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发与同乡诗人侯汝华林英强

　　李金发是中国新诗史上具有开拓影响的诗人。朱自清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李金发是将法国象征诗人的手法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对于李氏的诗，“许多人抱怨看不懂，许多人却在模仿着”。二十世纪30年代，在李金发的故乡梅县，有两位青年诗人——侯汝华、林英强就是从接受李金发的影响而走上诗歌创作道路。侯汝华和林英强是东山中学读书时的同学，两人关系密切，既是文学创作的挚友，又是抗战宣传的战友。

             1930年代《现代》杂志发表了侯汝华、林英强的多篇诗作

　　1931年冬，李金发辞去杭州艺专教授职务回到广州，应孙科之请创作伍廷芳铜像，接着又应陈济棠之请为邓仲元塑像。翌年9月，在德国妻子屐妲离开两年后，李金发与执信学校毕业的同乡姑娘梁智因（黄遵宪的外孙女）结婚，随后在广州东山竹丝岗建造了一座公馆式住所——笠庐。

　　1933年6月，李金发就在笠庐里，为侯汝华诗集《单峰驼》和林英强诗集《凄凉之街》分别作序。他颇为自得地说：“回来中国七八年，比较差强人意的事，是渐渐的发觉我的诗风，在贫瘠的文坛上生些小影响。福州的林松青、云南的张家冀、漓渚的张载人、梅县的林英强等君，都是曾寄诗给我‘指正’的神交，现在又知道在穷乡僻壤中，还有一个同志，多么高兴啦！在某杂志中《一九三二年中国文坛鸟瞰》文上说《现代》发表的是戴望舒、施蛰存和我的法国象征派的诗可为代表。我从来不曾打算认为自己为象征派，若是承认的话，则侯君和上述诸位，尽可追认为象征派。”（《序侯汝华的<单峰驼>》）

　　同年8月，这两篇序文在《橄榄》月刊（第三十五期）上发表。1934年9月，香港《今日诗歌》发表戴隐郎的《论象征主义诗歌》，详细介绍了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源流和特色，并明确指出“李金发、施蛰存、侯汝华、林英强、鸥外鸥、林庚为中国象征主义诗人”。

 

　　侯汝华（1910-1938），梅县三坑麻子岗人，被称为“受李金发影响而加入象征派队伍的最有成就的青年诗人之一”“李金发最杰出的弟子”。由李金发写序的《单峰驼》没有出版，1936年另外出版了诗集《海上谣》。李金发在《序侯汝华的<单峰驼>》中称，侯汝华的诗“全充满我诗的气息”。翻阅侯汝华早期的诗作，不难发现其受李诗的影响痕迹明显，特别是文字形式的接近或模仿，充满“象征派”元素。其一，侯汝华诗中一些文白夹杂的句式，常用“之”字。如：《单峰驼》“我有一阕歌绿洲之奇丽”“犹能回奏悦耳之音”“而恢复你冷硬之昔年”“请步单峰驼之后尘”。其二，侯汝华的不少诗篇有着晦涩的诗风。如《憔悴的眼》：“当年的消息／梦中的小径／忆恋的骸／在迢迢的烟与酒的草场／然而消息腐朽了／小径也荒芜了／月亮们阴郁的天／我看见大海洋的光的死”。《冬之寂寞》：“死亡的惨厄/便随掌大的梧叶/而阑珊闯入梦寐之中”“狐兔闪眼以窥人/将亦有野鬼对空太息吗”。

　　或许由于李金发的赏识与鼓励，1933年成了侯汝华诗歌创作的丰产年。这一年，侯汝华在《橄榄》《新时代》《文艺月刊》《矛盾》等发表诗作数十首，10月19日还在广东陆丰写了《季候病呈李金发兄》一诗。最重要的是，这一年他在《现代》杂志发表诗作多首，其中包括为后世读者所激赏的《迷人的夜》《单峰驼》，奠定了成名的基础。

　　值得指出的是，1933年还是侯汝华诗歌创作风格改变的分水岭。这一年及以后的诗作，如《水手》《我的旧提琴》《晚霞》《良辰》《黎明》等，不再刻意扭曲经营感觉，而转为自然、率性呈现，有了现代派诗歌的意境美、诗情美与散文美。《水手》无疑是侯汝华的代表作，1943年被闻一多先生收入《现代诗抄》，其中一段写道：“桅樯上旋转着/七色的明灯/蔚蓝的海面上/白色的帆远了/许多人的梦/迷失于汪洋的波涛中/但没有一个人/知道你心中的大海。”

　　可以说，从追随李金发象征主义诗风开始的侯汝华，已经逐步参与在三十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现代派诗歌发展。但是，李金发的影响是深刻的、不容忽视的，诚如台湾著名诗人痖弦在《中国象征主义的先驱——“诗怪”李金发》中说：“如果没有李金发率先在作品上实践了象征主义的艺术观点和表现手法，以及稍后的戴望舒、王独清在理论、翻译、创作三方面的倡导，可能就不会有 1932年在上海成立的，以戴望舒、杜衡、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侯汝华、徐迟、纪弦等为中坚的现代派的水到渠成。”

　　林英强，梅县杨桃墩人，先后就读于梅县东山中学、广州中山大学，曾在上海《现代》《新时代》，香港《红豆》《今日诗歌》，北平《小雅》、南京《橄榄》等刊物发表新诗和散文，出版《蝙蝠屋》《麦地谣》《骢马驱》等诗集。1939年移居南洋，任职于马来西亚、新加坡报界，从事南洋民俗和艺术研究。1975年12月在马来西亚逝世。

 

　　李金发对林英强的诗作推崇备至，他在《序林英强的<凄凉之街>》中说：“诗之需要image，犹人身之需要血液。现实中，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美，美的蕴藏在想象中，象征中，抽象的推敲中，明乎此，则诗自然铿锵可诵，不致‘花呀月呀’了。林君的诗，似乎深知此道，有时且变本加厉，如创造出一些人所不常见的或康熙字典中的古字在诗中，使人增加无形的神秘的概念。”林英强的《凄凉之街》是一组散文诗，曾在《东方文艺》1933 年第4期发表，其中一首写道：“夜丑恶，肮脏，凄凉，在郊野，在街头。/街路上，路灯闪着无气力的光，悲惨正如垂死人的眼。/在街头溜过，人家楼上娇婉的歌喉，洋溢着琴音，舒适，和爱地，可作人们的安慰。但现在，往常可以听之而慰安泪定的心灵于一刹那的琴与歌，已不再有了。料想他们不高兴把琴在丑恶里，肮脏的寒夜里动弹。”

　　林英强的诗作，带有明显的李金发风格，抽象隐晦，“审丑”意识强烈，甚至在形式上也有明显的痕迹，“之”字使用频繁。再如《落叶》：“心之索寞/叶之落闲阶之萧索/残叶重压之于病弱之蔷薇/季节之车旋转之乱辙/蜘之网之网断了/残叶之剪之无情之赠。”可以说，到了无“之”不欢的地步。1934年1月，林英强在《现代》发表《生之重荷》一诗：

     背负着一块石碑/踏上阴湿的路途/穿过了紫阳花丛/红罂粟挂于峻峭的壁上    岂料昏暮殓了金阳/迷路困于黑暗之峡了/无巴蜀道之江州车/再能登涉崎岖的山径吗    石碑紧压老骨了/无须发劳顿的叹息/但望此地有毒蛇前来/为我营造满意的窠窟

     诗中用石碑、紫阳花、红罂粟、昏暮、金阳、毒蛇、窠窟等纷繁复杂、明暗对比强烈的意象，放弃直抒的方式，幽隐地折射出生活的复杂面，意涵丰富，这也表明了林英强诗歌创作的实践和选择。

　　林英强在《作诗杂话》中也这样表达自己的创作观：“新诗的制作，我个人在许多的派别里，尤爱刻琢、奥秘两方面的尝试……作诗若用俗意俗句而不加以刻琢，必成鄙俚之物……诗又须奥秘，使诗意境上的奥秘，字句上的奥秘，有如此，则诗的意味深长，不致一览而辞意皆尽。”这与李金发的诗歌创作观点如出一辙，既是继承，也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