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属寻根探源集锦（二）

　　石城客家人口流迁概况

　　石城位于武夷山脉中段西麓，与山脉东侧的福建长汀、宁化两县相邻。自古以来，石城就是从江西东南部进入福建、广东的必经之地。 自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以后，中国历史上有过五次规模较大延续时间很长的中原汉人大迁徙，这些南迁的中原汉人大都进入江西、福建、广东等江南各省定居。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条件，石城成了历次中原汉人南迁的最大中转站和滞留地之一。经历了千百年来客家先民们的垦殖开发，石城这块“蛮荒之地”经济逐渐发展起来，进而社会发展，人文蔚起，至南宋，一个由汉民衍化出来的客家民系在这块土地上日臻成熟。石城成了我国早期客家民系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据清乾隆乙丑《石城县志》载：“秦末刘瑶英，随父华家其上（指县城东南2公里处的琉璃山——笔者注）”。此刘氏父女是有名有姓的最早见于文传的石城居民。然而，究竟是自己迁来的，还是朝廷派往镇守岭南的五十万大军的后裔或官员的后裔，时过境迁已无法考证。 西晋末年，政治腐败，民族矛盾尖锐，招致“五胡乱华”，东晋建都于南京。中原汉人为避战乱，纷纷南迁，这次大迁徙前后延续数百年，直到唐末。这次大迁徙中有一部分人进人江西南部，有的就定居在石城境内。据《石城井溪村郑氏六修族谱》载：“晋怀帝五年，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迁奔吴，避居豫章西山龙园梅井坪”。

　　又载：“晋义熙八年壬子（公元412年），兄弟（指郑求安子孟达，孟远——笔者注）迁徙南康郡揭阳县石鼓逯速，今本邑长上里石示脑，与吴恭葆同居，后移桥岭。”此郑、吴两姓应属第一批南迁中原汉人。隋代又先后有余，傅两姓在今屏山大坪头开基建村，后来余姓外迁。邓姓在今岩岭邓家坑开基建村。至唐、五代时期迁入的人更多。唐末，政治腐败，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特别是黄巢起义之后，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兵燹战乱，致使第二次大规模的北民南迁。至五代时期，先后迁入石城境内居住的计有赖、胡、温、许、杜、廖、花、杨、鄢、洪、汤、金、联、雷、蓝、罗、朱、王、毕、龚、熊、高等二十余姓移民。查《石城井溪村郑氏六修族谱》，自东晋义熙八年郑孟兄弟迁磜脑至唐大中九年乙亥（公元855年）郑玉付迁宁都西关，在443年的时间里，郑氏裔孙76人，其中1人再广东曲江作主簿未归，2人迁建昌，生平不明，余73人得妻族计有29姓氏。这些媳妇们绝大多数应是本地人，谱上注明只有赖氏为广昌驿前人。这些女家姓氏亦应是石城县境内的居民。这29种姓氏中，有钱，袁，黄，李，曾，谢，张，周，方，陈，赵，白，连，蔡，黎，官等姓氏是新增的。又查《石邑坊郭里礼源胡氏族谱》，唐代胡氏裔孙妻姓的姓氏中尚有的巫，康，卢，冯，彭等数种。据石城娶亲惯例一方圆一二十里为绝 大多数，出县娶者为数极少。故这些郑、胡妻族也理应为石城居民。 这些进入石城境内居住的移民们择地建房，逐渐形成新的居民点。据本世纪80年代初县地名普查资料统计，现有居民点中，属晋代建的仍有5处、隋代2处、唐代40处、五代8处，计55处。一千多年来社会已历经沧桑之变，人口迁徙又何其频繁，作为居民点不断新建、扩建，或者被废弃荒败而至湮没是常理中的事。可以推断，当时实际的居民点远超过这个统计数字。

　　迁徙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更理想的安身之处，故住无常居，迁移不断亦不见怪。这些迁徙户中始终定居石城的不到半数，多数是住了几月几年或十几年，甚至数代之后又迁往他处，当然也有回迁原居的。自秦末到唐末这一段时期里，可知已外迁的姓氏有刘、余、邓、花、杨、鄢、洪、汤、何、金、联、李、雷、蓝、罗、严、朱、钱、袁、曾、谢、张、周、吴、方、陈、赵、白、连、蔡、黎、官、巫、康、卢、冯、彭等30余姓。现在县境内居住的刘、余、邓、杨、何、雷、蓝、罗、严、朱、钱、袁、谢、张、周、吴、方、陈、赵、白、连、蔡、黎、官、巫、康、卢、冯、彭等姓氏居民则是宋、元、明、清、民国和解放后从别处迁来的，而花、洪、汤、金、联等姓氏外迁后再无同姓迁来石城定居了。 宋代是一个多事不安的朝代，特别是宋室南迁后，人心浮动，社会动荡不安，造成了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并一直延续到元末明初。在这次大迁徙中，宋代迁入石城境内居住的有陈、邱、黄、吴、魏、邓、曾、姚、朱、巫、童、蔡、危、周、潘、白、何、刘、张、崔、谌、苏、钟、黎、万、郭、徐等20余种姓氏。至此，石城现今的主要姓氏绝大部分已迁入并定居建村，人口密度显着增大。在迁入的姓氏中后来又外迁的有崔、谌、苏、钟、黎、万、郭、徐等姓氏。元代迁入石城的姓氏有尹、谢、江、罗、雷、范、彭、揭、吉、杨、肖、李等等10余姓。现存的居民点中属于宋代建的有95处，元代建的有65处。 明代，特别是明末江南很不太平。明末清初战事频繁，人口迁徙幅度很大，属于历史上的第四次人口大迁徙。清政权巩固以后，采取了一些奖励发展农业生产和人口的政策，这也促进了人口的大量流迁。清道光《石城县志》载：“康熙五十二年丁册定为常额，续生人丁永不加赋”，“自康熙五十五年起至乾隆三十六年载兹生人丁2297人，妇女554人，遵恩诏永不加赋（其妇女于乾隆十一年，人丁于乾隆三十七年先后奉文停止编审）”。

　　又载：“自乾隆三十六年编审后见在人丁不啻数十倍。”这些政策的实施，促使人口往宜于农业开发之地迁移，清朝顺治13年（1656）石城人口为3420人，至道光元年（1820年）总人口上升为184959人，净增了50多倍。这段时期，新迁入的有施、郭、孔、池、董、蒋、蓝、任、程、上官、余、卢、伊、硕、滕、沈、伍、林、包、姜、严、宁、饶、连、聂、容、柯、汪、邹、过、宁、赵、

　　从晋至清的历史上规模较大的第五次迁徙，前后经历1500余年。纵观中国历史，古代战场主要是在中原地区。相对而言，南方较安定，所以历次人口大迁徙的主流向均是由北向南，而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原——江西——福建——广东——海外（小部分）的。流迁方式以举家群迁为主，逐段南移，沿途滞留；真正直抵南方的为数不多。这些长途跋涉的迁移者在长达数千公里的道路上留下了断断续续的足迹。他们带来中原地区和沿途学到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带来了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和当地“土着”一道，用辛勤的汗水和智慧，创造了南国和整个客家区域优秀的灿烂的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的一支独特的民系---客家民系。 原本文载1992年6月《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赣南客家研究专辑。

　　早期客家摇篮——宁都

　　宁都县建成县于三国吴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在江西东南部，东与石城县、广昌县为邻，同与瑞金市、于都县接壤，西连兴国县、永丰县，北毗乐安县、南丰县，南北长117.2公里，东西宽61公里，呈长条形状，总面积为4053平方公里。县内河流纵横，田地肥沃，青山绿水，风光秀丽。终年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区，自古盛产粮食，素有“赣南粮仓”之美誉。据《宁都直隶州志》记载，自宋至清，有进士125人，举人413人。《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载有宁都藉古代文学家达16人。自1992年我县连续十多年全国高考居全市18县之首，为我国输送了大量的栋梁之才，再创宁都才子之乡，因此被誉为“文乡诗国&;;rd

　　历史上，中原汉人几次大规模南迁的过程中，宁都县是客家人聚居和集散的中心之一。在古代，宁都有八条主要的人行道串联全县，并有大道通往福建。大批客家先民在宁都休养生息较长一个时期以后，踏上通向福建的道路，移居去福建的宁化县石壁村、长汀、上杭、永定、龙岩和广东的梅县、兴宁、长乐（今五华）、大埔、蕉岭等地，并继续播迁惠州、广州及广西的博白、陆川、桂平、平南、浦北、柳城等地，进而远徙海外。总的来说，宁都在世赣、闽、粤客家大本营的发展历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客家民系早期限的摇篮。现在宁都仍是“纯客住县”，客家人口约占全县人口的98%。

　　这里，山奇、水碧、人美，交相辉映，古色、红色、绿色，相得益彰。有“佛教圣地”青莲古刹，道家第三十五福地翠微峰；有客家人寻根祖的古宅民居，城市人返朴归真的凌云山原始森林；有展示宁都“文乡诗国”风采的“易堂九子”遗址，再现老区“红色文化”’的“宁都起义”指挥部旧址和革命纪念地，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融于一体，文化积淀与名胜古韵集于一处，形成独特的旅游胜地，是度假休闲的理想花园，也是投资兴业的一方热土。

　　客家人清前期上川入蜀记实

　　清前期客家人的上川入蜀，可谓是一次移民大迁徙的旷世壮举，一部传之万代的英雄史诗，一曲赞美先世的动人乐章。数以万计的客家人扶老携幼，浩浩荡荡，穿行于望不到尽头的漫漫长路上，演绎出无数悲壮无比的历史场景，留下许多感人至深的传奇故事，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Ａ.生存危机

　　历史似乎不给客家人以片刻的闲暇，才居有定所的客家民众，清朝初年又开始大规模上川入蜀，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客家人大迁移。这次外迁是人口与土地间矛盾加剧的必然结果。嘉应州 “多山周罗森列者”，到清嘉庆年间人均耕地仅为0.92亩。罗尔纲先生测算，清代南方农民人均4亩耕地才能勉强维持生计。江西赣州及福建汀州等客家地区情况类似，汀州府属县“叠岭崇冈，山多于地，田瘠而艰水”。漳州府也是“地土瘠薄，堪种禾稻仅十之四五，其余仅属沙碛，止堪种植杂粮地瓜而已。即晴雨应时，十分收成，亦不敷本地半年之食用。”客家后裔日繁，耕种所获，难供其用。

　　客家人生活的艰辛也引起统治高层的关注，雍正帝曾就粤赣居民 “相率而迁移四川者不下数万人”之事谕问地方官员，广州将军署理巡抚石礼哈回奏曰：有人散布说川省米三钱一石，肉七钱一斤，一去落业立可富饶。湖南官员报告称，境内有众多广东入川人民，答迁川缘由时皆说：惠州府遭灾，米价涨至三钱一斗，贫民难以滋生，是以前往四川觅食佣工种地。

　　人口稠密的“天府之国”四川，由于战乱、虎患和瘟疫，在清初却处处成白骨堆、万人坟，因此田地荒芜，人烟稀少。此处为省笔墨，仅举战乱一例：明末天启元年(1621年)永宁土司奢崇明父子的叛乱，叛军败溃后五年，农民大起义便从陕西爆发，李自成、张献忠的义军轮番向四川展开进攻，所过州县皆遭摧残，此后13年间，成都一片荒芜，空无一人，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全川仅16096丁，有1229万亩耕地被抛荒；康熙二年(1663年)境内战乱才告一段落，但不过10年又爆发“三藩之乱”，吴三桂部将入川播乱，川境又遭6年蹂躏。康熙十一年(1672年)，王士祯奉命入蜀，记见闻而成 《蜀道驿程记》，其中写道：“数十里无炊烟，最为荒阒”。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军大举进攻四川，攻克成都、重庆等地，重新控制了四川，不久叛乱宣告平息。

　　清政府为医治战争创伤，起初实施“以川民实川户”的招流垦荒方针，吸引逃亡川人归籍，但收效甚微。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首次向朝廷提出以湖广之民填实四川的建议，三年后川湖总督蔡毓荣上书，请求将原定的招民700名升官的标准降为300名，开垦地亩免税年限由3年延长到5年，各省贫民入川开垦者准其入籍。康熙帝予以批准，标志着移民入川大幕拉开。

　　雍乾之际，客家人借此东风，蜂拥入川，将移民运动推向高潮。

　　一些客家先辈们由于经商、仕宦、从军或逃荒等，有过在川居住或游览的经历，为后世人提供了抉择依据。如民国成都《周氏族谱》在追忆先世入蜀过程时提到，周氏家族世居广东长乐（今五华），其12世祖遵公曾在明万历年间任四川大竹县知县，卸任回乡后，赞叹四川肥美，族人无不“闻而羡慕之”。到了康雍乾时期，周氏家族28次派成员先后徙蜀，定居于四川27个府州县。有些家庭还会让亲人前往四川考察或经营，为大迁徙探路。福建龙岩人廖可群，康熙四十九年专程到四川考察。“既归，遂谋迁徙。”四年后率同六房兄弟叔侄迁，落业于内江。

　　在清初还活跃着专门以游说移民入川为职业的“包揽棍徒”。通过如簧之舌，极力宣传“川省易于度，一去入籍，便可富饶”。他们看准了民众急于求富的心理，不惜用夸大之辞，游说煽动。当人们决意辞家远徙，又包揽引路，送其入川，以赚取“包银”。正是由于职业人的无孔不入，使得移民信息能传遍客家地区的每个角落。

　　通行证的准备是必要的。雍正五年(1727年)，从福建永定上路的66名客家人，取道湖南往四川投靠亲属，在衡阳被当地官府关卡留下盘问。当他们拿出各自持有的“原籍门牌”、“川

　　当地政府也会设关阻拦。雍正五年，长乐知县对一起入川事件作了奏呈：近有入川民众300余人结伙同行，知县亲往劝谕，“各众啼哭叫号，并称皆有祖父兄弟在川，前往团聚，俱不肯回。”好说歹说，只劝回11人；广东龙川的一批移民说，其祖从康熙三十年就已迁川，40年来往来繁多，但近期他们赴蜀却受到阻拦，义愤之下，在县府旁贴出《往川人民告帖》，称“若阻得紧，我们只得伴命走小路，山高水深，万一不测，跌死下山，淹死下水，亦是我等之命。”如此决心，龙川县政府想拦也拦不住。

　　告别原乡往往有个隆重的仪式。江西赣州长宁县的谢梦林，康熙六十年(1721年)十二月叔侄几家登程入蜀，定居于隆昌县。启程前的辞别程序是：首先家祭禀祖，在家祠设立好香案，参拜人盥洗，向祖先下跪，焚香禀告；接着宣读祝文，祷告祖先在天之灵能保佑一路平安，祝福在川兴旺发达；再次洒扫祖墓；最后挥泪登程。

　　C.漫漫征途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四川盆地周边的崇山峻岭、险滩激流、蚕丛鸟道，不知难倒了多少英雄好汉。然这一切都阻挡不住客家人前进的步伐。由于四川位居长江上游，雄踞西部高原，相对于家乡说来，客家人把他们的行程称之谓“上川”。

　　这是一个距离十分遥远的旅行，今天有高速公路通达计，梅州、赣州、龙岩与成都间仍有2千公里左右。西迁的人们还需披荆斩棘、跋山涉水，途中一般需要3个月。水路以出鄱阳湖入长江，溯江而至夔门；陆路取道湖南、湖北入川，或取道湖南、贵州入川。长乐人曾顺裔，乾隆十八年 (1753年)举家到四川资州西乡金李井。光绪年间其六世孙曾建章根据先辈所述撰成 《广东省长乐县至四川省资州程途记》，记录下当年曾氏入川的程途：

　　首程广东段。由长乐县出发，经嘉应州城，沿镇平县石窟溪的河谷北上，进入福建汀州府武平县境；

　　次程福建段。从福建武平县境横跨武夷山，翻越人迹罕至的峻岭，经江西筠门岭到达会昌；

　　再次程江西段。由会昌至萍乡，途经行会昌县、赣州府、泰和县、吉安府4个水站和分宜县、袁州府、萍乡县3个陆站；

　　临近程湖广段。由江西萍乡经水路进入湖南境内，中间途经湘潭、长沙、沅江、常德、慈利、永定(张家界)6站，而入湖北来凤；

　　终到程川东段。由湖北来凤步行3站，即黔江县、玉山镇、彭水县，继又从彭水县下水乘船，经过羊角嘴、涪州2个水站，抵达与长江干流汇合的涪州，余下的行程一路坦荡。

　　曾建章在文末说：“以上程途共五千三百余里，皆我始祖自粤地举家入蜀时，栉风沐雨，步履之所经者也。”

　　上川途中三件宝：一两盐、半袋干粮和半袋糠。一路上烧水煮饭是少不了的，三块石头支一口锅，就地拾柴，便可解决问题。一般

　　漫漫长路对大多数客家人来说要靠双脚去丈量。福建龙岩人徐美周，乾隆十七年用箩兜挑着6岁的次子和半岁的女儿，与三房兄弟等6人入川；长乐人李文元与妻张氏，奉双亲上川，两幼童由张氏的胞兄一根扁担挑着走，一路戏称曰：我肩挑日月矣；连平人巫维舒，至简州经商多年，将八旬祖母冯氏恭迎至蜀，还背着祖宗遗骸。途中他每晨夕必向先骸焚香荐食，实在难能可贵。

　　结伴而行是客家人入川的普遍方式。龙泉驿洛带镇宝胜村有座七老爷墓，乃原籍赣南的刘希载、黄茂德、许元魁、刘秀成、李维兴、陈三才、宋成进的合葬墓，他们一同入川，定居在同一地方，都没有结婚。死后把遗产全给了刘家，刘氏家族将几位老人 “捡金”合葬，碑上联曰：“一堆净土埋白骨；七位真魂乐黄泉。”成客家移民结伴入川的物证。安远县人李士宦，康熙五十四年冬与10户人家从湖南酃县登程迁川。郭军思，湖广茶州人；柯瑞麟，广东海阳人；姚文祥、朱军龙、都明山，江西永兴人；陈士达、叶明三、叶五玉、邹家凌，广东龙川人。次年三月抵川，除李士宦定居于荣昌，其余九户“俱往川南立业”。10户人家分属于3个不同省籍，9个不同姓氏，在漫长旅程中，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情谊。

　　举族迁川也蔚为壮观。广东和平县白氏阖族5房集体出行，入川157户，近400人；漳州南靖县隐溪的陈氏，康熙五十五年后举族200余家，计2000 余口迁蜀，落籍金堂；南靖梅林村的魏氏，自乾隆朝始百年间，有23 支系入川，分住在四川11个州县；南靖大溪的张氏，清初到蜀数百家，州祠凡三；龙岩人陈振万，康熙五十七年挈家40余人到璧山定居，后又有同乡37姓、54家入川。

　　许多入川客家人历经磨难，甚至是九死一生。长乐黄浦村张衍祯康熙五十六年率妻魏氏及3个儿子离别故土，随亲戚10余家，男女50余人结伴同行，途中又加入上川的大队伍二三百人。在经过湖广省地界时，魏氏忽染病，气息奄奄，只好留下调理。经旬日诊治，待病势稍好后，勉强由人搀扶行走，一心想追上移民伙伴。哪知同伴早已放弃陆路，搭船由三峡入川了。闻听之后，继续步行到巴县，偶然碰到原先同行的亲戚，打探到那些乘船的同伴，在舟过一险滩时，船翻落水，生还者百无二三。于是唏嘘相向，暗自庆幸未与同舟，免遭没顶之灾。

　　旅途中难免有经不住饥疫疲劳折磨而倒毙的。雍正五年长乐移民张大梁携家人迁蜀，途经贵州时，其妻兰氏栖身于野猪冲旅店，不幸亡故，店主人提供土地暂时安厝。当行进至重庆永川县时，其父汝茂公又不幸病逝，只得“借吴姓隙地掩之”；龙岩人傅荣沐在迁川途中，父亲死于江西瑞金，母亲死于湖南湘潭。草草掩埋多年后，分别派人将灵柩运抵四川安葬。

　　客家妇女是上川运动的佼佼者。《笑问客从何处来》一书的作者列举了仪陇县

　　重庆江津德感镇有座五桂祠，为福建武平迁川而来的陈氏家族所建。该家族迁川始祖是82岁高龄的邱老夫人。邱氏丈夫陈军礼去世后，独撑家务。康熙五十九年，邱氏遣二子上瑛、三子上琳来川，兄弟俩数年后生活小康。年逾82 岁的邱老夫人亲率其他两个儿子迁蜀，只留下四子在武平守祖茔。由于陈氏共有5房人，所以修建的祠堂便命名为 “五桂祠”。邱老夫人算得上是迁川路上年龄最长的指挥者和领军人。

　　途中的艰难还表现在大多数客家人常为盘费拮据所困。长乐人钟宏予听从母命，康熙五十九年与堂兄弟一行15人上路，至湖南浏阳时，行囊一空。钟宏予让其他人先行，自己带领全家留居浏阳，“奋力斩棘披荆，樵采三年，珠积寸累”，终于积攒了100多两银子，凑够了盘缠，雍正元年(1723年)从浏阳西行，经40多天的长途跋涉，在简阳县踏水桥安家落户；兴宁人余汝彰，雍正四年与3个弟弟一同进川，行至永川时，行囊告罄，只得将幼弟汝常“出嗣”给同姓做儿子，获银数十两，勉强走到荣昌县城附近的峰高铺，又是身无分文，把随身携带的一把破伞拿去卖了，得十八文。抵达隆昌县时，身上只剩得汗衣一件。

　　D.落定新山

　　插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先期入川的移民在先占有了大片荒地，稍晚入川的移民以低廉的价格，从插占者手中购得土地。朱必达于康熙五十八年随家人从长乐迁到成都府华阳县立业，后通过“易贸西市、摊摆南巷”起家。朱氏所居房屋，系以红布2匹、鸡公l只从土着居民陈姓手中换得。据传，成都东山地区鸡公山的得名，便是后来的客家人送给主人一只公鸡，主人便将那一座山相赠。

　　客家人抵达四川后，保持群居聚落。成都东山客家人“住山不住坝”。由于川西平原好田好土已被湖广人抢先占耕，龙泉山西边就只剩下这一大片荒芜的次田次土。东山虽名之为“山”，实乃一片相对高差不过50米的黄土浅丘，土壤贫瘠，交通不便，但客家人把它视为乐土。这里的自然状况与嘉应州极为相似，又紧靠省会成都，方便商品贸易。

　　入川定居

　　E.永怀故土

　　客家人带去了原乡文化。长乐人张衍祯，随身携带去了其先祖张道聪的画像。张道聪自幼武艺超群，善用钩镰。曾遭诬陷，身陷囹圄。后来由于官府不能弹压私开矿山的“贼王”，便将他放出。张道聪出狱后，带兵平贼，有功于朝，被授为赣州府参将。张道聪成南方地区有名的矿山保护神，两广地区矿山无不以矿神祀公。乾隆初年，川南嘉定一带的铜厂亦立张爷祠祭拜。

　　原乡的神祗也被他们带到四川来顶礼祭拜。在成都洛带镇宝胜村，刘姓始祖是江西定南的刘立琼，后曾两度返乡，把祖传的“江西龙灯”及“社官”搬进四川。每逢节庆吉日，首先祭祖，请求出龙；再拜“萨官”；最后拜水。经300多年的风雨洗刷，以至当地人不明“萨官”是何方神明。其实就是原乡的土地神，客家话“社官”的方言音就是“萨官”。

　　成都三河镇有个三都村，居民至今说客家话，其村名与“三都司神明”有关。据传是清初长乐杨韶叔一家将三都司神牌背负入川。原乡人崇拜明代曾有善举惠及地方的掌管军政、民政、刑狱的张、毛、李三位都指挥使司，将他们奉若神明，供奉拜祭。乾隆年间人们为都司神明建成了新的“官邸”，三都司被当地奉为保护神，一直香火旺盛。

　　原乡的记忆已深深定格在四川客家人的心中，不停地被提及，不断地被唤起。朱德在《母亲的回忆》中说，我的上代是从韶关入四川仪陇的，我还能讲客家话；郭沫若在《我的童年》中说：我们的祖先是从福建汀州府宁化县移来，那位先人是背着两个麻布袋上川的；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在其《韩素音自传》中描述道：我的祖先姓周，原籍广东省梅县（应为五华）……我们家第一个到四川落户的那位货

　　几百年过去了，客家先辈们上川入蜀的非凡经历，不但未被历史风雨所冲淡，反而给后世增添了更加厚重的情感印记，也将永远成为一个道不尽说不完的追忆话题。
　　四川客家源远流长

　　在天府之国的腹心地带，生息着一支至今仍操着一口被称为“土广东”方言的客家民系。对于四川有客家人的现象，早在上世纪30年代、50年代罗香林大师的客家学着作中，即有所发现，有所论述。不过，由于受时代和条件的局限，他采集的资料很不完全。

　　四川作为一个移民大省，历史上曾经多次接受来自外省的移民，四川现在的客家大省地位，就是在清初和抗日战争以来半个世纪的多次移民的基础上形成的。据不完全统计，四川现在的客家构成，共由六个部分组成：一是清前期“湖广填四川”中来自闽粤赣的客家移民；二是抗战时期，以惠州十属为主的闽、粤、桂、赣、台客家为躲避日寇迫害，为参加抗日而迁徙四川；三是新中国成立时，南下干部中的客家定居四川；四是本世纪50年代以来，为支持四川经济建设而留居蜀中的客家人；五是大专院校客属毕业生受国家派遣来川工作定居；六是海外客属华侨回到祖国并在四川定居。

　　在以上六个部分中，主体是来自清前前闽粤赣边区的客家移民。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四川客家移民主要来源于我国客家人最为集中的江西省的12个县、福建省的14个县和广东省的12个县。这些客家移民家族迁居四川后，遍布清代四川的近100个府州县厅，既有广阔的平原地带，也有山区乃至少数民族聚居地。

　　在清代客家移民世代蕃衍的基础上，再经过抗日战争以来半个世纪客家人的融会交流，截至于1993年底，在四川有客家人的县市已达46个，加上有客家人居住的县市17个，二者合计为63个。客家人居住的范围，面积为18.3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38%。其中，至今能讲客家话的有150万人以上，客家语的覆盖面积达1200平方公里。仅成都东郊500平方公里范围内，就居住50万客家人。据不完全统计，全川客家人的总数，大约在300万左右。

　　根据史料记载和实地调查，现在四川客家人主要分布地是：川西的龙泉驿区、成华区、青白江区、新都、金牛区、锦江区、金堂、广汉、德阳、双流、新津、温江、郫县、都江堰、什邡；川北的江油、三台、安县、仪陇、盐亭、巴中、通江、广安；川南的内江、隆昌、资中、资阳、仁寿、彭山、富顺、威远、泸州、宜宾，以及凉山州所辖的西昌、会理等县(市、区)，其中尤以成都东郊和沱江流域的隆昌，以及仪陇和西昌最为集中。

　　随着清初客家人的进入四川，来自于闽粤赣的客家文化，加强了与巴蜀文化的接触与交流，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巴蜀文化的内涵，为古老的巴蜀文化增添新的光彩，使之更加璀璨夺目。独具特色的广东、福建、江西会馆，遍布全省各个角落，见于记录的数量达1400多座，成为寻找客家人创业足迹的标志性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