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澹泊敬诚的问学之道

　　温儒敏，1946年生，籍贯河源紫金。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

　　温儒敏教授的书房。书架上摆着一块小牌匾，上书“澹泊敬诚”4个遒劲的大字。温老师说：“那是我多年前在承德避暑山庄买来的，一看就心生欢喜，不时观摩玩味，也当作自己治学的精神督导吧——做学术不能太功利，要淡泊一点，多些尊崇和敬畏。”

“澹泊敬诚”，也许能用来概括温儒敏的学术人生。

　　家世与少年时期

　　1946年，战乱频仍。温儒敏出生于广东省紫金县中坝乡乐平村。温儒敏在北京住了数十年，讲话还带有客家口音，不过他似乎有些“自豪”，说那保留有“中原音韵”。

　　1961年，温儒敏升入县城紫金中学。因为离家远，上学不便，他便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狭小潮湿的屋子住下。这一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候，吃饱饭不是容易的事。温儒敏已经15岁了，正在长身体，对一个“半大”小伙子来说，政府每个月配给的十几斤粮食和一二两食油怎么够填饱肚子呢？至于荤菜，那更是连半点儿味也闻不到。那时，每天蒸一钵米饭，就着咸鱼，分早中晚三餐，每顿吃1/3。经常都是早上吃了1/3，上午课间太饿了，又回去吃掉1/3，午餐再吃最后的1/3，晚餐就没得吃了，硬挺着到天亮。

那时，学校为了保证学生伙食，开展生产自救，学生一边读书，一边养猪种菜，为了减少体力消耗，甚至连体育课也停掉了。不少学生因为饥饿或者营养不良而生病，无法继续学业，而温儒敏却坚持了下来。文学梦成为支撑他的强大动力，生活虽然清苦，但他对未来的希望和理想却从未动摇。那时高考录取率极低，学生不会像现在这样压力大。温儒敏的阅读是自由的，涉猎的范围相当广，哲学、历史、逻辑学、修辞学、古代汉语，甚至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书都找来读，兴趣最大的则是中外文学名著，从但丁、莎士比亚到李白、杜甫，再到现代的鲁迅、郭沫若，他都读得饶有兴味，手不释卷，常常超额超前完成阅读计划。当然，也有浮躁懈怠的时候，为了鞭策自己，他还给自己写了一首小诗，其中的一句“无志者常立志”，时刻提醒他要把握住自己，好好珍惜时光。高中三年的发奋苦读，使温儒敏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为以后的学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此时养成的良好阅读习惯让他的大学并没有因为时代原因而荒废。

　　后来成为语文教育专家的温儒敏经常和老师说：“中小学语文课的牛鼻子是激发读书兴趣，让孩子养成好读书的生活方式，这是为一生打底子。”他说的是自己深切的体会。

　　从大学生到基层干部

　　1964年，温儒敏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初到北京的温儒敏完全是个乡巴佬，连看到电车都有些惊奇。天凉了，这位南方孩子领到政府补助的一条棉裤，还有每个月9块钱的助学金。那时温儒敏有个姐姐在部队文工团，每月再给他15元，基本生活费就解决了。多年后温儒敏还常说起那条棉裤和9块钱，他说是人民供养自己读完大学的，不能忘本。在班上，温儒敏的学习基础不是最好的，但他有志向，发奋学习。有一回上写作课，老师把温儒敏的文章抄在黑板上，作为有毛病的例证来分析，温儒敏简直无地自容，但这反而促使他下决心好好学习，学会写文章。到大二时，温儒敏的一篇文学评论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当他到食堂吃饭听到学校广播台播送这篇文章时，有一种特别的自豪感。温儒敏后来回忆说，那时的大学课程受到时代的影响，太过追求配合“大批判”，其实学不到什么东西，但有些基础课如古代汉语，却让自己受益匪浅。每次古代汉语课都要背诵古文，因此积累了一些底子。温儒敏很注重书面语的简洁，那种语感和认真学过古汉语是有关的。

　　可惜到大二时，“文革”便爆发了。1969年，大学毕业的温儒敏未能走上工作岗位，由于“备战备荒”和清理阶级队伍，分配工作一直拖到1970年夏天。温儒敏被分配到粤北的韶关地委办公室，担任秘书一职，一待就是8年。温儒敏在韶关地委受重用，在仕途上会有不错的发展。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官场这块“地”却并不适合他“扎根”，他不想从政，不喜欢交际应酬，渴望安静的读书生活。

1977年10月，温儒敏在广播中听到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和研究生制度的消息，心中犹如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石子，泛起层层涟漪，沉积在心底多年的文学梦重新被勾起了。他意识到，这是改变命运的一个绝好机会，一定要好好把握，于是他决定报考北京大学研究生。妻子是北京人，也希望他返京，极力支持他考研。温儒敏只有个把月的复习准备时间，但他的人生篇章却就此改写了。

　　“人生的路可能很长，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在年轻的时候。也许就那几步，改变或确定了你的生活轨道。” 这是多年后温儒敏回忆研究生生活的感慨。

　　1978年秋，温儒敏考入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做了著名学者王瑶的学生。他坦言，北大研究生三年是他一生“最要紧，最值得回味的三年”。事实上，温儒敏被北大录取的过程颇有些“惊险”，如果不是有幸遇到“伯乐”，恐怕他就要与这宝贵的学习机会擦肩而过了。

那是“文革”后首次招考研究生，报考现代文学专业有800多人，规定参加复试的名额只有11人，而温儒敏笔试的成绩排到第15名，按理说“没戏”了。但北大居然还让他参加复试，努把劲就考到了前6名。后来才知道，容许破格复试是因为导师王瑶和严家炎在考前收到温儒敏“投石问路”的信，信中还附有两篇评论鲁迅和刘心武的文章。导师认为其他入围的考生几乎全都是当中学老师的，多少还有时间接触文学，而温儒敏在基层的机关工作，能腾出手来写评论就很不错了，所以“网开一面”，特别给予考虑。温儒敏说：这就是北大，不拘一格降人才。

1978年10月9日，温儒敏来到北大，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主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同一年被录取的还有钱理群、吴福辉、赵园、凌宇、陈山等，他们日后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有影响的学者。

　　在导师的指导下，温儒敏很注重对自己实行严格的学术训练，掌握文学史研究必须具备的文学与历史的眼光。他的办法是从最基本的作家论开始，通过阅读作品、搜集史料，深入了解研究对象，聚焦具有文学史意义的“现象”，给予历史的和文学的理论解释。温儒敏在研究生期间的第一个课题是研究郁达夫，当时还认为其是比较复杂的作家，研究的论作也比较少，甚至有多少作品都还不清楚，研究是有难度的。温儒敏必须首先广泛搜集郁达夫的全部作品以及有关郁达夫的评论资料，工作量极大。温儒敏翻阅了大量史料，编撰了20多万字的“郁达夫年谱”，并通过分析论证，写成论文《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发表在刚创办不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上。虽然是温儒敏的学术“首秀”，但文章不是从定义出发，而是从创作实际出发，考察作家作品的文学史价值，写得十分老练，对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病态描写以及自叙传形式的分析深入透辟，是当年作家作品研究的代表性论作。完成于1981年的研究生论文《鲁迅前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是温儒敏的又一篇重要论作。该文选择了当时人们谈论不多、而对鲁迅影响甚大的日本理论家厨川白村作为研究对象，比较清晰地梳理了鲁迅文论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被誉为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的殷实之作。讲究文学史料的分析，注重历史和文学眼光的配合，这种风格在温儒敏最初的论作中已初露端倪。

　　教学与科研相辅相成

　　1981年夏天，温儒敏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初留校那几年，在教学之余，温儒敏陆续发表了《试论〈怀旧〉》《略论郁达夫的散文》《外国文学对鲁迅<狂人日记>的影响》《〈朝花夕拾〉风格论》《欧洲现实主义的传入与五四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 等论文，逐渐取得在学科领域的“发言权”。

上世纪80年代初，温儒敏曾经涉足比较文学，在季羡林、杨周翰、乐黛云等著名学者带领下，参与组建北大比较文学研究会，这是全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机构。温儒敏还和张龙溪联手编过《比较文学论文集》 和《中西比较文学论集》，翻译过美籍理论家叶维廉的比较文学论文，这些工作对于推动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建立有过实质性的影响。

　　1984年，温儒敏考取北大中文系第一届博士研究生，继续跟随王瑶先生学习。能成为王瑶先生的两届入室弟子，温儒敏一直视为“人生的福气”。温儒敏选择的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博士论文题目：《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当时 “现实主义”已经被人们“谈腻”了，成为一个司空见惯的话题，温儒敏却靠着他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发现现实主义被“丑化”“异化”“泛化”的问题。在西方理论“满天飞”的时候，他静下心来做这个比较“笨”、其实又非常厚重、切要的题目，他把这看作是为文学史研究“清理地基”的工作。博士论文的材料准备是比较充分的，写起来很顺利，只用了大半年时间，就拉出了初稿，然后反复检讨、调整，几次的来回“折腾”才定稿。温儒敏总结说，论文要讲究气势，有了基本立论和论述的轮廓，就要一气呵成，哪怕粗糙，也不能步步为营。有了初稿才好打磨完善。这部论文就“一气呵成”，第一次完整地勾勒出新文学30年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发生、发展、流变的轨迹。1987年，温儒敏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并得到较高的评价，第二年正式出版。这是第一本系统研究新文学现实主义的专著，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的写作风格，尤其是新颖的比较文学视野，受到学界的关注与好评，1990年获得首届全国比较文学书籍一等奖。

　　这里还要专门提到的是温儒敏和钱理群、吴福辉、王超冰合作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下称《三十年》）。这部影响巨大的学术性教材，其编写、出版和修订多少带点“传奇”。 1982年，电大、函授大学最“火”的时候，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刊物《陕西教育》邀请王瑶先生编一部现代文学史，作为成人进修的教材。王瑶先生接受邀请，但把这任务转交给他的几个研究生，也是希望给学生一个“锻炼”机会，于是温儒敏就和钱理群、吴福辉，还有王超冰接受了编写任务。大家是分工写作，温儒敏分到的是三个十年每一段的文学思潮与发展概况，还有散文部分，以及老舍、巴金等多位重点作家，大约十多万字。稿子完成后，先是在《陕西教育》连载，从1983年10月连载到1984年底。当时他们都是初出茅庐，总想超越一般教材的写法，放手往“深”和“新”里写，使教材带点专著性质，但又较有生气，反而受到欢迎。连载后，他们又做了许多修改，希望北大出版社能出版，但因为温儒敏他们当时还是讲师，资历浅，被退稿了。于是就转投给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未想到竟印刷数次，得到出乎意料的好评。1997年，温儒敏就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大力推进教材出版，就把上海出的《三十年》版权拿回北大出版社。他们几人在香山住了个把星期，认真讨论好修改的框架，然后分头写作。经过几乎是“重写”的修订，1998年全新的北大版《三十年》面世。该书陆续被推举为“九五”“十一五”重点教材，还获得行业内看好的“王瑶学术奖”。2016年9月这本书第二次修订，又做了不小的修改。至此，《三十年》已经印刷50多次，印数达130万册。

　　总编辑与系主任

　　在学术研究上投入极大精力的同时，温儒敏的行政事务也多了起来。1996年，温儒敏开始担任北大中文系副主任，分管研究生工作，大刀阔斧地开展改革。为了打破学术壁垒，充分发挥北大多学科的综合实力，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他主持创办了《孑民学术论坛》，专门邀请校内外各个学科领域顶尖的学者讲学，让博士生开拓眼界。在他的极力推动下，北大中文系在全国率先实行博士论文匿名评审制度，现在这个制度已经在各校普遍实行。此外，温儒敏还和南京大学同仁发起全国重点大学中文系发展论坛，为院长系主任交流经验提供平台，每年举办一次，轮流坐庄，这个 “生产队长会议”制度持续到现今，对全国中文系的学科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997年7月，温儒敏接受学校委任，到北京大学出版社担任总编辑，两年后，又回到北大中文系，就任系主任。他一边教书做研究，一边从事教学管理工作，在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做了9年。中文系是个文科大系，也是老系，学术渊源深厚，学术“大腕”多，有良好的学风，但也有不少这样那样的矛盾。而外部环境又比较浮躁，教育界患了所谓“多动症”，动不动就“改革”，花样很多，受益甚少，还不断挫伤教师教学科研的积极性。针对这种情况，温儒敏鲜明地提出以“守正创新”作为中文系的宗旨，强调中文系的基本格局不能大动，特别是几个古字号的“王牌”学科，要保持特色，在这个基础上适当增加一些学科分支。在到处都扩招和改名的情势下，学校领导曾经问温儒敏，要不要把中文系改为文学院。温回答：全国大学中文系都改为学院了，我们再考虑吧。现在全国大学中文系绝大多数都改学院了，但北大中文系依然故我，顶住了虚浮的改名风。当然，不改名并不等于拒绝改革，温儒敏的意思是“守正创新”，在努力继承和发扬优良学风及办学传统、保持学术品格的基础上，围绕教学科研，去推进一些切要的改良措施。

　　一是完善研究生培养管理制度，鼓励开设专门为研究生设计的学科概论、方法论、专题研究等系列课程，采取多种措施活跃研究生学习氛围，严格实行学位论文（主要是博士论文）匿名评审制度，严格答辩和评议。每年都有几篇虽然答辩通过、却因为有硬伤或其他重大缺失而被系学术委员会“卡住”的论文。这些措施保证了研究生博士生培养的质量。在温儒敏担任系主任期间，有5篇论文摘取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大奖，其中包括温儒敏指导的姜涛的论文。

　　二是认真抓本科教学质量。温儒敏当时提出，本科阶段很难要求有多少创新，但基本训练非常重要。在他的带领下，重新梳理和设立了专门面向本科生的选修课，打破因人设课的格局；重视写作训练，要求主干课每学期布置学生写2次以上小论文，还规定本科生阅读一些基本的书。此外，还要求教授上好本科生基础课。温儒敏以身作则，始终坚持给本科生上课。

　　三是在全国率先实行“代表作”制度，即在教师职称晋升中，学术评价格外看重“代表作”，而不是数量。这一举措使教师的科研“减负”，教学质量与之相应提高了。在温儒敏担任系主任期间，北大中文系有5个学科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7门基础课中，有5门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稳居全国大学中文系之首，而温儒敏所在教研室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名列精品课之榜首。

如今，“守正创新”已经成为北大中文系办学的宗旨，深深植根于广大师生的心中。最近，北大校长在《人民日报》发文谈如何向一流大学迈进，其中标题就采用了温儒敏当年提出的“守正创新”。

　　这里还要专门回顾一下温儒敏出任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的经历。那是他担任中文系主任前的事，1997年7月到1999年7月。

温儒敏到北大出版社后第一项主要任务是筹备出版北大百年校庆的画册、藏书票和几十种纪念书籍，时间紧迫，工作量大，温儒敏带领团队每天加班加点，同心协力，圆满完成了任务。初战告捷，温儒敏在行政工作上显露出他的热情与才能。

　　温儒敏到出版社的“第二战”，是主持出版大型古籍《全宋诗》。这是当时北大、也是全国古籍整理的重大成果，共72卷，上千万字。可是因为这套大书不赚钱，又投入巨大，出版社并不积极对待，在温儒敏到出版社之前，拖拖拉拉才出版了六七卷。温儒敏虽然以现代文学为专业，但对于古典文化研究和积累有天然的尊崇感，他意识到《全宋诗》的价值和意义。经过调查和筹备，温儒敏决心用一年多时间把《全宋诗》72卷全部出完。当时困难很多，有一位老编辑说：要一两年出齐，不睡觉也难做到。但温儒敏调动全社力量，连续苦战，真的用一年多就让《全宋诗》整体面世，成为当年出版界的大事，获得最高级别的国家出版奖。

　　上课是“第一义”的

　　1981年留校到2011年退休，温儒敏始终坚持上课。在他看来，大学老师要做科研，但教学应当是“第一义”的。教学工作，尤其是本科生教学在一所大学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他不止一次提到“本科教育应是大学立校之本”。

即使在他出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和中文系主任时，不论行政工作如何繁忙，他依然坚持带博士生、硕士生，给本科生上基础课。从北大到山大，温儒敏被聘为文科一级教授，年岁大了，他仍然主动要求给本科生上课。

　　温儒敏指导过31名博士生和38名硕士生 。他的办法是给学生充分的自由去读书和思考，发现自己的潜力，寻找自己的研究方向，以学问之道来历练和充实自己。他不希望博士生完全顺着导师的路数来选题，拒绝学生“克隆”老师，温儒敏带出来的博士生选题大都比较“野”，不拘一格，能出新意。

作为一名教师，温儒敏除了传道、授业、解惑，更多的是通过言传身教，让学生感悟做人的道理，他对学生的关爱浸润在课堂内外。上课时，他会让学生站在讲台上做报告，自己坐在学生中间认真倾听；日常生活中，温儒敏家的大门永远为学生们敞开着，每当学生有学术上的疑问，生活中的困惑，只要轻轻叩响温老师家门，离开时就会得到些许开悟……

　　在温儒敏看来，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的，教师应该在教学上投入更多精力，以教学来推进科研，并将科研成果转化到自己的教学中。这是温儒敏亲身践行的经验，他的许多学术成果，如《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中文学科论文写作训练》等，都是在课堂讲稿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

　　“一分耕耘，一份收获”，温儒敏的辛勤付出也得到了认可。2008年，温儒敏获得教育部授予的“全国高校教学名师”称号，在发表获奖感言时，他道出了自己的心声：“我觉得教学是值得用整个人生投入的事业，是我所痴迷的乐事，是一份完美的精神追求。”他享受这种追求与奉献的过程，会让自己感到充实。

　　为语文教育“敲边鼓”

　　最近十多年，温儒敏除了专业研究，把相当部分精力用在语文教育的研究与组织工作上。2003年，由温儒敏牵头，朱寿桐、王宁、欧阳光等全国十余所大学学者合作编写的《高等语文》 教材出版，打破了以往单纯的文学作品加讲解的结构模式，而是选取25个涉及文史哲及自然科学的专题，通过引导阅读、思考、写作的“三步曲”，给授课老师和学生提供充分的发挥空间，教材出版后在教育界反响强烈，引起过关于大学语文“命运与出路”的讨论。

为了整合资源，更好地开展语文教育研究，2004年，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成立，温儒敏任所长。虽然这是个虚体科研机构，但又是可以整合校内外科研力量的一个平台，如徐中玉、刘中树、陆俭明、蒋绍愚、钱理群等一批著名学者，都加盟这个平台。温儒敏在语文所成立大会上说，北大来做语文教育研究，是要推动师范大学的老师重视师范类的语文教育，他做的是“敲边鼓”的工作，什么时候大家重视师范教育了，北大语文所也就可以“撤了”。果然，语文所成立后影响很大，全国各师范大学陆续成立了六七所研究语文的机构。

　　更加值得提到的是新的语文统编教材的编写。2012年，教育部聘任温儒敏为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总主编，以人教社编辑为主，从全国调集数十位专家和特级教师，历时4年，编纂一套全新的教材。目前，这套中央直接过问的“部编本”教材已部分在全国投入使用，今后数年将成为全国统编的语文教材。温儒敏为此投入了大量精力，一遍一遍地改，可谓呕心沥血。温儒敏说，教材是公共文化产品，既要体现先进的教育理念，又要照顾一线的需求，还得应对各方面的批评，没完没了的审查更把人搞得筋疲力尽，有时还得违心做些妥协。这的确是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但想到编教材意义重大，再难也总有改进的空间，也就竭尽全力去做，比写自己的文章重视多了。

　　2006年到2014年，温儒敏接任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温儒敏针对多年来现代文学研究日趋“边缘化”困境、“仿汉学”心态、“思想史”取代“文学史”、“泛文化”研究等现象，进行分析和批评，大胆指出现代文学学科存在着“自我解构的危险”，应当做做“瘦身运动”，找回现代文学研究的“魂”。同时提醒研究者，一方面应当对本土研究保持相当的自信，另一方面，文学研究应当有人文关怀，与现实对话，“学术工作应更贴近社会”。

　　温儒敏就是这样一位“接地气”的学问家。2011年9月，刚刚从北大退休的温儒敏来到泉城济南，被山东大学特聘为“文科一级教授”。在与山大的黄万华、贺仲明、郑春等教授谈起现代文学的研究状况时，针对文学研究“陈陈相因”等问题，温儒敏提出“文学生活”的概念，希望将普通读者的文学接受与消费纳入研究视野，为学科建设拓展一个新生面。他的提议得到山大同仁的认同与支持。

　　“文学生活”提倡关注文学的“民生”，拓展了新的研究唯独，是有学术突破意义的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学界的注意。2012年，温儒敏为首席专家、以山大文学院为主体的学术团队申报的课题《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被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如今，温儒敏年逾七旬，桃李遍天下，依然在教育的第一线耕耘。他对现当代文学的悉心研究，对语文教育的理性探索，所发出的声音常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关注。但温儒敏不是“学术明星”，他始终看重“澹泊敬诚”4个字，希望扎扎实实做学问，不蹈空，最好还有些建设性，能与人生社会紧密关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