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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发奎谈自己是客家人:鞠躬尽瘁为客家 亦是世客会发起人

要闻 | 2017-6-15 23:02| 查看: 9024| 评论: 0| 原作者: 香港客家文化研究会
摘要: 客籍的张发奎将军对世界客家运动有著重要的贡献。一九六六年,香港崇正总会诚邀荣膺CBE勳位的张发奎出任会长,他谦让陈济棠的文胆林翼中为理事长,自己退居名誉会长。 ...
  客籍的张发奎将军对世界客家运动有著重要的贡献。一九六六年,香港崇正总会诚邀荣膺CBE勳位的张发奎出任会长,他谦让陈济棠的文胆林翼中为理事长,自己退居名誉会长。一九七一年九月,香港崇正总会金喜大庆时,举行首届客属恳亲大会。当年的发起人便是客家先贤张发奎将军。


  张发奎与另一位客家将军薛岳还在台北发起成立世界客属总会,创会宗旨为:宣扬客家精神,加强属人团结,凝聚属人力量。推动并传达全球客属人士的工商业和文化活动,使各地客属人士能进一步瞭解和团结,使客家人的优良传统——果敢、刚毅、刻苦耐劳的精神,在全世界形成一股受人尊重的组织力量。

  一九八0年三月十日,张发奎在香港病逝,终年八十五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获悉后即致电其家属:“惊悉向华将军逝世,不胜哀悼。乡情旧谊,时所萦怀。特电致唁,尚希节哀。”台湾始兴同乡会开会追悼并献一挽联:“望出曲江,绪承风度,千载道范,先后献身邦国,古今辉映;声扬咸宁。威镇华夏,一代名将,从此撒手人环,中外同哀。”

  二00五年,志锐中学广州校友会受张发奎亲属委託向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捐赠张发奎文物史料。二00八年,志锐中学广州校友会在搬离崔府街张发奎故居之际,将校友会珍藏的最后一批文献,包括六十馀册图书资料、一千六百余张照片、七张书画作品及几份书信资料等全部捐赠广东省图书馆。二00五年九月二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举办爱国名将张发奎文物史料展览,展出有关勳章、委任状、手稿等,其中还有他亲笔书写的。张发奎将军关于自己为汉族客家民系、为唐朝张九龄后裔的说法,引自他写的传略中的第一章“早年岁月”(1896年——1920年5月)。

  光绪廿二年(一八九六) 农曆七月廿五日 (西曆 九月二日 )我生于粤北毗邻江西省的始兴县清化乡矮岭村(今隘子镇彩岭村)。我父亲叫我翼斌。

  我们家族在彩岭村住了多久?我不清楚了。从哪里迁来?我也不能确定,但知道我们是客家人,我的祖先来自河南中州(中国古代分九州,豫州居九州之中,故称中州。)清化乡的张氏宗族声称自己系唐朝宰相、始兴伯张九龄(678-740诗人,政治家,唐玄宗开元廿年(734)封始兴县伯,廿四年[736年]任尚书右丞相。为一代词宗,擅五言诗,格调以刚健超逸著称,开初唐诗风。)的后裔。他是彩岭村附近石头塘的客族人。张九龄的两个弟弟也当过官,其一任职于粤西南高州(今茂名市),另一在四川为官。时至今日,当我们见到四川和粤西南的张姓人氏,都认他们为我们的族人。

  彩岭是一个非常贫瘠的村庄,那里居住著的一百户张氏宗亲。在广东省,大多数村庄是按宗亲聚居的。外姓人士是不允许迁入的。在清化乡的其他村庄,居住著刘姓、潘姓等。邻近的华屋村居住著华姓族人。所有的村庄之间相距约十里。所有这些村庄既小又古怪,人们都在梯田上耕作,每年仅收成一次,可耕地很少。

  村民种植什麽?稻穀,也有玉米、番薯、芋头。每个家庭平均收成多少庄稼?不超过一百五十担(按:每担折合133.5磅)。很少有一户人家收成超过二百担粮食。如果稻米不够吃,人们用芋头熬粥,或以番薯、芋头充饥。人们也种植杉树,它可以製作棺材以及房屋的梁柱。所以邻近地区栽满了杉树。

  大多数的村民是贫穷的农民,中农很少,没有富农,更不必谈什麽地主。多数农户是自耕农,少数系佃农。清化乡是很大的,涵盖了始兴县四份之一的面积,住有八千多村民,然而土地多为山岭,一眼望去山多人少,人们在此长途跋涉都不见人烟。始兴县其他乡的人口比较稠密,尤其是毗邻县城的乡镇,那个小镇住有两三千居民。镇上的人讲始兴方言,同我们清化乡的方言略有不同,但我们听得懂。

  始兴县住的都是客家人,全县人口约十万人。我们客家人保留著许多古老的风俗,其中有些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之久。我们比一般的中国人更为稳健。譬如,我们习惯于维持天足,妇女从不缠足,因为她们经常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读书人的妻子不让丈夫下田劳作,她独自揽下所有的重活,认为书生动手是羞耻的事。书生呆在家里,养育孩子。我们可以说,客家妇女比男子更为强健,因为妇女下田劳动,而有些男子不下田。

  我们客家人重男轻女。例如,客家人对初生女婴漠然置之。倘若一连生下三个女婴,第三个女婴就会被溺死。是不是只有穷人家才这么做?也未必。当生了女儿又生女儿时,父母会埋怨姐姐拖来一个妹妹,为何不拖个弟弟来。溺毙第三个女婴后,他们期望下一胎是男婴,因为女婴会畏难却步。这当然是封建迷信。有时富豪家也会溺死女婴,所以溺婴的动机并非经济困难。客家人不管家中人口众多,从来也不会溺毙男婴。

  客家人也盛行童养媳,通常女孩子三岁就订亲了,她被送到男孩家住,一对童男童女在家里大厅上拜天地。当女孩长大到可以梳髮髻时,亲友们便会应邀赴宴,也不必举行什麽宗教仪式。穷人家固然这么做,有钱人家也往往藉此将女儿们打发出去 。

  客家人另一种坏习俗乃是「过三胎」——在贫寒的农户尚未诞下男婴时就把女孩送进门,等对方诞下男孩与之成婚。倘若亲家头一胎生女,婚事就告吹了。于是人们就等候第二胎,如果第二胎仍然是女孩,人们就再度等待,以三胎为限。设若第三胎仍是女婴,这户穷人就让女婴再嫁另一户,藉此赚一笔钱;但若第三胎是男婴,不管男女双方年龄相差多大,是一定要成婚的。有时,男比女小十几岁,甚至小廿多岁。在这种个案,女孩从男孩诞生起就充任他的保姆。这一习惯并非限于穷人家,富户也藉此将女儿们打发出去。你可能会问:为什麽穷人家没有生下孩子就先让女孩进门,答案很简单,男方担心家道中落后,男婴长大了将会娶不上老婆。

  客家人到处都有,他们起步于河南,定居到四川、江西、福建、广西和广东,以后者为多,他们构成了东江、北江流域人口的主体以及粤西南与西江流城人口的一部份,在广东省三千五百万人口中至少佔了一半,如今(1966年)香港三百五十万市民中至少有一百万人是客家人。客家人的风俗到处是一样的,香港的客家餐馆虽然不是我的同乡开办的,但其风味同我乡下并无二致。你走到哪里,客家菜的口味都是雷同的。

  方言也是如此,梅县客家话被视为标准的客家话,在中国大陆上不同地区的客家话只有些微区别,其发音是基本上相似的。有些地区,发音有点儿刺耳,另一些地区比较柔和;江西的客家话与广东的客家话类似,只是尾音不同。陈济棠是粤西南客家人,我是北江流域客家人,然而我们俩说的是同一种方言﹔香港新界地区的客家话同我说的客家话是一样的,所以我同香港的太平绅士林道扬交谈使用客家话,他是新界粉岭的客家人。全球客家人的表达方式都是一样的。

  我的祖先都是农民,祖父是贫农,他的四个儿子都务农。我父亲张居之排行第二。他二十出头就放弃农耕,投奔一位叔父到始兴县城,在县衙门充任一名刑房小吏。

  我父亲唸过几年书?他上过村塾。家中其他成员也上过学吗?我祖父那一代未曾上过学,我父亲这一代多少都受过点教育。由于祖父勤奋操劳,家境渐有改善。我父亲唸书没花很多钱,他还没有达到参加昂贵的科举考试那一步。在那个年代,进学是很艰难的。在我们村里,男孩子半天上学,半天放牛砍柴。秋收之后,牲畜不需要放牧。在十六岁以前,男孩没有能力在田野看住牛隻,所以不能被视为成人。

  女孩子同男孩一样要做家务杂事,但因她们不能上学,便要下地种菜插秧。我父亲的原配妻子是刘姓家族的,他们也住在清化乡。她没有生育就去世了,我母亲是填房,她生在始兴县城一个贫苦的家庭,姓萧。她第一胎生下女孩,我是老二,两年后我弟弟贵斌降生了。母亲带我们姐弟回乡祭扫祖墓,在村子里有三个叔叔和许多堂兄弟。接著,父亲的微薄薪金难以养活全家,母亲便带我们姐弟回乡,乡下有田有房。我们耕种的田地是自己拥有的吗?自祖父去世后,他的土地分开了,我父亲进城后,分到的土地耕不过来,一部份就租佃给别人去耕。我们每年收成几十担粮食,也种植蔬菜,可还是不够吃。父亲偶然回来看望我们。父亲给我留下什麽印象?他很严厉,当我淘气或者赌钱被他抓到,他就打我。所以我在家中怯声怯气。

  父亲喜欢帮助弱势群体。我常常见到他帮人撰写诉状,那时没有执业律师。因为长期浸淫于刑庭,他对司法机构绝无好感,故教诲我们永远不要从事涉法行业。

  父亲意志十分坚强。他沉迷于鸦片烟十多年,我常见他斜倚在烟榻旁。一天早上,他起身后把烟榻、烟管和其他烟具搬到院子里付之一炬。我想,对于抽鸦片成瘾的人来说这样做是很难熬的。而后,当他烟瘾发作时,就给我几个铜板去买米酒,就这样,他戒除了烟瘾。这就是为什麽我不相信人们无法戒除恶习。我父亲就是这样戒绝鸦片烟瘾的。他为什麽要戒烟?首先是考虑到财力,虽然那时鸦片价格低廉;其次,抽鸦片损害他的健康。

  母亲给我留下什麽印象?母亲十分和善,她待我很慈祥,但每当父亲打我时她都不敢吭声。她是一个不识字的农妇,只会抚养子女。

  我家信教吗?母亲是佛教徒,她崇拜神佛,在特定日子就要戒荤茹素。父亲终生不信仰任何宗教,我也不信佛。在童年时代,我把学校旁边庙宇中的泥菩萨视为玩具。

  九岁时我进了老式的私塾——粤人通称为「卜卜斋」,座落在始兴县城。此后,全家又搬回县城。私塾只有一个老师,他用戒尺打我手心,有时用铅笔辗压我的五指,这是很疼的。我怕不怕?从来不怕!我是很顽皮的,老实说,施行体罚对我有点惊吓,但事后就马上忘了。

  私塾的课程以《三字经》为始,课文由三个字的句子组成,头一句是「人之初」。然后,我们诵读《论语》《孟子》《大学》以及《中庸》。

  我对孔夫子有何看法?私塾挂著一幅孔子像。一开始就学习孔子的语录,可是我对孔夫子没有特别的印象,无论是他本人抑或他的学说。

  学校里有多少学生?十多个,年龄差不多,也都很顽皮。

  贵斌同我一起上学为时不长,不久他就过继给一位比较富裕的族人,回到乡村居住。

  光绪卅三年(1907),我进入始兴县高等小学堂,父亲给我取名「发葵」,葵是一种向阳花的名称。劝学所的一位客家长者给我取了字号「向华」,意即向著太阳。

  始兴高等小学堂是在满清废除科举制度——那就是所谓自强运动——后刚刚开办的。这是本县第一所洋学堂,由县政府斥资交劝学机构管理,配置了现代化的校舍与新式的设备。许多人申请入学,因为学校免费供给食宿。我也出于同样动机,这使家里不必付出分文。

  一年级有大约二十个学生,待遇很好,穿起了有高领和五个纽扣的制服以及皮靴,可是仍旧留著髮辫。课程有地理、历史、算术、国语。我喜欢哪一课程?我喜欢玩,我很懒!我厌恶学习。我喜欢新式课程还是旧式课程?我也厌恶旧式课程。当然我喜欢新式学堂,因为在那儿可以穿上制服,伙食也比家里丰盛。我们做游戏,也参加军训,踢足球,但没有网球。我喜欢运动吗?不,因为我太小也太矮。在全班中,我是年龄最小也最矮的一个。我的同班同学有些已廿岁了,有些已结过婚。在那个年代,人们习惯于早婚,十五、六岁就成亲了。有个姓谭的男孩,才十二、三岁,却娶了个卅多岁的妻子。他出世之前,她就嫁入谭门,他的父亲是个裁缝。

  有任何老师影响我吗?想影响或感化我是不容易的,因为我很懒,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玩耍,我取笑、揶俞老师,却又不肯受教。我瞧不起他们。他们怎样处罚我?通常都同在卜卜斋一样,会被罚站。

  十三岁时,我成为要求改善伙食的学生运动之领袖,我们砸烂了厨房中的所有盆碗。校方开除了我们七八个闹事学生。父亲打了我一顿,县太爷命令我们向校长认错求饶。我们忏悔了,保证永不再犯,校长宽恕了我们。

  翌年暑假快到时,我和两个同学一起去游泳。我们把辫子上的线绳解下来,考虑到湿水之后可以快乾。当同学李志耑站在河岸上时我们在浅水中练习狗爬式,谁也不知如何游泳。我们都比他年幼,尤其是我;同伴们都是十五、六岁,李志耑已十七、八岁,成了家。他出自一个富裕家庭,我们呼唤他下水,他看上去很有自信,一跃入水。我们深受感动,以为他是游泳高手。他浮出水面又下沉,一位渡轮船伕大叫:「有人溺水了!」我们害怕了,抓起衣服一哄而散。

  我们闯了什麽祸?我们不敢出声,都用床单蒙住脑袋睡去。不久,李志耑的衣服和另一位同学的扇子被发现了。人们跑来说:「有学生溺毙了」。扇子的主人说,可能是李志耑遭遇不测,是他借去了那把扇子。同学们被召紧急集合,校方宣称,承认同李志耑一起去游泳者不会受罚。谁也不敢承认,但是我们的辫梢都是湿淋淋的。我是同学中最年幼且最矮小的一个,站在排尾。老师认出我而且触摸我的头髮,我不得不承认,还招出两位同学。于是,我们三人被开除了。

  我们被怀疑犯法吗?没有,问题是我们不应该逃跑,事实上我们没理由跑,但是我们太不成熟了。

  我回到家里,又挨了一顿打。这次校方不再宽恕我。父亲认为我是个没出息的孩子,常常要捅乱子。

  我怎么办?一切如常 。翌年我十五岁,父亲託几个学生陪送我去广州。他给我 十两 银子——相当于十四块大洋,就打发我上路。那时一块大洋值多少?广东省通用的货币是两角钱的铜元,俗称「双毫」。一块大洋可以购买三十多斤米(一斤合一又三份之 一磅 )。

  当然母亲是不情愿让我离家远行的,毕竟我是长子。

  我有什麽感觉?我不感到奇怪,父亲不喜欢我,因为我常常惹下麻烦。我被学校开除过两次。此外,他还有其他儿女要抚养。

  我拿了几件衣服打成包袱。我们坐一艘小帆船去连江。因为只有白天开船,所以旅程耗费了七、八天。夜间,帆船停泊在河边的村庄。由于水流湍急,夜间航行是很危险的。我们还害怕遇到土匪,所以就在连江搭火车去广州。

  我给学生们煮饭,还做些杂活,以赚取车资。当学生们入校后,僱佣关系就结束了。我滞留在一家小旅馆,一日两餐加住宿耗费廿角五分。当我的钱花完时,我必须找工作做。我无脸回家乡。正好省政府为振兴实业训练技工所设的增步习艺所招收徒工,我去报名,很幸运被录取了。

  这所技校座落在广州郊区的增步。陈策与刘沛泉也在那时入学。陈策与我学习织布与染色。首先我们要学会清洗与漂白棉纱,刘沛泉学习陶器製作。我们是好朋友吗?我们还只是小孩子。彼此很瞭解,但我不认为我们会建立真正的友谊。若干年后,人们说,我们三人代表了陆海空军——陈策在海军(历任海军第一舰队总司令、军委会海军军令处处长),刘沛泉在云南空军。

  我们每天工作几小时?至少十小时。我们很早起床,下午五点才歇工。午饭后可以小憩,每月休假两天,初一与十五。除了这两天,我们不能离开习艺所,好在院牆内地域宽广,可以在里边散步。过大年放假三天,但大多数人留所。我是没有足够的盘缠回家,要知道我是被家里撵出来的。我不是说过,母亲不愿意让我离开吗?那有什麽用?她不识字也不会写,那时的村妇都是文盲,她一分钱也没有。

  我对广州见识很多吗?我很少外出。我没有钱也没朋友。我挣多少钱?如果勤奋努力,每月能挣一元两毛大洋,这要视织布数量多寡而定。那时我非常刻苦耐劳,常常名列前三名,月薪至少有一元两毛。

  我们的待遇如何?待遇很好,有时上课,调皮捣蛋者受罚,那时我不再淘气了,我担忧如果再被开除,我将走投无路——我不能回家,因为家境贫寒,而且始兴太遥远了。我必须自立自强、循规蹈矩。

  对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反应如何?听到广东新军反正的消息后,陈策把辫子剪掉了——他是第一个剪辫的,我跟著剪了,我太高兴了。为什麽?因为我听说汉人已推翻满清,我不用再每天早晨梳辫子了,也不会再长头蝨了。

  我是否知道孙中山的事蹟?我听说他推翻了满清。有人说他是「孙大炮」(吹牛的)。我也听说汪精卫谋刺摄政王(一九一○)的事,但我所知不多,可以说我无意谈论国家大事,我考虑的是三年学徒结业后要找一份薪酬不错的职业,这就是我的生活目的。

  广州反正后,增步习艺所关闭了,我便和一起南下的学生们回到始兴县。父亲训斥我,责问我为什麽还要回来。那时没有辫子外出是很危险的,我们不能确信,推翻满清不会产生变卦。头髮长出来需要一段时期,我那时几乎是秃头。

  增步习艺所一九一二年重开,我又回到广州。校方指责我返校太迟,此举引起争执,我声辩,我从报纸得悉习艺所复开为时较迟,校方不容我辩护,即宣佈开除学藉。

  我在旅店中滞留,花光了家里给我的 十两 银子,到哪里去赚回这些钱呢?此时我看到粤军模范团的招兵启事,我妹夫华文治与其兄长华岳高同我一齐去应徵。我必须向连长与一个秦姓旗手恳求收容我,因为我发育偏迟,虽然年近十七健康良好,但实在长得太矮小了。

  我毫无选择,为什麽我找不到工作呢?哪怕找一份文职工作都要寻舖保,可是我在广州举目无亲,没有其他赚钱谋生充饥的门路,于是我当了兵。

  我对军旅生涯抱什麽态度?有人说,反满革命成功后,身为军人是很荣耀的。传统的中国人又怎样看待军人呢?我不同意中国谚语「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你可能问,既然如此,为什麽我回到广州不马上参军?答案是:我想不到军队会收录我,我实在太小了。当时我没有选择馀地。入伍后,我对民间藐视军人的传统观念逐渐有所理解。

  模范团是否意味著与众不同?不,这个团的所谓模范只是名字而已。它直属于粤军总司令部,同另外三个师下辖的战斗团地位相同,粮饷相同,制服相同。模范团下辖两个营。

  在模范团,我是年纪最小的。我抗一支来福枪,别人干什麽我也干什麽。当兵很苦吗?不!我从不感觉苦,因为父亲不喜欢、不关心我。有人说他不想要我,所以我不想家。

  饷银有多少?月初,营长发给连长每人十元一毛五。这笔钱包括主食——米、副食——食油、盐、木柴、蔬果,每人每日两毛,月计六元。减除这笔开支,每月尾我能淨收月饷四元一毛五。由于主、副食开支每日仅一毛五分,我每週可领取三毛五分钱外快。那个年代物价便宜,一毛五分钱一天已经吃得很好了,每餐都有肉吃。

  连长很喜欢我,虽然年纪小,我很活跃,排长也喜欢我。几个月后我被擢升为副班长,挂下士衔。设在黄埔的广东陆军小学招生考试时,连长鼓励我去试一试。他考虑我本来上过学,去军校可以继续我的学业。然而他也告诉我,资历不够,所以他每晚给我补习中文与算术,尤其是前者。他给我做投考黄埔的担保人,如果我成功入学,模范团就可以保留我的名额,每月十元一毛五饷银照付。他认为,一旦保举投考军校成功,对连队是莫大的荣誉。我本人不乐意这一安排。为什麽?我生怕穿军服去应试会被人小看。故我正式请假穿便服去应试。

  三千个应徵者竞争一百二十个名额,明文规定每个县可录取一人,大县倘若有人录取,名额可增至两名。始兴县有三十多人报名,可是南雄县报名人数很少。始兴县的同乡便希望我以南雄县籍报考,使他们减少阻力。可是我拒绝了。

  我进了考场,顺利考取了。有个有趣的故事:考试分为三场,头一场是体能测试,另两场是笔试。真是巧得很,连长教我的题目正是第三场的考题——〈吴起为将与士萃同甘苦论〉。我只要凭记忆写一遍就行了,这一切犹如神助。

  我是始兴县唯一被录取的。事实上,身为一个士兵,我是资历最浅的,别人都是高小毕业生。如果没有连长的辅导,我是进不了设在黄埔的广东陆军小学的。设若我考不上,就得回到模范团去当二等兵——团部不会为我保留副班长职位的。

  对于上军校,我的感受很简单:上学总比继续当兵强,毕业后,我在军中更有前途。那时我已知道怎样去盘算。我相信自己会告别士兵的生涯,但不知道何时能晋升军官。

  南雄县一个也没被录取,模范团 还有两人被录取——方颐与谭在汉,他们都是团部保举的;薛岳和高汉宗是第十团和保举的——我看见他俩穿了军服入考场,此时薛岳改名叫薛仰岳。

  因为我请不成假去广东陆军小学注册,我请华岳高代我去办理。注册官把我的姓名第三个字写成「奎」,意谓男子汉大步走,葵与奎同音。于是我成了张发奎,此名沿用至今。

  入学时需要提供舖保,这事引起一场争执。我的队长——相当于连长的教官问我舖保是谁?我答道:如果学校不接纳,我就回部队去 。此时副官长熊略听到嘈声,讯问发生什麽事。我解释道:我是遥远的外地来的客家人,在广州无亲无故,到哪儿去找舖保呀?熊略对我说,我应该在广州寻一家商舖,请店主盖个刻有店名的图章,再来找他。于是我照办了。就这样,我进入了广东陆军小学堂,时维西元一九一二年。军校设在黄埔,由广东省政府管理。我们免缴学费、宿费、饍费、制服费,一切都免费。另外,每个月发给两块钱零用金。海军学校也设在黄埔,我再次见到陈策。

  翁式亮是黄埔广东陆军小学校长。大多数教师是粤籍人士吗?是的,军校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粤籍人士。不过那儿有一个朝鲜学生。

  学生按照年龄编班,我被编在十六岁班级,有一百二十名学生,其中包括李汉魂、薛岳、黄琪翔、韩汉英、陈芝馨、李振球、邓龙光、缪培南、吴逸之、吴奇伟、王超以及邓挥——邓铿的弟弟,黄琪翔的姓名同现在相比,音同而字不同。

  十五岁班级包括余汉谋、黄镇球、叶肇、张达、徐景唐和华振中,华是我家邻近的华屋村亲戚。

  是否大多数学员都高小毕业的吗?是的,仅少数学员,像我和薛岳是行伍出身。薛岳与我是好朋友,我俩是北江地区的同乡,他是个好学、上进心强的孩子,立场坚定,斗志昂扬,我十分崇敬他。我们选修国文、地理、历史、物理、化学、算术等。我们学习外语吗?我们班级学德语,十五岁班级学日语。学校尚无成套的规章,每年由广东省政府决定新招收的一班学习何种外语,至于军事科目只有操练与来福枪射击。在那里,我初次接触了中国古代军事经典——孙子兵法。其内容对我大有影响吗?我认为孙子兵法是经验之谈,我将她视为军队的圣经。我心目中的英雄是谁?我崇拜吴起,他同士兵甘苦与共。我相信只有吴起这种品格才能带领士兵同生死共患难。换言之,统帅必须以身作则。入学试时我凭藉吴起的故事才过了关,当然我崇拜他,也崇拜岳飞与戚继光。

  我是个很懒惰的学生,在全班名次总是倒数第三名。我们受过罚吗?犯下轻微错误就要记过,三个小过积累一个大过,三个大过会开除或禁闭。有时我们会在课堂里罚站逾一小时或者全副武装伫立三小时。犯下较严重过失的人会被关入「反省室」 一两天。

  一九一三年母亲病故,我回乡奔丧,姐姐告诉我母亲因难产而死。我父亲太不可理喻,他把妹妹送给一个江西人,从此音讯全无。此时家中有几个孩子?八个,在贵斌下面有两个妹妹,接著两个弟弟嘉斌与勇斌,下面又是两个妹妹。父亲送走的是九妹。

  我父母把七妹送到华家去当童养媳,当时我十二岁,她才三岁,我背著她放进花轿送入华家,一块红布遮著她的头,她按规矩拜天地,新郎叫华文治,华家是富户。父母亲把八妹也送出去当童养媳。

  母亲去世后,父亲辞去了始兴县衙门刑房小吏的职务回到村里。那时他已不再适合耕田,故把田地租给姐姐的夫家耕种,自己经营渔塘。姐姐嫁给一位姓曾的客家农民,住在十里外的邻村,那儿仅住著六、七户农家。

  在广东陆军小学的岁月里,我对日本人的憎恨与日俱增,原因是什麽呢?日本人欺侮我们,加上从历史课上知悉朝鲜、台湾的沦丧,使我更加仇恨日本人。

  我也逐渐滋长了革命思想。广东军政府陆军司司长邓铿想徵募优秀青年投入革命事业,便派人向我们宣传革命,国民党的苏璋已接替翁式亮任陆军小学校长,他是国民党员。我们班级分成三部份,各四十人,李章达负责教导我这一部份,我们称呼他「学长」——相当于排长。他是国民党党员,他介绍六、七位同学——包括薛岳和我——加入了国民党。不久,龙济光成了都督。接著,徐雨三接替了苏璋。我们接触孙中山著作吗?我们不敢读,龙济光是很严酷的,但我们从报纸上得悉革命的进展,开始信仰三民主义。究竟懂不懂三民主义?起初我对此不甚了了,甚至感觉革命是不必要的。国民党改组成中华革命党后受到袁世凯爪牙龙济光的残酷迫害,我们耳闻目睹龙济光的暴政,这才悟出革命是必要的。

  快毕业时,朱执信指派四五位同学参加二次革命,那时国民党党员有十多人,我们都想加入,便只好抽籖。被成功抽中的是薛岳、谭在汉和罗宇澄,薛岳再也没有回到学校。

  我去了广州,希望也加入反袁之役,但未获淮。除了回校我别无出路,因为我家境贫寒又离得很远。但回校后,我发觉我已被开除,我嚎啕大哭,恳求校方宽容,终于得遂所愿。

  不久,我们听说薛岳、林直勉、梁树熊和谭惠泉等人在广州湾(今湛江)被法租界当局拘捕。法国巡捕鞫询姓名时,薛仰岳漏报仰字,此后他就成了薛岳。他和同志十馀人被投入监狱。梁华盛的父亲梁海山也是国民党党员,一起从事「讨龙」斗争,他侥倖逃脱騠骑追捕,遂给入狱诸君送饭。

  一九一四年陆小毕业后,全班迁入武昌第二军官预备学校,黄埔的广东陆军小学就此停办。陆军小学第四、五、六期学生同时併入武昌军官预校。我认识黄埔陆军小学第五期的同学,但不认识第四期学生,其中有邓演达与李扬敬。他们在第四期毕业后经短期培训课程也调来武昌,邓演达和我成了好朋友。

  我们这一班继续念德文,比起在黄埔,军事课程增多了。我开始崇拜拿破崙,不是他的箴言「战争的第一、第二、第三项需要都是金钱」,而是钦佩他的格言「胜利取决于最后五分钟的坚持」。

  一如既往,我仍旧懒散。例如有一次与司徒非等同学比赛谁画得最快,我抓起几枝铅笔用一张纸包起,第一个走出赛场。

  武昌官校有一千多学生,这是我首次有机会接触外省人,但他们都同我差不多。学生中具有革命倾向者占多少?由于人数太多,我不能确定,我们不得不从事秘密工作。革命学生有没有组织呢?我和几位同学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其主要成员是来自广东陆小参加过中华革命党者,非粤籍的成员包括浙人樊崧甫。(樊崧甫(1894-1979),浙江缙云人,保定六期,剿共时历任国军七十九师师长、四十六军军长。抗战时任第卅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上将军衔。一九三二年,樊部捕获中华苏维埃主席毛泽东,樊崧甫卖人情释放了毛,还赠予路费。中共建政后,在镇反运动中不杀樊,且由中央军委派专人到上海嘱咐樊「三十年内不许提起」捉放毛的往事。)

  在中华革命党的影响下,一九一六年初,驻扎在武昌的炮兵旅计划举义,我校几百名学生打算响应义举。我们向校方申领军火弹药。可是学校根本没有贮存军火,我们碰了壁,起义也失败了。

  国文教师告诉我,我上了黑名单。所以我爬牆逃到汉口英国租界,和我一起逃跑的有司徒非、林杰兴和樊崧甫,他们都在黑名单上。我乘上一艘英国轮船去了上海。

  我们愿望加入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运动,樊崧甫要我们参加浙江省的反袁军。但是,我们三个广东人都想回到广东参加朱执信领导、总部设在四邑(台山、开平、新会和恩平,在广州西南二、  三百公里 处)的反龙(济光)之役,那时邓铿正负责东江之役。

  就这样,樊崧甫独自去了浙江,我们三人经上海去香港。我们在早先抵达香港的反袁同学中瞭解朱执信的情况,此时薛岳、林直勉、谭惠泉、梁树熊等人已从安南河内的法国监狱获释,到澳门找到了朱执信,其他同学加入了陈炯明或徐谦的队伍。林杰兴和我决定去澳门看望薛岳等人,由他们介绍,我俩加入了朱执信的机关。

  在澳门,我见到了朱执信、邓铿、廖仲恺以及古应芬。邓铿和廖仲恺是东江地区的客家人,朱执信和古应芬是我们通称的「番禺捕属」,他们是跟著大官到广州做婿吏的外省人后裔。这些外省人在衙门中任书吏,统称「老夫子」,俗称「师爷」。由于他们中间许多人祖籍浙江绍兴,所以不论他们究竟是否来自绍兴,统称「绍兴师爷」。每当带携他们来广州的官员调走时,他们却留下来了,有时他们继续为新上任的官员任事,有时离开衙门以撰写讼状为生,聚居在广州附近的番禺。那时广州并非广东省省会,广州的一部份是南海县,另一部份是番禺县,这两个县都隶属于广州府。他们的后代与粤籍人氏广泛通婚,通常都受过良好教育,能找到好差事。他们常常收取厚酬充当枪手替富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他们是否被视为百份之百的广东人?是的,胡汉民与汪精卫也都是所谓「番禺捕属」

  朱执信组织了民军,其中包括从台山招募的土匪——俗称「大天二」,以及粤军、学生等。民军有数百人,大多是粤籍人氏。土匪佔了多数。他们有革命觉悟吗?梁盛与其他粤军首领是有革命思想的,他们的喽萝很顺从首领。梁盛去澳门见朱执信,朱要他攻打江门与新会。鉴于反袁革命没有独立的军队,朱执信饥不择食,当然朱执信担心梁盛部下不守军纪,所以他派遣我和司徒非去监管梁盛。

  我俩是徒手前往的,因为澳门法律不淮藏有枪械。估计梁盛们不会给我俩配发武器,我俩抱著赴死的决心出发,每人带著一盒香烟,其中有一些含剧毒,备作被俘后熬刑不过自杀之用。虽然囚犯被搜走身上财物,但通常可以保存香烟。

  梁盛是否服从我俩指导?是的,因为我们是朱执信派遣的。我们帮助梁盛指挥他的部下攻打江门,像民军军官一样,我俩穿著黑色的生丝新裤。战斗持续了几小时。我害怕吗?这是我第一次战斗经历,当时我只是个大孩子,我当然害怕,听到枪声就发抖。战斗全面铺开,龙济光增援部队到达后,我们迅速被击败和溃散了。梁盛为了表示效忠朱执信,乃派遣一个土匪护送我与司徒非去澳门向朱执信报告。

  司徒非和我在路上被地方民团截住了,他们问我俩是新军还是旧军,旧军是指龙济光的济军。我俩说隶属新军,刚被龙济光部打散。他们绑起了我俩,看上去要枪毙我俩。司徒非是开平人,想劝说他们让我俩去香山,但是枉然。在此关键时刻,有一个在当地具影响力的老人来到现场。他说,不管我们是什麽军,都应该放掉,如果有必要,别人也会解决我俩。他的意见佔了上风,我俩保住了性命。于是在土匪陪送下到了澳门。

  司徒非与薛岳同朱执信留在南湾花园。李扬敬、徐景唐、张达、李章达与我住在何隆兴街52号一楼。

  然后,朱执信派遣王超、司徒非、薛岳、徐景唐、李扬敬和我去邓铿的石龙总部。我们被安排卑微的职位,黄埔陆军小学第四期学员周演明当副官长,邓信任他。由于不堪忍耐他的傲慢态度,王超 、薛岳与我回到了澳门。临走前,王超写了封信解释我们辞职的原因,由我呈交邓铿。

  接著,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凯死了,我和同学们看到报纸上登载通知,要我们回到武昌陆军中学。朱执信认为我们应该回校,所有同学都决定回校,唯独我不想回去。朱执信给回校的同学都发放了路费,他自己也离开了澳门。

  薛岳、我以及其他十位同志滞留澳门,以朱执信临走前交下的五百元钱维持生活,佔住的三间房每月必须交纳廿元钱房租。我们当然要吃饭,当五百元钱用完时,我们打算以赌博维生。几个月后,薛岳和我决定去香港。我们收受了几百元钱的孙中山公债券,那时属于非法的。薛岳揣著债券,一到香港就被捕了。我去寻找驻港机关。到那儿时,我见到薛岳与几个警察。他宣称自己是机关僱佣的厨子,我也编了个谎话。最后邓彦华用钱把警察打发走了,薛岳被开释。薛岳与我烧毁了公债券,各自回家。

  不久华振中来信说,我可以去保定,然而我先要考虑自己有没有足够的盘缠。父亲卖了田又借上债,凑集一百多元,但还是不够去保定的路费。

  父亲与我从始兴县城搭乘一艘小船。有个姓关的亲戚是军人,正好同船。父亲作了介绍后,关氏询问我作过什麽事,为何不去保定。我说没钱,他教训我道,我只是个大孩子,尚未完成学业就要干革命,实在太傻。我认为他讲得对,但那时我内心忐忑不安,并不认为要先唸够了书才有资格参加革命,然而我还是放弃了去保定军校的计划。

  到了广州,我写信给住在乐昌乡下的薛岳,我叫他来广州,于是我们合住一间旅舍。我的钱花光了,我们必须去找职业。我们去找梁树熊介绍工作,他是个革命者,同薛岳一起坐过牢;此时正担任烟酒专卖局总务主任。他介绍薛岳去专卖局石龙办事处,介绍我去肇庆办事处。我即去了肇庆,那个经理很客气。他问我住在哪里,要我等一下,让他慢慢查看有没有空缺。我想这是打官腔敷衍我,便直说:「不要打官腔,老实告诉我:你究竟有没有事情给我做?」那时我口袋里只剩下几元钱,仅够回广州的路费。设若我在肇庆苦候,势必花光这笔钱,陷入窘境。他嫌我太粗鲁,我们吵了起来,于是我走了。

  我乘船回广州,这次我孤独一人,身无分文,不能再住旅馆了。我找朋友、同学消磨时间,他们的确不计较同我交往,但他们的父母耿耿于怀。晚上我睡在大街上。毕竟我不忍心打扰朋友们。

  有一天我长途跋涉去看望我妹妹的公爷华先生,他是个木材商人。我的要求并不高,只告贷五元钱,想藉此再支持一个月花销。不料他不仅拒绝借钱给我,甚至不留我吃顿饭,还训斥了我一顿。

  我决定去找以前的一位老师,他正在魏邦平(广州市警察厅厅长)手下做事,我想他也许会给我找一份工作。看见他走入一座建筑物时我紧紧尾随,哨兵说他不在,我指哨兵说谎,他说我不懂人事。很明显,这位老师不想见我。

  似乎我已无路可走,但我不想写信求家里帮助,即使开口,父亲也不会给我分文。我向天字码头走去 ,想蹈海自杀。当我见到自己在海水中的影像时,我突然想到,既然我十六岁就能入伍当兵,为什麽廿多岁不能重新入伍呢?部队一直在招兵。既然我已经接受了中学教育,那并不意味著我不能重新当兵。想通了这一点,我不再去跳海了,我决定参军从头来过。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自杀企图吗?是的。此后我的人生历程一帆风顺。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再产生沮丧或压抑感。每当我打了败仗——那是兵家常事,我都不会垂头丧气,只要我斗志昂扬,一切都会转危为安的。我是个乐天派,否则那天晚上我已经跳海了。

  正好在这一关键时刻,我撞见了司徒非,他告诉我,朱执信正在找我。上次我遇见他时,他问我在哪儿,可惜我没回答他。司徒非一直追随朱执信,曾告诉朱,他遇见过我,然而他二人都不知道怎样同我联络。于是,我去见朱,他把我留下了,时维一九一七年,我廿一岁。

  朱执信在广州河(珠江)南给一群革命青年租赁了一所住房,那里是他的支持者李福林所控制的地域。李福林当过土匪,辛亥革命前他就入草为寇了,他常常将一束报纸裹著一支手电筒,用以恐吓路人,使人误以为他持有手枪,所以老百姓称他为「李灯筒」(粤语手电筒)。以后他用「灯筒」的谐音字「登同」为字号,这是孙中山给他改的。

  朱执信对我们讲述革命历史,他的道德感染力更为重要。当我们穿著华服时,他不说什麽,不知何故我们就不敢再穿得那么阔绰了。朱执信夫妇俩都生活俭朴,居陋室,自己做家务。总之,朱执信是个有道德的人。

  邓铿也常常向我们讲话。在那个时期,邓铿和朱执信对我的人生观起了最大的影响作用,他俩帮助我提高了革命觉悟,可以说我的前途是在他俩引导下塑造的。

  李福林要求广西都督陆荣廷委任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为广州士敏土厂厂长。于是,革命党人就有饭吃了。薛岳、司徒非、刘纪文和我都在该厂找到了工作。我被安排负责煤炭供应,我们四人都得到六十元月薪。

  胡毅生是个善良的革命家,他对下属态度和气。他的职务是名义上的,所以他很少到厂里来,祇是把士敏土厂当作革命党人维持生计的工具。由于厂里没有足够职位提供,我们中的单身汉必须拿出一半薪金去救济分配不到工作的同志们。我要求父亲把弟弟们交给我,三弟嘉斌来了广州,报读了南梧中学附小。此后我一直负担他的教育,每月仅耗费八至十圆。父亲不肯让幼弟勇斌来广州,一直把他留在身边。

  我希望父亲再娶,并答应负担一切开支。他拒绝了我这建议,他说倘若再生下孩子,新娘会虐待我的弟妹。

  一九一七年七月,中山先生来广州,九月十日 他正式就任大元帅职,在广州士敏土厂设立了(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司徒非、陈策和我都成了中山先生的便衣卫队成员。我们跟著他到处走,但很少有机会与他交谈。

  我见过中山先生那时的随身保镳双枪将莫里斯˙科恩,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外国人吗?是的,我对他有什麽印象?没什麽。

  一九一八年一月三日,因新任粤督莫荣新擅杀大元帅府卫队数十人,孙大元帅命莫查办无果,乃命效忠于孙的两舰炮轰督军府以示薄惩。莫荣新是陆荣廷的亲信,我记得胡毅生命令我运煤给那两艘炮舰。炮战失利,两艘舰逃走了。

  同情中山先生的广东省长朱庆澜将警卫军廿个营拨付护法政府,这廿个营重新编组后称为「粤军」,中山先生委任陈炯明为司令,邓铿为参谋长。粤军集中在汕头,邓铿号召在士敏土厂工作的革命青年参加粤军,我告诉他,我不能去 ,因为我要照顾嘉斌的学业。薛岳去了,后来粤军奉命援闽。孙大元帅以武人作梗,与护法宗旨相违,乃辞职,于五月廿日离穗赴沪。

  在这段时期我去基督教教堂做礼拜,对讲道产生很大兴趣。我怎么会对耶稣教产生兴趣的呢?前已说过,我不相信佛教。士敏土厂的一位主管邓彦华娶了一位上过教会学校的女孩,入了基督教,我就跟他们上教堂。

  一九二0年,胡汉民的兄长胡清瑞内定继胡毅生任士敏土厂厂长。我对胡毅生说我打算离厂,这里有个逗笑的故事:厂里有个湖北籍的李姓副厂长擅于命相。有一天他给我算命,说我如果从军,可以升到营长阶级;设若我从事文职,我将会做到巡按使(专员)。我听了很不以为然,我才不信那套鬼话,于是我加入了粤军,旨在揭破那湖北佬的谎言。

  我参加粤军的另一个原因是:传说中山先生已下令援闽粤军返粤*(1920年冬,直皖战事爆发,因盘踞两粤之桂军与直系勾结,派兵入闽,表面上进攻驻闽之皖系督军李厚基,而实欲假途消灭驻闽之粤军,打击革命力量。孙大元帅乃下令陈炯明率师返旆。),我希望加入回粤的队伍。因此我要求胡毅生淮我辞职。那时,我除了嘉斌,并无其他负担,此外,我已攒了些钱。胡毅生劝我继续为他的堂弟做事,他保证胡清瑞会像他自己一样善待我。我把命相佬的预言告诉了他,我去意甚坚,要求他给在闽的邓铿写一封介绍信。胡毅生在函中说,我离开士敏土厂的唯一原因是希望成为军人。我揣著这封信去闽南漳州投奔邓铿。倘非为了揭穿那个算命的同事的鬼话,我一定仍留在士敏土厂。这个故事也显示了,我为什麽不相信、永远不相信命相佬的预言。


(以上资料由胡志伟老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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