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东客家族群天主教信仰的圣俗与仪礼

　　二、粤东客家人接受天主教的过程

　　天主教在广东客家地区的传教工作始于道光年间。起源于一些在南洋接受了天主教的客家人。他们将信仰带回自己的家乡，其中一位是吴东。他在泰国及马来西亚槟城谋生时，于1844年领洗入天主教。后来他回到嘉应（梅县）的家乡，带领他的乡亲接受天主教信仰。当时的梅县丙村有一群信徒。随着吴东身边愿意信教的人越来越多，他便在1850年邀请一位传教士来给他们付洗。当时应邀往粤东的是曾在香港传教三年多的李神父 (Pierre Le Turdu 1821–1861)，他是在马来西亚马六甲、槟城、星加坡传教的李主教 (Michel Le Turdu 1826–1877)的侄儿。其后，兴宁赤岭天主堂、五华元潭天主堂、蕉岭叟乐天主堂、梅县黄塘天主堂、丰顺埔寨芳园天主堂、平远东石洋背天主堂等亦先后建立起来。 在福建客家地区，也有由教徒自动发起的传教活动。清咸丰年间，粤东蕉岭天主教徒曾桂英到福建省西部武平下坝乡设立“诵经所”。天主教在1649年因传教士离开而停止活动后再度于闽西活跃。

　　起初法国传教士在嘉应一带工作，并扩展至汕头、惠阳等地。后来意大利及美国传教士也加入在不同地区工作。1858年巴黎外方传教士开始管理由澳门教区分割出来的广州宗座代牧区向客家人传教。该代牧区于1914年将汕头分割出来，成立汕头宗座代牧区管理客家人聚居的地方。特为客家人服务的嘉应宗座代牧区，自1929年，由玛利诺会传教士负责管理，范围包括梅县、大埔、平远、兴宁、龙川、蕉岭、和平、连平、五华。

　　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的方式是在适当的地点，买下土地建圣堂，周围建民房宿舍，附近的农田招人耕种。久之便

　　在客家村落一般传教的方式是神父周游各站，每处停留不多过八天。主要是考核要理、付洗、行圣事并主持弥撒。修女在神父巡行一个月前，在客家村落四出探访先作准备。修女在传教上作出很大的贡献。她们到乡村出差，一住便是一两个月。她们在那里替慕道者讲道，为教友小孩预备领圣事。客家村落的传教工作，除了神父修女外，便落在传道员身上。神父因在星期日驻守主堂，在其它村落的教徒并不能每星期日参与弥撒，村民便随传道员往圣堂公诵经文，此外按瞻礼斋期表去遵守教会规则，趁墟与罢工日等。传道员长期驻守各传教站同时兼任教师。在南京及北京条约后，西方人在中国土地上成了有军事、政治、经济能力的强者，西方的传教士亦成为这权势者的一份子。天主教传教士发觉客家村落比较贫穷，亦比较容易接受新的信仰。可是，一旦传教士与客家族群熟络起来，并伸手协助他们排难解纷，则本地村落便由于历来土客之间的纷争，很容易添增了一份对传教士的敌意，令传教士很难再打入本地人的圈子。传教士在付洗前要求他们放弃祖先崇拜、供奉神龛、参与打醮、神功戏等传统，被别人视为离宗背祖，使这些进教村落与其它村落更为隔离。

　　但是，也有一些人要求入教并非为了信仰，而是希望获得传教士的保护，在衙门里解决一些有关官司的问题。传教士也明知这些人只为了获得实质俗世的利益，但也希望藉此引导他们获得真的信仰。十九世纪西方传教士非常向往能到大清帝国统治下的地方，向真正的中国人传教。他们有些人甚至穿上唐装，打扮成中国人一样。为向客家人传教，西方传教士需要学习客家话、制订拼音法、编写客家语辞典并出版客家音的书籍。客家话在不同地区的客族中都能适用，为外国传教士，学习一种能在各地通用的方言较为方便。圣人福若瑟神父在1881年往山东传教前，曾在西贡约两年学习客家话，听客家话的告解。 他们学习客家话是为了应付一般的日常会话及讲道。当时教会内的礼仪仍沿用拉丁文，施行教会的圣事也用拉丁文。传教士总有仆人随着巡行各村，由于他们熟习和能捉摸传教士的意思，也能权充翻译员。而教徒或村民都能体谅。弥撒中大家高声诵经，遇有还在学习语言不能讲道的神父，他们便齐声朗诵教义问答代替弥撒中的讲道。

　　后来的教士便有需要掌握多一点以方言沟通的能力。这时，法国天主教传教士雷神父(Charles Rey)也提供了以客家语加上法语拼音的书籍。 其中包括教义问答、耶稣小传、领洗及弥撒、告解等应用的句语。后来他在1901年出版了一本字

　　客家人向来有强烈的族群思想及坚固的传统观念。在宗教习俗上也表现出虔信忠诚的态度。客家族群中的祭祖拜山，设立神龛供奉灵主是世俗制度和普化宗教相混和的传统，有它存在的社会作用，不容易动摇。 在信奉天主教前，他们要首先焚毁迷信物，放弃供奉神龛等。这是19世纪天主教传教士对进教人士的第一个要求。 所以当时向客家人传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传教士在客家村落中也会遇到一些天主教教规不容许的事情，例如纳妾、弃婴、童养媳。有些已纳妾的客家人不能入教，得等待妻妾其中一人逝世后才能领洗。否则便要等到临终时才可领洗。由于生活贫困及重男轻女思想作崇，客家地区遗弃女婴甚或溺婴之风一向比较盛行，特别是在战乱和灾荒严重的年代。为此，地方士绅也曾筹建育婴堂，试图解决这个社会问题，但往往因官僚和豪绅的插手而失败。教会设立的育婴堂作为一种传教工作，收养弃婴为女童提供文化教育和培养宗教感情，效果反而显着。

　　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将近二十年之后，生活在圣堂下村的天主教邻居们的宗教信仰和经济条件都开始繁荣起来。在这个后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南方农村社区，由于跨国的天主教已经变成了一种本土宗教传统，一种嵌入日常生活和个人身份的社会现实，村民们得以复兴和实践他们的信仰。1因此，天主教的中国地方化实践具有了一种更为宽泛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它讨论的是一个更加抽象的问题，即在一个全球世界中本土化的意义何在。作为客家人，一个散居族群的成员，生活在圣堂下的人们具有了旅居和迁移的历史与传统；作为信仰一种跨国宗教传统的天主教徒，通过国外的传教士群体，他们得以长期地维系海外关系。随着改革政策的成熟以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跨国进程——人口、商品以及观念跨越国境的全球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圣堂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