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家方言研究者谢永昌。 梅江区金山街道的下市角，住着一位毕生研究客家方言的老人——谢永昌。一副老花镜，一支油性笔，一张书桌，一堆泛黄的书籍，是他研究客家方言的“装备”。在方寸之间，怀着一腔的热情，虽不是科班出身的谢永昌，却写出了不少关于客家方言的经典作品。 有大学教授专门致信给他，求他的著作《梅县客家方言志》；他先后应邀参加新加坡、吉隆坡国际客家学研讨会，并宣讲论文；1998年，他还被评为“世界客属杰出文化人士”。 “我喜欢研究客家方言，了解客家方言可以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客家人过去的生活状态，并把凝聚了客家民族智慧的方言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我会尽我所能，把这件事一直做下去。”谢永昌说。 受父辈影响对客家方言产生浓厚兴趣 今年78岁的谢永昌从小就在客家文化的浸润中成长。他的祖父是梅县提线木偶戏班“乐尧天”的创始人，父亲谢发是梅县木偶剧团的创始人，曾应文化部邀请，到北京参加过全国木偶戏、皮影戏艺术交流大会。 “1952年春，我父亲与来华进行艺术交流的苏联功勋艺术家奥布拉茨多夫同台表演，他表演了提线木偶《化子进城》中的‘弄蛇’‘舞狮’等绝活，让奥布拉茨多夫叹为观止，当时父亲代表中国的艺术家，为国家争了光。”谢永昌谈起父亲的往事，点滴细节都铭记在心。 谢永昌说，父亲不仅精于木偶艺术和八音演奏，而且在曲艺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对木偶表演艺术做了大胆的改革，在木偶戏的唱词和唱腔中使用客家方言，融入了客家山歌、民间小调等各种歌唱形式的精华，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唱腔‘傀儡腔’，全是用客家话演唱。” 受父辈的艺术熏陶，谢永昌从小就接触到了木偶演艺、汉剧表演等客家文化，每当父亲排练节目，他都要在旁认真观看，客家方言的唱词琅琅上口，声音悦耳动听，富有浓郁的客家韵味令他如痴如醉。 “用客家方言说出来的童谣，我比同龄人知道得要多；小学六年级，我对父亲的表演、唱词就已经很熟悉。到初中，我已经能跟着父亲修改、创作一些简单的剧本了。”谢永昌说。 1951年，12岁的谢永昌参加了“五一”节的文艺游行，他扮演的穆桂英英气十足，扮相获得了老师傅的一致好评，有老师傅提出带他学戏。 那时候谢永昌还小，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去读书还是去学戏。“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父亲建议我读书，他深知学艺术很苦，不愿我受苦，再说当时的社会对从艺人员的看法也不比现在。”谢永昌回忆。 就这样，谢永昌没有走父亲的老路，而是选择了另一条文化之路，以自己的方式继续着父亲的客家文化传承事业。 一封自荐信开启了研究方言大门 谢永昌爱看书，成绩也好，但由于家庭成分的原因，他上不了大学，只好跑到昆明读中专，学地质专业。 一个客家小伙子刚到昆明，就水土不服，双脚奇痒无比，看了多个医生病情都没有改善，病情折磨得他萌生了退学的念头。但由于成绩太好，学校老师和领导都不同意他的退学申请，为此，他想到了一个主意。 “学校有个规定，3科成绩不及格就要退学，于是我考了4科不及格，就成功退学了！”谢永昌笑着说起这段趣事，回到梅州的他病马上就好了，“当时坐火车回来，需要几天的时间，病都好了一半了。” 谢永昌回到梅州以后到了街道办从事文艺工作，空余时间他写一些文章、山歌、戏剧、对联等，投到报社发表。他有一本厚厚的剪报，泛黄的报纸被整齐地剪下来贴在笔记本上，每一篇都注明了媒体的名称、刊登的时间和版面。其中，他写的一篇题为《东郊公社概况》的文章被中央选为范本，成为省、自治区上万个公社的唯一参考。 后来，谢永昌进了工厂，他的才能得不到发挥。受朋友饶淦中的提醒和帮助，1985年，他写了一封自荐信给当时的地委书记李庆芬，希望能得到一个适合他的岗位。 “李书记看了我的信，马上派了人来调查我的情况，还进行了两次面谈，形成了报告递交给书记，书记看后比较满意，便安排了我到梅县方志办上班。”谢永昌说，从那时开始他承担起《梅县志》方言部分的撰写工作。 “相比起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的编写，地方方言这一块难得多。它不但要广泛搜集当地的风俗民情，还要从语音、词汇、语法系统等角度来记录方言。”谢永昌表示，非专业出身的他做起这块工作来有诸多挑战，因此不敢有一点的马虎。 由于谢永昌工作严谨细致，导致进度较慢，他还被当时的上级批评，谢永昌回忆当时的情形，“他说方言部分不重要，没有多少人看得懂，所以不需要写得特别认真。我不同意，既然要写，就要写经得起时间和专家检验的东西，不然会让人笑话。”顶着上级的压力，谢永昌把握住一切计划提高自己，力争拿出最好的作品。 为圆满完成任务，谢永昌一方面被派到省方言研讨班接受专业培训，认真向老师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另一方面，谢永昌利用平时的积累以及对父辈留下来的方言读本进行仔细研读，认真研究揣摩，遇到不懂的除向当地的老先生请教外，还翻阅大量的文献史料。 “那时条件差，遇到难题，只好写信向大学专家求教。”谢永昌告诉笔者，有一次，他收到一封信，原来因赶时间出现笔误，结果受到专家的批评。谢永昌后来特意去信，感谢专家的批评指正。他说，修志就要发扬有错就改、闻过则喜的精神，因为今天的志书是明天的史料，要经得起检验。 非科班出身却赢得专家教授认可 经过多年的努力，谢永昌成功编撰完4多万字的《梅县县志·方言》。在这过程中，他产生了出一本方言志的想法。 “当初编县志是被逼出来的，因为我的能力不及那些专业的同事，全凭自己的喜欢，后来慢慢地通过田野调查、翻阅古籍，以及请教大学教授，积累了不少专业知识，那时按照语音、词汇、语法三大系统编的书还很少，几乎没有，所以想自己出一本。”谢永昌说。 遇到不懂的问题，谢永昌就写信给大学里的教授求救。中山大学的张维耿教授是他读函授时的老师，在专业上帮了他不少忙。“张教授很热心，对于学生的请教都耐心解答，因为我经常请教他，他曾开玩笑说，他教过无数的学生，对我的印象尤为深刻。”谢永昌笑着说。 出书的经费需要上万元，对于月工资只有几十元的谢永昌来说是一笔巨款，于是他就慢慢攒钱，1994年，他的钱终于攒够了，《梅县客家方言志》如愿问世了。他的书一出版，就获得了相关领域专家教授的关注。 1997年，南京大学鲁国尧教授专门致信给谢永昌，认为他撰写的《梅县客家方言志》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并要求购买10本；台湾清华大学张光宇教授2008年来嘉应学院，特意邀请谢永昌见面。他带着《梅县客家方言志》赠送给张教授，张教授高兴地说，由于过去没有此书，他不得不借朋友的复印以作讲义，从今天开始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谢永昌对客家方言的造诣不但在国内享有盛名，在国外也同样受到追捧。1996年，世界客属第13届恳亲大会在新加坡举行，谢永昌宣讲了题为《独特的客家方言重叠式形容词》的论文；次年，他远赴吉隆坡参加客家学研讨会；在1998年台北举行的世界客属第十四届恳亲大会上，他和程贤章、黄火兴三人被评为世界客属杰出文化人士。 回首自己取得的成就，谢永昌谦虚地说，很幸运自己是一个地道的客家人，是客家文化成就了自己，特别是博大精深的客家方言，使自己有机会走上国际讲坛。他说，自己将一如既往、不遗余力地做好客家文化的研究、保护、传播工作，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客家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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