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村七里镇

　　赣州城东，贡江水面清波涟漪。南岸山麓，七条山脚斜插江边，犹似七只大鲤抢水上行。“大鲤”对岸，就是因此得名的“七鲤镇”（今七里镇）。

　　在七里镇忙成一团的池旭家中，一声啼哭，婴儿落地，大喜之中的年轻父亲抱起婴儿，想起夫人生产前梦见的大鲤跳水，脱口朗声取儿名：梦鲤。这婴儿，就是后来南宋临安王朝的末代状元——池梦鲤。他的出生，使七里镇更增添了几分神秘……

　　七里镇，流传着一句古老的口头禅：“先有七里镇，后有景德镇”。这条古老的信息，至今尚未完全破译……

　　壮观的客家移民史

　　“七里”，古名，距城区约7华里。是唐宋至明代这一时期的称呼，清代称七鲤镇，现又复称“七里”村。1950年以前，七里村属赣县管辖，现地属赣州市章贡区。七里村沿贡江东岸分布交通方便，地势北高南低，南部沿江平地，北部丘陵地貌，面积1.6平方公里。七里村，辖有上坊、中坊、下坊、庙前、豫章、岭背、四联村等自然村，共5000多人，其中非农业人口占300余人。

　　七里镇，风景秀丽，古榕遮天，古代就有“七里六景”的记载：七里澄潭、崆峒春色、古剎灵祠、塔畔桥亭、路旁风井、游狮子岩，赞这座伫立江边，悠闲宁静的千年古镇。

　　如今，它没有喧哗，没有人流，往日的舟船穿梭，车水马龙已经逝去，剩下的只是偶尔可见稀疏光滑的卵石小路。当你穿行在沿江十数座堆积如山的古瓷碎片窑包时，从俯首可拾、沙碛斑斑的瓷片上，还能感受到500年前这里窑烟若雾，瓷贾如云，这江西古代五大名窑之一的七里镇往日辉煌。

　　站在江边巨大古榕树下，面对参差错落的清代民居、江边古道，以及宽阔江面沿岸的木材堆场遗迹，会发现他们无不透射七里镇从前的繁荣发达。一方丢弃的光绪十二年官府告示，也展示出它当年木流穿梭，排满江面，照章纳税的繁华与秩序。

　　七里镇历史悠久，唐代开元年间就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村落，清乾隆《赣县志》有载：“唐末常官设瓷窑于七里镇”。七里镇在唐代末年就有了官府常设管理机构，驻有瓷业税务官差。北宋，七里镇成为虔州重镇。

　　唐代末年，藩镇割据，中原大乱，生产力遭受巨大破坏。战乱、饥荒使大量北方流民往相对安定的南方山区迁徙。赣南山区，山深林密人口稀少，局势相对安定。许多北方、江淮流民不断迁来赣南定居，七里镇在这一时期接纳了不少移民，移民中不乏掌握烧瓷技术的窑工，他们看准了人口增多，瓷器商品的市场需求，与地方窑工一起，成为唐末七里镇瓷窑业烧造的推动者。同时，宁都、大余、于都等地受虔州影响，制瓷业也雨后春笋般地兴起。

　　虔城之旁的七里镇也因南靠贡江，官道穿镇而过通往河东各地，水陆交通发达，成为移民向往的好去处。北宋初七里镇人口迅速增加，到南宋早中期形成历史上的移民高峰，七里镇的瓷烧业和文化也发展到鼎盛时期。因虔州府移民数量的急剧增加，从北宋太平兴国到南宋淳熙年相距的200年间，在虔州府还分离出南安军所属三县人口的情况下，赣州府人口还由8.51万户增长到29.33万户，达3.4倍强。

　　考古资料显示，这一时期迁到七里镇的移民，仅制瓷工匠的姓或名至少有赵、陈、崔、张、刘、吴、李、好、封、木、莆、壬、田、重、白等10多姓。丰富的木材资源又使赣州造船年产量达605艘，占当时全国造船产量的五分之一，贡江水东沿岸成为东南各地木商的赣南集结地。发达的瓷业，使七里镇迅速成为宋代虔州府通往河东各地及闽粤官道上的商业重镇。赣州府综合经济的飞跃发展，使虔州城跻身于全国三十座名城之列。

　　七里镇有座状元桥，原先还有一座白塔，“七里六景”中的“塔畔桥亭”即指他们。传说塔和桥的建造，是当年七里镇郭、池二姓大户打赌的产物。池氏原是河南西平县人，其南宋始祖在广东连平县做官，退休时路过七里镇，见这里不仅民风淳朴，景致秀美就不想回乡，定居于此。郭氏族谱载：郭氏是汾阳王郭子仪迁至江西吉安的一支后裔，南宋始祖在兴国做官，后来也定居七里镇。池、郭二家交好，南宋咸淳年间，池氏子弟池梦鲤准备进京赶考，郭氏为了激励池梦鲤求取功名，便与池氏打赌：如果池梦鲤考中状元，郭氏将在进入七里镇的官道桥头兴建状元桥和白塔一座，迎接池梦鲤荣归乡里。事后，池梦鲤果中状元。郭氏也信守诺言。如今，白塔已不复存在，但状元桥却还延续下来了。

　　不过，传说总归是传说，历史总还是历史，真实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根据地方文献记载：白塔和状元桥是南宋中叶孝宗皇帝（1163年-1189年）时期，系定居七里镇不久的郭氏三世祖郭世传所修。因取佛教洁白之意名塔为“白塔”。又因桥建于塔边，即称桥为“白塔桥”。白塔在南宋咸淳初年就已经倒塌，而池梦鲤中状元，却是在南宋咸淳间（1265年—1274年）的最后一年，是南宋临安王朝的末代状元，所以白塔与池梦鲤中状元无关。

　　白塔倒塌以后郭氏就再也没有重修。南宋咸淳末，正值村里郭氏重修白塔桥竣工，恰逢池梦鲤高中状元，信使奔马传来喜报，为了庆贺和纪念这一大喜和荣耀，郭氏等便把白塔桥改名“状元桥”，把白塔桥前后的这段官道也称为“状元街”。

　　元代，文天祥勤王抗元，战争使赣南人口锐减，明洪武二十四年（1364年）赣县人口仅剩2.416万户，只有南宋后期人口的三分之一强。七里镇许多居民逃往外地。世居七里镇的郭氏，在清光绪《郭氏族谱》记载了当时的现状：“宋末时，文山起兵举家勤王。元兵焚其居，四方甫定，复家于镇，就岭为居”。形势安定后，郭氏回到了七里镇，只见家宅祠宇全为元军烧毁，只好“就岭为居”在瓷片窑包旁建筑居屋。这时七里镇的人口已大为减少，明代早期，续烧500余年的七里镇窑业终于停烧。

　　清初，杨廷麟、万元吉抗清，10多万大军聚于赣州城大战，生灵涂炭，赣人十之剩一，白骨遍野更甚于元末。《赣州府志》卷四十二记载：“赣当明季户籍十万八千，丙戌城破，存者三千户”。这场战争引出了康熙四十六年以后客家人的大迁徙、闽粤客家大回流，使清代早期赣县人口，尤其是七里镇人口再次大换血。当时，先到七里镇的移民插草为标，圈划土地。

　　据现七里镇老人说，七里镇最早的居民是艾、葛、蔡三姓。先居于上坊，再向中、下坊发展，他们当中有许多是窑工，后来先后迁往景德镇。经调查，现居七里镇人数较多的二十余姓中，宋代移民后裔仅6姓，元明两代移民后裔有8姓，其他16姓皆为清代移民后裔。考古中发现宋元时期七里镇窑工或居民的17姓中，与现居七里镇宋代后裔的同姓者仅为“封”氏，但却找不到现七里镇封氏与烧瓷有关的半点记载。可见，当年的宋代七里镇窑工已基本移民外地。七里镇的变迁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典型的赣州移民史，也是赣南客家民系的一部形成史。

　　迅猛崛起的烧瓷业

　　七里镇烧瓷业始于唐代末年，最早烧造的是青釉瓷，多为原土着窑工烧制，当时烧制的瓷器质量较差。烧造地点主要分布在今天的水东镇庙前村、沿垇村等地。五代，七里镇造瓷业迅猛崛起，流行于北方的白釉瓷烧造技术很快在七里镇出现，创烧了颇具一定质量的白釉瓷，北方移民窑工给七里镇窑注入的新烧瓷技术。七里镇窑新产品白釉瓷迅速占领市场进入寻常百姓家中，白釉瓷成为社会流行的时尚瓷器。

　　不过，这时七里镇窑的青釉瓷烧造技术也同样在进步，许多产品釉色精美，质量普遍提高。北宋初，七里镇窑又创烧了青白釉瓷，品质极高，可与景德镇青白釉瓷媲美。北宋末随着金兵占领北方，北方流民大批南下，虔州府人口激增。南宋初绍兴年间（1131年-1162年）就有12.0985万户人口，其中客户有4.9715万户，占40%。

　　宋代的七里镇窑，烧瓷技术达到新的高峰，创烧了仿漆器薄胎酱釉瓷，其釉色如赭，与北方定窑紫金釉产品釉色相近。还生产有褐釉瓷、黑釉瓷、白釉瓷等不同瓷种，尤其是色彩斑斓的兔毫盏犹如天空彩霞般美丽，颇具韵味的各种乳钉罐，曾一度还外销至日本和韩国。

　　元初，战争与瓷土资源的枯竭，使赣州府人口减少，瓷器市场萎缩，七里镇烧瓷业开始衰退，明代早期便停止了烧造。

　　古代七里镇，窑床密布，主要是使用龙窑烧造，多是生产生活日用瓷。有壶、注子、罐、钵、盒、瓶、盏、碗、碟、杯、枕、瓷雕等各种器物，釉色有青釉瓷、白釉瓷、青白釉瓷、褐釉瓷、酱釉瓷、黑釉瓷、窑变瓷和陶器。

　　当时的七里镇窑场，交通非常方便，东西窑坊之间有水路相通，小船可以从水路进入各窑装运瓷器进入贡江至赣州城或附近乡县，或改装大船装运出赣江。临近江岸的窑可以近距离直接下贡江码头装运瓷器。西边窑床可利用镇内的河汊水路经岭背及四联村沿途的窑坊，从竹山村和沿垇村之间的杨梅庵出水口进入贡江，这条水道非常方便，可通达各窑地点。

　　旧时，这条溪河水面很宽，从沙子岭下来可以行走小船，溪河经流到仙娘庙时，水面骤然变宽，达40余米。由于水面较宽，在高岭旁建有一龙王庙，庙旁有一口水塘称“将军塘”，塘也有一个古老悲壮的传说。

　　传说古代七里镇，窑床密布窑火昼夜不停，窑工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即使过年也是如此。一位窑主，雇用了一名年轻的孕妇为窑工们洗衣做饭。这天大年初一，按当地人习惯大年初一是忌讳借东西的行为，因为这会被认为是一年穷到底的开端，而不吉利。这位年轻孕妇不懂规矩，一大清早就跑到窑头上借火种做饭，老窑工很不高兴，责备她说：“你好不懂事，大年初一还跑到窑头上来借火！”年轻孕妇不服气，反唇相讥：“你又不是烧龙凤床，这有什么关系！”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几天以后，瓷器烧好了，窑工们打开窑门，却意外地发现了窑里竟烧出了一张宝光灿灿的龙凤床。窑主大惊，连声叫苦，因为龙凤床是皇帝专用的床，这事如果给朝廷知道了会招来造床谋反的嫌疑，惹来大祸。窑主赶紧叫窑工封死窑门，然后弃窑逃跑。不想“隔窑有耳”，此事传到京城，引起了皇帝的注意。立即下令：追回龙凤床，抓捕烧造龙凤床的窑工。朝廷派出了二位将军执行命令，将军昼夜兼程，明察暗访终于抓住了窑主，并把他们押到了七里镇，要他交出龙凤床。窑主无法，只好承认确有其事，找到了原来的窑位，果然有张龙凤床，但是龙凤床与窑壁结成一体，无法完整取出。窑主跪下哀求道：“烧出龙凤床完全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要我再烧一张出来，就是把我杀了我也烧不出来呵！望将军开恩饶我们小命。”说完不停地磕头，不肯起来。二位将军动了恻隐之心，没有追究他，让窑主走了。翌日，二位将军打算返回京城，刚走到七里镇龙王庙旁的塘边，突然想到，就这样回去如何向皇上复命？假若如实禀报，窑主和七里镇的百姓将会被冤杀。如果说没有此事，万一查实，自己犯欺君之罪也将被处死。将军左右为难，最终他们不愿殃及七里镇窑民，心一横，就跳往旁边的水塘自尽了。二位将军用生命保住了七里镇窑民的性命和安宁，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二位将军，就把这口塘称为“将军塘”。然而，对将军塘的传说，当地有着数种不尽相同的说法。不过，他们虽版本不一，但主要情节却是相同。

　　七里镇古有句顺口溜：“先有七里镇，后有景德镇”。意思是，七里镇烧瓷的历史比景德镇还要早，景德镇的许多窑工就是来自七里镇的。考古显示，七里镇的烧瓷业始于唐代晚期，与景德镇烧瓷属同一时代，但景德镇有些窑工来自七里镇却也是事实。南宋末年，文天祥率军在赣南兴国、于都一带与元军大战，赣县也不是安宁之地，窑工们跑掉了许多，其中一部分就逃往景德镇。

　　战争只是一部分原因，七里镇衰退的主要原因，还是元代七里镇瓷土资源面临枯竭，原料成本增高生产下滑。而景德镇的烧瓷业却是蒸蒸日上，规模不断扩大，在市场主导作用和元代匠籍管理制度的影响下，赣州七里镇的窑工们不断地往景德镇流动以求生存和发展。

　　从前，七里镇上坊村的关帝庙内祭奉着一尊窑神。1949年以前，往往在正月，便有景德镇的窑工到七里镇将军塘取罐“釉水”（又称：娘水），到上坊关帝庙里祭窑神，然后将“娘水”带回景德镇制釉，以求平安，护佑他们在景德镇烧出优质瓷器。这部分窑工的师傅或祖先，就应是当年从七里镇窑迁往景德镇的窑工群体，他们的后代窑工还承传着前辈的做法，不远千里来到他们先人烧瓷的祖地——七里镇，敬请将军塘的将军神灵护佑他们，用将军塘“娘水”制釉，祈求他们在景德镇烧瓷顺利。

　　贡江终端的木竹业

　　唐末，官府在七里镇设立对瓷器贸易征收税务的政府机构，但对于七里镇木竹贸易的详细情况，却缺少记载难以弄清。虽此，宋代赣南向外输出木材，并成为全国主要的一处造船基地有过记载，却是事实。明初，七里镇烧瓷业衰退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不断扩张的木竹业。赣南河东一带的木材品质优秀，尤其是会昌木材被朝廷列为贡木，赣南木业声名在外。资源优势，使赣南的造船业发达，居于全国前列。靠近造船厂的七里镇，水面宽阔成为赣州府章、贡两江木材的重要集结地。

　　清代，政府加强征税，在七里镇设立了牙厘局，对过往木竹收税，清同治年《赣州府志》对收税标准留下了记载：“竹木之类，多产上游，立有定则。清流木三层为一则，税七两；草流木五层为一则，税六两；杉木七层为一则，税三两五钱……”。

　　早年在七里镇发现一方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官府颁立的告示，碑面略有损坏，但大部分文字清楚，反映了清代贡江木流聚集七里镇的状况，七里镇成为古代木材聚集，税收征稽的重要基地，直到1949年，七里镇仍是赣州木材的集散地。今天，七里镇的非农业人口基本上是以前从事运排、扎排、打缆的工人或经商贩木的商人。在七里镇的44姓中，从事木材生意的商号有袁、王、邱、方、罗、钟、刘、赖等姓。其中影响较大的商号有袁氏的“袁顺茂”，舒氏的“长兴号”“舒永川”，方氏的“方万寿”“方益记”“长茂盛”，钟氏的“钟茂盛”等。这些木商中又以“袁顺茂”生意最大。七里镇放排打缆的多是方、邱、舒、曾、朱、池、袁、封、周、刘、谢、萧、赖等姓的子弟。

　　20世纪50年代初，公私合营，政府实行木竹统一购销，把原来的木商和从事木竹职业的工人组织起来，在七里镇成立了国有水运企业，七里镇继续成为赣州的重要木材集散地。改革开放后，随着公路、铁路交通的发达和赣江河道水流变化及万安水库的修建，更有政策的变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七里镇木材集散规模已大为减少，过去的繁荣已成为历史。然而，他的古代遗迹却成为珍贵的旅游资源，他们和七里镇的秀丽江景交相辉映，使游人们在大自然的神怡中游弋，穿越时间隧道享受着历史文化的神秘时空。

　　土生土长的仙娘古庙

　　农历三月二十这一天，七里镇方圆近10里的许多妇女，都会带着香烛、印板米粿来到七里村仙娘古庙拜贺“太太生日”。三月十九，仙娘庙香烟缭绕，顶礼膜拜，开始为仙娘演戏暖寿。从这天起，庙里戏腔悠扬，人头攒动。庙外彩旗招展，鞭炮噼啪。卖茶小吃生意兴隆，这是赣州城郊现存唯一的庙会。

　　庙会的前两天，即农历十八，庙内打扫卫生，点上香烛，为供奉的仙娘换上干净的衣服。十九，为仙娘暖寿。上午9时左右，庙内开始鸣锣唱戏，一直持续到下午。晚饭后举行暖寿，在骤然响起的钟鼓声中，庙会首事们手执大红烛和寿桃、寿面、果品从庙外鱼贯而入，把供品和红烛摆到神台上，然后向仙娘上香，接着是其他信民络绎不绝地向仙娘参拜。第二天凌晨，外地信民开始陆续来到庙里，他们先是拜寿，然后看戏，临走时可以领到庙里赠送的两个寿饼以回报吉瑞。庙戏的公演从十九开始，持续三天，甚至十天半个月。

　　七里镇仙娘古庙的前身是“观音阁”，阁不知哪年倒塌后，在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原址改建，庙名仍为“观音阁”。当时，祭祀的神明是上层观音，下层为天妃，天妃即为妈祖。约清代后期，庙下层改为供奉“三霄”（云霄、琼霄、碧霄）、七姑和麻姑，庙名也就顺理成章地改为“仙娘古庙”了。这种变化应和清代中后期赣南流行的“扶乩”，即请“筲箕神”习俗及祭奉神灵的实用主义、传统思想有关。

　　仙娘庙的主神都是女性，“三霄”姐妹是小说《封神演义》中的人物，她们与姜子牙大战，依靠法宝混元金斗和金蛟剪把周军打败。姜子牙请来元始天尊等神仙收掉了三姐妹的法宝，杀死了“三霄”。后来姜子牙封神，“三霄”被封为“感应随世仙姑”执掌混元金斗，主管所有仙、凡人转世生育的大权。

　　据说混元金斗实为人间马桶，因此“三霄”又称“厕神”。古代民间生孩子，往往生在马桶里，弄干净血污后再把孩子抱出来。不管是仙人还是凡人，无论是高贵还是低贱，都要经过马桶中出来，“三霄”备受人们尊敬，香火也非常旺盛。

　　七姑神，是地方俗神，相传是唐代虔州刺史李渤的女儿，后来，七夕生云，做了神仙。麻姑神管寿，传说她经历了三次东海变桑田的天轮地转，其寿命之长可想而知。

　　七里镇人烟稠密，从前时有天花发生，小孩患上这种病，不死也将会留下满脸麻子。传说七里镇一次大发天花，镇上来了一位老太太，默默地为小孩治病，治好了不少孩子，当地百姓问她姓名，她总是不肯说。后来在村民们的一再询问下，就说：“你们实在要感谢我，那就在这里建座庙吧。”说完后老太太就走了。村民们因此就建起了仙娘庙，“太太生日”即是为她做生日。

　　对于仙娘庙建筑，七里镇有句古话，说它是：“庙对庙，庙重庙”。所谓“庙对庙”是指仙娘庙的大门东向，恰好对着远处章贡村洪屋塘的“经堂”，他们是在东向的同一条线上。“庙重庙”，就是指仙娘庙第一进第三层重叠的“文昌阁”。文昌阁高出仙娘古庙的门楼，即是所称的“庙重庙”。阁龛内的文昌帝君主管一方文运，他手持毛笔眺望着正前方远处的杨仙岭。这种将文昌帝君突出于大门门楼高度的做法比较少见，据说有两个原因：

　　一是仙娘庙正对杨仙岭山顶，杨仙岭的山顶上有一块很大的船形石，这块巨大的石头被七里镇人视为精怪，对七里镇不利。

　　清嘉庆年间文风极盛，护国佑民主管文运的文昌帝君得到人们的宠爱，各地大兴文昌庙，当时的七里镇人也想利用文昌帝君来镇住船形石精怪。文昌帝君是男性，主管文运，又得朝廷宠信，镇船形石精怪绰绰有余。所以在庙头第一进建起三层，将文昌帝君安放在最顶层，高出门楼直盯着船形石，以防他为害七里镇。

　　二是文昌帝君是男性，不能和女性放在一起，也不能坐在她们上面。所以就将第三层建在第一进的戏台上层，即方便监视船形石精怪，又解决了男女“授受不亲”的问题。不过，这块令七里镇人忌讳的船形石，后来不知什么时候被雷劈成了两半而变成了覆船形。从此，这块劈成两半的船形石就再也不能对七里镇人构成心理上的威胁了。

　　随着日前第三次对七里镇窑址的考古发掘，再度引起人们对七里镇的关注，我们期待七里镇窑址公园的早日建立，让七里镇窑址这一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得到全面、长久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