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明：南粤民族工作拓荒牛

学者 | 2015-8-6 15:26| 查看: 5701| 评论: 0

摘要: 罗明，原名罗善培，大埔县枫朗镇坎下村人。1921年在集美师范求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汕头地委书记、闽南特委书记、福建省委书记、中共闽粤赣省委书记、福建省委代理书记。 ...

　　[人物小传]

　　罗明，原名罗善培，大埔县枫朗镇坎下村人。1921年在集美师范求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汕头地委书记、闽南特委书记、福建省委书记、中共闽粤赣省委书记、福建省委代理书记。1933年，作为“罗明路线”的代表遭到“左”倾冒险主义领导的错误批判，后调到瑞金中央党校工作。1935年在长征途中负伤，遭叛徒告密被捕，出狱后返回大埔百侯中学任代校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到海外进行统战工作。建国后，历任南方大学副校长、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等。1957年衔命创办广东民族学院并兼首任院长。1987年病逝。

　　[校史短简]

　　广东民族学院是今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之前身，创办于1957年，是党和国家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而创办的社会主义新型高等院校。1961年曾迁校至海南通什，1982年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回迁广州；1998年更名为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2002年更名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是一所致力于培养高素质职业教育师资和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并承担民族高等教育任务，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省属普通高等学校。学院秉承“厚德博学、唯实求新”的校训精神，坚持“面向职教、服务职教、引领职教、特色发展”的办学定位，以培养高素质职教师资和技术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为主要任务。

　　罗明：南粤民族工作拓荒牛

　　罗明的早期生涯，惊险、曲折、传奇，“革命”“红色”“斗争”三个关键词是其前半生的主旋律。罗明之于世人，是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革命活动家，是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人民公仆，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遭到错误批判的“罗明路线”的主角。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广东民族学院（今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的首任院长。在少数民族群众并不算多的广东，罗明把他后半生的心力和智慧，洒在了这一全新领域。

　　阳春四月，细雨如丝，记者来到广州，走进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去探寻一个与世人印象中不一样的罗明。

　　铁血戎马积云跌宕

　　少年罗明因家境贫寒，在读完高小后，13岁起到大埔一洋货店当了6年店员。就是在这里，罗明接触了底层群众的疾苦，革命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他在回忆录里说道：“有一次，我对军阀士兵抢店里的东西表示不满，他们竟拿出子弹给我看，又反过来质问我这些子弹从哪里来，企图给我扣上私藏子弹的罪名。这许多事使我对军阀祸害人民有了更深的认识。”

　　几年后，罗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潮州金山中学，后进入厦门集美师范学校，展开各种学生运动，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至1935年，是罗明革命生涯跌宕起伏的十年。这十年，他成功领导了闽西农民暴动，指导建立了闽西革命根据地；主持了厦门破狱运动，成功营救了40多位同志出狱；因拥护毛泽东革命路线被作为 “罗明路线”的代表遭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批判，一夜之间从声名赫赫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跌落为党内被批对象；1933年在瑞金苏区中央党校担任教务长，培养了大批党的干部；长征途中在娄山关战斗中被敌机炸成重伤，后留在贵阳开展农民运动，却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虽经同乡保释出狱，但已与党组织彻底失去联系。

　　几经沉浮，罗明对革命胜利的信念始终不渝。大埔县党史办主任余敏告诉记者，1936年，在罗明找不到党组织而感到迷茫时，百侯中学杨德昭校长盛情邀请他回百侯中学任教，后担任代校长。罗明在学校一边推行陶行知教育，一边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时的百侯中学一度成为当地抗日救亡的摇篮，号称 “小延安”。

　　或许，罗明在中央党校乃至百侯中学办学的这两段特殊经历，正是1950年叶剑英召其赴任南方大学副校长，此后省委又命其创办民族学院的主要原因。

　　体恤民情开创民院

　　建国前，广东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几乎一片空白，连最简陋的小学也寥寥无几，90%以上的少数民族同胞从未接受过学校教育。有人形容这种状况是“踏破青山无学校，只闻鸟声无书声”。

　　建国后，由于民族地区成立自治州，民族干部很缺乏，大力培养党、政、经干部成为国家一项繁重的任务。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当时的党中央计划在广东办一所民族学院。1953年1月，罗明被任命为广东民族学院筹办处副主任。然而，由于民族工作尚处于初始阶段，筹办广东民族学院的方案还不成熟，不久筹备组又被合并到中南民族学院，广东民族学院筹办事宜因条件限制搁浅了5年。但这几年罗明并没有放下民族工作，他广泛接触黎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群众及他们的首领，深深体会到历史造成他们今天的贫穷落后以及他们迫切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改变的途径无它，“必须靠教育”。罗明曾经说：“如果在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同时，不建立和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事业，则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民族干部的培养都将受到严重影响。”

　　1957年，罗明等人再次报请省委、省政府并上报国务院，反复陈述创办民族学院的重要性，最后获得国务院批准。省委任命省民委主任罗明兼任广东民族学院首任院长。

　　1958年民院完成建校工作，开始招生开学后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学生素质问题。今年87岁的韩伯泉教授（广东民族学院创办初期任办公室秘书）回忆：“当时民族地区的文化水平低到什么程度？连小学毕业生都难找。他们记事都是靠数黄豆、结绳记事。”今年90岁的姚炳祺副教授（原广东民族学院教师）告诉记者，罗明办校是下了决心的，他为适应民族地区实际需要，要求教职工在教学设计上做文章，并根据学生的文化程度分甲乙丙班设计课程。经过几年的发展，民族学院为少数民族培养了许多党政干部和财会人员，这些大学生回到民族地区很快成为当地的骨干。

　　不遗余力迁校回穗

　　1961年，广东民族学院迎来了一场重大的变革：由于当时省委主要领导的指示，学院迁往海南通什。韩伯泉说：“海南通什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搬到那边没有发展。” 但罗明是组织性很强的领导，他给老师们求了个“尚方宝剑”，那就是民院教师原有的待遇不能变。“海南那时发展落后，条件十分艰苦，每人每月仅有20斤粮食，而广州的标准是28斤。因为罗明的坚持，老师们起码在海南能吃饱饭。”姚炳祺说。

　　1978年，随着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许多制约和影响学院发展的因素凸现出来，如海南五指山区交通不便，教师外出学习、学术交流大受影响；学院地处偏僻山区，引进师资十分困难；许多大陆的少数民族学生经过一个多星期才能到学校，在这样的地方学习和工作难以得到大的长进。一时间，让民族学院“迁回广州”的呼声一片。

　　韩伯泉告诉记者，罗明已于1965年离开广东民族学院，且当时亦已不在省民委工作，但仍协助找院址，搞基建，并多次向省、市有关部门汇报请示，多方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使民族学院顺利迁回广州，逐步发展扩大。

　　民院迁回广州，从此开启了一个学校发展的新纪元。罗明对此是欣慰的，他在回忆录里写道：“现在的民族学院已经是一所既有专科、本科，又有干训部、预科的综合性民族高等学院，已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大学生。”

　　“没有罗明，就没有民族学院！”对于罗明对广东民族学院的贡献，姚炳祺和韩伯泉这两位耄耋教授异口同声地说。今天，几经更名的民族学院已很难再找到罗明当年的印迹。然而，罗明及老一辈教育者留下的“艰苦创业、自强不息、开拓创新、诚实守信”的精神已作为学院的传统载入校史，成为激励青年人积极向上的箴言。

　　[故里寻踪]

　　割不断的故乡情

　　很多革命者自离开家乡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但罗明不同，大埔对于他，不仅是故乡，更是早年革命激情绽放晚年魂牵梦绕的地方。

　　罗明故居“兰瑞传芳”坐落在枫朗镇坎下村八斗背，背靠郁郁葱葱的山林，面向静静流淌的小河，风景怡人。它始建于清同治九年（1807年），坐东南向西北，二进院落二横屋，土木结构，被列为第8批大埔县文保单位。据随行的枫朗镇宣传委员黄胜科介绍，罗明6岁被过继给罗镜荣为子后就居住在这里。记者发现，在内门上方，书写着“公忍 ”，忍字后面有一大空白，似不像后来擦去，而是自始就没有字迹。据黄胜科介绍，这是罗明养父罗镜荣书写的家训，教育子女做人要为公、隐忍，最后一个字则空缺由后代自行去领悟。

　　罗明的次孙罗力豪告诉记者，罗明对家乡的感情很深。“文革”期间他受到迫害，健康每况愈下。“文革”结束后，他多次拖着病体回家乡，每一次都要为家乡干点事情。1982年，罗明得知枫朗镇还没有一座大桥，群众往来十分不便，便再次回乡动员华侨捐钱建桥。当时正值洪水过后，河水浑浊湍急，罗明拄着拐杖上船考察建桥选址。

　　据说，罗明每次回乡，自发前来欢迎的群众都很热烈，有些老人为见罗明一面，甚至在街头痛哭起来。“当年闹饥荒的时候，爷爷到平和县调粮救了不少人；平反冤假错案时，家乡人只要找到他，他就彻夜为人写材料；平时无论什么人找到他，要帮什么忙，他也是二话不说能帮就帮。”罗力豪动情地说，“爷爷每次见到我都会叮嘱我‘勤奋做事，诚实做人’，我们罗家子孙也将之铭记在心！”

　　[亲友连线]

　　“他一生都没有清闲过”

　　访谈对象：罗曾义，罗明次子，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研究员、教授）

　　记：罗教授，你是罗明同志参加长征负伤后返回家乡大埔在百候中学任代校长时，也即是1937年出生的。记忆中父亲是怎样的？

　　罗：印象中的父亲个子很高，很瘦，对子女都很关爱，谆谆教导，以理服人，可谓慈父。小时候我们总觉得他非常忙，家里常有客人来，每次来人，家母林卵都很重视，热情地给客人倒茶、做饭。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是在党组织指示下搞地下活动，以党外人士身份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并保护地下党组织和党员。他对家乡人民的疾苦和教育等公益事业是非常关心的。1943年，大埔闹饥荒，他特地从福建平和县运米运盐，帮助家乡人民度过灾难，那时候家母洗了无数盐袋，手都洗肿、洗烂了。

　　记：你写过很多关于父亲思想的论著，作为半个研究罗明的专家，你对他的教育思想怎么看？

　　罗：父亲是在福建集美学校学师范教育的，他的一生有多次从事教育的经历：在福建苏区主办农民养成所，曾任苏区瑞金中央党校教务长、百侯中学代校长、南方大学副校长、广东民族学院院长等，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和各类人才，逐步形成了罗明的教育思想。我认为，罗明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一是重视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培养革命思想；二是重视培养学生的技能，比如在苏区培养革命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技能，在百侯中学培养就业和升学的技能，在南方大学、广东民族学院，则培养建设社会、管理的技能。三是重视教育与革命、建设以及劳动相结合，尤其重视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四是重视实事求是、艰苦朴素教育，尊重客观实际。他的教育思想也正是忠于事业、热爱人民、实事求是、艰苦朴素、奋力拼搏、无私奉献的罗明精神的体现。罗明不惜牺牲个人、家庭，十年没有与亲人取得联系，即使受批判、斗争，也永远跟着党走，这些都是在政治基础上个人素质的体现。

　　记：那么，你父亲又是如何教育子女的？

　　罗：父亲是个党性很强的人，他要我们听党的话，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努力学习建设祖国的本领。他认为解放后主要任务是新中国建设，所以要我们几个儿女都学理工科，用一技之长报效祖国。他这个人，从革命年代到和平时期都一直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从未穿过高档衣服，仅有的一套中山装都是为迎接外宾而穿，因而也要求我们俭朴、不讲排场、不铺张浪费。在艰苦的革命斗争时代，他在苏区甚至被毛主席称为艰苦奋斗的模范。

　　记：据说你父亲晚年仍坚持伏案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罗：我的父亲不懂享受，只知埋头苦干，一生没有清闲过。在“四人帮”横行时，为了不冤枉一个好人，他顶住压力，不怕被批被斗，实事求是地为很多人写证明材料，因此受到严重的冲击。打倒“四人帮”后，他恢复了党籍，更是觉得自己肩负着重大使命。那时候他在政协、人大都有职务，即使工作非常忙，仍为许多文革时期受到冤屈的干部、同志甚至中央领导干部写历史证明材料，大量落实平反冤假错案。他晚年身体不是很好，我每次回广州看望他，都看见他抱病伏案工作，为撰写、审核党史、革命史资料等废寝忘食，桌子上的资料堆积如山。因为长期用眼过度，他晚年高度近视，有时要将两副眼镜层叠在一起使用。

　　【嘉闻逸事】

　　“赤脚校长”从容代课

　　1936年，罗明应百侯中学杨德昭校长的盛情邀请，回百侯中学任教，后担任代校长，至1942年。

　　罗明长相憨厚，穿着极为朴素，总是打赤脚，劳动时如此，上课也如此，当年百侯中学的学生送他一个爱称“赤脚校长”。有一次视察建校时，他向工人询问，工人以为他是干杂工的，还支使他“快去把木料给我搬来”。

　　对于这位“空降”来的代校长，一些老师以为他只会干革命，不懂教育。罗明长子罗曾宏回忆，一些老师为了试探罗明，假借一些原因请假，让罗明代课。罗明一一应允。之后这些老师向学生了解，学生都说罗明代课代得很好。这些老师才知道罗明会数学、物理、化学、英语，有真才实学，遂心服口服。

　　在许多后人撰写的纪念文章中，很多人尊其为“先生”“老师”，并对其在教书育人上呈现的理念和人格魅力感到由衷的钦佩。

　　60天建起草棚大学

　　建国初期的南方大学曾被誉为草棚大学。不为人知的是，“草棚大学”是罗明用不到60天建立起来的。

　　南方大学由叶剑英兼校长，陈唯实、罗明两位任副校长。为了让陈唯实专心讲课，举凡南方大学的行政与后勤基建等任务均由罗明承担。

　　其时解放军刚进入广州，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即拨给原国民党南逃前新建的“总统府”作为南方大学的校址。所谓“总统府”，窗户未装玻璃，没有水电设备，周围荒草萋萋，建筑总面积不足1万平方米，远远不敷使用。罗明一到职，便担负起行政、后勤及建校的繁重任务。当时，南方大学筹备处暂设光孝寺内办公，干部、教工都席地而睡，自己动手做饭吃，同时紧锣密鼓地办理招生事宜。罗明带领一班干部奔赴 “总统府”，安营扎寨，建设校舍及校园。

　　从成立“南方大学筹备处”起到1950年元旦正式开学，前后只有60多天时间。而第一期4000多名师生的生活所需急待解决。罗明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便盖起一座以竹木为屋架、葵叶为顶棚的特大礼堂，可容5000人听大课和集会；此外还为文教、行政、财金各学院（部）盖起了饭堂、中型课堂。于是，延安有窑洞大学，而广州刚解放便开办的南方大学也有了“草棚大学”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