萄牙殖民者阻挡在的关闸以南,为了保证生活在关闸以南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关闸每个月只开放六次,以便从内地向关闸以南的澳门地区运输粮食等日常生活物资。


  自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之后,清政府的无能和一昧的退让,使得西方列强视中国为待宰的羔羊,肆意妄为随意将中国瓜分,中国在昏聩无能的满清政府的统治下逐渐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此时葡萄牙殖民者看到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在英国的坚船利炮下俯首称臣,再加上中国社会逐渐动荡,便趁火打劫在澳门发动武装挑衅,不仅将限制葡萄牙殖民者扩张的关闸推移到先前的关北,还强行驱赶守军并砸毁清政府驻澳门的机构,甚至侵占了氹仔和路环岛等我国固有领土。

  1887年为了巩固他们的既得利益,使侵占澳门领土合法化,葡萄牙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葡里斯本草约》,提出了葡萄牙永驻管理澳门这一无理要求。由于清政府的软弱,中国再一次蒙受了屈辱。

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央军委的命令下,集结百万大军渡过长江天险,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彻底覆灭。同年11月广东解放后,让长期窃据在澳门的葡萄牙殖民者如坐针毡,面对人民解放军的大军他们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更不知道此时新中国对待澳门的态度,人民解放军的大军会不会解放澳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当即宣布不承认所有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并且严肃的声明港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主张在适当的时机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

  再加上当时国家百废待兴,经过多年战乱,百姓们大都流离失所食不果腹,以美帝为首的西方列强又对中国进行了经济封锁,企图将新生的政权扼杀在摇篮中,恢复经济进行国家建设成为了当时的重中之重。鉴于港澳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针对香港、澳门问题提出了“充分打算,长久利用”的方针。

毛主席庄严的宣告新中国的成立

  出于对各方面问题的考虑,澳门暂由葡萄牙当局管理,在之前设立的关闸两侧,中葡两国都设有岗哨,双方各由四五个哨兵站岗,并在关闸中间划出一块中立区域,规定中葡两国哨兵均不能进入。此后双方相互遵守,一直相安无事。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帝主义为了维护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利益,悍然出兵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深知“唇亡齿寒”的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遣志愿军出兵朝鲜,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帝主义的侵略。中国的这项决策,让原本就看不惯新中国的西方列强更加紧了封锁。

  1952年7月,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激战正酣、全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的关键时刻,占据澳门的葡萄牙部队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突然向我军发起了挑衅,还公然向解放军营地开炮炸死两人,打伤30人,“关闸事件”由此爆发。

驻澳葡兵

  7月25日,葡萄牙军中的一名非洲裔士兵在站岗时多次故意将脚伸进中立区域,并向解放军边防部队的哨兵吐口水,对此我军战士并未予以理睬。看到中国哨兵毫无反应,这名黑人士兵直接踏进中立区域,并将中葡两国哨兵之间的木马推向我方(当时中葡两国哨兵岗哨相距一公尺,为了公平划分,在两国哨兵中间放置了一个木马,当做界限标识)。

  此时担任站岗任务的是解放军公安10师29团一连一排一班战士赵学登,他看到葡兵不仅非法进入中立区域还将标志大陆与澳门分界线的“木马”不断地向我方推移后,严格遵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既不主动惹事,也不示弱”的指示,当即打手势警告葡方哨兵。

  但是这名葡兵不但不听从中国哨兵的警告,反而召来了更多的葡萄牙士兵,公然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哨兵发起挑衅,还将木马推向中方警戒线以内。为了捍卫我国的主权,中方哨兵当场对他们进行了严厉制止,不过葡兵对我方的警告置若罔闻,依旧将木马向我方推进,由此引发了一场冲突。

  在这次冲突过程中,葡兵不仅用刺刀刺伤了正准备换岗的三班班长宋有增,还端出了机关枪吓唬我方战士。中国军队是有骨气的,他们从来都不畏惧战争,哨兵更是恪尽职守严格履行身为一名军人的职责。面对葡萄牙哨兵不断发动的军事挑衅,人民解放军边防战士随即扔出了一枚手榴弹借此警告葡方士兵不要轻举妄动。


  可谁知葡方士兵居然无视中方边防士兵的警告,从地堡中对我军战士开枪射击,怒不可遏地解放军战士奋起还击,随后29团一连赶来支援,双方爆发大规模枪战,激战十分钟后,中方主动撤出战斗。

  原本葡萄牙政府只是想向中国政府挑衅,以为新中国就像当初的满清政府一样,扔几枚炮弹吓唬一下就会答应他们的所有要求。可是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们不知道的是,如今的新中国早已经今非昔比,再也不是之前那个任人欺凌、软弱无能的晚清朝廷了。

  事件发生以后,有关部门立即将这一情况向中央军委汇报,面对葡兵的挑衅,毛主席立即下令:“坚决消灭一切来犯之敌,以沉重打击西方反华之敌,打出国威军威。”


  次日清晨,葡方再次派遣士兵前往中方控制区域挑衅,非法穿过警戒线对我军哨兵开枪射击,再次引发两军交火,在我边防部队的打击下,葡方部队只能龟缩在关闭窗户的地堡中不敢还击。

  不过这一次的教训,葡方依旧不知悔改,进一步将事态扩大化发展。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傍晚,葡兵突然开枪将我军边防哨所的国旗打落,对我国继续进行挑衅。驻守在哨所的副连长邢起看到葡兵对我方的侮辱后,在征得上级同意的情况下,同战士苏广照一起趁黑夜将国旗升起。

  不过他们的举动被葡兵看到,随即弹如雨下,遭到葡方的猛烈攻击。在国旗杆下的邢起迅速指挥战士进行还击,结果自己被一枚炮弹炸伤腹部,不幸牺牲。


  在旗杆上的苏广照不顾副连长的劝说,冒死将国旗再次升起后,也立即投入到了战斗中,就在他沿着战壕匍匐着向前沿阵地爬去的时候,也遭到敌军炮击,身负重伤昏倒在地。

  当苏广照再次醒过的时候,战斗依旧还在持续,他拖着受伤的身体爬行了二十多米的距离后,看到副连长爬在地上,他激动地大喊:“副连长,我完成任务了!”不过,回应他的只有不绝于耳的枪声,而他也因流血过多,伤重不治而牺牲。就在牺牲前,他还向医生问道:“五星红旗在飘扬吗?”

  同一天,葡兵又向我国正常往来于广州--澳门的客轮开炮,导致一名中国女性公民死亡,9人受伤。为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打出国威、军威,公安第10师(原四野45军158师改编)29团集中迫击炮、轻重机枪等优势装备,以密集火力向葡兵阵地发起反击,造成葡方2人死亡,多人受伤,沉重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

  事态渐渐地转变成葡萄牙驻澳门当局无法控制的局面,中国政府强硬的态度让他们始料不及,事件逐渐向对葡萄牙政府不利的方向发展。

  为了寻求帮助,葡萄牙外长开始积极游说西方各国对中国施压,在西方国家中掀起了一股反华高潮,葡方甚至还联合英美等国对我国进行军事威胁。


  葡萄牙政府原本以为有了英、美等国的参与能够让中国政府屈服,可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政府对他的做法根本就毫不畏惧,葡萄牙政府弄巧成拙将原本简单的问题,让英、美等国一干预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边境一直处于僵持状态。

  面对毫无诚信屡次挑衅的葡兵,我国当即向葡萄牙政府通知:葡方率先越界,并且率先开火,葡方应当负全部责任。鉴于葡兵的屡次挑衅,我国边防部队决定对澳门进行军事和经济封锁,关闭闸门,阻断所有运往澳门的粮食、蔬菜等日常生活用品,同时从野战部队调来一个一二零榴弹炮连,加强前线火力配置,随时对葡方阵地发动炮击。

  我军的一系列措施引起了岛内居民的恐慌,葡萄牙驻澳门总督史伯泰也感觉到了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在葡萄牙政府的授意下,他立即找到时任澳门经济局长的罗保商量对策。由于当时的葡萄牙和中国还未建立外交关系,葡萄牙政府和澳门官方都无法出面。

50年代初期的澳门总部史泰伯

  二人经过协商他们决定利用民间商界人士从中调停。史伯泰对罗保说道:“让商会的人给中共捎个口信,就说澳门政府无意将事态扩大化,希望他们能加以克制。”

  于是,罗保连夜找到了澳门商会的爱国商人马万祺先生,向他转达了澳门总督的意思,希望他能够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系,寻求一个解决这件事情的办法。马万祺当夜便打电话到广州,向时任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部长的饶彰风报告了澳门方面的消息。

  就在澳门当局紧张而又急切地寻找联系人同中方求和的时候,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政府主席叶剑英正组织华南分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在会议上大家的情绪都非常激动纷纷表示了自己的的态度。有的人说:“倒不如直接派一个师的部队过去,向澳门政府施压。”有的人说:“继续对澳门进行经济封锁,断了他们的物资供应,借机将澳门收回来。”


  叶剑英认真地倾听大家的意见,但是始终没有表态。于是大家立即将目光集中在他的身上,想要听听他的态度,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叶剑英一看会场上没有人再表态了,便说道:“如今,我们的新中国刚刚成立,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企图将我们扼杀在摇篮里,对我们实施各种封锁,以各种方式打压我们,我知道大家都憋了一肚子气,大家有情绪是正常的。况且这次是澳葡方面先进行挑衅,无论怎么制裁他们都是在情理之中的。如今的葡萄牙不过是一个衰落的帝国主义国家,和那些四处称王称霸的帝国主义还是有区别的。”于是,叶剑英又引用了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毛主席曾经说过,在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时,大国从严,小国从宽,以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

  叶剑英在会上强调:“大家不要忘记,在那里还有我们的同胞,如果和他们兵戎相见,到头来受苦的还是他们,总之,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还是要秉持着从宽的原则。”


  叶剑英说完之后,会上的气氛缓和了下来,最后在会上他为这件事定性:“毕竟这件事情是地方事件,完全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用不着大动干戈,但是我们也不能就这样轻易的放过他们,必须让他们登门赔礼道歉。”

  叶剑英的话音刚落,统战部部长饶彰风便匆匆走进会议室,附在叶剑英的耳边轻声嘀咕了一阵,叶剑英频频点头。

  说完之后,叶剑英立即对大家说:“刚刚,澳门商会的马万祺先生来电话,转达了澳门当局的意思,他们希望双方见面,商量如何解决这件事情,依我看可以派人去和他们谈谈。但是现在葡萄牙并未与我国建交,所以此时我们不宜与澳门官方接触,不如这样好了,就让他们委托民间代表来和我们谈好了。”于是,叶剑英让饶彰风转告马万祺说:“中方允许澳门民间代表于第二天早上八点出关闸和中方代表就关闸事件进行谈判。”


  由于当时中葡并未建交,官方不好出面解决,最后会议决定:派时任港澳工委副书记的黄施民和省外事处处长曹若茗出任中方代表赶赴拱北与澳门民间代表接触谈判,并决定了中方谈判的条件:一是澳门当局必须保证不再发生类似的的事件;二是必须就关闸事件作出正式的书面道歉;三是赔偿中方经济损失。爱国澳商、澳门商会会长何贤和副会长马万祺在澳门经济局长罗保的恳求下接受委托担任澳门民间代表,到拱北与中方进行谈判。但是澳门当局的想法却与中方的要求大相径庭,谈判不得已终止。

  何贤和马万祺回到澳门之后向罗保转达了中方的态度和要求,何贤对罗保局长说:“我们是老朋友,我就开门见山有话直说了,我们不在乎多跑几次腿,但是你们不改变你们的态度,跑多少次都没用,共产党与国民党不同,他们连四处称霸的美国人都不怕,还会怕你们吗?”

爱国澳商马万祺

  罗保不敢怠慢立即将中方的要求转达给澳门总督,结果葡萄牙当局也只是答应了第一条保证不发生类似事件,但是后面两条要求遭到了拒绝。

  第二天,何贤与马万祺再次到拱北向中方转达澳门总督的意见,但是这个意见遭到了中方的拒绝,中方代表表示:非常感谢何贤和马万祺为解决这件事情所付出的辛苦,肯定了他们为祖国和澳门方面的所做的贡献。

  中方代表请何贤与马万祺转告葡萄牙当局,如今的新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了,中国人民也不再是过去那个任人欺负的时候了。这三条是底线,葡萄牙当局只有接受这三条,谈判才有可能继续下去,否则也没有必要继续谈下去了,中方愿意同葡萄牙当局这样一直拖下去,但是出现的一切后果就要由葡萄牙当局承担了。

华人总督、爱国澳商何贤

  何贤和马万祺只能无奈地返回澳门面见总督史伯泰,亲自转述中方代表的意思,并向他讲明利害关系,他们对总督说:“如今的中国政府早已不再是满清政府那样软弱可欺,现在咱们是案板上的鱼肉,如果他们一直这样对澳门进行经济封锁,那么此时中国要想收回澳门不过是举手之劳。没有了大陆物资的供应,澳门还能支撑多久?”澳门总督听着何贤和马万祺的分析半天未发一言,最后只说了一句:“让我们再考虑考虑,明天告诉你们结果。”当天晚上,澳门总督便向葡萄牙政府汇报了谈判的情况,在中方强硬态度之下,葡萄牙政府知道如果再做困兽之斗无非是自取其辱,搞不好真的连澳门都保不住,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只好答应了中方的要求。


  爱国澳商何贤和马万祺为了澳门的稳定和澳门百姓的利益,不辞辛劳在中葡两方之间来回奔波,曾先后18次前往解放军指挥部洽谈,甚至有一天竟是三进三出。

  同时,全权处理这次事件的叶剑英,考虑到这次关闸事件是葡方个别士兵失误引起的,决定宽大处理,只要他们正式道歉做出赔偿,并且保证不再有类似的挑衅行为就行。

  经过多方共同努力,最终于1952年8月23日,澳门当局派经济局长罗保为代表,在何、马两位澳商的陪同下,出关闸前往中山县同中方代表谈判,在何贤和马万祺的斡旋下,罗保代表葡澳当局签署了道歉书,做出正式道歉,赔偿中方各项损失4.4亿(旧币),并向中方保证不再进入中立区域挑衅,同时从原先警戒线向后撤退50米。

“关闸事件”谈判

  至此,“关闸事件”得到了圆满和平解决。在一个月的冲突中,葡方一共向我方挑衅八次,发射炮弹420枚,子弹2万余发,我方还击炮弹1014枚,子弹8000余发,造成葡方5人死亡,14人受伤,而我军则有两名战士不幸牺牲,30人受伤。

  在这次事件中,新中国向世界展现了不同于晚清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强硬态度,在军事、外交和道义上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让投机取巧的葡澳当局踢到了一块铁板。关闸事件的解决,极大震慑了葡澳和港英当局,以至于这次事件之后,西方各国在我国华南地区的挑衅行为明显减少,有效的保证了这一地区的相对稳定。


  正所谓:“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外交上取得了“关闸事件”的胜利,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也是中国人民反击帝国主义殖民侵略者武装挑衅的一大胜利。

  中国人民从来不喜欢发动战争,但是也从来不畏惧战争,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正是由于这种强硬的气势才让葡萄牙政府知难而退,才会在“关闸事件”中做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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