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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谢非

新秀 | 2015-7-22 02:22| 查看: 11786| 评论: 0| 原作者: 互联网 环球潮人
摘要: 谢非同志1932年11月4日出生于广东省陆河县河口镇对门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1947年11月在陆丰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广东省陆丰县河田镇民运组组长 ...

  区域发展规划失败,政治生涯亮起黄灯

  

  谢非接手广东之际,正是我国经济徘徊不前之时。虽然同样受全国经济通缩大背景的影响和制约,也许还可以找到更多的各种各样理由,但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不能更多地强调客观困难。如果沦为与经济落后地区为伍,束手无策甚至无动于衷,党政一把手的政治生涯很快就会提前终结。这点常识,谢非当然不会不懂。但是,长于理论研究的他,决策和实践方面却是短板,尤其在把握和控制地方、平衡各方利益和关系方面。

  

  1994年11月,由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张高丽主持,省计委牵头,开始了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发展规划的研究和论证。除了邀请学术界及规划机构参加之外,相关各市的地方政府也都参与进来。多方、多层次共同参与的研究论证模式,也许出发点是良好的,表面上也好看,但实质上这种模式本身就决定了规划的不现实和难操作。理论研究与现实利益必然会发生一些碰撞、产生一些火花,桌面上进行的是轰轰烈烈的讨论,台底下却是勾心斗角的利益争夺。结果,吵吵闹闹的做了差不多两年之久,一直到1996年才出台一个相互间妥协的规划方案。这个方案力图达到的目标,包括了城市布局、产业分工、交通规划、人口规划等等。重点内容就是有人称之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珠三角”城市布局,具体是:以广州为中心,以深圳、珠海为两个次中心,以其它若干个中等城市为支点构成珠三角城市网。其后由于虎门大桥建成通车,学术界又有人称之为“A计划”,A的顶点就是轴心城市广州,广深和广珠为两条边,而虎门大桥则是中间那一杠。

  

  时间虽然花了不少,造成的摩擦也不少,这个规划却彻彻底底的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主要还是缺乏中央最高层的支持。1992年之后的十年是上海在中国重新崛起的十年,由谢非主导的这个“珠三角”发展规划,被人视为“长、珠之争”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南巡之后的邓小平,越来越少过问这些具体事务。得不到中央的全力支持,也就难以进行有效的把控和统合。

  

  一方面,此前的广东省委、省政府一向被人视为不是一个强势党委与政府。广东经济在八九十年代的飞跃,本身就源自中央向地方放权,省里也向各市放权,因而广东各地尤其珠三角地区的“经营”,更习惯于“市场化”模式而不太喜欢北方的集权式思维,特别是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强化了“简政放权”这种思维定向。这也是多年来广东为了争取中央给予财政政策的优惠,过于放手地方、奉行“藏富于民”政策的结果,至今依然。省上多年来一直不太干预各个地市的经济发展,在确实需要干预的时候,也就难以得心应手地发挥作用。倒不是因为有心无力,而是急切之间不可能马上出来一套行之有效的调控与制衡机制。一般来说,省对各市最得力的管制手段无非两样东西:一是管人,也就是管官;二是管钱,也就是财政资源的支配。管官的话,广州、深圳不用说,即便是珠海的梁广大也是我行我素,谢非不能说了算,朱森林更加不在话下。而这三个城市正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端点城市,你搞你的跨区域规划,我搞我的重复建设。管钱的话,在广东省的投资结构中,财政投资从来都不是主旋律,大家眼睛盯着的是“招商引资”,至今仍然是各地政绩指标的主要来源。外资中最大的水龙头香港,此时正因为中英政制之争而风雨飘摇,谢非也不象林若那样有着长实、和黄集团的强力支撑,指挥棒就挥舞得不那么灵。虽然后来多了个台资渠道,两岸关系的不稳定又无法让他在引入台资时放开手脚。

  

  另一方面,这种规划也许本来就只能是停留在纸上的东西,因为穗、深关系怎么也难摆得平。这个A计划对珠三角交通网络的规划,将广州设为龙头,为广州加重自己的老大心态提供了其中一项重要资本。这种摆法,既有历史形成的原因,或者也可以设想成曾经任职广州第一把手的谢非想以此调和各方关系。但92南巡之后突然再次得到恩宠的深圳,自然也不甘屈居人下。况且特区政策能否延续,此刻也正在经受严峻考验,由胡鞍钢出面挑起的大论战激起了层层波浪。后来的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和市长于幼军都曾对媒体宣称,深圳经济结构是国内城市中最好的,然而他们的这些声音被“上海崇拜”的浪潮给淹没了。正因如此,担心规划能否落实的规划者们提了一项补充建议:在珠三角10个城市之上设立一个超行政权力的机构,来监督和促进规划的落实。这真是天方夜谭!连落实规划都没有信心,更谈何设立这样一种突破宪法规定、介乎省市之间行政权力层的机构?这10个城市已经占去广东全省地级市的一半左右,如果需要一个超乎10个城市之上的行政机构,那广东省政府要来做什么?

  

  1994年规划的失利,使得人们在讨论珠三角整合时,先入为主就有了一种挫折感。善良厚道的谢非坦然以待:“很惭愧,我们没有做好这个事情”,主动地把几乎所有的责任都承担了起来,从而保护了张高丽等人。

  

  奋力破茧无力回天,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风云激荡的“特区特不特”大论战、国内外配合的“围剿”厉有为,大概可以看作谢非政治生涯最后拐点的可靠信号。胡鞍钢跳出来究竟是什么目的,深圳方面称之为“学棍”是否有失偏颇,论战暂停后继续“围剿”厉有为是谁在幕后策划,相信大家会自行作出判断,时间老人也会最终下个定论。相关内容随手可以找到很多,这里就不说了。随便一提的是,张高丽、于幼军近年得到重用,反映的是当今决策者对当年上海造神、妖魔化珠三角、丑化深圳的一种反动。

  

  其实早在胡鞍钢挑起“特区特不特”大论战前,特区还能不能继续“特”下去?中央给广东的政策能不能继续维持?这些问题就已经在谢非等广东省领导的脑子里转了无数遍了,1994年底展开的跨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研究和论证,并不是心血来潮或者突发奇想。更早些的,就有1993年在顺德搞的综合改革试点。这个试点由谢非本人亲自抓,有段时间是每季度去顺德一次。据陈建华讲,谢非病重期间还专门要了顺德的音像资料看,逝世后甚至有考虑是否建议把他的骨灰放在顺德。

  

  谢非喜欢听汇报、下乡调查,平时话不多,但讲的东西都有较深的实际含义。他对顺德的综合改革试验,要求“多做少说”或者“只做不说”。包括对厉有为被“围剿”的那篇《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谢非的意见也是“多做少说”或者“只做不说”。制止深圳传媒“围剿”胡鞍钢,有海外媒体称是“北京方面施压”,据我看其中也包含了谢非本人的想法——“这样做不是想隐瞒什么,不是想干什么不正当的事,也不是害怕,是为了减少在改革中的阻力,减少不必要的争论。”可是现实生活往往事与愿违,京城发动、海外响应的对厉有为的反向“围剿”,不知是厉有为匆忙之间的无心之失,还是冥冥之中注定了改革先行者必须付出牺牲政治生命的代价。后来风行的“国有企业转制”都是从顺德开始的,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混合经济”、“盘活优质资产”(顺德人叫“靓女先嫁”)、“贴身经营”(顺德人叫“埋身经营”) 等等都产自顺德。而深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国企取消行政级别和取消行政主管部门由行政分割管理变为以资产为纽带管理的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企内部职工持股制和经理年薪制改革、宝安撤县建区改制、户籍制度改革和安全文明小区建设等等,都得到谢非的赞同、关心和支持。在共和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功劳簿上,应该用醒目大字记上谢非——这个永远不可忘记的名字。

  

  作为一位义无反顾的探索者,谢非还对广东的人事、财政等重大事项进行了改革的尝试,可惜成效不是很显着,未如理想。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官场历来的积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再好的政策,经过层层“结合实际”必然走样。谢非十分重视人才,强调:用人机制核心是优胜劣汰奖勤罚懒,高知“够钟”不宜一刀切;另外也对党政机关领导班子的配置问题提出了不少具体意见。比如客家人范以锦从一名普通记者,一路走上《南方日报》社社长的位置。谢非此举,绝对不是为了扶植自己的乡党或私人势力。但省委、省政府和有些地方组织、人事部门的某些领导,将谢非的意思发挥成这样:地方党政机关领导班子职数中,潮汕人比例必须达到指定标准,否则不予批准;省级和地方机关的班子配置也“依葫芦画瓢”。到了1996年省长换届,卢瑞华出人意料地当选,外界更加容易产生这么一个印象:广东省党政均为潮汕人把持。实则谢非是正宗的客家人,讲客家话,只不过以前的陆丰县、后来分出来的陆河县,行政区划都属于潮汕地区的范围。这里插句题外话,虽然谢非是客家人,但始终来自潮汕地区,而两位来自潮汕地区的干部主持广东的党政,这样在政治平衡和广东传统上是不现实的,必须要有一个下来,那么出走的只能是原来在任的那位。为了办好教育,使广东的发展后继有人,谢非从1992年开始就大力支持卢瑞华,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调整财政结构、推行公共财政。如此一来,就根本性的触动了地方的利益。一些地方采取“对策”“暗渡陈仓”,改革的一些措施得不到地方的全力支持和配合也与此有关。

  

  成败得失过眼云烟,高风亮节青史留名

  

  经过数年风雨的吹打、进入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后的谢非,已经对过去几年广东的改革开放有更深的认识和更好的思路,进一步着手调整政策、力促产业升级,并且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效。但此时,能够让他继续发挥的机会已经不多了,“进京接任工头(广东人称全总第一书记为‘工头’,纯属习惯,没有贬义)”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由省委书记改任人大副委员长,无疑使谢非的满腔热血化作一江春水。职在中央、人在地方,是一种十分无奈的选择。谢非在瞻仰邓小平时所说的那句话,既是改革者和知心人的感触,也是心中悲愤和无奈的表达。他带着事业未竟的遗憾,过早地走了。再联想起谢非进京后,生前曾在某些场合说过的半截子话:“如果再有个两三年就好了”,每每忆及,摧人泪下。

  

  整个八九十年代,都是珠三角经济腾飞前打基础的准备阶段。这个阶段完成之后的产业升级,更需要协作。谢非关于珠三角跨区域发展规划的设想,确实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但相对而言,理论研究是他的强项,“经营”实践则是其短板。相比林若,谢非为人更耿直仗义,但缺少林若的狡黠与机变。谢非只是高中生,但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唯贤是举、唯才是用,十分重视理论学习、积极倡导理论探索,无论言行还是外表,浑身上下看起来象是理论家。林若的学历远比谢非高,但看起来却象个农民。而在广东的政治文化氛围中,似乎林若这种“农民”更吃得开。谢非的家庭出身和背景,也让他无法象叶选平那样,既向中央要权,又做得八面玲珑,皆大欢喜。

  

  正如谢非本人一方面要求改革试验“多做少说”“只做不说”、另一方面又全力支持和鼓励《南方周末》“敢言人所难言”那样,每个人的性格都难免存在无法彻底去除的缺陷和矛盾。江泽民在解释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15周年题词:“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来历的时候,就意味深长的说了这么一句话:“谢非同志是‘秀才’,稍改了两字,气势就大不一样了。”这种性格缺陷在美学的理论角度可以视作是一种“美”,但于改革者本人而言却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另外,90年代的广东正值多事之秋,在经历了原有低水平基础上的快速增长后,相对于其他省市区提前进入了“1000美元~3000美元”的矛盾激化阶段。谢非不是政治强人也不是政客,失去中央最高层的全力扶持后,难免有些力不从心。加上他的理论家加苦行僧作风,不喜欢过多地施展政治手腕、培植个人的政治势力,在处理此起彼伏的诸多棘手问题时,难免会“按下葫芦浮起瓢”。比如起用王华元,就没有象李长春那样充分展其所长,用以抑强扶弱、制衡各方利益。

  

  他作风朴素,多问少讲,温文尔雅,待人谦和。对手下和基层而言,谢非是一位好领导、好大哥,勇于任事、耿直仗义,有事都往自己身上揽。谢非主政时,1996年省长换届时的四位候选人(卢瑞华、张高丽、高祀仁、黄华华),最终都修成正果,其中谢非给予他们的爱护与支持必不可少。杨资元为他的远行写了这样的联语,寄托思念:“痛悼落红,不忘诸部旧;休言衣紫,仍是一书生。”对群众而言,谢非又是一位好老乡、好朋友,很念旧情,对人体贴关怀。“如同一棵大树,根扎大地。从山区走出来的谢非,念念不忘老百姓的脱贫致富,他殚精竭虑地搞开放改革,争分夺秒地调查着、思考着、工作着,很少把时间留给自己休憩。这一切,不仅给我这个老记深刻的印象,而且据我所知,接触过他的许多干部、百姓,无论是哪一行的人,说起谢非同志,都用不同的语言,说到谢非同志是一个忘我的人,一个永不言倦的改革者。谢非同志活在众多干部和老百姓心中的形象,是那么纯朴,那么睿智,那么亲切。”“……一位老人说着说着,禁不住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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