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滨海客家”竟与梅州有如此渊源（上篇）

社会 | 2023-3-3 17:56| 查看: 620| 评论: 0| 原作者: 无线梅州作者/杨宏海

摘要: 历史上，深圳前身新安县（宝安县）原有四个民系杂处，客家、广府、福佬与疍家人，其中客家人居多。

　　作为移民城市的深圳，当年与香港原属一县，称为新安县（亦先后称为宝安县）。历史上，深圳前身新安县（宝安县）原有四个民系杂处，客家、广府、福佬与疍家人，其中客家人居多。

　　清朝初期，为抵抗郑成功海上武装力量，实行“禁海迁界”，致使新安县等沿海一带惨遭浩劫。尔后，清廷不得不下诏以优惠政策“复界招垦”。于是，大批客家人从嘉应州、潮州、惠州等地“盛向滨海迁徙”（罗香林语），发展成庞大的客家族群，这便是深圳客家形成的原因，或称“滨海客家”。

　　1985年，我从梅州调到深圳，一直从事文化工作。在长期的调研考察中，我惊讶地发现，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留下大量客家文化的历史轨迹，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来自当年我的家乡嘉应州（今梅州市）。

　　深圳的客家人大多数来自粤东兴梅地区，即梅州市的梅县、兴宁、五华等地。他们迁居新安县后，大多聚居山区、海岛，如龙华、龙岗、石岩、观澜、大屿山、内伶仃岛等处，有些则徙居到海滨，如沙头角、大梅沙、小梅沙、土洋、叠福等地。当年新安县形成的客家村落，70%是杂姓村，多为同乡好友结伴而来，以嘉应州（今梅州）所属各县为多。现居深圳市坪山区的各客家族谱上，清晰地记录着先祖们的迁徙轨迹，曾、何、李、彭、刘、罗、江、陈、黄等大姓，皆出发于嘉应州（今梅州）。

　　梅州，古称嘉应州，位于广东省东北部，地处山区、江连大海，是客家先民南迁的最后落脚点，也是客家人衍播至海外的重要出发地，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辉煌的客家人文，郭沫若曾写诗赞其为“文物由来第一流”。清代“迁海复界”以来，大批梅州人迁徙深圳、香港地区，在当地滨海客家民系形成的过程中，深圳客家与梅州客家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渊源。

　　其一是传承了梅州客家勤俭诚信、艰苦创业的精神。

　　罗瑞凤，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出生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州）的兴宁县叶塘镇。乾隆二十三年（1758），44岁的罗瑞凤拿定主意要到朝廷招垦的新安县去闯一闯。其父罗子拔按当地风俗请风水先生指点，风水先生提了一个“金鸡报晓定落基”的主意，嘱罗瑞凤新置一担竹箩，并以红纸染红，将报晓公鸡装于红竹箩当中，一直朝新安的方向走，待到公鸡报晓时，便在那里定居发展。

　　罗瑞凤依照办理，踏上迁徙之路，旅程劳累，数天之后，正是筋疲力尽之时，所带公鸡“喔喔”报晓，罗瑞凤欣喜异常，见此地田园平坦，有一湖泊水甚清澈，认为此处即是落基之地，乃向村民说明来意，征得同意，便在此搭棚落基。此地后起名为“鹤湖”。

　　安居后，罗瑞凤挑着箩担，穿着草鞋、烂衣，从收破烂做起。他遵循着祖先关于秉持“俭、廉、孝、礼、信”等理念，尤其是勤俭，罗瑞凤可谓极尽俭朴，节衣缩食，甚至捡来河边的鹅卵石用盐腌起来放在箩筐里，吃饭时拿出来舔一舔，权当下饭菜。不久，他站稳脚跟，开始做起小贩。兴宁客家黄酒远近闻名，罗瑞凤发挥专长，开起酿酒作坊，他利用家传酿酒手艺酿造的黄酒，鲜甜可口，极受欢迎。创业伊始靠的是勤劳，他每天起早摸黑，往来于龙岗、东莞之间贩卖黄酒，由于他牢记祖先的教诲，经商以诚信为先，始终本着“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的原则，生意越做越旺。

　　经过多年发展，罗瑞凤经济实力大增，他创办了瑞合商号，在龙岗老街开设了不少店铺，如山货店、土杂店、缸瓦铺、粮油店、打金铺、铁铺等，还开有当铺。

　　从山里来到滨海的罗瑞凤，白手起家，艰苦奋斗，从一文不名的穷汉子，变成赫赫有名的富豪“龙岗罗”，建造起全国最大的客家围屋之一的“鹤湖新居”，成为当年滨海客家的“创业英雄”，其坚韧拼搏的历史，足以让后人铭记。

　　清乾隆末年（1795），梅州兴宁县人何维松、何维柏兄弟来到深圳横岗，身无分文，白手起家。兄弟两人同心同德，吃苦耐劳，从蓄豆芽、磨豆腐、酿酒、贩酒小本生意做起，通过多年通力合作、艰苦奋斗，最终发家致富，建起“茂盛世居”大围屋。乾隆年间由梅州五华县水寨迁徙至深圳坪山的曾氏族人建造的“大万世居”，亦是全国最大的客家民居之一，与“鹤湖新居”并称为“围屋双雄”。

　　而明末清初从梅州来到惠州再到深圳坑梓创业的黄朝轩，带领黄氏族人同心合力，努力经营，使这片贫瘠的山村垦荒有成经济条件日愈丰厚。其黄氏五世祖黄延元在创业过程中，摒弃原乡“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提出“士农工商各事一业，方为济事完人”。这种既重视耕读而又将“士农工商”一视同仁的观念，在当时非常具有进步意义。

　　其子黄奇义继承父业，大胆与广州“十三行”进行商业贸易，看准行情将“十三行”胡椒全买下来，后广州胡椒脱销便全部脱手，大赚一笔，将此赚到的钱兴建了规模宏伟的“青排世居”。百余年间，坑梓黄氏族人相继兴建了龙湾世居、龙围世居、龙田世居、盘龙世居等36座大型围堡，星罗棋布，蔚为壮观，成为滨海客家创业致富的辉煌物证。

　　其二是传承了梅州客家崇文重教、读书为荣的传统。

　　作为“文化之乡”的梅州，崇文重教、以读书为荣是其优良传统。在梅州客家童谣和谚语中，不乏“蟾蜍罗，背驼驼；唔读书，冇老婆”“养子不读书，不如养头猪”的“家训”式语言。滨海客家也把梅州这一传统带到深圳。在深圳众多崇文重教的家族当中，创立一所百年学校的陈振能家族就是这样的典型。

　　陈振能，广东梅州五华县小都镇田布嶂下村人。自幼聪颖好学，“四书”“五经”倒背如流，曾撰联“崇文重教昌盛发达，耕读儒家世代流传”以自勉。清乾隆十六年（1751），在朝廷“复界招垦”政策感召下，毅然携带家眷与堂兄弟一众十几人，结伴同行，从五华出发，过紫金，经惠州，抵东莞，最后在新安县（今宝安）一个称为“七都洞”的地方，陈振能一眼就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随即搭起茅寮，筑舍而居，将此地称为“松园厦”（后演变为“松元厦”）。

　　陈振能到松元厦时已年近六旬，他带领眷属披荆斩棘，辛勤垦殖，不到一年就解决了温饱，三个儿子也相继成婚。陈振能深知要想改变现状，唯有晴耕雨读，走仕途之路，才能“茅寮出状元”，光宗耀祖。于是，他撰联“兴门第先兴学第，振书声后振家声”，勉励后辈发奋读书，获取功名。每天早晨公鸡初鸣，陈振能即按时唤孙子们读诗背经，严寒酷暑，从未有误。为光耀门楣，他集中全家族的力量办私塾，节衣缩食聘请名师来家教授孙辈们。

　　据传有一年临近春节时，陈振能推了一头肥猪去集市卖，准备用卖猪的钱为全家老小添置新衣。他刚卖完猪，忽闻有人喊“卖书，卖书”，原来是一官宦人家装了一车书在出售，陈振能如获至宝，用卖猪的钱买回一车书，在当地传为美谈。

　　在陈振能的引领下，陈家上下以读书为荣，子弟们劳作之余便舞文弄墨、吟诗作对，琅琅书声，不绝于耳，家族私塾日益兴旺，从第四代起便英才辈出，遍迹五洋。清末时期陈氏家族考取过功名的有举人、秀才、贡生、监生等近百人。

　　1914年，陈振能后人遵循“振兴我族之路在于兴学”的祖训，集资创办了振能小学。1929年，侨居海外的陈振能后人筹集白银4万两，建成了具有西洋建筑风格的振能学校，成为当时宝安县办得最成功、影响力最大的学校。当年完全依靠一个村一个宗族的力量同时开设了小学和中学，堪称伟大创举，民国政要宋子文为此欣然撰写了“英才蔚起”的题词。而在辛亥革命期间，坑梓黄氏族人黄子光、黄子文等爱国华侨，捐款兴建新式学校“光祖学堂”，开南洋华侨捐资助教之先河。

　　滨海客家人继承“崇文重教、耕读传家”传统而发奋成才，最典型的莫过于堪称“书香世家”第一家的龙岗布吉凌氏家族。

　　鸦片战争后，列强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中国五大口岸通商、居住、办校、行医、传教。从此西风东渐，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深圳，因为毗邻香港，成为吸收西方文化的一个窗口。而身处龙岗布吉老墟的凌氏家族，正是最早受到西学影响的家庭之一。

　　布吉老墟的凌启莲，其祖先于康熙年间朝廷“复界招垦”之后，由嘉应州平远县大柘（一说在平远县石正镇）迁徙到宝安县布吉李朗村。凌氏作为典型的客家人家族，虽迁徙至滨海地区，但“崇文重教”的传统却如影随形，那种“欲盈仓廪须耕种，想出人头在读书”的理念深植其血液之中。

　　1854年，基督教巴色差会在布吉创办李朗“存真书院”（后为传道书院、李朗神学院），凌启莲自幼渴望读书，当他有机会到李朗“存真书院”接受新学后，便想方设法让子弟们读书上学，成为较早接受西方现代教育的学生。故自凌启莲起，凌氏家族几代人因受到良好的教育而迅速崛起，人才辈出。凌启莲七个儿子皆有所长，十九个孙子出国留学，而凌氏家族则有数十人留学欧美，他们怀抱修身齐家报国之志，学成之后均以己之学报效国家，归国后在政府、高校、医院及科研机构任要职，对政、学、商等各界上层有很深影响，可以说是深圳书香门第、诗书传家第一大家族。

　　其中，凌启莲的长子凌善元曾开办香港“崇谦学校”，六子凌善永，是中国最早一批掌握西方会计知识的专家。七子凌善安是当时教育界的“泰斗”，曾任国子监英文老师，教过光绪皇帝。八子凌善芳毕业于耶鲁大学，后来成为修建广九铁路的高级工程师。在第三代兄弟姐妹中，有新中国首位妇产科专家凌筱瑛；被中央军委授予上校军衔的医生凌惠易；“中央造币厂厂长”凌宪扬；水利水电界知名人物凌宏焜等。其中，凌氏家族最有影响的是凌启莲的孙子凌道扬。

　　1888年出生的凌道扬，在12岁时就被耶鲁大学毕业的叔叔凌善芳送进了上海圣约翰书院，尔后，在族人的资助下正式接受系统教育。1910年，凌道扬在美国麻省农学院预习后，顺利考入了耶鲁大学研究生院，并在1914年获林学硕士学位，是中国获得该学位的第一人。

　　凌道扬发起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林业社团组织中国林学会的前身“中国森林会”；参与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森林法》的制定，帮助孙中山拟定林政计划，提出设立“中国植树节”的构想，并于1916年开始实施。

　　退休后的凌道扬定居香港，他在1951年参与了崇基学院的创建，并于1955至1960年出任该院第二任院长。

　　1960年，凌道扬以香港中文大学筹备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全力推动港中大（香港中文大学）的创立。在港中大成立后，75岁高龄的凌道扬婉谢了港中大的挽留，1993年，凌道扬以105岁高龄逝世。

　　这位百岁老人留下的文脉，在他身后仍在继续。2014年，港中大（深圳）正式成立，并落户龙岗。凌氏后人，深圳市百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凌国强捐资1.5亿人民币资助港中大（深圳）教育事业，以学习先辈的家国情怀。至此，凌道扬的教育理念在他的家乡得以落地生根。

　　其三是传承了梅州客家爱国爱乡，不忘祖根的美德。

　　客家人素来看重木本水源、慎终追远，以爱国爱乡，不忘祖根为美德。祖籍梅州来到深圳的客家人，不管是扎根本土还是播迁四海，都能饮水思源，情系桑梓。由于四海为家，颠沛流离，在“时时为客、处处为客”的窘境中，他们痛切地体验到故乡故国的可贵，而形成浓厚的家国情怀和追根溯源的品德。深圳许多华侨虽漂泊在外，但从不会忘记自己的根。

　　如祖籍源自梅州五华横陂的深圳侨乡吉溪村，当地华侨很看重的一件事，就是要子孙后代不忘“入唐性”（中国人的本性），不让“番性”（外国人）同化。因此，许多华侨都会把生于海外的儿女送回“唐山”（祖国原乡）来读书，接受中国的传统教育。如吉溪籍华侨陈新民、陈宪民两兄弟出生在塔西提，当他们成长在学龄之时，父亲便委托老华侨将他们带回国“入唐性”，让兄弟俩在家乡吉溪学习传统文化，至二十六七岁才离乡返海外谋生。

　　客家人播迁四海总不忘来时的路，一有机会就会回原乡寻根。2012年8月，龙岗罗氏后人、源自梅州兴宁叶塘的罗定朝的外孙女罗笑娜，这位有客家血统的非裔牙买加女士，牢记她母亲生前的嘱托，退休之后即辗转万里回到深圳龙岗鹤湖新居寻根问祖。由于她的努力，又促成了罗定朝所传8个家庭100多位血亲一同回乡寻根祭祖，实现了罗氏后人寻找血脉来源，实现客家文化认同的梦想。由罗笑娜主持拍摄她本人寻访外祖父的纪录片《寻找罗定朝》，在海内外播放后引起强烈反响。

　　不忘祖根、常怀爱国之心与赤子之情的，还有马来西亚侨领官文森。官氏祖先官文清，于清朝乾隆年间从广东长乐（现梅州五华）迁至深圳龙岗开创基业，创建了官新合村。官文森虽然出生于南洋，但他继承了客家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爱国情怀。抗日战争期间，他独资组织“惠侨救乡会”，组织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在吉隆坡募捐大批钱物转运回国。

　　1939年5月5日，“文森队”高唱着《再会吧，南洋》，在吧生港口登船，航行6天后，到达香港九龙东江华侨服务团香港办事处，随后再坐船到宝安沙鱼涌，参加曾生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直接同日本侵略者作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官文森欣然举家回国，作为中国致公党代表参加新中国政协筹备会，参加起草《共同纲领》，先后任中国致公党第五届中央副主席、全国侨联常委、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侨联副主席等。

　　其四是通过交流互鉴，丰富和发展了深圳民间文化。

　　梅州素称“山歌之乡”，客家山歌是其民间艺术的瑰宝。尤其是历史上梅州有大量善唱山歌的客家妇女。近代著名诗人黄遵宪曾称赞其“何其才之大也”！当年梅州客家人迁徙滨海地区，也将客家山歌带到了深圳。

　　1987年，我在深圳市文化局工作时，发起组建了深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同仁深入基层采风问俗，后与苏伟光合编了《深圳民间歌谣》一书，由海天出版社出版，其中大部分是客家山歌。从史料上看，深圳清代之前没有客家山歌，只有反映明代盐民生活诸如《盐丁叹》一类的民谣，以及少量竹枝词。深圳的客家山歌是在清代中期“复界垦殖”之后才出现，所谓“新邑地处海滨，居民自耕渔而外，不废弦歌”。

　　从我搜集整理的深圳客家山歌之中，可以看到明显的来自梅州客家山歌的渊源。

　　以梅州与深圳两地山歌作比较——

　　梅州：郎系有心妹有心，唔怕山高水又深。山高自有人开路，水深自有撑渡人。

　　深圳：阿哥有情妹有心，哪怕山高水又深。山高簕多妹开路，水深阿哥背愚行。

　　梅州：阿哥得病妹着惊，打起灯笼尽夜行。双手掀开绫罗帐，来问阿哥病重轻。

　　深圳：火烧竹筒噼啪声，阿哥得病妹着惊。上午搭声下午转，三日路途一日行。

　　梅州：城头更鼓打五更，听到更鼓心就惊。闰年闰月都有闰，样般没有闰五更。

　　深圳：城头更鼓打五更，听到更鼓心就惊。闰年闰月都有闰，为何就冇闰五更。

　　诸如以上相似的山歌举不胜举，可以清晰看到梅州客家山歌对深圳深远的影响。又如东江纵队1943年在坪山召开成立大会时，就采用梅州盛行的五句板山歌演唱《祝贺东江纵队成立》。

　　清朝康熙年间，深圳沙头角吴氏家族因“复界”招垦从梅州大埔经博罗迁徙至滨海地区，从昔日“耕山”的“山客”变为“耕海”的“海客”，他们拿惯了锄柄的双手学会了驾船、捕鱼、织网，而且在民间游艺方面也有了自己的创造。

　　本来，吴氏原乡梅州大埔县，盛行“鲤鱼灯”舞，又称“五鲤跳龙门”，演员以女性为主，舞者所着服装仿自汉剧演出服，表现努力奋斗，“跳过龙门”获得幸福的主题。

　　到滨海地区之后，他们将源自大埔的“鲤鱼灯”舞，改造创新为面向大海的鱼灯舞，分为两种鱼，一种是单独一条的大鱼“霸王鱼”，威风霸气。另一种是“群鱼”有十几种小鱼，表现海洋中大鱼吃小鱼这一弱肉强食的现象，反映鱼群团结起来反抗霸凌，建立安宁的世界。舞者全为男子，穿中式襟服，表演粗犷雄浑，情节诙谐生动，被评为深圳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当年包括梅州在内的各地客家人，从山地环境来到滨海地区，带来了原乡的客家民间文化与工艺，包括酿黄酒、吃狗肉、做“云切糕”等传统习俗，丰富了滨海客家的文化内涵，从而在与本土文化的交流互鉴中，不断丰富、交融和优化，形成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