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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安泰:“岭南词宗”的苍凉背影

学者 | 2017-9-30 00:25| 查看: 68| 评论: 0| 原作者: 南方日报 陈枫
摘要: 詹安泰(1902—1967),字祝南,号无庵,广东饶平人,著名古典文学学者、诗人、词人、书法家。

1959年2月,詹安泰一家在广州合影。夫人柯娥仙,三子伯慧、仲昌、叔夏,四女慧明、慧玲、慧凡、慧萍。

上世纪50年代,詹安泰与夫人柯娥仙合影于广州珠江边。

上世纪50年代,詹安泰在广州康乐园中山大学西南区64号寓所前。
  ■核心提示
  他被称为“岭南词宗”,在新学昌盛的20世纪执着古典,潜心词学创作研究,与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并称“现代中国词学四大家”。
  他是康乐园里的一代名师,跟随中山大学迁徙云南粤北、抗日战争胜利后定居广州,与容庚、商承祚、王起、董每勘等一起开创了中大中文系在新中国的学脉。两次举荐饶宗颐,传为学界佳话。
  他以诗人的真诚积极投入新时代,宣布“三年不读线装书”,与陈寅恪先生唱和“春光好”,却因直言被打成“右派”,在文革风暴初起时孤郁辞世。
  今年是詹安泰先生诞辰110周年,中山大学将在12月2日举办学术纪念活动。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苍凉背影。
  饶平詹祝南,崛起韩江湄
  1938年10月,由陈中凡教授推荐,36岁的詹安泰以名士身份受聘于国立中山大学中文系,继陈洵主讲诗词,这是詹安泰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折。
  在此前12年里,他一直任教于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这段时间,恰是其“名士”身份形成的阶段。
       詹安泰出生于潮州饶平新丰镇一个中医家庭,祖居润丰楼是一座典型的客家土楼,有祖上留下的书斋“学文堂”,族中亦有能诗长者。

(詹安泰故居)
  1926年,詹安泰毕业于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国文学系。当时修读科目相当广泛:有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有历史、地理、史传;有政治概说、哲学概论、法制经济及伦理学与心理学;有数学、体育及外国语。文史哲兼顾,中外融合,这为后来其治学能广博融通、出入腾挪打下良好基础。
  同年8月,他受聘于家乡潮州的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韩江山水的滋养,海滨邹鲁独特的人文环境,诗意的心性和专业的学养,成就了一代学者。当时潮州文坛出现了结社的风气。1932年元旦,饶锷邀杨光祖、石铭吾、郭餐雪等诗友,聚集在莼园盟鸥榭,名为“壬社”,饶锷任社长。此外,还有蔡竹铭主坛的“壶社”,温丹铭、陈沅倡导的“韵古诗社”,郭笃士等组成的“瀛社”,热闹非凡。学成归乡任教的詹安泰,非常自然地融入了这个人文环境中,相互切磋砥砺,诗艺渐进。后来詹安泰作《怀潮中故旧六首》,言及石铭吾、谢贤明、饶宗颐、杨光祖、林青萍、丘玉麟等师友,皆为当时作手,其中尤以饶锷之子饶宗颐为突出。
  1935年暑假,詹安泰携二弟天泰出游。先往上海,走访在暨南大学任教的龙榆生,后往杭州拜访夏承焘。从此,分居南北的词学三大家开始互通音讯,酬唱往来,推动百年词业的发展。
  1936年詹安泰在龙榆生主编的《词学季刊》发表《论寄托》一文,纠正了清代词学重要观念“寄托说”的理论缺失,拓展了它的理论内涵,引起词学界重视。同时,《花外集笺注》亦于此时完稿。隔年,詹安泰又选词100首,刊印个人词集《无庵词》,为倚声界所激赏,词曲名家吴梅评价:“取径一石二窗而卓有成就”。由此,詹安泰在词坛上声名鹊起。
       对于他们的交谊,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多有记录。1957年1月,夏承焘到广州参加中山大学学术会议,两位老友一别二十年,偕游广州。《天风阁学词日记》有一段详细记载,生动反映了当时的学人情谊与广州风光:
        “八日夕八时祝南来,集季思(编者注:即王起)家,谈李煜词。九日下午参加中文系科学讨论会,学生多问予到未,夕祝南来,示论李煜一长文。十日夕容希白(编者注:即容庚)、商锡永(编者注:即商承祚)、祝南招饮于利口福,旧十三行路,啖顺德客家菜,甚可口。归过希白处,祝南试工夫茶,看希白所藏书画,夜深方归。十一日八时季思导游越秀山、中山纪念堂、镇海楼、广州博物馆。十二日午后一时每戡、祝南邀同仲浦及武昌杨潜斋乘船至海珠桥,乘车至西街陶陶楼茶聚。十三日午后每戡、祝南会谈于季思家,十四日晨与祝南、汪君金光游黄花岗,气魄雄伟,拍一照。走至沙河,吃‘沙河’,粉条也。过烈士陵园,午后游荔枝湾,坐舟出珠江至海角红楼折返,十五日离广州。”

(詹安泰近照)
  随中大流徙,《词学研究》寄忧思
       作为与20世纪同龄的知识分子,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家国情结,同样在詹安泰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抗日战争爆发后,神州大地硝烟日炽,詹安泰以笔作枪,发表时事评论,唤起民众投身救亡事业,先后在《韩师半月刊》、《韩师周刊》等刊物发表《抗战前途之预测》、《欧局和缓与远东问题》等一系列文章。他还撰写《杨髡发陵考辨》论文,借古讽今,以宋元易代时元军的残酷影射侵华日军之暴行,显示不屈风骨。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中山大学西迁云南澄江,此后又几度迁徙,詹安泰从赴澄江任教开始,便随之辗转流离。“辗转西南慷慨多,寄怀家国几悲歌”,短短一年半时间里,詹安泰感慨激发,吟咏不辍。此间他刊印了诗词合集《滇南挂瓢集》,选诗词各100首。世变日急、国难日深以及羁旅漂泊之感充实了作品的内质,使无庵词在早期清厚绵丽的基础上更添沉郁幽忧之思。如其《丹凤吟·高吹万先生属题风雨勘诗图》,有“黤黯悲沉何世,废垒烟芜,严城寒掠”描写乱世颓景;“最是伤情,前社客、尽飘零天各”哀叹社友飘零离散;“痛共青鹃诉,剩殊乡心赏,冰纨凄托”写友人们在风雨中互诉互持、惺惺相惜。词作反映时代风云,给人们带来了心灵冲击,具有很强的感发力量。
       在抗战动乱的环境中,詹安泰仍振奋精神,坚持钻研。最能体现他词学思想体系的专论《词学研究》,就是在中大迁徙粤北坪石期间写就的。《词学研究》原著包括论声韵、论音律、论调谱、论章句、论意格、论修辞、论境界、论寄托、论起源、论派别、论批评、论编纂十二论,这十二论兼顾“学词”与“词学”,旨在示人门径,建立起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学科体系。
       “三年不读线装书”,反对公式化研究
  1949年后的中国文坛理论建设是从学习苏联文论起步的。詹安泰下决心“三年不读线装书”,系统地阅读了200多种中外文艺理论著作。
       1953年起,他开始尝试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首先在“诗”、“骚”研究上,发表了《〈诗经〉里所表现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此文被誉为解放后第一篇试图用马列主义观点方法研究《诗经》并取得卓越成绩的学术论文。又相继完成了《屈原》和《离骚笺疏》著作。同时,应教育部之聘,组织容庚、吴重翰等学者编写《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这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作为高校交流讲义出版的解放后第一部文学史教科书,影响深远。1958年,又出版《李璟李煜词》。这些研究成果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注重从中国古代文学中挖掘人民性、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
       另一方面,他对当时学界存在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和简单化、公式化、概念化等问题,予以揭示和批评,对学生们由于爱好苏联文学而忽视中国古典文学的偏废现象亦心怀忧虑,发表了《关于处理古典文学的一些意见》、《对我国目前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意见》、《学习苏联文学理论对于我们古典文学教学的一些体会》一系列论文,在科研、教学方面力图纠正时弊,调和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间的矛盾。
       他指出:“由于他们错误地认为懂得几个简单的词汇,如自然、精炼、生动、活泼、正确、鲜明等,就可以解决古典作品中关于艺术性的问题。因而对古典作品就不加深入钻研”、“应该扩大古典文学作品研究对象的范围,把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结合起来,除了表现有利于人民大众及国家民族的作品外,凡是能够运用民间文学的形式、反映祖国伟大的图貌以及描写部分人民的生活的作品,都值得考虑,不应用狭隘的偏见去理解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精神”。
   【人物名片】
  詹安泰(1902—1967),字祝南,号无庵,广东饶平人,著名古典文学学者、诗人、词人、书法家。1926年毕业于国立广东大学,同年受聘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韩山师范学院前身),任文史教员。1938年以名士身份受聘于中山大学中文系,主讲诗词,曾任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研究室主任,在中大执教近三十年。一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精于诗词研究与创作,尤以词学研究和词创作享誉学界。著述有《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主编)、《宋词散论》、《古典文学论集》、《詹安泰词学论稿》、《屈原》、《李璟李煜词》、《离骚笺疏》、《花外集笺注》等,诗词集有《无庵词》、《滇南挂瓢集》、《鹪鹩巢诗》、《詹安泰诗词集》等。2011年10月,《詹安泰全集》六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工夫茶香育英才,与陈寅恪早春唱和
       从韩山师范学院到中山大学,詹安泰一生未离教坛,对学生极尽关爱和呵护。
       据其长子詹伯慧回忆:“无论是在澄江、坪石简陋狭窄的宿舍中,还是在广州康乐园窗明几净的客厅里,总是经常围坐着前来求教的门生。学生向他请教学问,他总是轻声细语,不厌其烦地解疑释惑,使人茅塞顿开。有几位潮籍的中大学生,如丘陶常、陈叔良、方书春、汤擎民、许寄侬、郑碧珠以及福州籍的陈必恒、新会籍的陈湛诠等,从澄江到坪石到梅县,几经搬迁,大都时相过从,成为父亲身边的至亲门人。他们每来我家,父亲必然以当时不可多得的家乡茶叶来待客,一边‘拍嘴鼓’,一边喝父亲亲自泡制的工夫茶,亦师亦友,亲如一家。”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原中山大学中文系与岭南大学中文系合并,中山大学从广州东郊石牌原址迁往南郊康乐村原岭南大学校址,先生随中大搬迁,开始住西南区64号,后搬至西南区现老干部活动中心东边三层红砖房子的三楼。
       院系调整之后,学校各院系部分采用苏联高校中译教材,中文系开始制定新的教学计划系统讲述文学史。古代文学部分,先生安排容庚、黄海章、王起、董每戡、吴重翰等先生分段讲授中国文学史课,自己主讲《诗经》、《楚辞》诸章。
       当年学生、中大中文系教授黄天骥回忆说:“他讲《诗经》,语言表达并不生动,潮州口音又重,但他旁征博引,爬梳剔抉,抽丝剥茧,洞见精微,强烈地吸引着自己,由此爱上了古代文学。”学生唐玲玲说:“尤其是讲《楚辞》时,先生以丰富的史料、精辟的见解,滔滔不绝地向学生讲述,加上他劲隽秀丽的板书,使我每次上中国文学史课都兴冲冲地跑步占领前排座位,留心地静聆先生的教诲,日长月久,逐渐地培养了我对学习古典文学的强烈兴趣。”先生的教学,既重详细的考据引证,又有理论上的阐述分析,还经常引用历代作家作品进行比较,深入浅出。
      多位当年学生回忆,他们上课总对先生板书很着迷,下了课也舍不得擦去,常常就着先生的板书练字,甚至有其他系的同学慕名常来旁听。
      1957年,康乐园里的教授们迎来了一个短暂的早春。
       当时,经常有剧团到中山大学演出。4月1日广州京剧团与教授们欢聚一堂。陈寅恪先生难得激情地写下三首绝句,分赠中文系三位知名教授詹安泰、王起和董每戡,谓请“祝南、季思、每戡先生一笑”,希望能得同道唱和。其中有“红豆生春翠欲流,闻歌心事转悠悠。贞元朝士曾陪坐,一梦华胥四十秋”等句。
      陈寅恪的诗和董每戡、詹安泰、王季思的奉答之作,均登在1957年6月18日的《南方日报》第三版上。詹先生和了一首《南歌子》:“南国花齐放,京华艺不群。廿年骚屑等流尘,谁信演员教授一家春。说笑人曾识,听歌近愈真。番番奇响遏行云,料得归来异日更情亲。”
      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写道:“太不容易了。这是陈寅恪晚年唯一的一次公开向‘同道中人’求心灵的和鸣与回应。其情不自已于今亦能感受到生命的欢欣所带来的喜悦;沉重的历史亦因为这一连串发自灵魂深处的欢声而抹上了淡淡的一道油彩。”
      书生嶙峋骨 困厄不夺志
  但这一年的深秋,詹安泰就和董每戡被打成“右派”。主要“罪名”是“与董每戡、卢叔度、吴重翰、叶启芳组成反党小集团”,“主张教授治校”,“企图夺取中文系领导权”等。
  董每戡当时敞开心扉写了一首诗:“书生自有嶙峋骨,最重交情最厌官。倘若推诚真信赖,自能沥胆与披肝。”传唱各方,连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也引用了。性格低调温和的詹先生肇祸,则是5月19日民盟广东省委员会邀请各高等学校教授举行座谈会,反映各高等学校在贯彻“大鸣大放”方针中存在的障碍和矛盾。第二天,《南方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此次会议,提及詹先生就“是否真正放”内容发言一事。
       8月初,批判先生的大字报和漫画铺天盖地而来。据其三子詹叔夏回忆,几天后先生去理发,路上平常跟先生打招呼的人都躲着他,到了理发店,先生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此后先生甚少出门,连星期六晚上到电影广场看电影都是在开映后才带张小椅子坐在边上,未散场就先走,以前先生都是坐在放映房前的主席台看的。
       但他仍记挂着学生,托了一张纸条给助教郑孟彤,嘱道:“孟彤:我犯了错误。恐怕组织上不再让我教课,文学史可能由你代课,望你认真备课,把课教好,不要辜负同学们对这门课的期望。”
      在艰难的岁月里,仍有温暖。中文系处理右派分子大会在模范村旁的阶梯课室进行,先是董每戡教授回乡,然后吴重翰、卢叔度两位先生被降为资料员,在系图书室做卡片。到先生时,主持人问“是不是也放到资料室”,这时教务长王越问了一句:“詹先生的专长是教书,以后他的课谁来上?”这句话把先生和后面的叶启芳教授留在了课堂,降职使用,职称由二级降为四级。
       此后,先生每天看书做卡片,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宋词研究中,几乎足不出户,唯每月一两次带着三子叔夏往古籍书店散心。“右派”的帽子阻断了先生与朋辈的往来,甚至是见面的寒暄都没了。只有耿直的容庚教授每次在校道上遇到先生,都主动大声地问好,也常挺身而出为他说话,给了几许安慰。
      1961年,先生“摘帽”。学生陈新伟回忆说,“从母校传来消息,詹安泰老师的右派帽子摘了,马上开了宋代文学史。据说,教室挤得满满的。许多校外名流,也前来听课。其中两个最好的座位,是中文系指定留给粤剧界的泰山北斗:马师曾和红线女。”
      1967年,詹安泰淋巴癌复发,中山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不肯收治,只得在中大护养院最高一层觅得一床位住下,先生笑称是“天字第一号”。4月6日,与世长辞。
      当时,文革进行得如火如荼,抄家、破四旧,先生的文稿也难逃一劫。一天傍晚,三子叔夏把先生两大箱书稿拿到楼下“破四旧”,先烧已刊印的手稿,然后才是未刊印的,慢慢一张一张地烧,直到在场的红卫兵等到不耐烦,让拿回去等候处理。有一段时间,詹叔夏每天都偷偷藏几张在衣服里,带出学校,埋到地下,终是保住了先生的部分心血,可惜《宋词研究》十七章以后的原稿无法留住。焚烧书稿的时候,病重的安泰先生就趴在窗台,一边看一边流泪。
      1984年,中共中山大学委员会发出《关于“詹安泰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结论》,去掉“尾巴”问题,至此先生的罪名彻底洗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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